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學習」雜誌一九五二年第四期）馮定
   學習雜誌編者按：「學習」雜誌本年第一、二、三期內，有些同志的文章，在關於資產階級的問題上，犯有片面性的錯誤。馮定同志這篇文章曾發表在上海解放日報，我們認爲這篇文章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現在轉載在這裏。在轉載時，「學習」雜誌編輯部對於原文的個別地方，作了修改。下面是馮定同志的文章。
   馬克思列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無論是分析問題或瞭解事物的本質，無論是規定戰略、策略以及每個具體的政策，無論是組織革命的隊伍或指揮革命的戰鬥，都無不是旣合於馬克思列寗主義的普遍眞理或原則，又合於中國的歷史條件和實際情况的。毛澤東思想這種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偉大性與深刻性，在中國工人階級不僅和農民、小資產階級而且也和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綫的關係中，也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資產階級作爲階級來說，不論何時何地，其性格彼此間總是共同的。但同是資產階級，在初期與在後期有區別的；同是在後期，在資本主義國家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是有區別的；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革命勝利前與在革命勝利後是有區別的；此外，各種類型的資產階級，也同樣在其共同的性格中又各有其特殊的性格。毛澤東思想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的認識，旣從一般的資產階級方面而掌握其共同性，又從中國的資產階級方面而掌握其特殊性，所以認識是異常透徹的。因而當爭取其加入民族、民主統一戰綫的時候，當爲了團結而必須進行批評或鬥爭的時候，都是異常正確的。
   資產階級是以血汚起家同時
   也有其歷史光榮的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起家原來就是極不乾淨的。資產階級除了貪得無饜地而且殘酷地剝削工人階級外，在資本的原始積累中，爲了掠奪和搶刼殖民地人民的財富，□殖民地人民曾進行欺騙、迫害、鎭壓、屠殺，其强暴與野□，簡直是沒有言語可以表達的。馬克思在「資本論」裏曾經說：「這種剝奪的歷史，是以血與火的文字，寫在人類記錄中的。」（見郭王譯本卷一第六〇九頁）又說：「資本出現世上，是從頭到脚，每個毛孔都滲透着血和汚物。」（同書卷一第六五〇頁）這些話絲毫也沒有過分。我們這裏必須再引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的一段話，因爲這段話描寫初期資產階級是非常淋漓盡致的；這段話說：「資產階級，到處，在它得到了統治的一切地方，破壞了封建的家長制度的醇樸的關係。它無情地撕碎了那些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複雜的封建網絡；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與冷酷的『現金交易』之外，再沒有什麽別的關係了。它把宗敎的虔誠，勇士的熱忱，俗人的多愁善感等等底莊嚴的激發沉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底個人才能變成了交換價值，它用一種無良心的貿易自由去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不可廢棄的自由。一句話，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去代替了用宗敎與政治的幻想掩蓋着的剝削。資產階級取消了以前認爲可敬的、被誠惶誠恐地崇拜的一切行為底神聖的威嚴。它把醫生、律師、牧師、詩人、科學家變成自己出錢僱傭的勞動者。資產階級扯□□家庭關係底動人的、多情的紗幕，並使之變爲純粹的□□關係。」（見解放社博古校譯本二十五頁，着重點原來沒有的）
   然而資產階級在其發生與發展的時期，雖用卑鄙齷齪强暴野蠻的手段建立了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是終究因此也就「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見「共產黨宣言」二十五頁）。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旣駡了它，也贊了它，認爲「在它不到百年的階級統治中創造了比一切過去各代加起來還要更衆多更偉大的生產力」（見二十八頁）。新興的資產階級，對內毁了封建制度的統治，對外成立了統一的民族國家。十六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十七世紀英吉利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十八世紀末（一七八九年）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使西歐主要諸國的資產階級都掌握了政權，因而使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開闢道路。自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至一八七〇—七一年間的普法戰爭，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在西歐與美洲業已勝利與確定的時期，資產階級在這個時期裏，不管爲了追求不知饜足的利潤是多麽不够「文明」、多麽無恥透頂，然而在政治上終究還是具有革命性的，而且能够起領導的作用。
   資本主義世界裏資產階級的
   革命性漸趨褪落與喪失而走向
   反革命
