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三月，我考進入僞浙贛鐵路爲服務生，（現在的列車員）在火車上作賣麵包、泡茶的工作。在勢利的人壓迫人的舊社會裏，幹這樣工作認爲是非常下賤的；在工作時，常會碰到反動頭子蔣介石一手培養用來屠殺奴役人民的反動匪軍，吃了麵包不付錢，動手打人是常事，我們挨了打回來，反動的主管還說「有損鉄路名譽，罰薪一天，以警俲尤」。有時一連幾日幾夜的連續跑車，餓着肚皮還得替他們工作；那時我只怨恨着社會的黑暗，咒詛自已沒背景，倒了霉，才來幹這低頭三尺的工作。
   由於精神上的痛苦，物質生活的不調和，造成我外强中乾的身體；過去的鉄路醫院是只替高級職員們服務的，一個窮小子，普通工人，可不容易享受到，即使有時你去看病，醫生老爺們給你的冷淡態度，實在受不了的，因此我終日在担心萬一生了重病怎麽辦？還不是死路一條，不是嗎？我們客車服務所有二個同事，一個叫張嘉立、還有一個名字忘了，這二人都是靑年，進路局時身體都很好。由於過度工作和生活的折磨，張嘉立不幸的得了重病，好容易送到杭州鉄路路院，但由於院方的不重視工人生命，不幾天就死了；變賣了平日僅有的積蓄，才買了棺材，草草埋了完事。另一個同事死得更慘啦，他不幸貧病交迫，一個人冷冰冰的躺在建國南路四十四號工人宿舍裏的一個角落裏有一個多月，待同事們發覺時（因爲大家都出勤，流動性大），已經瘦得不像個人，奄奄一息，到醫院不久就死去了。說是病死，還不是說是被壓迫剝削而死的，棺材還是同事們湊起來才買的。這是無數被壓迫受剝削而致死的工人兄弟們沉痛的事實之一，當時反動派有誰來可憐過我們？同情過我們呢？！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苦難的杭州獲得了解放，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了人民翻了身，工人故了國家的主人，成爲領導階級；我以無限的愉快與敬佩感激着共產黨、毛主席，熱愛着解放軍，漸漸的從一貫的沉默轉向活躍愉快，積極的工作着，但最初我對黨的認識是膚淺的，只知道共產黨毛主席領導工人翻了身，的確是我們的救命星。就在這年十月，軍事代表要我到華東團校去學習，這太使我興奮與感激了，是我平生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有這樣的好機會，在黨的直接的敎育培養下，逐步的提高，我的階級覺悟，對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祇有工人階級自己的政黨，才會這樣培養和關心工人，它指出了我今後工作的方向與奮鬥目標，敎導我如何更好爲人民服務，由而我從此樹立了忠誠爲人民服務的觀點。
   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我突然生了重病，失去了知覺，生命挺危險。組織上立刻送我到解放後的杭州鉄路醫院，當時杭州鉄路分局及分局黨委團分工委各首長，會數次來電慰間病况，由於病勢危急，首長們準備給我轉送上海鉄路中心醫院，後因恐車上受不住而轉到浙大醫院，輾轉上海鉄路中心醫院中山醫院爲時六個月；黨對我的愛護關心得無微不至，組織上及許多工人兄弟們在精神上物質上給我莫大的照顧幫助與鼓勵，不是嗎？每當我疾病沉重痛苦時，一想到了共產黨毛主席和許多親愛的同志們，頓時在我的心底就發出一股堅强的力量，它鼓舞了我與病魔鬥爭的意志，指出勝利的道路，由於這樣，終於挽救了我寶貴的生命。今年二月，從新回到了工作崗位來。
   我曾無數次的想到黨而感激得流淚，眞的，同志們！祇有工人階級的政黨，才能這樣的關懷與愛護一個極平凡的工人！沒有黨沒有我們敬愛的毛主席，我早已和張嘉立同志等一樣的下場了，或者可能到更慘的境地。這使我更具體更切身的體會到無產階級黨的偉大和崇高了。
   欣逢中國共產黨的三十週年紀念日，我以無限的熱忱與感激的心情來慶祝這一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節日，我保證作好下列三件工作：（一）積極響應與宣傳抗美援朝總會三大號召的意義，從努力寫稿所得稿費全部作爲購買「上海鉄路工人號」捐獻；（二）積極搞好本位工作，努力學習和宣傳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敎育，協助政府做好肅反工作；（三）鍛鍊好體格，作好一切準備，隨時等待祖國的號召，不惜犧牲一切，獻身人民祖國革命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