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徐中尼
   三年前，上海解放前夕，這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大城市的工商業情况，十分凄慘。當時上海私營工廠的平均開工率不足百分之三十。佔全市私營工業總值一半以上的棉紡、織、染及其複製工業，歷來情况比別的行業好些，這時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已停工。棉紡業除欠交的紗布外，負債達六百多億元。商業也十分蕭條，老闆們只能叫職工去馬路上擺攤叫賣，幾家大百貨公司每天的營業收入只够買小菜等日常開支。這是他們長期被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壟斷壓榨的結果。在蔣匪軍潰退時，他們又曾遭受一次刼掠。
   上海和全國大陸的解放，不但從此消滅了美蔣匪幫的罪惡統治，同時也使上海資產階級取得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全國性市場。解放了的新中國，對他們提供了眞正能發揮潛力、爲祖國服務的光輝前途。
   但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資產階級中有一部分人曾被美蔣匪幫的封鎖轟炸所嚇倒，有一部分人反對全國實行財經統一時的巨大改革，或者經不起這種改革的攷驗，對前途缺少信心。他們中許多人在解放前後向國外逃避巨額資金，對恢復生產抱消極態度。從一九四九年六月到一九五〇年五月，據不完全的統計，上海逃跑的資本家約有二百四十多人，向工商局申請停工歇業的案件，工築有一千八百多件，商築有七千一百多件。上海失業工人曾因此突增至十九萬多人。
   就在上海資產階級對恢復生産抱消極態度、實行怠工的這段時期，人民政府和工人階級盡了最大的努力鼓勵和支持他們恢復生產。國營貿易部門在解放後到一九五〇年四月底的十一個月中，勻出了足够維持一百萬紗錠兩個月生產的棉花來委託私營棉紗工業加工，供給橡膠業百分之九十的原料，在舊歷年節前後又收購了六千多億元的各業滯銷貨物。國營五金機器工廠讓出了自己承受的訂貨總額三分之一給私營工廠承製。國家銀行對私營工商業在一九五〇年四月底的貸款餘額即達二千六百多億元。絕大部分私營企業工人自願減低工資，甚至拿出積蓄或應領的工資來替資方墊款，其中許多工人並自願地遣散回鄉。
   一九五〇年五月開始，全國實行調整公私關係和工商業，上海工商業從維持到好轉。這一年八個月中，全國國防建設、經濟建設投資的主要部分，都是委託上海私營工商業加工或向他們定貨收購的。土地改革後的農村購買力大大提高，城鄉交流擴展了，加上抗美援朝支前物資的加工、定貨、收購，上海資產階級都首先受惠而且受惠最多。他們獲得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二十二年期間從未有過的利潤。
   這裏就是他們獲得空前利潤的紀錄：在下半年才逐步好轉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內，根據偸漏十分嚴重的稅收紀錄來看，他們的賬面純益就在三萬億元以上。一九五一年，同樣是記載極不老實的賬面純益，初步估計至少在六萬億元以上。兩年合計淨賺九萬億元以上。這不是上海資產階級兩年來實際利潤的全部。根據全國各地「三反」「五反」鬥爭中發現的稅收被偷漏、國家資財被盜竊以及他們偷工減料的一般比例作最保守的估計，他們兩年來營業所得利潤加盜公肥私的不法利潤，至少達十五萬億元。
   十五萬億元，可以買九千九百架戰鬥機（他們在抗美援朝捐獻中只捐了三百多架），可以辦三十個像上海申新第九廠那樣全國最大的紗廠，等於一百五十億斤粮食（以最近受中央人民政府農業部獎勵的蘇南水稻豐產模範陳永康那樣的耕作水平，要種一千〇五十萬畝田才生產出這樣多）。
   上海資產階級在解放後起死回生了，壯大了。但他們當中的不法分子不但不感激救命的恩人——共產黨、工人階級、人民政府，而竟忘恩負義地實行猖狂的進攻。這十五萬億元，大部分是恩將仇報的不義之財。他們進攻之猖狂，對國家國防建設、經濟建設破壞之嚴重，對人民生活爲害之烈，都是全國不法資產階級的魁首。
   這裏隨便舉出幾家廠商的五毒例子和別的城市比一比。老閘區一個有兩家鐵廠的老闆，對十多個稅務人員行賄金額達四十五億七千多萬元。上海一個資本家的行賄數字就達重慶市不法資產階級兩年來行賄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一家規模中等的寳威藥房，偸漏稅款達一百億元，民豐、華豐造紙廠僅一九五〇年一年所得稅一項的偸漏就有一百十八億元。這兩家的偸漏都抵上內地幾個城市應收的全部稅額。正泰、大中華橡膠厰兩年來用虛報輪胎成本的辦法，盜竊國家資財達五百二十三億元以上。新藝營造公司僅僅在營造石家莊某國營工廠、承修一處國防工程、承修上海浦東海塘三項工程中的偸工減料，就使國家損失達九十四億八千多萬元。盜竊經濟情報的範圍更是全國莫及。上海某機器廠老闆以十億元的「酬勞」，去遼遠的東北撫順礦務局機器廠盜得某種刨床的圖樣。另一造紙機製造廠□老闆，趁在廣州國營某廠裝配機器的機會，把許多機器圖樣抄來了。人人企業公司副經理陶穎中混入國營進出口公司後，專門盜竊經濟情報，欺詐進出口公司一萬二千多英鎊，十四萬元美金、一萬三千多元港幣。上海市一級九個國營公司的重要營業部門，多數被不法資本家的「坐探」所篡奪。以上這些不過是從初步的檢舉和坦白材料中隨便舉出的事例。全國從中央到各地機關企業部門「三反」中擒獲的大貪汚犯、破獲的大盜竊案，大都和上海不法資產階級有關。
