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日戰爭時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軍向駐防北京以南的蘆溝橋地方的中國守軍發起攻擊，中國守軍奮起抵抗。八月十三日，日本軍又攻擊上海，上海守軍亦進行抗擊。全國進入了抗日戰爭。經過與國民黨政府的協議，中國紅軍及其在南方各省所留下的游擊隊，先後改編爲八路軍和新四軍，開向華北和華東前綫參加抗日戰爭。
   在當時，圍繞着抗日戰爭的基本政治情况如下：
   在國際方面，存在着日本、蘇聯、英美三種不同的力量。第一種力量：日本。日木帝國主義是兇惡的侵略者。日本所實行的滅亡全中國的方針，引起了中國全體愛國人民的反抗。日本不但侵略中國，並且向蘇聯一再挑戰，企圖在蘇聯沒有準備的條件下襲擊蘇聯，同時用這種姿態來引誘執行反蘇政策的英美帝國主義分子對於它的讓步。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奪取了英美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利益，威脅了英美在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的帝國主義利益，因此日本與英美之間有矛盾。至於日本人民的革命勢力，在戰爭中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援助中國人民的，但是力量太小，還不能發生嚴重的影響。第二種力量：蘇聯。蘇聯堅决地執行着支援中國抗日戰爭的政策，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與中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並且給中國以財政上軍事上的援助。蘇聯又堅决地執行着和平政策，警惕地不陷入英美帝國主義坐山觀虎鬥的圈套。但是在一九四五年消滅了希特勒德國以後，蘇聯就迅速向日本宣戰。事實證明蘇聯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旣合於蘇聯的利益，也合於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第三種力量：英美。英美在此時旣不同於日本，更不同於蘇聯。英美帝國主義不願意日本奪取它們在東方的利益。但是它們一則希望把戰爭引向蘇聯以便自己坐山觀虎鬥；二則害怕中國人民力量的興起，危害它們的利益；三則忙於應付西方由希特勒所引起的緊張局勢，力求緩和日本在東方對於它們的矛盾，害怕日本在東方對於它們的攻擊。所以直到日本在一九四一年發起攻擊英美的時候，它們總是竭力與日本尋求妥協，或則希望日本和中國兩敗俱傷。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特別是美國在太平洋上轉入優勢以後，美國是要求中國積極反攻日本了，但是美帝國主義的計劃，却是利用這種情勢來獨佔中國，排濟中國人民的革命勢力。以便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反革命的兩面政策，需要中國人民在其反對日本侵略的時候與之聯合，同時又須警惕和反對他們的危害中國人民陰謀。
   在國內方面，存在着人民、國民黨和漢奸三種不同的力量。人民是堅决反對日本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抗日戰爭的領導者和主力。在日本滅亡全中國的政策之下，不但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站在抗日方面，地主階級中的若干人特別是由地主階級分化出來的開明紳士，也站到抗日方面來了。因此，人民的抗日統一戰綫，極爲廣大。漢奸是堅决依附日本，幫助日本侵略中國，壓迫中國人民的。日本曾經用很大的力量收買中國最反動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和其他敗類充當漢奸，而國民黨的長期反動政策也幫助了漢奸的產生，國民黨內的汪精衛一派就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投到日本方面去了。但是漢奸究竟為數很少，全國人民對於漢奸也是一致反對，連國民黨反動派也不能不在口頭上加以反對。問題是在國民黨方面。國民黨的主體，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集團，基本上是英美買辦集團。曾經在多年的反動中堅决地反對人民，反對抗日，並且一心一意地要消滅共產黨。蔣介石這時起來抗日，第一是由於人民對他的壓迫，使他不能不起來抗日，否則全國人民和許多有組織的抗日力量都將自動起來抗日，他就不能維持自己的統治；第二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全國的進攻直接地危害着他的政權和地主資產階級的財產，他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此時已無法調和；第三是由於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英美自己不願得罪日本，但願中國和日本打着，拖住日本。由於這些原因，所以蔣介石集團在抗日戰爭中就表現他具有互相矛盾的反革命的兩面性：一方面，他要抗日，也要其他勢力積極抗日，在戰爭初期也曾表現了他的某種程度的抗日積極性，並希望能够速勝；另一方面，他又反對人民，繼續壓迫人民，不願人民起來抗日，特別不願共產黨和其他抗日勢力動員人民起來抗日。他要包辦抗日的領導，但他拒絕實行任何眞正的民主改革，極力限制人民力量的發展，特別限制共產黨力量的發展。他曾陰謀地計算在抗日戰爭中假手日本軍閥來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勢力，而保存他自己的力量。爲了這種目的，他指揮八路軍、新四軍去担負最前綫和敵人後方最嚴重的作戰任務。他不相信倚靠中國的力量能使抗日勝利，因而他不倚靠而且不願意倚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而把希望寄托在國外的援助上。他希望很快地引起英美對於日本的干涉，由英美代他抗日，在後來尤其希望美國。但是後來的事實是，英美的干涉遲遲不來，英美並和日本不斷地妥協；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敵後不但沒有被日軍消滅，反而和敵後廣大的人民結合，取得不斷的勝利，有了極大的發展；全國人民抗日的力量大大地衝破了他所允許和限制的範圍以外，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他自己的軍隊則在抗戰中大部被擊潰並受了很大的損失，他的威信迅速低落。