   資產階級當其尙能領導革命的時候，不管實質上只是爲着資產階級的利益，總是冒充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去反對封建貴族和僧侶們的，總是冒充代表整個民族的利益去反對外來的侵略和壓迫的。然而當人民覺悟起來爭取自己的眞正利益和要求的時候，特別是當工人階級成立了工會並建立了自己的政黨為着自身的利益和要求來進行鬥爭的時候，它的革命性就愈來愈褪落，思想上也就不再進步而趨反動了，就是機械的唯物主義吧，也不願尊崇不敢提倡了，而回到唯心主義與僧侶主義的「茅坑」裏去了。它寗使勾結或投降封建君主和地主階級，而民族利益也日益置之腦後了。列寗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莫斯科蘇維埃、莫斯科工廠委員會與職工會聯席會議上的講詞中曾經說：「我們往常說過了，——而多次的革命也恰好證實這點，——就是當事情涉及經濟權力，剝削者們經濟權力的基礎的時候，涉及他們的財產的時候，這些財產是使數千萬計的工人與農民的勞動歸他們支配的，是使地主們和賢本家們有實行壓榨的可能的，——重說一遍，就是當事情涉及資本家們和地主們的私有財產的時候，他們也就忘記所有自己關於愛祖國愛獨立的語句了。……當事情觸到階級利潤，資產階級也就出賣祖國並與隨便什麽的外國人進行賣買勾當來反對自己的人民了。這個眞理，俄國的革命歷史再次三番地說明了，正像百餘年來革命歷史給我們說明了似的，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與階級政策的法則，在一切時代裏，在一切國家裏，就是如此。」（譯自「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九頁）
   百餘年來的歷史，確是無情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由革命性到反革命的醜惡演變。資產階級在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大革命中，革命的精神算是非常飽滿的，可是一八四八年普魯士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就已沒有一七八九年法蘭西資產階級那樣生龍活虎了，而爲了鎭壓工人階級就已經開始寧使和反動的貴族去進行妥協。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階級的起義與巴黎公社的成立，標誌着西方資產階級的革命性的喪失和結束。巴黎資產階級在公社成立前的圍城中曾大發國難財，並且正當人民挨苦受難奮起衛國的時候還過着荒淫無恥的生活；資產階級的政府不許工人成立軍隊，而寧使和敵人訂立了屈辱的和約，爲的就是當公社一經成立，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將軍就進兵來對公社實行血洗。可是巴黎公社雖被資產階級的反動武裝摧毁了，終究還是歷史上工人階級第一次給予資產階級以嚴重的打擊，資產階級因此愈益胆怯起来。嗣後似像在奧匈、在俄國、在日本及其他各國，那裏的資產階級因爲形成爲階級比較更晚，所以反動性愈益暴露，乾脆就向君主和貴族叩頭屈膝了。
   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已發展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也就是列寧說的到了「垂死的」階段。在那裏的資產階級不但完全喪失了革命性，而且成爲革命的對象了。正像列寧說的：「在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和憲法周備的文明先進的歐洲，已經到來了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期：發號施令的資產階級，因懼怕日益增長和日益强大的無產階級，便支持一切落後的□衰亡的、中世紀的東西。日益衰亡的資產階級，同一切已歸衰亡和正在衰亡的勢力聯合起來，以圖保存正在動搖的僱傭奴隸制度。在先進的歐洲發號施令的是支持一切落後東西的資產階級。歐洲在今天之所以是先進的，並不是由於資產階級，而是違反資產階級，因爲只有無產階級才使那爭取美妙的未來的百萬大軍日益增大起來，只有無產階級才保存和傳播對落後、對野蠻、對特權、對奴隸制度、對人侮辱人的無情仇恨。」（幹部必讀本「列寗、斯大林論中國」第四十二頁，着重點原來就有的）總而言之，從人類整個世界範圍與全部歷史發展來說，資產階級革命的舊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已經「呼之欲出」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資
   產階級則還有一定的革命作用
   當整個世界已經進入無產階級革命的新時代，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已經成爲革命對象的時候，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倒還「餘勇可賈」。這是因爲對殖民的半殖民地的國家來說，帝國主義國家是决不允許其也像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來發展資本主義，而爲了間接地與直接地控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經濟命脈，除了實行直接的武裝侵略、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外，總是盡一切可能地培養與扶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一切根深柢固的封建反動勢力，因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資產階級，在其形成的過程中，深切地感覺着窒息的痛苦，就是和封建君主、軍閥、官僚、地主階級妥協起來僅僅希望用改良主義的辦法來發展資本主義，也極少可能。這樣也就使得「………在亞洲却還有能够代表眞實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見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同上書第二十六頁，着重點原來就有的），而這個「資產階級還與人民一同反對反動勢力。」（見列寧：「落後的歐洲與先進的亞洲」，同上書第四十三頁，着重點原來就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裏的民族資產階級，不管其本身怎樣軟弱也就這樣顯示了「後來居上」的樣子，演奏出資產階級在革命事業中的「尾聲」。
