杭州富阳图书馆

白族的印刷业在云南各民族的印刷业中起源最早，对白族印刷业起源的探讨也就是相当于对云南印刷业起源的探讨。
  我们在第一节中曾指出，唐代剑南道已普遍有雕版印刷业，这可能对云南有影响。据《南诏野史》记载，大和三年（公元929年）南诏攻入成都，就掠走了大量经书。南诏时，唐王朝还曾多次 “赐孔子之诗书 ”，这些事件都有可能输入大量刻书。
  到大理国时，高泰运又奉表入宋，得到69家经书、62部药书。大理人李观音得等到广西贸易，也购来了大量中原书籍。鉴于当时中原刻书的普遍性，以上事件也极可能把内地的印刷品带来云南，对当地雕版印刷业的产生有积极的作用。
  然而，现在并未找到确切的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印刷品，目前发现的大理地区的印刷品似乎都是元代的，例如凤仪北汤天发现的元延佑五年（1319年）的刻经，大理佛图塔的清理也发现有元泰定改元年（1324年）和元至正甲申年（1344年）的刻经。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把北汤天发现的《佛说长寿命经》定为大理国时期的第一种木刻版本，①然而这是误定，该经卷实为写经。佛图塔出土的几种刻本据认为可能是大理国时期的，但腐蚀太甚已没有供断代的记录。笔者见到的北汤天出土经卷的缩微材料中也有刻本的残卷被归进大理国时期，但仍无年代记载。所以，是否云南印刷术已出现于大理国时期，目前的状况是：存在这种可能性，但实物却有待于考古发现。
  北汤天发现了元延佑五年经卷叫《大华严方广普贤灭罪称赞佛名宝忏》，内题《中庆路清凉山报国禅寺沙门自周述》，说明是昆明清凉山报国禅寺主持刊的，当时昆明正是白族的聚居地。该经卷文字端庄大方，刀法娴熟有力，特别卷首版画，构图严谨，形态传神，表明当时云南雕版印刷水平已十分高超。
  另有元至正四年（1344年）大理刊刻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内有“苍山僧人赵庆刊造”及 “董药师贤男华严保为法界造”的题记，①说明这是大理僧人赵庆和董贤刊刻的。其它有名的经卷，如元至正四年（1344年）大理僧人杨胜刊刻的《般若真言》，明洪武八年（1376年）大理密教徒李文通刊刻的《金光明经》等。这些刻本的水平，较之内地刻本，亦无逊色之处。
  到明代中期以后，刊刻已突破佛经范围。如李元阳修《万历云南通志》，据弘祖《古今书刻》记载其刊刻于云南按察司。谢肇淛著《滇略》十卷，据康熙《云南通志》卷二十记载就“刻于叶榆”。这些刻本十分精美，说明当时白族印刷业仍然兴旺发达。
  明清时期，白族地区还出现了大量的佛教版画印刷，今在云南省博物馆和大理州博物馆都收藏有很多明、清佛教版画，著名的有明代隆庆年间的《说法图》。这些画大多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是白族印刷技术达到很高水平的见证。
  明、清时期，白族还有一种近于印刷的用纸。在大理地区出现了“金石学”，这就需要大量的拓片用纸，这种纸要求薄而均匀，强韧而有吸墨性，才便于使用。在这方面，白绵纸是很优良的。今天所见的明、清时期云南的拓片用纸多为鹤庆白绵纸。
  近代白族的印刷则始于清末同治年间，这是大理雕刻工人高耀山在大理城内开了一个“天福号”的店铺，专门刻书出售。以后，云南著名的务本堂刻书店也在大理设立分店，从此白族的印刷技术也开始向近代科技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