這些都不能不引起他的失望和恐懼。從此以後，他就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避戰觀戰，保存力量，聚積力量，以待其他抗日力量戰勝日本後，坐收漁人之利，然後以保存和聚積起來的力量消滅共產黨和人民力量。這就是蔣介石集團在抗日戰爭中的基本立場和政策。美國帝國主義除對蔣介石消極抗戰一點有所不滿以外，在實際上是完全贊成蔣介石這種立場和政策的，所以無論美國輿論曾經怎樣不滿蔣介石，美國政府却在抗日戰爭末期用一切方法援助蔣介石。這樣，蔣介石就既不同於漢奸，又不同於抗日的人民。抗日的人民要求團結全國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首先是動員人民羣衆的力量来進行抗日戰爭，因此，旣需要與蔣介石進行一定的聯合，以便推動蔣介石部下的軍隊抗日，又需要與蔣介石的反動政策進行堅决的鬥爭，以便保衛人民力量，把人民羣眾的力量動員起來爭取勝利，不爲蔣介石及其主人美帝國主義的陰謀所削弱和壓倒，而能壓倒蔣介石及其主人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因此，顯而易見，代表抗日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綫的時候，不能不警惕地堅持統一戰綫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
   毛澤東同志正確地估計了抗日戰爭中的複雜的政治情勢。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共產黨與國民黨的爭論，無產階級與參加抗戰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蔣介石集團」的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勝利的問題了。毛澤東同志指出：抗日戰爭中存在着兩條相反的路綫，即以蔣介石爲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路線，和以共產黨爲代表的無產階級和全國人民的路線；實行蔣介石國民黨的不要全國人民抗戰只要國民黨政府抗戰的「片面抗戰」的路線，戰爭必然失敗；只有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綫或「全面抗戰」的路綫，戰爭才能勝利。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附近的洛川召集的會議中，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通過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作爲黨領導全國人民爭取抗日戰爭勝利、反對蔣介石反動的兩面政策的指針。洛川會議决定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使游擊戰爭担負配合正面戰場、開闢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並决定在一切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羣衆運動。洛川會議决定爲抗日戰爭的利益所必要的人民民主民生權利而鬥爭，並决定以減租減息作爲抗日戰爭時期解决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綫的爭論，在黨內也有了嚴重的反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陳紹禹）同志爲代表，這時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上來批評和反對黨的路線，並且違反黨的紀律；在他們所負責的工作中擅自執行了他們自己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看到了共產黨及其軍事力量的暫時的弱小和國民黨的表面上的强大，就錯誤地斷定抗日戰爭的勝利必須依靠國民黨，而且必然是國民黨的勝利而不能是人民的勝利，斷定國民黨可以成爲抗日戰爭的領導者，而否認共產黨可以成爲抗日戰爭的領導者。他們低估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而幻想倚靠國民黨軍隊求得速勝。他們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羣衆。他們抹煞共產黨和國民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原則分歧，要求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反人民政策實行讓步，主張共產黨人的行動一切經過國民黨政府，八路軍新四軍完全統一於國民黨軍隊，實行「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他們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否認「有團結有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革命方針。他們反對放手發動羣衆鬥爭，反對在日本佔領地區放手擴大解放區和擴大人民武裝，他們害怕這樣就要從抗日陣線中「嚇跑」了蔣介石國民黨，而主張把自己的行動限制在國民黨蔣介石所允許的範圍以內，去遷就國民黨蔣介石。他們不經中央同意擅自發表了很多表示錯誤意見的宣言、决議和文章，拒絕中央正確的指示。他們這種錯誤思想和行動，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漢負責的活動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以前項英同志在新四軍的工作中，曾經發生影響，因而妨礙了當時長江流域人民抗日戰爭的發展，並在皖南事變中造成了新四軍部隊的失敗。很明顯，右傾分子的意見是適合於蔣介石的利益而危害無產階級和抗日人民的利益的。這是第一次國內戰爭時期陳獨秀右傾主義在新的情况下的復活。毛澤東同志和這種錯誤思想進行了堅决的鬥爭，因而使這種錯誤思想在沒有發生更大危害的時候就在實際工作中得到了克服。