   列寧與斯大林都曾一再地評價東方民族解放運動對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意義。列寗很注意中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在指出孫中山先生「談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模糊的『經濟革命』」的同時，曾譽孫中山「是充滿着這樣一個階級所固有的高尙精神與英雄氣槪」的。（均見同書「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一文中）一九一七年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與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使中國革命在國際和國內的情况和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從國際來說，這就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紀元已經眞正開始了，從國內來說，這就是比資產階級更强大更堅决的領導革命的階級業已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了。國際國內些新的情况和條件，决定了中國社會就是在革命勝利後也不可能走向資本主義，而必須走向社會主義。正像毛澤東同志後來在「新民主主義論」裏所分析的，「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着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孫中山先生在這樣新的情况和新的條件中並不是倒退了一步，而是前進了一步，這正是其非常□大的地方；所以毛澤東同志說：「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爲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爲他能够『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新民主主義論」）
   新三民主義在實行推翻帝國主義與反動勢力統治的當中，基本上是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相接近的。所以一九二三年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定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幫助國民黨改組，使之成爲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是符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大會上也正是堅持了這個正確意見的。
   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
   的革命緊急關頭動搖叛變
   然而由於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和深刻，即使資產階級在和人民合作的時候，也能看出它的反動尾巴。我們今天讀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篇文章以後，就可知道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間，毛澤東同志關於資產階級在革命臉孔掩飾下的反動尾巴，就已經發出警號了。這個警號的發出，不僅是因為當時偉大的孫中山先生已經逝世，而國民黨的領導權已落在野心家蔣介石的手裏，而且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認識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而來的。毛澤東同志在這篇文章裏，首先撇開了買辦階級，認爲這完全是帝國主義的附庸，然後論及中產階級說：「這個階級代表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他們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着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中產階級即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又說：「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綫。」
   毛澤東同志不但對資產階級的右翼發出了警號，而且對資產階級的左翼也發出了「提防」的警號。這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所以在國際國內新的情况和條件下還在參加革一命，主要的是想利用業已過去了的、腐朽了的「革命老牌子」，來奪取革命的領導權；這種領導權的奪取，爲的並不是使革命貫徹到底，而是使革命當已經相當地滿足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時候，能够「適可而止」，或者是事實上决不可能「適可而止」的時候，多少可以有些資本去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討價還價，而實行對革命的變節。
   毛澤東同志這種灼知與卓見，恰巧和當時的陳獨秀機會主義相反，陳獨秀機會主義只看見中國資產階級進步的一面，沒有警惕其反動的一面，所以當資產階級旣震懾於人民力量的風起雲湧而又受革命敵人威迫利誘因而表示動搖的時候，不是對資產階級進行批評和鬥爭，而是完全對資產階級表示遷就，結果並不是爭取了資產階級、而是促進了資產階級對人民的瘋狂進攻與對革命敵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妥協投降。
   中國一九二四——二七年間的革命，終於遭受失敗了。這個失敗的原因：從革命的敵人來說，其力量是比較强大的，因爲國際帝國主義不但始終扶持着中國的封建軍閥、官僚、地主等一切最反動的勢力，而且還親自出手露面，橫加干涉。但不管敵人怎樣强大，假使革命陣營內沒有資產階級的動搖，沒有蔣介石集團的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相互勾搭而實行叛變，形成反革命對革命的裏應外合，那麽革命也許不會失敗，失敗了也决不如此慘重。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間的革命是失敗了，幸虧有毛澤東思想的存在，並在毛澤東同志直接領導下重新組織了革命的力量，建立了革命的武裝，乃至創造了革命的根據地，革命終於又向上高漲起來。不然，中國革命的勝利，也許更要推遲到不知什麽年月了。
   中國的民族危機迫使資產階
   級又復「敗子囘頭」
