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除土產交流中的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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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20031818
颗粒名称: 掃除土產交流中的陋規
分类号: G210
摘要: 本文主要讲述了掃除土產交流中的陋規内容。
关键词: 掃除 土產交流 陋規

内容

封建剝削的陋規,是土產交流中的重要障礙之一,是由於幾千年來封建統治,百餘年來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數十年來國民黨反動統治及其反動的通貨膨脹政策所造成的。因此,在今天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制度下,大力開展土產交流時,發現有些土產品質低劣,運銷成本高昂,致其銷路遭到困難,大都是受封建陋規的影響。解放後,有些陋規雖經掃除,有些正在革除,但有些仍嚴重地存在着。
   一、生産上
   土特產在生產過程中,有些生產者以摻水摻雜,降低品質,來多獲得一些利益,而損害消費者的利益。蘇北泰興一帶,以高粱釀酒為業者,爲了取得酒行家或販運者「平花」時的「升花」價格,便在酒裏摻「榷樹」質,每百斤可多得四斤「升花」價格;或者在出售前,酒裏放隻麩皮袋,每百斤酒也可多得二斤;其他還有摻入鷄蛋靑、皂筴……等;摻雜中最嚴重的,就是摻入「綺子」,而「墻子」中又以「藥檣」爲最厲害,它像一種丸藥,專門有人在鄉村中出售,釀酒者就以此摻入酒裏,每百斤酒可「升花」十六斤。由於品質日降,以致銷路大減,抗戰前泰興一帶土燒酒年產量有一百五十萬担,而今減產到五分之四。藥材中荊芥一百斤,如果揀去泥草,祗剩三、四十斤。浙江南潯大頭菜罎中,摻人的泥土及菜根,即達十餘斤。某些地方摻人桕油的溫水,達百分之五十。
   在手工業品生產方面也有這種現象。浙江麗水毛邊紙,最嚴重的,在每百張中有七、八十張是破損的。南京手工織襪子,從一百八十針改為一百六十針,質地不堅,穿了就破,別號稱爲「過街通」。該地手工棉織品尺碼也不足,原定五丈七尺,減去了二、三尺,重量原爲五十六兩,也減少了三、四兩重,同時,加重漿水,每疋布加漿重約有十兩。
   二、販運上
   土特產產品在運輸過程中,遭到偸竊欺騙,及碼頭上的封建剝削也是很多的。蘇北毛豬在運輸途中,船上可以偸取活豬裏的豬油。至於偸取土燒酒的方法也很巧妙,他們用「空針」從封閉的罎口插入,酒便從罎裏吸出,再注入冷水;後來運銷商把罎口包以豬血皮,他們又設法把蓋子脫下,仍舊偸竊。
   運輸船隻到達碼頭時,時常遭到封建把頭的剝削。南京糧船靠岸,碼頭「地甲」,便以「順風河快」的陋規,利用迷信,向糧船索取一、二斗米,說是給了米,行船可以順風。如果糧船停在碼頭上過夜,又要二、三斗米,說是由「地甲」來防止偸竊,這個陋規叫「河快」。蕪湖碼頭上,除去正當搬運費外,還要「燈火錢」、「包裝錢」、「走籌錢」、「香烟錢」、「抓倉錢」等十三種陋規。寧波從倉庫上船付了出倉費,倉庫到碼頭,碼頭到小船,小船到大船都須要一層層的支出費用。
   三、銷售上
   當土特產品運到銷地,很多批發商行,又用各種封建陋規,來盤剝生產者與消費者。江浙一帶漁民出售魚貨時,魚行魚棧冰鮮船就利用各種陋規來剝削漁民,冰鮮船或魚行向漁民收購魚貨時,每百斤貨色要「八八扣秤」;漁民向魚行魚棧借魚本,除應付高利外,當售貨付現時,每百元要「九五扣現」。此外對賣方用「飛秤」,向買方,除收取百分之一·五到二的佣金外,又巧立名目收取「服務費」百分之二,收取公會費的「公川」百分之〇·二,棧力百分之〇·二,魚行並代碼頭惡霸等代扣「福祿費」,等等。因此漁民賣掉魚貨,僅得魚價四分之三。甚至魚行還有拖欠貨款、倒賬等惡劣行爲。例如本年漁汛期內,蘇北漁民有四千五百萬魚款存放在吳淞公利魚行,等到黃花魚第三汛結束後,公利魚行便倒帳關門。至於南北貨行棧的陋規,如上海行棧對柿餅(二百斤重的包裝)要除皮十八斤,其實祗有七斤重的皮。
   批發行商及零售店,利用度量衡中不合標準的斗、秤以及磅秤上的法碼、秤錘等,以「大斗進,小斗出,大秤進,小秤出」的陋規來欺騙消費者,也是不一而足的。
   四、必須廢除陋規
   存在於土產的生產、運輸、及銷售上的各種封建陋規,是土產交流中嚴重的障礙。有些地方經改革後,便出現了顯著的成績例如浙江富陽土紙改進品質,將過去特上等文化紙每件搭破紙二刀,每件重量只有五十市斤,改爲不搭破紙與重五十五市斤爲標準後,文化紙銷路增加,價格上升:一般是一件文化紙可賣八斗至一石多米,較解放前僅售得二、三斗多時,提高了四、五倍。南京糧行取消封建陋規後,新的商業信用大大的提高,有助於交易額的增加,如南京市小麥每天成交量已達一萬担左右,較解放前增加四分之一以上。上海魚市場碼頭在國營公司領導下,廢除不合理的剝削後,魚貨也大量運來。
   事實證明,廢除陋規,取消不合理的剝削,是促進土產交流的必要措施之一。需要各地人民政府重視這一工作並加以領導;各地工商聯、同業公會應積極檢查推動,做好抗美援朝運動中具體任務之一。(杜可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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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日报

《当代日报》

出版者:当代日报社

出版地:杭州(1)谢麻子巷六号

《当代日报》的前身是《当代晚报》,社长郑邦琨携部分资产逃亡台湾时,报社员工中已有“应变委员会”的组织。杭州市军管会批准以新报名《当代日报》登记出版的申请。1949年6月1日,在改造《当代晚报》基础上,《当代日报》正式创刊,发刊词题为《一个新的起点》。总主笔曹湘渠,总编辑李士俊,总经理何志成,社址在杭州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一直受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尽管如此,《当代日报》从性质上讲还是民营报纸。在《杭州日报》创刊前夕,1955年10月31日,《当代日报》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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