   爲了澈底澄淸黨内外關於抗日戰爭的錯誤思想，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寫了「論持久戰」一書。毛澤東同志在這部著作中詳細地分析了中國和日本的政治軍事情况，指出了戰爭的必勝前途，但戰爭必然是持久戰，而不能速勝，中國必須依靠人民戰爭的方針才能取勝。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舉行了擴大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批准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政治局對於抗日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路綫。全會批判了統一戰綫問題上的遷就主義的錯誤，决定了全黨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後，而批判了那種希望把抗日戰鬥的勝利寄托於國民黨軍隊、幻想把人民的命運寄托於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合法運動的錯誤思想。
   抗日戰爭的實際發展，證明了毛澤東同志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正確。蔣介石的軍隊在抗日戰爭初期雖然曾經抵抗過日軍，但是因爲蔣介石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錯誤，軍隊迅速潰敗，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就不能不退出廣州和武漢。蔣介石從此把軍隊的主力集中在重慶和西安爲中心的中國西南部和西北部，避免和日軍作戰。而與此相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却相繼武裝了廣大的人民，發展了強大的抗日游擊戰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民主根據地。到了一九四〇年抗日戰爭三週年時，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抗日軍隊已由三年前的四萬多人發展到近五十萬人，抗擊了在華日軍的半數，在三年作戰中收復了縣城一百五十座，斃傷俘日軍和僞軍四十萬人。解放區和游擊區人口發展到近一萬萬人。共產黨員，也由三年前的四萬人發展到八十萬人。從遼寗、熱河、察哈爾、綏遠一綫直到廣東和海南島，都有了共產黨員所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抗日戰爭成爲眞正全國範圍的大革命了。
   敵後游擊戰爭的巨大發展，使日本侵略者在佔領武漢、廣州以後，就陷入了戰爭的相持階段，不能再向前進了，因爲他們的後方暴露在强大游擊隊的攻擊之下，他們不得不回頭來攻擊在他們後方的游擊隊。日本决定把主要的壓力放在敵後戰場，對正面停止戰略性的進攻，而實行對蔣介石國民黨的政治誘降。在此時，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領導全國人民與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趨勢作鬥爭。蔣介石的投降危險，在一九三九年九月法西斯德國與英法間戰爭爆發時，達到了頂點。英美在這時更希望趕快犧牲中國來求得和日本妥協，使日本不和希特勒一起來反對英美，而爲了使中國投降，就不能不加緊反對堅持抗日戰爭的共產黨。在這種情况下，在一九三九年底到一九四〇年初，蔣介石國民黨就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反動軍隊向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侵佔五個縣城，在山西西部進攻共產黨員所領導的抗日决死隊，在山西東南部進攻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受着日本和國民黨夾擊的八路軍，堅决地擊退了國民黨的進攻。
   嚴重的鬥爭放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前面。很明顯，在日本侵略下的中國，誰能够贏得抗日的勝利，誰就能够贏得全國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旣然證明了自己是抗日戰爭的眞正的領導者，就必須同時向全國人民說明自己對於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建設的全部見解，以便澈底剝奪國民黨反動派及其一切追隨者的精神武裝，而給與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革命人民以充分的精神武裝。這個任務，由毛澤東同志一九四〇年一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一書担負起來了。「新民主主義論」從中國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出發，說明了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必須屬於中國工人階級；說明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階段，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的前途必然是社會主義；說明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必須採取旣區別於資本主義、又區別於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經濟綱領和文化綱領。「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極大地幫助了黨內的思想統一和全國革命人民的思想統一，極大地幫助了全國人民解放區的政策的統一，因而極大地加强了中國革命。