   中國革命的道路不管怎樣迂迴曲折，可是辯證的毛澤東思想却永遠像燈塔一樣給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指示着明確的方向。一九二四年至二七年的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叛變而失敗了，蔣介石集團向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妥協投降的結果，自己很快就達到了大資產階級的地位，也就是發展而成為官僚資產階級了，這時它不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再不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了。蔣介石集團從此變成了地主買辦官僚資產階級的代表，變成了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也一無所獲，而其經濟上所感覺的窒息，也不是放鬆而是加緊了。因此，當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開始以後，毛澤東思想又和「左」傾機會主義者不同，毛澤東同志在其一手創造起來的革命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的時候，從來就不主張對城市中小工商業者與農村的富農採取過「左」的政策。特別是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以後，中國的民族危機又復深重起來，毛澤東同志掌握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就預見到只要我們有正確的政策，還是能够將資產階級爭取過來而發揚其革命的一面和抑制其反動的一面的。
   然而毛澤東同志在估計整個資產階級的同時，對於不同類型的資產階級，又各有不同的看法。毛澤東同志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篇文章裏說：「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係或者關係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爲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着。」（這篇文章已載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裏。着重點原來沒有的，下面凡引用毛澤東同志的話都是如此）後來的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分析□判斷是何等卓絕與英明！
   毛澤東同志上述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發表的，其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日益猖獗，中國的亡國慘禍迫在眉睫，中共根據毛澤東思想的政策與策略，不但爭取了民族資產階級，而且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一致抗日的主張下，由於廣大人民抗日運動的聲勢日益浩大與壯闊，也使部分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不得不被迫而同意抗日，這是因爲正像毛澤東同志後來在抗日時期發表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本小册子裏所說的：「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尖銳地對立着的時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帝國主義系統之下的買辦階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參加當前的反帝國主義戰綫。」這樣就爭取了國共再度合作，因而實現了一九三七年全國一致抗日的局面。
   毛澤東同志一面主張聯合資產階級，甚至部分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也包括在内，一面又絲毫也不放鬆對他們的警惕，所以在上述同一小册子裏又說：「在抗日戰爭中，親日派大資產階級（投降派）已經投降，或準備投降了。歐美派大資產階級（頑固派）雖然尙留在抗日營壘內，也是非常□搖，他們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兩面派人物。我們對於大資產階級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堅决地打倒他們。而對於大資產階級的頑固派，則是用革命的兩面政策去對待，即：一方面是聯合他們，因爲他們還在抗日，還應該利用他們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們作堅决的鬥爭，因爲他們執行着破壞抗日和團結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壓政策，沒有鬥爭就會危害抗日和團結。」這就是說，對於革命陣營裏的資產階級，甚至像頑固派那樣類型的資產階級，只要其和革命的當前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多多少少還有一點矛盾而表現不能完全公開地站在敵人方面，就應該像利用廢料和廢物一樣，盡量利用。但正是因爲要利用其和敵人的矛盾而對革命有利的一方面，同時就必須尖銳地而又適當地批評與鬥爭其對革命不利的一方面，這樣才能使革命事業不至於「得不償失」，而使革命陣營益臻鞏固而不致破壞；或者就是破裂了也不致使革命遭受巨大損失。
   官僚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
   級「分道揚鑣」
   抗日戰爭勝利後，整個資產階級在主觀上是很想獨吞勝利的果實的，可是在客
   觀上，因爲抗日戰爭是依靠中國人民特別是工人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堅持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最後出兵而獲得了最後勝利的，所以資產階級要想獨吞是不可能的。但毛澤東思想從中國的歷史條件與實際情况出發，不管整個資產階級多麽想獨吞勝利的果實，對整個資產階級裏面的各別類型仍復採取了各別的看法和辦法。頑固的大資產階級，也就是歐美派大資產階級，這是中國官僚資產階級中間在抗日過程中總算還沒有公開成爲漢奸的部分，這部分在抗日過程中不但沒有窮困起來，而且反而發了國難財，都變得肥胖的「白華」；他們當抗日戰爭結束時，於是在一定程度上與一定時間內所有的由於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而對革命有利的東西，這雖然在抗日過程中本來就是愈來愈稀的那麽一點兒，也已隨着消逝，實質上只留下賣國賊與獨裁者的靈魂了。他們不但想獨吞抗日戰爭勝利的果實，而且已經吞下了不少抗日戰爭勝利的果實。可是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都要求和平，而他們的本質和本相也不是迅速便被當時在解放區以外的人民，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所能够清楚認識的。