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東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員前浙江大学中國文学系教授徐震堮
   三個月前，我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是想來「接受」馬列主義的理論，回去搞好業務。自以爲動機非常純正，無可非議。聽了舒同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的報告以後，才知道把革大看作集中營或者抱着鍍金思想的固然是錯誤的，像我這樣一種「辦貨」的思想也並不對。但還以爲一生從事敎育工作，沒有甚麽不利人民或反人民的歷史包袱需要交代。
   其實這種想法是完全錯了。我經過兩個多月的學習，從閱讀文件、聽大報告、班報告、漫談、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中間，一天天更明確地認識了自己必須改造。立場、觀點是具體的，要在一切實際問題上經得起考驗。口頭說站在人民的立場，並不等於眞的已經站在人民的立場。不把舊社會裏遺留下來的不利於人民或危害人民的思想根源一一挖掘出來，加以徹底清算，决不能建立新的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如自以爲沒有錯誤，無須改造，一任舊的思想根源存留在頭腦裏，就决不能接受新的理論，建立新的人生觀。那些自以爲思想行動上沒有問題的人，都是由於沒有敢正視自己，所以不能發現錯誤，加以批判和肅淸。
   我在解放前，一向自以爲超政治、超階級，不但對政治不發生興趣，就是與政治有關的人物，也很少交往，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黨團或政治活動，教了一輩子書，不問外事，上課也很少說題外的話。這樣，就認爲雖沒有爲革命出力，至少並沒有反革命；雖不敢說對人民有什麽利益，但也沒有甚麽不利於人民的言論行動。
   經過學習，我理會了超政治、超階級的思想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幻想，或者有意胡說。在階級社會裏，每一個人都隸屬於一定的階級，他的一切思想言論行動，無非是一定階級立場的具體表現。不但如此，過去的任何性質的階級社會，都是建築在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上面。它儘管包含着許多不同的階級，但主要的却只有兩個對立的鬥爭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其餘的中間階級，由於它們的生活條件經濟狀况的不同，必然分隸於這對立的兩大陣營，决沒有第三條路，也决不能逃避由階級鬥爭所產生的一切影響。那裏能有超階級的人存在呢？
   這次，我檢查了我這一種不正確的思想意識的來源。
   我出身於地主家庭。在這個受內憂外患煎迫的中國，我從略有知識以來，一直過着軍閥混戰的日子。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把一個國家攪得一團糟。一班政客，縱橫捭闔，從中漁利，都是一丘之貉。民族前途簡直看不見絲毫光明。因此認爲政治本身就是製造罪惡的工具，在政治舞台上混的，沒有一個好人，因而對政治感到嫌惡。在「八一三」抗日戰爭以前，雖然有過無數戰事，我的家鄉（浙西）却從未遭到過兵災。同時，因為我是一個敎育工作者，拉夫、徵糧苛捐、雜稅對我並無多大影響，覺得政治與我痛癢無關，因此對統治者的更迭與政治上的一些變革都漠然置之，認爲無足重輕，始終抱着旁觀態度，自以爲「與世無爭」，「超然物外」。仔細分析起來，這一切都是從個人利益出發。首先是害怕鬥爭，不敢正視現實，於是虛構一個幻想的世界，把自己關閉在「象牙塔」裏。又因爲一切災難還沒有直接威脅到我的生存，從而苟且偸安，得過且過。殊不知軍閥戰爭沒有觸及我的家鄉，是偶然的事；至於拉夫、徵糧、苛捐、雜稅沒有影響到我，正說明了我是從屬於統治階級陣營的一員，我的利害和統治階級的利害有一致的地方。等到抗戰後期，反動政府的統治直接威脅到我的生存的時候，我才開始憎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那裏能算是超政治超階級呢？只有充分地暴露了小資產階級的特性，在超政治、超階級的外衣下面隱藏着十足的利己主義。所以，這種「超政治」「超階級」思想的特點就是：一方面不關心人民的福利，一方面由於自己的利益和統治階級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因而在一定環境下，客觀上是在支持着統治階級，並為他服務。
   只有這樣，才能解釋我過去的思想行動。
