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二十七歲，十六歲就進合肥恒昌公糧行（現華昌糧行）當學徒，三年後就一直管賬。在這個較長的時間內，因為我受到老闆的小恩小惠，便靠近了資方，認爲我吃人家的，穿人家的，老闆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要忠心耿耿地為老闆效勞。
   —九四九年合肥解放後（那時恒昌公糧行已改爲華昌粮行），我仍是以前那種想法，不知道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我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在老闆的欺騙之下，我仍舊爲老闆造假賬偸漏國家稅收。同年十月間曾被政府查獲一次，被罰米一百石。雖然經過敎育，但我還沒有悔改，在老闆的指使下，還繼續造假賬，幫助老闆偸稅漏稅。老闆以大斗進、小斗出、買空賣空、低價買、高價賣等非法手段謀取暴利，我也幫助他搞。如一九四九年七月，幫助老闆買小麥六百石，老闆在出賣時每石高於市價兩萬元，這一次即獲得暴利一千二百萬元。
   這次機關進行反貪汚、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時，我們食品業基層工會代表鄭國從去開會，回來後向我們傳達了「三反」的重大意義，之後，我便敷衍了事的講了一些微不足道的材料。在這同時，店員業召開反行賄、反偸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偸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動員大會，我代表米廠參加這個大會。在會上，見到不少工人當場檢舉姐夫、表姐夫和姨父等違法罪行，當時我低下了頭，身上發燒，面孔發紅發白，思想開始鬥爭，考慮到人家是親戚關係都能大胆檢擧，而我與老闆既不是親戚關係，爲什麽我不能檢舉呢？人家檢舉是爲了保護國家財富不受損失，難道我不是祖國人民、不知道愛護祖國財產嗎？會上丁市長又表示堅决為我們撐腰，他說：「政府負責保障一切檢舉人現有的職業不因檢舉而受任何影響。」號召我們全市工人階級以國家主人翁的姿態，積極行動起來，向不法資本家進行英勇的鬥爭。這時，我思想上暫時地消除了一些怕失業的顧慮。
   在這個會議上，中共合肥市市委副書記楊楓同志的話句句打在我的心上，他說：「還有不少工人、職員，因爲受了資方的小恩小惠，便不願檢舉這些不法工商業者的罪惡行為。這些人要立即覺醒，回到工人階級的隊伍中來，站穩工人階級的立場，不然是很危險的。」這些話使我不安。我又想到：我在老闆家十一年，老闆待我還不錯，如果我檢舉他，情面是過不去的，如果爲此老闆解僱了我，我的父母、老婆等四個人的生活怎麽辦呢？如果知道這些情節不檢舉而被別人檢舉出來，我不是欺騙了人民、違犯國家的法律了嗎？我不還是睡在爛泥裏嗎？這場痛苦的思想鬥爭使我三、四夜沒有睡好覺，每當要睡着時，便覺得面□有望不到邊的十萬人民向我高呼，要我立即回到工人階級的立場上來，檢擧奸商周宗友。
   我的思想鬥爭終於勝利了，我記住了首長、工作同志、工友們對我的敎育幫助，在陰曆正月初四全市工會基層幹部大會上檢舉了我們老闆周宗友隱瞞敵產、偸稅漏稅、暴利等罪行。全體同志們聽了我的檢舉後，熱烈鼓掌、呼口號，這更增加了我的力量，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不法工商業者帶給我們國家的鉅大損失！在這次會議第三天，全市佈置「五反」運動時，我又向市總工會保證：要積極帶頭，向不法奸商作堅决的鬥爭！
   奸商周宗友聽到我初步檢舉了他的罪惡行爲，他經常盯住我，要我「幫助」他，要我將材料講出來讓他去坦白。他並對外人說：「劉家運的心變了！假積極。」他想以這種又軟又硬的辦法，達到我不再檢擧他的目的，以便他能够繼續地危害人民的利益。
   奸商周宗友的想法是錯了！我是工人階級的一分子，我在食品工會主任王子周及工作組組長裘言成等更進一步的幫助下，我與全體工友團結一致，到廠內廠外去搜集了很多材料，我向大家控訴：奸商周宗友以偸工減料、降低成色、暴利、偸稅漏稅等辦法，就竊取了我們國家財產一億多元。其中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十月這一段時間內，他即有計劃地偸漏稅收七、八百萬元。
   不法商人這樣嚴重的損害了我們國家的財產，我們當然要積極與他們進行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