所以毛澤東同志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根據人民的願望，曾委曲求全地與之協商和平，結果是經過一兩年的時間，甚至最起碼的民主和進步的表示都沒有，並且在美國帝國主義的直接指使下，終於狂妄地發動了全面的內戰，正像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會議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個報告裏所說的：「以蔣介石爲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戰爭，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因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恨、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也就這樣予以堅决的反擊，直至最後摧毁其統治地位。可是民族資產階級則是不同的。毛澤東同志說：「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被這些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所壓迫與損害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雖然也是資產階級，却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們和帝國主義沒有聯系，或者聯系較少，他們是眞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同上報告）毛澤東同志當時又說：「蔣介石統治區域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其中有爲數不多的一部分人，即這些階級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動的政治傾向，他們替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集團散佈幻想，他們反對人民民主革命。……但是，政治上的打擊與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如果混同這兩件事，我們就要犯錯誤。」（同上報吿）後來事實都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分析而發展的；中國共產黨按照毛澤東思想而規定了政策，所以完全正確。
   抗日戰爭勝利後，由於國民黨反動統治史無前例地實行賣國、獨裁與美國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而使民族工商業毫無生存餘地，由於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由於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思想而規定了許多正確的政策，不但資產階級右翼分子所散佈的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集團的幻想在羣眾中的影響一天一天減縮起來，而且資產階級的絕大部分都在反美反蔣中表示了中立，有的在全國解放以前就已經被爭取過來，有的在全國解放以後也就被爭取過來，也就是漸漸都倒向廣大的人民方面來了。這是因爲中國資產階級不管對革命敵人多麽軟弱相動搖，對革命的廣大人民多麽畏縮相顧忌，然而民族獨立與和平民主的實現，終究還是和他們的利益相符合的。而中國共產黨根據毛澤東思想而規定的正確政策，更是在爭取民族資產階級過程中起了决定的作用。這些政策，從資產階級和整個國家經濟的關係來說，就是公私兼顧。毛澤東同志早就說過：「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上報吿）而從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關係來說，就是勞資兩利。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究竟和官僚資產階級不同，官僚資產階級是靠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與橫徵暴斂而致富的，所以他們的致富，是直接向廣大的勞動人民敲骨吸髓，並不僅僅採取對工人的剝削形式，可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世界上歷史上一般的資產階級一樣，「如果在他的支配下沒有被僱傭的工人，便不能生活和發財」。（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這就是說，資產階級要完全撇開工人階級是不可能的。工人階級不怕沒有資產階級，因爲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證明了工人階級起來革命在取消了剝削制度以後，生產就突飛猛進地發展起来，生活也大大地優美起来；可是資產階級却不能沒有工人階級，所以當工人階級要起來革命時，資產階級一面鎭壓，一面常常採取改良主義的辦法，提倡勞資合作。勞資兩利的政策看來類似資產階級歡迎的勞資合作，但二者本質不同：勞資合作是資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改良政策，完全是從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制度與剝削制度出發的；勞資兩利却是在中國這樣人民民主專政國家裏的合理政策，完全是從工人階級的遠大利益出發的。公私兼顧與勞資兩利的政策，旣使資產階級能够照樣生活，並賺取合法的利潤，又使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領導與國營經濟的領導消除顧慮。這樣，除了已經被人民打倒了的官僚資產階級以外，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就被爭取過來。不過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說：「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的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國家政權中佔主要地位，是因爲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够的勇氣，並且有不少人害怕民衆。」（「論人民民主專政」）民族資產階級也就這樣而和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共同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的一員，不過它决不是領導者，决不能和其他階級特別是工人農民「分庭抗禮」，而是必須服從工人階級的領導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罷了。
