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華東增產節約委員會於十二月十七日召開華東一級機關幹部大會，到華東軍政委員會各委、部、署、院、行、局、處機關，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華東級各人民團體幹部二千餘人，由饒漱石同志作「爲開展增產節約，反對貪汚，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而鬥爭」的動員報吿。
   饒漱石同志首先指出：自從毛主席提出『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偉大號召以來，全國各界人民正在以無比的熱忱展開增產節約運動。華東各機關都成立了精簡節約委員會，並進行了初步的佈置和檢查；各工廠礦山企業部門的工人和職員也正在高度發揚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從各方面尋找途徑和方法來展開增產節約運動，保證完成增產節約的計劃。饒漱石同志詳細闡述了增產節約的重大意義，說明增產節約不但是保障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方針，是積累資金、加速工業建設的基本辦法，而且也是移風易俗，樹立國家和人民良好風氣的主要關鍵；號召大家爲貫徹毛主席所提出的增產節約的中心任務而奮鬥，爲貫徹執行華東軍政委員會所制定的機關精簡節約方案和財經企業部門一九五二年增產節約方案而努力。
   饒漱石同志隨即把題目轉到增產節約的主要敵人，貪汚、浪費和官僚主義方面。他説：
   「大家都知道：人民政府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廉潔的政府，我們人民政府中的工作人員（不論是共產黨員或非共產黨員）一般的也是廉潔的，正因爲如此，人民政府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在人民羣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這一點，連我們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這是我們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思想作風的主要方面。
   「但我們必須看到另外一面，這就是隨着革命的勝利發展，大批的舊的軍政機關的工作人員轉到人民政府機關中參加各方面的工作，這一部分人經過兩年多的時間，大多數都進行了思想改造，作風有所轉變，决心爲人民服務了；但其中還有一部分人的舊思想、舊習慣、舊作風還沒有淸除。另外，由於革命的勝利，一部分老幹部經不起新環境的考驗，而沾染上了壞思想、壞習慣、壞作風。這兩種人相結合，便造成了在人民政府工作人員中的壞的一面。雖然它不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貪污腐化、舖張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惡劣作風正在猛烈地侵襲着革命隊伍，並且在許多地方已經侵入到人民政府機關和企業機關裏面，甚至在個別地方侵入了戰鬥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裏面來，這是一個極爲嚴重的問題，必須引起每個共產黨員、一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和全體愛國人民嚴加警惕。」
   饒漱石同志舉出一些數字，並加以分析。他說：
   「根據不完全統計，一九五一年一月到十一月止，華東一級司法及監察機關所直接處理的貪汚案件，即達一百七十九件，貪汚總數達人民幣二百八十八億元。又據華東人民監察委員會自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處理貪汚案件的統計，因個人貪汚而造成國家財產的損失，數達人民幣一千二百四十二億元。在華東司法及監察機關直接處理的貪汚罪犯六百十五人中，如以部門區分，財經企業部門佔四百七十人，政法部門佔九十人，文敎部門佔二十九人，羣眾團體及其他二十六人；如以新老幹部區分，則留用人員爲三百五十六人，新吸收人員一百三十三人。
   「在各種貪汚案件中有兩件事値得我們特別注意和警惕：第一、貪汚案犯屬於解放後新參加工作的，如華東紡織管理局計劃處副處長陳賢凡利用職權以高價購買劣等染料，集體貪汚三十億元；華東工業部經理處技術人員王燦文，勾結私商，非法貿易，套購物資，貪汚二十億元；中國油脂公司浙江省公司副經理李郁超前後貪汚十億元。第二、一部分屬於參加革命較久的，如前華東、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工務室主任路星元，他在一九五〇年九月因購買器材關係認識了奸商李德維（上海電通拍賣行經理），李即經常地邀路赴宴，出入舞廳，大量賄賂，並引誘路星元與另一奸商馮萍結識以至姘居。常州稅務局周謙等八十五人的集體貪污案件中，已發現的材料證明有三百家商號賄賂他們，逃稅十六億餘元。同志們！這些已經足够證明貪汚分子與奸商是人民革命事業的害虫，是竊取國家和人民財產的盜賊。」
   饒漱石同志問道：「大家想想看：我們英勇的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進行着那樣艱苦的鬥爭，保衛着我們祖國的和平與安全，這些害虫却在後方盜竊國家的財產，我們大家能够容忍嗎？我們勤勞的工人和農民，日日夜夜地忘我地勞動，爲國家和人民創造財富，這些害虫却在盗竊國家的財產，我們大家能够容忍嗎？我們人民解放車和國家機關、企業機關的工作人員仍然過着淸苦的生活，全心全意地爲祖國和人民服務。這些害虫却在盜竊國家的財產，我們大家能够容忍嗎？特別是在今天，當全國人民厲行節約增加生產的時候，如果不懲辦這種罪犯，我們這樣能够保證我們增產節約的財富不被他們盜竊肥私呢？」