   爲了繼續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在克服了右傾的偏向以後，又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糾正在反對國民黨對共產黨和人民的進攻中所開始發生的某些「左」傾。黨認為：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民族敵人深入國土，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在國民黨不投降日軍的條件下，保持與國民黨不破裂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與國民黨的鬥爭必須以不破裂爲限度。對於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更需要注意團結。因此，黨規定了「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和在統一戰線內部反摩擦鬥爭中「有理、有利、有節」的指導原則，並且在所有解放區政權中實行了「三三制」，即共產黨員（代表工人階級和貧農）、進步分子（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各佔三分之一的制度。
   蔣介石爲了削弱共產黨的力量，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又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蔣介石强令原在安徽南部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的一支萬餘人部隊北渡長江，在一月七日以八萬餘人在中途加以包圍襲擊。新四軍的部隊損失慘重，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犧牲。蔣介石在陰謀實現後，隨即宣佈取消新四軍番號，並下令向新四軍其他部隊進攻。這個事變被稱爲「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嚴厲地駁斥了蔣介石取消新四軍的「命令」，有準備地粉碎了國民黨的進攻，並且使新四軍的主力比事變以前更爲鞏固，在華東地區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由於中國共產黨在這次事變前後在統一戰線工作方面的巨大努力，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並沒有孤立共產黨，反而驚醒了和敎育了許多對蔣介石抱有幻想的人們，因而孤立了蔣介石自己。
   但是皖南事變還是中國人民的困難的開始。從一九四一年初，日本就已經把在中國的侵略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集中到敵後解放區戰場上來，並且對解放區加緊了大規模的「掃蕩」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的毁滅。留在敵後的國民黨軍，大部份投降了敵人成為僞軍，僞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日寇指揮下担任向解放區進攻。蔣介石曾經密令他自己很多的軍隊投降日寇，然後在日寇指揮之下去進攻八路軍和新四軍。一九四一年六月，法西斯德國進攻蘇聯，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向英美進攻；法西斯陣綫在戰爭初期的進展，更加鼓勵了國民黨反動派投敵、通敵、包圍解放區、反共、反人民的黑暗潮流。國民黨反動派在此時用了一切的手段來削弱共產黨和人民的力量。在此種情形下，解放區的面積、人口、軍隊、都縮小了，解放區的財政發生了很大的困難。黨不得不用更艱苦的努力來戰勝這些困難。黨領導解放區的機關學校和部隊一律實行生產自給，精兵簡政，藉以減輕人民負担，並且着重領導人民組織起來發展農業生產，救濟災害。與發展生產的運動同時，黨又領導農民實行大規模的減租減息運動，爲了在新條件下反對敵人，解放區大大地發展了民兵。解放區軍民除了實行反「掃蕩」的鬥爭以外，又派出武裝工作隊遠出「敵後之敵後」，爲恢復和擴大解放區而鬥爭。由於這些努力，一切困難都克服了，解放區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並且從一九四三年起又逐步地擴大了。
   黨抓緊了這個局勢較少變化的時期進行了全黨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這種教育在戰爭和革命猛烈發展或迅速變化的時期曾經是難於大規模進行的。黨採取了整風運動的方法，領導全黨的幹部和黨員來認識和克服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僞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特別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這兩種傾向表現的形式——黨八股。毛澤東同志的演說「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劉少奇同志的演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在這個學習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這個學習運動，掃除了一九三一年以來敎條主義在黨內的惡劣影響，幫助了大量的由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的新黨員脫離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而取得無產階級的立場，因而使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並且使整個黨空前地團結起來了。
   與共產黨在艱苦奮鬥中前進的同時，國民黨的統治一天一天地走到了腐敗的極點。國民黨的首腦人員利用政治地位，並且特別利用抗日戰爭，通貨膨脹等，集中了大量的財富，控制着中國的金融、商業、工業和農業，進行肆無忌憚的掠奪，迅速地發展了以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四大家族爲首腦的封建的、買辦的、軍事的壟斷資本，即「官僚資本」。國民黨的這種「官僚資本」，與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都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因爲人民的生活極端痛苦，沒有抗日的政治自由，以至民怨沸騰，民讁蠭起。不顧自己的腐敗和孤立，蔣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六月仍然調動軍隊在陝甘寧邊區周圍發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事前揭露、聲討和全國人民的反對之下，被迫停止。顯然，這時蔣介石還以爲他的留在戰爭後方的數百萬軍隊是他的靠山，他還不知道他的反動政策早已腐化了他的軍隊；這個眞相，在一九四四年日本的新進攻中就表現無餘了。