   過去我不滿現實，但又希望維持現狀。我所以不滿現實，是由於它損及我自己的利益，因爲政局不安定，連年內戰，敎育經費減縮，不但待遇不能提高，薪水還要時常拖欠。但又害怕革命會給我以更大的損害。自己究竟是一個地主家庭出身的敎育工作者，就當時的生活而論，也還是比較優裕的，因而希望維持現狀。從抗戰後期直到解放前夕，我的心情一直在這樣的矛盾狀態中。抗戰勝利後，浙大「號稱民主堡壘」，靑年學生的政治鬥爭是熱烈的。我對學生運動雖然同情，始終袖手旁觀，到後來甚至對它表示不滿，覺得破壞了學校的安定，在學生被開除時，認爲「罪有應得」。當時有一個史地系的助敎，是「三靑團」員，黑夜偸運了許多反動宣傳小册到學校裏來，被學生發覺，因而逃了。學生會把他的妻子找來舉行公審，我覺得學生做的太過火。當時自以爲超然，其實明顯地站在反動統治階級的一面。我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是思想上仍舊存着一種幻想，希望國民黨能自動改善，不必經過革命而轉變出一個新的局面來。這一種改良主義和階級調和的思想，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怕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就是想維持現狀，就是爲統治階級「左袒」。試問這樣的思想能說是超政治超階級嗎？
   再進一步檢查我過去在敎育工作崗位上所做的一切，更發現了許多違反人民利益的地方，這使我認識以前自以爲歷史清白，思想上沒有問題，只需要提高，不需要改造的想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第一，我在解放前所執行的敎育方針是爲誰服務的？這些敎育方針都是當時的反動政府所製定，用來麻痺靑年，奴化靑年的。二十多年間我就替反動政府執行了這些敎育方針。如果我所做的一切與反動政府的意旨相違反的話，决不能這樣長期地相安無事。「九一八」以後，蔣匪力主不抵抗主義，當時的地方敎育當局，奉承意旨，提出了「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來麻痺靑年，遏止學生的愛國運動。我給這兩句冠冕堂皇的話所迷惑，也曾爲之推波助瀾。我也曾參加了僞江蘇敎育廳的中等學校課程標準委員會和高初中國文敎本的編選。每册□都選上幾篇反動頭子的言論，這更是直接替反動思想作宣傳，並且拿來毒害靑年，也就是危害人民的具體事實。
   第二，我敎的是些甚麽東西？除了把一些封建文學無批判地傳給學生以外，我的文藝見解，一方面是封建社會裏士大夫階級留下來的一套傳統的思想，加上一些西洋資本主義社會的文藝理論。我認爲文藝全憑作者的天才與靈感，不像科學知識那樣一點一滴地積累起来的，後人往往不如古人，一切有永恒價値的作品都是超越時空的。追樣就完全否定了文藝是一定物質基礎的反映。一方面我又不承認文藝的羣衆性。認爲眞正好的作品，不是人人能够欣賞的，「陽春白雪，曲高和寡。」因此對提高與普及問題也有同樣的錯誤看法，以爲應當提高羣眾的程度來就作家，不該降低作家的標準去遷就羣眾。這樣又抹殺了文藝的社會敎育作用，把它變成了有閒階級的消遣品。類似這些的思想都是和今天面向工農兵的文藝万向截然相反的，是必須加以批判和肅淸的。
   第三，從工作作風方面看，因爲思想上存在着嚴重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傾向，解放前不必說了，解放後也還充分地表現出脫離羣衆的現象。在業務上「閉門造車」，全不了解學生的需要，同事之間，我行我素，互不相謀，對學校行政和系務，則袖手旁觀，有時還要「出入風議」，完全違反批評與目我批評的精神。抗戰勝利以後的浙大中文系，一直在無領導、無組織、無計劃的狀態之中，解放以後，這種情形、更明顯地暴露了出來。主任先生專在人事上兜圈子，一壁要見好每一個同事，一□又要敷衍每一個同學。每學年排配功課成爲大傷腦筋的事，常到開課以後才把課程排出來。課程改革當然有名無實，敎學計劃也都臨時雜凑。學生在外兼課兼事的情形也相當嚴重。我對這種情形的急需糾正並不是不知道，但怕引起誤會有傷情感，經過一兩次建議以後，就不再堅持，任其自然。連自己分內的工作，也以此爲藉口敷衍塞責，得過且過，處處表現出對工作不認眞不負責的態度。
   從上面極簡略的自我檢討看來，我過去和現在的思想、作風存在着許多嚴重錯誤，這些嚴重錯誤都足以阻礙我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因爲從這種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出發，必然一切爲個人打算，完全漠視人民的利益，甚麽事都辦不好。這些舊的不正確的思想不徹底剷除，新的爲人民服務的思想就無從建立。這個摧毁舊思想建立新思想的過程，就是自我改造的過程。
   從兩個多月的學習和自我檢討的過程中，我深深認識了自己思想作風上的許多病根，深深認識自己有改造的必要。這是我到政治研究院以後的初步的收穫。我要更進一步的努力學習，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武器，來解除自己思想上的鐐銬，在「思想領域的解放戰爭」中打一個勝仗，只有這樣，才能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在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盡我的一分應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