   必須說明，解放以來，上海資產階級曾普遍受到人民政府和工人階級起死回生的救助，但是上述十五萬億元的巨額利潤，並不是所有資本家平均地沾得的；獲利最大、盜竊最多的是其中少數的一部分人。上海資產階級違法行為也是普遍的，但是嚴重違法、爲害最烈的也是其中最少數的一部分人。
   這一批盜竊最多、爲害最烈的不法資本家，有這樣幾種類型：
   一種是盜竊起家的流氓資本家，他們是過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正培養的上海的「特產」，他們提倡「白手成家」，不務所當經營，而全部依靠撞騙和盜竊。奸商李樂平，請別人代製一批筆尖買通國營百貨公司的貪污分子爲他高價推銷，騙取非法利潤後辦起一家「文華筆厰」，現在已經有二十億元資金。解放時只有五六個工人、一千五百萬元資金的華興農具五金機器廠老闆孫達凱，用賄賂幹部、佔用國營工厰工具和廠房、在別家工廠門口掛上自己招牌等辦法騙到兩批超過他資產好幾百倍的定貨，從中大肆盜竊，不到兩年發展成有一個總廠兩個分廠的「大老闆」，他並公然對廠中職工說：「三年之内打垮華東農林部的病蟲藥械廠。」他們中最有勢力的分子，就是封建幫會中的惡霸，拜師父，收徒弟，控制同業，無惡不作。
   一種是在國計民生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國營經濟比重較小的行業，特別是這些行業中的大戶。他們强烈地追求壟斷，妄圖獨佔市場。解放初期，米商業中的大戶就叫囂過「沒有我們，上海米市場就沒有辦法」。他們曾狠心地吞下國營糧食公司拋售的大米，以掀起食米漲風。造紙工業要求政府迅速頒令禁止洋紙進口，政府實行後，他們就拒絕政府委託加工文化用紙。在全國捲烟紙生產中有獨佔地位的民豐、華豐造紙廠，更抗拒政府委託加工，漫天討價，最近已初步承認過去的盤紙利潤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銅料冶製工業和其他幾種國營經濟比重較小的行業中，都曾有抗拒政府委託加工，或以高價相要挾，極力爭取「自由市場」，恣意破壞合同、偷工減料、以次貨抵充好貨等行爲。在上海，這已經是一種明顯的、危險的趨勢了。這一類型的不法賢本家，對全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已發生嚴重阻力。
   還有一種是掌握游資的投機家，他們獨資或合夥開一家資金不大的字號，但是狡兔數窟，帳外資產很多，有的就完全沒有什麽資本。他們只要一有空隙，就大肆投機。三年來他們曾掀起過米、紗、炭、糖、鹽、五金、西藥等漲風，波及全國。舉幾個很小的例子，已足以說明上海奸商是如何慣於投機了。一九五〇年江西某機關一個採購員到上海買四架收音機，因爲多跑幾家探詢價格，該業就轟傳「大批交易來到」，結果幾天內收音機從每架三百萬元陡漲到四百六十萬元以上。玻璃業奸商盧耿臣聽到公營耀華玻璃公司暫停開售玻璃的消息，立即勾結一批人去外埠搶購，同時在同業中互相哄抬門市售價，一天把售價變更七次。曾掀起過三次五金漲風的五金商業中幾家大戶，對供過於求的貨物也能掀起漲風。他們派出一批「採購員」四出「詢價」，造成市上「買氣很濃」，煽動同業競相抬價，他們就乘高價拋售，大賺一筆。這一類投機家具有很大的破壞性。
   這三種不法資本家，（有的都一身兼備三種性格）。的們爲了攫取非法利潤，就無所不用其極，任何傷風敗俗他事情都做得出來。有的已十足成爲祖國的叛徒。危害志願軍的有西藥商王康年和牛肉商張新根、徐苗新以及其他幾個承製志願軍供應物資的奸商。暗害解放戰爭的有五金商趙金峯、新華電機廠老闆顧本善等，他們用劣質的繩索、廢料做的輪船推進器，使解放舟山的部隊受到不應有的損失。承製解放舟山部隊所需蓄電池的王仲記蓄電池廠老闆對職工說：「橫豎要沉到海底裏，拆爛汚不要緊」。
   上海不法資本家中具有强烈的壟斷慾望的一批人，不但在經濟上破壞國計民生，而且在政治上逐漸形成一股狂妄破壞共同綱領、對抗工人階級領導、抗拒國營經濟領導的力量。上海市工商界某些代表人物在上海市二届三次人民代表會議上曾要求修改陳毅市長開幕詞中關於確立無產階級的思想為唯一的領導力量的詞句。在「三反」運動開始以後，有一個在造紙機工業中具有地位的不法資本家，在蓬萊區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主席團會議上討論决議案時，還堅决要把决議案中關於「少數政府人員受剝削階級壞思想的侵蝕」一句中的「剝削階級」四字删去。不法資本家並在同業公會之外朋黨結社，操縱行業，圈定代表，策劃對抗工人、對抗國營經濟的辦法。他們在各種會議上，從共同綱領中斷章取義地要求「自由市場」，要求國家改變性質，走賢本主義的道路。
   上海的經濟地位和上海資產階級三年來從消極怠工到猖狂進攻的罪惡事實，說明了上海展開「五反」鬥爭，對全國經濟建設具有决定性的意義。如果再讓他們的進攻自由氾濫下去，中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就不可能建設成功，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善，社會主義前途就不可能實現。上海私營工商業必須去除五毒，實行改造。現在，爲實現這個改造的「五反」運動，已經雷厲風行地展開了。
   （新華社上海三十一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