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民文學」不僅篇幅衆多，而且內容非常豐富。以很大的篇幅刋載了工人和戰士的創作，「志願軍詩輯」與「郝建秀」、「檢查公約」等都是從實際鬥爭中得來的眞實的東西；它們反映了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神。貫串於「馬鞍山上的暴風雨」（林間）和「借鐘」（趙鴻鈞）的主題的，也是這一種精神：前者的主人公們爲了祖國人民的財產和安全，寧願犧牲目己的生命，後者的主人公在完成了任務回來的路上，冒着死亡的危險，制止了特務的破壞。
   「關於『紅花朶朶開」」綜述了各處不同階層的讀者對「紅花朶朶開」的評論。子薊的「談寫詩的態度」有力地指出要寫好詩，必須深入生活，而沒有任何「祕訣」的。
   「法蘭西的偉大作家」（愛倫堡）和「俄國文學的果戈里時代底面貌」（車爾尼雪夫斯基）兩文，分別闡明了雨果、果戈里的偉大的時代意義。同時還刊載了「雨果詩鈔」、果戈里的小說「馬車」和達·芬奇的「生與死」。
   此外，有西蒙諾夫評論改編後的「靑年近衛軍」的文字，和達天的「評庫茲湼斯克地方」及印度和土爾其作家的作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