   自從今年元旦毛主席號召「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對貪汚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以來，資產階級的罪行就一天一天被揭發了。他們有的甚至用打進來與拉出去的辦法，在各政府機關部門包括軍事、財政、經濟、文化與各羣衆團體包括工會等裏面建立據點，實行裏應外合；並用極下流無恥□手段來腐蝕我們的國家工作人員，直至共產黨員。他們通過經濟侵蝕、組織滲透、思想影響等三管齊下，肆無忌憚地實行進攻，正像薄一波同志在二月一日北京公審大貪汚犯大會上的講話裏所說的，他們的進攻就是在進攻祖國，進攻勤勞勇敢的人民，進攻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工人階級，進攻農民階級，進攻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進攻有崇高威信的中央人民政府，進攻最可愛的人民解放軍，進攻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薄一波同志說得對：「資產階級的剝削羣衆、不勞而食、損人利己、唯利是圖、假公濟私、投機取巧、舖張浪費享樂至上等腐化墮落思想，對於革命和建設事業，却是極端有害的。」（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在中央、華北和京津兩市的幹部大會上所作的報吿）他們得意忘形，似乎他們應該與能够「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了，似乎他們應該與能够「在國家政權中佔主□的地位」了。他們從妄想獨吞革命的果實發展而為妄想篁奪革命的果實；想使中國不走向社會主義，而走向資本主義，實際上是要回復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華東和上海在貪汚案件的坦白和破獲中，不少人承認了「利用公營企業的資本，發展私人的工商業」的陰謀。這種「化公爲私」或「合公營私」的陰謀當然是罪大惡極的，然而還是說得不全面的和不徹底的，因爲有些人利用的並不是公營企業的資本，而是直接掠奪和盜竊國家與人民的資財，直接損害了人民志願軍在朝鮮的作戰能力，直接破壞了國防建設、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因爲有些人掠奪和盜竊了國家與人民的賢財以後，並沒有發展私人的工商業，而是將贓款和暴利供無恥的揮霍，甚至偷運私逃而將國家人民的財富存放在帝國主義卵翼下的地方。但是就拿這些陰謀來說，如果公營企業的資木竟被大量利用，那麽我國原本非常薄弱而又經過反革命破壞的僅有的工業基礎就不能恢復，更不要談發展，那麽所謂發展私人工商業，是在國家沒有工業基礎的沙地上發展的，是無計劃地亂七八糟地爲了追求暴利在發展的，那麽很明顯的：這樣的工商業也□决不是人民中國所需要的工商業，而仍是腐朽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仰賴帝國主義鼻息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商業：什麽發展不發展，完全是最不要臉的禍國殃民的代名詞罷了。
   總而言之，資產階級由於本性的惡劣，實行了對國家人民的瘋狂進攻；這種進攻如果讓其繼續，整個國家就有淪亡而變成爲殖民地的危險，全體人民就有再變成爲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奴隸牛馬的危險。所以中國共產黨從整飭黨紀並在黨內廣泛地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始，號召工人階級爲首的廣大人民對資產階級的進攻實行堅决的反擊，乃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
   解放以來，資產階級竟又「
   得意忘形」乃至「以怨報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年多以來，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也有了學習，受了教育，參加了如像抗美援朝那樣偉大的羣衆性愛國運動，也曾表現出來了自己靠了中國共產黨與廣大人民同獲解放的歡悅，因而也曾流露了愛國情緒與愛國行爲。可是他們在對解放表示歡悅的同時，在「一面倒」向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在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他們「做生意」應有範圍與受約束的問題上，原来就是現在還是存在着錯誤的想法和看法的，有的甚至在言語與行動中也就表現出來。俗話說的對：「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資產階級由於其思想主要是集中於追求利潤，所以當利害關頭的時候，必然是只管個人與小集團而不顧大眾。抗美援朝運動的廣泛展開與獲得偉大勝利，物價的穩定與市場的擴大，國家根據公私兼顧與勞資兩利的原則幫助工商業者的渡過難關，使私營工商業漸呈活躍氣象。可是這些工商業者並不「飲水思源」，忘記了共產黨與工農勞動大眾的恩德；他們沒有想一想：他們的同獲解放是主要倚靠共產黨的領導與工農勞動大衆的力量而來的，他們是經過中國共產黨耐心的善意的長時期的艱苦爭取才能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裏有上述這樣的地位的，他們的活躍是和抗美援朝運動特別是政府的經濟政策以及對他們的幫助分不開的。可是他們竟不顧戰爭的需要與士兵的健康，不顧整個國家與全體人民的利益，大發橫財，有的甚至不惜又和帝國主義去打交道。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第二十四章標有二百五十數目的註解裏，有一段話形容資產階級是異常生動的：「以前曾有人說自然懼怕眞空；正像這樣，資本原是怕懼沒有利潤或利潤極微的所在的。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會胆壯起來，如確有百分之十的利潤，資本就會在任何地方使用的；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它將活潑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積極地大胆了；利潤達到百分之一百，人間所定的一切法律，都將被它踢開了；利潤達到百分之三百，賢本就會不顧任何的犯罪，賢本所有者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了。」（鄧寧格著「工會與罷工」一書中引「評論季刊」）中國資產階級就這樣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時代裏又復為非作歹，實行行賄，實行偷稅漏稅，實行盜竊國家資財，實行偷工減料，實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了。