   饒漱石同志接着說到浪費現象。他說：「浪費和貪汚在性質上有若干不同，但浪費對國家財產的損失往往大於貪汚。僅據華東紡織管理局、工業部、衛生部、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四個部門的統計，因浪費原材料、生產廢品、次貨及盲目生產所造成的損失，即達人民幣二千二百四十五億元。倉庫物資霉爛的損失也極嚴重。如全國倉庫物資淸理調配委員會華東分會第一倉庫儲存物資中僅以五項主要物資的霉爛損失計算，即達一百十億元以上。上海糧食公司有一千一百八十萬斤大米變質，損失二十二億四千萬元。浪費現象也發生在一部分高級幹部個人生活方面以及機關的開會、請客、送禮等等方面。那些追求生活上舖張浪費的幹部雖然還沒有和貪污分子一樣發展到墮落蛻化、盜竊國家財產的地步，但在他們的意識形態上、工作作風上、生活方式上已經沾染了地主買辦官僚的習氣，已經受着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他們以地主買辦官僚習氣爲『大方』『大氣』，以資產階級的作風爲『排場』『慷慨』；他們諷刺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員艱苦樸素的作風爲『保守主義」，爲『土包子』，爲『農村觀點』，他們以爲不送禮、不請客就不能表示他們的『革命友愛』，他們對工作的積極性，不如對房子、沙發、汽車那樣熱心。他們不以自己的思想作風一天天地脫離人民，脫離工人階級，脫離共產黨，逐漸向着地主、買辦、官僚、奸商靠攏、接近和同化爲恥，而反以爲榮。這些舖張浪費的分子，由於在生活上追求個人的享受，因而在思想上喪失了前進心，喪失了對人民事業的責任心，喪失了對新鮮事物的敏感，政治嗅覺一天天的遲鈍，因而他們一天天脫離羣眾，害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人的脚已經踏到墮落變質的邊緣，如不迅速猛醒，就有掉下貪汚蛻化的泥坑的危險。」
   在反對官僚主義方面，饒漱石同志指出：「官僚主義是貪污、浪費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溫床，所以爲了徹底肅淸貪汚、浪費現象，便必須堅决反對官僚主義！」
   饒漱石同志號召全華東機關工作人員：「爲了徹底肅淸地主、買辦、官僚、奸商反動思想的影響，保持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純潔，同時爲了挽救一切可能挽救的工作人員和幹部，爲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必須堅决採取下列六項措施：（一）普遍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思想敎育，揭露和駁斥一切障礙這一鬥爭開展的不正確思想。（二）展開羣衆性的民主檢查運動，採取號召貪汚分子自動坦白，發動羣眾檢舉控告，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來揭發一切貪汚腐化、舖張浪費和官僚主義的現象。（三）充分運用各種宣傳工具，揭發和批判貪汚、浪費及官僚主義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介紹表揚和獎勵廉潔奉公、保衛國家人民利益及積極爲國家和人民創造財富的模範人物和事蹟。（四）健全各級增產節約委員會的領導，各機關各單位首長必須親自領導，依靠羣眾，發揚民主。（五）發動社會各界人民羣衆檢舉揭發貪汚分子及不法商人，並號召他們進行坦白。（六）切實整頓各級機關的組織機構與建立經常的檢查制度。」
   在講到揭露和駁斥各種不正確思想時，饒漱石同志駁斥了「革命已經成功了，在生活上可以享受」，「進城後應當學習『大方』『大氣』」，「對革命有過功勞，貪汚一點可以原諒」等錯誤思想。他說：
   「所謂『革命已經成功了，可以享受』的思想，正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而不是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思想。因為歷史上的事實是，當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就立即反轉頭來變成為勞動人民的敵人，變成為社會發展的障礙。而工人階級則不同，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己任的無產階級，在領導人民，取得政權後，並不認爲是革命走到盡頭，而是革命的開始。毛主席說：我們革命的勝利，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所謂在進城後要學『大方』『大氣』，這就是公開地要我黨幹部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員拋棄自己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而來學習反動階級的腐朽思想。
   「所謂『過去革命有過功勞可以原諒』的說法，也是錯誤的。一個革命幹部的功勞是在爲人民服務的艱苦的革命鬥爭中得來的，這種功勞才值得獎勵和稱讚。可是當他走向貪汚蛻化、變成爲盜竊人民財產的盜賊時，他還有什麽可以獎勵和稱讚呢？如果我們原諒貪汚分子，就是原諒犯罪，就是鼓勵墮落，就是葬送幹部，就是出賣人民利益，就有亡國、亡黨、亡頭的危險。」
   在講到民主檢舉運動時，饒漱石同志指出：「應給一切檢舉者以切實的保障，對一切阻撓、破壞或壓抑檢舉的行爲應給予處罰，對一切檢舉有功者給予表揚和獎勵，並設立專門機構辦理此事。」「我們要對一切貪汚分子提出警告！一切貪汚、盜竊國家財產的行爲都是犯罪，都應受到應得的處分，從警吿、調職、撤職、判處徒刑直到死刑。坦白者可以減輕或免予處分，對拒不坦白的則加重處分。檢舉和自動坦白的貪污事實，凡從國民黨舊機構轉到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及新参加工作的人員可從解放之日算起，凡經過整風三查的老幹部可從進入城市之時算起。對於各個單位中發生了嚴重的貪汚現象和浪費現象而事前毫無覺察，事後又不厲行懲治的嚴重官僚主義分子，雖然其本人沒有參加貪汚或浪費行爲，也應以失職論處，决不寬恕。」
   饒漱石同志在報告結束時號召全體人員在毛主席的百戰百勝的旗幟下，在偉大的愛國增產節約運動中，大張旗鼓地□人民的敵人——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進攻，爲繼續進行偉大的抗美援朝鬥爭，為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英勇勝利前進。（轉載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