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駐布拉格記者吳文燾
   按照法律，東歐各國都實行農產品徵購制，即：政府對各種產品規定價格，按所種畝數及土地質量，向農戶和合作社徵購一定數量的農產品。農戶或合作社有義務儘先把政府規定要徵購的產品賣給政府，以保證非農業人口的食糧等需要。有些由國家專賣的作物，如煙草，需全部賣給政府，由政府供給廉價的絲煙或紙煙。爲了照顧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政府規定的徵購額因農戶的成分不同而有區別：富農最多，中農次之，合作社農民和貧農又次之。例如：凡擁有一百二十狄卡爾土地以上的富農，政府對他們每狄卡爾一等地徵購小麥七十公斤；十狄卡爾的貧農——每狄卡爾一等地徵購八公斤；二十狄卡爾的下中農——每狄卡爾一等地徵購三十五公斤；合作社用機器耕種產量多，也只徵購三十公斤。所以有這樣的差別，是爲了便利合作社員及絕大多數個體農民，以較高的價格向自由市場出售他們剩餘粮食和其他產品，而獲得豐厚的收入。此外，合作社員在入社後兩年內免稅，兩年以後，僅照現金收入部分交納百分之七。
   談到這裏，已經上燈了。二十二個隊長都來等着彙報工作，我們便約定第二天淸早再來，先回到附近哈斯克佛鎭住宿。
   第二天早晨，由波波夫主席和一個農業部派來視察並協助合作社的會計工作的幹部，引導去看家畜和耕作情况。合作社養有一百十九匹馬、三百四十頭黃牛和水牛、九百頭羊、二千隻小鷄和百多頭猪。管理猪欄的是十八歲的戰時孤兒哥尼夫，他已經有了六年的養猪經驗。六年的合作社生活，使他和八十歲的老祖母不但衣食豐足，還蓋了一所包括四間臥室、一個廚房和洗澡間的新式磚房。他的忠於職守，加上附近國營農場獸醫的幫助，使他去年照料的十幾窩小猪和百多頭大猪無一死亡。
   我們向村外響着機器聲的方向走去。經過一望無際的金黃色的麥田，我們走到一條小溪邊。溪旁有一孔大井，一具電動抽水機從大井裏抽出水來，經過一個丈多高的水塔，向一塊四百狄卡爾的平地灌溉，準備種煙草。電動抽水機只由一個人管理，抽水量超過五個水車的吸水量。我們參觀了由斯坦包洛夫所領導的插烟苗的工作隊。使我驚異的是：除了五十歲的斯坦包洛夫外，十幾個隊員都是婦女。她們穿着粉紅的、淡綠的、長達膝蓋的「布拉及」式袍，頭上裹着顏色鮮艷的絲巾，不是赤着的、踏到泥水中去的脚，你幾乎會想像她們是一羣城市裏的女子。一個年約二十的少婦告訴我：她去年自己完成了一百六十個「勞動日」，今年還會多些。原因是她的孩子無需把她纏在家裏，而由女社員們輪班照顧。「今年」，她說：「我們就蓋好專門的托兒所了。那時不是更好了嗎？」我問她對於集體勞動的意見，她說：「我們集體工作，集體歌唱，今天什麽東西也不能使我和合作社分離！」
   我轉向去年帶着四十狄卡爾土地入社的中農斯坦包洛夫，問他入社的動機。他說：「老實說，過去我一家兩口人種地，從早到晚不敢休息一分鐘，一年的收入還趕不上合作社裏養猪的十八歲的哥尼夫。現在，我們中午可以休息兩小時，收入也增加了。……想想看，單只打破地界用拖拉機種地，我們合作社去年一年省下的種子，就可以蓋一座大俱樂部呢！」
   中午，我們被邀到波波夫的家去吃飯。坐在院子裏一棵胡桃樹下，喝着他家自製的葡萄酒。我和他談領導合作社的經驗，我率直地問他六年來一直當選為主席的主要原因是什麽？波波夫把自己的功勞放在一邊，將成績首先歸諸共產黨支部的領導和幫助。他說：「最大的敵人就是在成績面前昏頭昏腦。」他連連稱讚契爾文科夫總理最近所總結的强迫農戶入社的錯誤。他強調指出嚴格的經濟核算的重要性。他的組織工作經驗，首先就是使社員們不僅在農忙時能够最有效地發揮力量，而且在農閒時也有適當的工作。在向農民宣傳使用機器和科學的好處時，要使大家想到人民的國家，想到日益美滿的新社會。另外，領導合作社要公正，要有健康的頭腦來回擊富農和其他反動分子的造謠。他說：「人們入社的越多了，反動分子的攻擊、破壞就更加厲害起來。」
   波波夫夫人這時從地裏回來，連鞋也沒顧得穿，就去烤麵包，並指揮着來幫忙的姪媳們先把小白蘿蔔和鮮葱用淸油和醋調起來下酒，另外把他們當天中午的家常菜拿出來：每人一大盤自製香腸，一大盤用牛油燒的塊狀的白乳酪（有些像中國的燉豆腐）。波波夫夫人對於沒早些回家多準備些菜表示抱歉。我說：「我生在舊中國的農村裏，在解放前，我的父母只在過年時才有幾頓這樣的飯食呢！」波波夫主席也插進來說：「資產階級時代的一般保加利亞農民也是那樣。這樣美好的生活是人民政府、合作道路所給予我們的！」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我和這羣樸實、熱情的人們告別了。波波夫要我帶個信給中國的勞動農民們，祝他們在合作事業上獲得成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