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稅務局局長顧準
   解放以來，上海資產階級對國家稅收工作的進攻，和在其他問題上是一樣的猖狂、一樣的嚴重的。特別是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全國稅務會議以後，上海資產階級對國家稅收工作的進攻就愈來愈嚴重了。
   這種猖狂進攻首先表現在偸稅漏稅上。將近三年來，上海市稅務人員和店員職工組織查賬緝私，查獲逃稅漏稅額二千六百多億元。就工商業稅的查賬來說，平均逃稅漏稅案件佔查賬案件中百分之八十。這是稅務機關就自己力量能及範圍內所組織的檢查。全上海十多萬納稅戶，時間延續將及三年，檢查次數從比例上看是極少的。這也就是說，實際上上海資產階級逃稅漏稅的數目應當幾倍於被查獲的。
   上海賢產階級的偸稅漏稅行爲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一般的私營廠商，除了極少數稅務管理較嚴，職工組織力量强大的，還不敢公然逃稅，而採取所謂「合法鬥爭」「鑽稅法空子」的辦法而外，其餘的廠商總是千方百計逃稅，例如設置假帳、營業額不入帳（飛過海）、分散隱藏存貨、賄賂稅務人員等等。一九五〇年稅法公佈前後，他們逃稅的主要辦鴻是抽調資金，化名行商，他們的親戚、妻子、兒子都可以登記為行商，藉着報繳行商稅逃避所得稅。這個勾當大部分又和走私、套匯、逃避資金、進攻職工等一套無恥行爲相聯系着的。他們總是藉口解放前為對付國民黨反動政府，因而設置暗帳，有帳外財產。既然從前有帳外財產，歸併帳內就要有一個機會，並且說這個機會沒有的時候，有帳外財產，有帳外經營，還是可以原諒的。但是，重估財產調整資本的辦法總是帳外財產入帳的好機會了吧！實際上重估財產以後，帳外經營依然如故，帳外財產依然如故。許多工廠和商行是依靠國家委託加工和定貨發展起來的，甚至是依靠供應抗美援朝所需物資發展起來的，竟故意不設帳册，在所得稅報繳中千方百計列入標準純益率戶，逃避應納的所得稅。他們為了偸稅漏稅，可以花費很大的款額去聘請所謂「會計專家」，幫他們跟人民政府來「合法鬥爭」。這些「專家」們所做的工作，根本不是改善會計制度以改善經營管理，他們實際上是稅法顧問，是逃稅的「專家」。上海市稅務局在檢查一家工廠帳册時，整個檢查時間中，同時有一個「會計師」在查帳，其所謂查帳是趕在後面的補漏洞，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了。
   上面所列舉的許多偸稅漏稅的行爲，相當大部分就是上海市工商業聯合會及其各個機構中若干私營企業代表人物自己幹出來的事，或者是他們領頭幹出來的事。五金業同業公會主任委員翁敏如，夥同同業四五家集體套匯、偸稅是一個例子。市工商業聯合會執行委員竺培農所管理的民豐、華豐造紙廠的鉅大偸稅案件又是一個例子。不少資本家在各種會議上講擁護稅收政策，背地裏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套。有人說，「這是不明稅法，同時解放以前舊習慣尚未完全改過來。」好吧，一九四九、一九五〇年可以這樣說，到了一九五一年，稅法公佈已久，按稅法納稅已久，關於稅務的宣傳已經普遍，幾乎所有的資本家都能講一套國家稅收重要性的大道理，還能說不明稅法，還能說舊習慣未改嗎？請問你們的舊習慣到什麽時候才能改呢？
   上海資產階級偸稅漏稅行爲的特點是：一方面許多資本家經常在偸稅漏稅；另一方面，市工商業聯合會中若干私營企業代表却採取各種辦法來阻撓稅收管理的進一步加强，阻撓店員職工動員起來協助稅收工作，客觀上形成有組織地掩護偸稅漏稅。例如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工作團來上海檢查稅收工作後，指示上海應該改變民主評議辦法，即是把從前交給各個同業公會評議的辦法變為交給各個納稅互助組實行評議，並指示這樣的評議應該吸收店員職工參加。上海市稅務局根據這一指示，起草了辦法提交有關方面討論時，市工商業聯合會中若干私營企業代表人物竟表示堅决的反對態度，並且居然表示這個辦法沒有他們同意就不能實行。事實很明白，他們之所以反對這個辦法，就因爲評議範圍劃小了，評議有了店員職工參加之後，大量的偸稅漏稅就要變得困難或者不可能了。旣然大規模的偸稅漏稅在進行着，而資產階級的若干代表人物又利用其本身的職權來掩護這些犯罪行爲，還有什麽理由說是個別資本家的不法行爲，而不是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呢？在這種情形下，上海市稅務局檢查民豐、華豐造紙廠案件中，資方負責人對稅務工作人員所表示的威嚇態度，甚至說出「你們是怕覆議吧」這一類話，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上海資產階級對國家稅收的猖狂進攻，因而造成國家的損失是不可計量的。如果說，僅僅經過檢查所發現的偸稅漏稅數目是二千六百多億元，而檢查的範圍又是很狹小的，那麽將近三年來沒有檢查出來的偸稅漏稅數額應當幾倍於這個數目。全國勞動人民的勤勞生產，目的就是要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爭取抗美援朝的勝利，就是要迅速建設我們國家的工業，自然决不允許資產階級以偸稅漏稅的方法來盜竊國家財產。勇敢堅决投入目前「五反」運動，堅决打退上海資產階級對國家稅收工作的猖狂進攻，這是目前全上海店員職工和全市廣大人民的鬥爭任務。（新華社上海十八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