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鄞縣姜山區有□浦、和益、和平、西林、天然、南林等六鄉接近奉化江，有七萬畝土地是靠奉化江江水灌溉的。這一帶水利從古以來都是不好的。平時溜水要候潮汛，漲潮的時候，潮水流進江河，農民就要抓緊時機灌水；退潮時候只好眼睜睜看着水退去，就是一丈八尺的長水車也沒有用了。夜潮時農民灌水從黃昏一直到天亮，在朦朧中常常損壞農具。每逢旱天，山水來少，鹹潮上湧，眼看滿河鹹水不能灌溉，結果稻田裂開，稻苗像晒黃了的亂草一樣。一九四〇年大旱，鹹水滿河，許多農民到四十里外的鄞江橋去裝淡水，一桶桶的潑秧。當時村村都晒菩薩，請龍王，做廟戲，結果還是個歉收。第二年又逢上日本鬼子和反動派二而搜刮，結果家家鬧飢荒，戶戶吃米糠，單花園一村就餓死二人。
   築碶，掘河，改善水利，變下江田爲上河田，是當地農民羣眾的迫切要求。但當封建勢力統治着的時候，這種希望是永遠不能實現的。那個地主都是只圖自己享樂，不管農民死活；只會仲手要租，不肯掏錢築碶。有一次鄞縣反動頭子沈友梅忽然發起要築太平碶了，在農村中大收「水利穀」，並拿緣簿到上海去勸募，又裝模作樣地派工程師來測量過二次，還打了張圖樣；但經費到手以後，便沒有下文了。
   在這樣情况下，農民羣衆生產情緒愈來愈低落，田裏產量一年年降低。像花園村中農徐梅卿，種了廿九畝田，經常有八畝田是荒蕪了的。水接不上，農本也懶得下，結果常年產量三百三十斤的丙等田，只割了二百斤。
   解放以後景况可完全不同了。人民政府根據農民要求，在一九五一年春撥款建築和益鄉的四個碶門，全鄉男女勞動力都積極參加。大家提出「為世世代代子孫造幸福」，「變下江田爲上河田，改窮鄉爲富鄉」等口號，冒雨也去掘河。這樣，原來需要廿五萬斤大米的工程，在羣衆通力合作下，花十八萬五千斤大米就完工了。
   和平鄉有個老農徐謀林，他在太平江邊種田已有三十年了，灌夜水、吃鹹潮整整的受了三十年的苦。一次，他在水利會議上提出應該在太平江口築個大碶，這建議馬上便被採納了。人民政府在今春撥下八億貸款，同時興修了連太平碶在內的九個碶門。本來大門洞開、鹹潮隨意進出的姜山區七萬畝下江田，待這些碶修好後，就能阻鹹水蓄淡水，有一月多的水量了。
   當政府撥款修築九個碶的消息傳開以後，六個鄉的人民都歡騰起來。老年人還將信將疑的說：「過去『水利穀』也不知拿出多少了，國民黨專門吹牛皮，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現在有介（這樣）便當的事嗎？」當鋼骨水泥運來的時候，老年人不再懷疑了，連老婆婆也都跑去觀看。事情是千眞萬確的！二月四日，天正下着雪，和平鄉一百多個農民在半天內搶着把七船木桿扛上岸，棉衣被雪水滲透了，但是，大家都不覺得冷。
   修水利鼓舞了羣衆愛國增產的熱情，有的人說：「毛主席的照顧比親生爹娘還周到，阿拉一定要把水利修好，爭取豐收，支援志願軍。」因此配合造碶的技術工程，各鄉又展開了羣衆性的濬河運動。許多販心田開起了河溝，多年阻塞的灣頭，河底的爛草也被刮起了。和益鄉第三村有三十九個婦女參加了濬河工作，她們說：「會的幹，不會的學。」和平鄉第二村一百四十個農民正在濬河時，天落雨了，有一個人提出：「志願軍在朝鮮有沒有我們辛苦？」大家都說：「比我們辛苦多了！」因此他們堅強地在風雨中把濬河工作繼續下去。
   自從水利工程動工後，許多農民都訂出了今年的生產計劃。花園村過去經常不放農本、懶灌水的農民徐梅卿，因為去年初步改善水利，他的田已從二、三百斤的產量提高到四百三十斤。今年他積了一百六十籮灰，十籮煤焦泥，九百担河泥，六十斤肥田粉，一百斤豆餅，要求在去年增產的基礎上再增產二成，最高的要求到達八百斤。他說：「共產黨領導下，田是自己的，水也不愁了，種田愈來愈熱心。」最近和平、和益二鄉聯合開了農民代表會，羣衆一致要求在修好水利及其他有利條件下，爭取今年比去年增產三百萬斤穀子。
   現在下江農民羣眾正醞釀着一個偉大的水利計劃：他們準備在春耕前修好各種小支河，共計五萬七千工；秋收前修好九個碶門，秋收後再築起四十里長的江塘和濬好五十三里長的四條公河。羣衆說：「江塘是圍牆，碶閘是大門，內河是血管，大門雖然堅固，尙需江塘保衛，內河流暢！」這裏下江田土壤因常遭鹹潮侵蝕，是比較瘠薄的，但當農民作了土地的主人，築起碶門、江塘和縱橫的河流的時候，泥土的面貌就將完全改觀。（轉載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