   反擊資產階級的進攻並非在
   現在就要消滅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旣已向以毛澤東同志中心的並倚靠毛澤東思想在領導的人民政府□人民軍隊人民經濟事業與文化事業，乃至人民團體與爲人民服務的幹部瘋狂進攻，中國共產黨旣已號召工人階級與廣大人民給予這樣的進攻以聲勢浩大的反擊，那麽，是不是資產階級就會從此自居或被擯在中國人民的隊伍以外了呢？不是的；因爲這是不合中國共產黨的政策的。資產階級的進攻，從毛澤東思想來說，並不是什麽意料以外的事，因爲毛澤東同志早已知道在全國解放以後，資產階級定要用糖衣砲彈來進攻我們的；所以糖衣砲彈這個警號，毛澤東同志並不是在全國解放以後而是在全國解放以前就已經發出來了。然而除了官僚資產階級以外，中國共產黨對整個資產階級，不但在全國解放前爭取其共同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統治，而且在全國解放後仍爭取其與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共同來建設工業化的新中國。這是什麽緣故呢？這是因爲毛澤東思想從中國的歷史條件與實際情况出發，這樣的政策並不僅僅對資產階級有利，而對全國人民的利益與對工人階級的遠大利益也是相符合的。這在上面已經說得很多了。
   中國共產黨號召工人階級爲首的廣大人民，對資產階級的進攻實行反擊，並沒有就此完全擯斥資產階級的意思。資產階級只要遵守與各革命階級共同通過的共同綱領，服從工人階級與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的領導，不再留戀於過去成爲帝國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的配角或小廝的可恥地位，奉公守法，從事於並不會操縱國計民生而對於國計民生有利的經濟事業，在國家整個計劃與在國營企業領導下與其他各種經濟實行分工合作，那麽對全國工業化的偉大事業，仍可起助手作用。須知中國人口之多，地域之大，國內市場無比廣闊，資產階級的事業也就儘够發□了；至於加工定貨，爲公私合營的事業服務，正是資產階級面前擺着的康莊大道，更不必說了。這就是說，資產階級不但對國家還是可以有所貢獻，同時對自己也有莫大利益。至於將來，那麽毛澤東同志已經說過了：「只要人們在革命戰爭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貢獻，又在今後多年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有所貢獻，等到將來實行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的時候（這種時候還在很遠的將來），人民是不會把他們忘記的，他們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誰肯眞正爲人民効力□□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効力的機會的。」（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周恩來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也清清楚楚地說：「他們不但在目前時期可以充分地發展他們的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事業，而且在將來全國轉入社會主義的時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機會，並且可以保留他們的消費財產。」這樣說來，國家與廣大的勞動人民是並不需要擯斥資產階級的，而資產階級越是不犯法就越是有很廣闊的道路可以走的。
   再說，資產階級中間的不同類型或不同個人也不是可以一律看待的。這在「三反」與「五反」運動中也完全清楚了。首先，對工業化的貢獻與作用來說，不但公私合營與完全私營是有區別的，而商業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也是有區別的；在商業資本家中，行商和坐商又是有區別的。從上述進攻國家和人民的罪行來說，怙惡不悛的大貪汚犯與大盜竊犯究竟是極少數，這些人有的直接謀害人民志願軍，完全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幫兇，有的不但組織攻守同盟乃至生死同盟，甚至對檢舉人進行罪惡的報復，乃至殺人滅跡；他們至死不悟，實際上已十足成爲中國民族與人民的敵人，不僅不應列入一般的人民的隊伍，也不應列入一般的資產階級的隊伍；可是絕□多數的資本家，不僅有的始終是守法的，而不法的，經過廣泛展開的「五反」運動以後，也可能悔悟、坦白，成爲守法的人。是的，資產階級只要存在一天，那麽資本家的不法也就會一天不斷發生，尤其是像上海這樣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與資本主義反動思想影響最深最久的地方，其狡黠和頑强有時比別的地方更爲厲害，所以現在，這是一個異常尖銳和劇烈的鬥爭，將来，這個鬥争也是不會鬆懈的，不過只要羣衆經常監督，經常勸導，再令其在各種各樣的場合與方式中接受敎育，參加學習，繼續嘵以政策，責以法令，那麽自甘隨落自歸淘汰的人，定會一天一天少起来的。總而言之，在實行社會主義之前，爭取資產階級來共同建設工業化的新中國，不但必要，而且可能，所以這個政策是英明而正確的，終究還是要貫徹的。
   資產階級損公利私、損人利
   己的腐朽思想卽五毒思想危害
   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建設和走向
   社會主義的事業