   一九四四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展的一年，是希特勒匪幫在英勇的蘇聯軍的進攻下迫近滅亡的一年，同時却是國民黨軍隊在日本新進攻下再一次大潰敗的一年。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已經愈來愈困難了，它急需把從北京到廣州和南寗的鉄路綫打通，因此在一九四四年三月發起了對於正面戰場的新進攻。因爲國民黨軍隊望風潰逃，日寇在八個月中，迅速佔領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福建的大部和貴州的一部，人民損失慘重。在以蘇聯爲中堅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和中國人民解放區戰場的勝利發展的鼓舞之下，全國人民對於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再不能忍受了，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民主鬥爭和民主黨派的活動活躍起來了。要求改組國民黨政府爲民主聯合政府，成爲愛國人民的一致呼聲。
   但是中國人民的民主鬥爭遇到了新的外國干涉。爲人民所痛恨的搖搖欲墜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却受到了已經在太平洋上得到優勢的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一九四四年九月，中國共產黨代表林伯渠同志在重慶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上，要求立即召開緊急國事會議，廢止國民黨專政，成合民主聯合政府。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代表的暗中支持下，頑固地拒絕了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的要求。美國帝國主義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以前是力圖犧牲中國而與日本妥協的，現在却利用抗日戰爭把自己的勢力進一步伸入中國，企圖在戰爭結束以後代替日本獨佔中國的市場，並使中國變為美國殖民地，因此它就積極努力於維持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美帝國主義一方面派了大批軍官來訓練和武裝蔣介石的軍隊，派了大批專家深入蔣介石的政府，另一方面，却裝出公正的面孔來「調處」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但是美國政府很快就暴露出它與蔣介石立場的一致。美國代表和蔣介石都企圖用「邀請」某些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政府的方法，來「完成」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一」和「民主化」，來取消改組國民黨政府為民主聯合政府的要求，並企圖用這個詭計來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在中國共產黨拒絕美國和蔣介石的這個惡毒的提議以後，蔣介石竟要求組織一個由美國人參加的三人委員會來「整編」解放區的軍隊；而美國代表赫爾利，則威脅地宣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正式代表五百四十四人，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代表着一百二十一萬黨員。大會聽了並且一致地通過了毛澤東同志「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和朱德同志「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聽了劉少奇同志「論黨」的組織報告，並通過了新的黨章。大會選出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新的中央委員會。
   在第七次大會上，中國共產黨表現了空前的團結一致，這個團結一致，是一九三五年一月黨的遵義會議以來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所形成的；一九四二年全黨的整風運動，在第七次大會之前在黨的幹部中關於黨的歷史經驗的討論，六届七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决議」；都大大地幫助了全黨的思想的統一。第七次大會一致地通過了黨的總結，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一般綱領和具體綱領。第七次大會分析了當前的世界形勢和國內形勢，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和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而鬥爭。爲着迎接全國的勝利，大會特別要求全黨及時地注意加强在城市中，首先是在工人階級中的工作。大會指出：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已經在戰爭中建立了十九個解放區，共有九千五百五十萬人口，有九十一萬人民解放軍（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軍）和二百二十萬不脫離生產的民兵，並且從一九四四年以來已經轉入局部的反攻。從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人民解放軍對敵戰鬥大小十一萬五千餘次，擊斃和殺傷日偽軍九十六萬名，俘虜日僞軍二十八萬名，迫使日偽軍投誠和反正十萬名。全國大多數中心城市、交通綫和海岸綫，都處在人民解放軍的包圍或控制之下。依靠強大的人民解放軍，依靠全國人民的團結，抗日戰爭和民主事業的勝利是有保證的。但是由於國內外反動勢力的存在，大會同時要求全國人民嚴重警惕新的全國性內戰的危險和帝國主義干涉的危險。（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