   資產階級中間，對國家人民來說其品質良莠各有不同，在其自己相互的關係上，集團與集團或個人與個人之間，是有不同的利害關係的。認識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資產階級作爲階級而對其他人民來說，特別是作爲階級而對工人階級來說，是有其共同性格的，他們之間在一定程度內是有其共同的利害關係的。認識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資產階級今天决不可能在全□範圍內與全體規模上有組織地來和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正像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裏所說的：「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是的，他們是造不起反來的。但這並不是說，他們就不能互相聯系起來做出很多自私自利的壞事了。記得高爾基在「我的大學」裏描寫一個警官叫尼基霍勒契的對人說：「看不見的線索，好像蜘蛛一樣，由亞歷山人三世及其他的皇帝陛下的聖心中出發，他穿過大臣貴人們，穿過總督閣下及各級官吏，一直到我的身上，甚至一直到最下級的兵士身上。這些綫索把一切聯系起來了，把一切纏繞起來了。」在「三反」「五反」運動中，事實證明，我國的資產階級的犯法，往往不是單幹，而是合夥幹的，而一羣「虎」與一窩「虎」之間，又往往是有聯系的，有些案件的暴露說明了各大城市間如上海、北京、天津、瀋陽、大連、廣州等等甚至香港都有聯系，他們合夥搭股除了上述不法的攻守同盟與生死同盟外，更有不少用聯營委託等形式，或用聚餐座談等形式，但也可以不用任何形式而只憑「一句閒話」，這樣□行各業因爲經過純業務性的或非純業務性的、與買賣有直接關係的或與買賣沒有直接關係的各種各樣小圈子□大圈子、連環圈子等等，互相接觸，互相交錯，而彼此聯系起来。
   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在各集團和派別之間有所不同，比如在我們中國，他們之間的思想，也是有進步的和落後的區別的。但同時，作爲階級來說，又有它的共同性，這就是反映資本主義的僱傭勞動的剝削制度的思想，這種思想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發展，便是引到唯利是圖，極端個人主義，因而不惜投機取巧，損公利私以及極端地損人利己。這種思想對人民羣衆的危害性是異常深而且大的。
   作為階級來說，資產階級思想和工人階級思想是對立的，因爲一方是個人主義的，一方是集體主義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對立，隨時隨地都會表現出來。不過這種對立，在一定社會條件下，又是可以形成統一的陣綫。例如當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便有這種統一戰綫。在中國，出現幾次這種統一戰綫，而在現在還繼續着這種統一戰綫。這種統一戰線因爲有矛盾，所以在統一戰綫本身中，便需要又聯合又鬥爭。例如這次「五反」的鬥爭，便是由於資產階級違反共同綱領極端地貪圖私利而破壞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在工人階級和人民方面便不能不進行鬥爭以保持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關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與工人階級集體主義的對立，隨便舉些例子來說：資產階級爲了私人利益，就竭力鑽營，吹、拍、捧、拉，或上欺下壓，鈎心鬥角，無所不用其極，而對勞動人民則鄙夷嫌惡；工人階級爲了革命利益，對敵狠而無情，對己對友無不誠懇坦白。資產階級强調個人的才能，而這種才能也只在有助於其賺錢與□財時才獲得微薄的報酬和贊賞，工人階級强調羣衆的創造力，信任羣衆與倚靠羣衆，每個人都只有在和羣衆的緊密團結中來獲得力量與發揮力量。資產階級旣只看見個人的利益，小圈子的利益，只看見賺錢發財就是本事，反而看不見生產眞是本事，看不見廣大羣衆才是力量，所以總看不見全面和大局，歸結到哲學上必然是機械的，唯心的。工人階級在其先進部隊即共產黨的敎導之下，則不但看見近小的利益，而且也看見遠大的利益，不但看見個人的作用，也認識羣衆的巨大力量，而且從事生產，掌握社會發展□關鍵與規律，所以是辯證的，唯物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很多人也有愛國思想，而能够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反對帝國主義，參加抗美援朝，在一定程度上參加國家經濟建設；
   （下轉第四版）
   （由第三版轉來）但是在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因爲過去和帝國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多少有聯系，所以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媚外與崇美親美的奴化思想不易根除，不然便是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上，凡是對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不管其本質上有什麽區別，都一視同仁，形成了對社會主義國家與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敵我不分。工人階級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結合起來的，旗幟鮮明地擁護社會主義而反對帝國主義，同情並援助任何被壓迫的民族與人民的解放運動，對帝國主義國家裏反動與好戰的統治集團與廣大人民完全分別看待。資產階級的醜惡思想對舊的知識分子，對學者、專家和技術人員，甚至對靑年學生，都有深厚與長遠的不良影響，特別是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思想和同是資產階級思想而具有不同形式的自由主義、超政治超階級思想乃至純技術觀點等等結合起來，使許多學者們、專家們、技術人員們，乃至有些靑年工作人員，也只知個人與小單位的利益，而忘記了整個國家、全體人民乃至全世界人類的利益，有的甚至在行動上同流合污，其危害新民主主義建設，阻礙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更屬顯著。所以從這類錯誤思想來說，更是必須向資產階級廣泛地進行反擊，像對病菌一樣來進行防腐和消毒工作，而且要貫徹下去，來改造大多數可以改造的工商業者，來徹底地全面地肅淸其對工人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惡劣影響，使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能够更順利地進行，因而造成條件，可以更順利地走向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