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現在是三十年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歷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一個約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國中，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得到偉大勝利的歷史；是中國工人階級領導着廣大的農民和其他的民主力量，向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作英勇鬥爭，經歷長時期的艱難曲折，終於推翻了他們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爲領導、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從而爲走向社會主義前途開闢了順利道路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三十年的奮鬥歷史可以分作四個段落來敘述，即：（一）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七年）；（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九二七年——一九三六年）；（三）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五年）；（四）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經濟恢復時期（一九四五年——）。以下是這個三十年歷史的一個簡單的輪廊。
   一、黨的成立和第一
   次國内革命戰爭時期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不是偶然的。那是在世界第一次大戰和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之後，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開始的、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凡爾賽和約、並且一般地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五四」愛國運動之後，中國的薄弱的工業在世界第一次大戰時期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數和工人鬥爭的規模也隨之發展。隨着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在中國革命知識界中間傳播了起來。「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合，為黨的成立作了準備。「五四」運動後一年，共產主義的小組就在上海、北京、漢口、長沙、廣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來了。
   中國工人階級生長的過程，同時是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淪爲半殖民地，中國人民與外國侵略者及其走狗中國封建統治者作鬥爭的過程。
   一八四〇年，英國以武力侵略中國，進行了有名的鴉片戰爭。從這以後，接着發生了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聯軍對中國的戰爭，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對中國的戰爭，和一九一四年日本對於中國山東半島的掠奪。外國侵略者經過這些戰爭和其他方法掠奪了中國的領土，勒索了中國的「賠款」，在中國的土地上駐兵，開設銀行、商行、工廠，控制中國的通商口岸、交通線和海關，幷且劃分「勢力範圍」，進而操縱中國的內政，使中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着中國人民的生存，壓迫着中國的經濟不能發展，阻止着中國的政治不能進步。因此，反對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就成為中國革命的最根本的問題。
   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曾對中國的封建經濟起了解體的作用，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在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中國近代工業開始出現。但是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民族工業在幾十年間的發展是極其微弱的。中國的封建末期的反動統治者，對於各階層勞動人民實行着野蠻的統治。地主階級佔有農業土地的大部分和農民收入的大部分，對於農民享有種種超經濟的特權。高利貸者、商人、買辦和封建官僚，與地主在一起掠奪着農民和手工業者。工業的一部分屬於帝國主義者，一部分屬於中國的官僚，屬於中國資本家的一部分也受着前兩部分的掠奪和排擠。封建官僚政府在一九〇〇年的戰爭失敗以後完全投降了帝國主義，幷倚靠帝國主義的支持和幫助來壓迫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這一點在一九一二年成立的所謂「中華民國」的歷届軍閥政府，也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發生的變化，就是中國由表面的統一變為公開的分裂，以不同的帝國主義爲後台的軍閥之間，進行着繼續不斷的戰爭。無論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和以後，各派的封建統治者都拒絕作任何實質的社會改革。因此，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就成爲中國革命的另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在上述情形下，中國人民的根本要求，首先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根本要求，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就是實現國家的獨立和民主自由。
   實現這個嚴重的要求，需要有一個正確的領導。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前夜，中國人民曾進行過多次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鬥爭，其中最重要的是鴉片戰爭十年後爆發的創立了「太平天國」的農民革命戰爭（一八五一年——一八六四年），和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十年爆發的資產階級的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但是所有這些鬥爭和革命，都失敗了。中國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他們既害怕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又害怕工人和農民，他們不但不能解决、甚至不敢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問題。農民雖然人數衆多，并且有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决心，但是因爲受舊的落後的生產方法所限制，看不到鬥爭的前途，所以也不能担任領導這個革命到勝利的任務。需要有新的階級来担任領導責任，這個階級要能够提出正確的和完全的鬥爭綱領，並且能够在國內和國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和强大的敵人進行堅持不屈的鬥爭。這個階級，就是工人階級。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數雖然不多（約三百萬左右），但是它和農民不同，它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它又和資產階級不同，它身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三重壓迫，具有堅决的鬥爭意志。
   中國工人階級的作用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開始表現出來。上海、唐山、長辛店等地的工人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罷工參加了全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幫助鬥爭迅速地得到了勝利。和「五四」愛國運動同時，中國的民主主義者曾進行了有效的反對封建文化、宣傳科學的文化改革運動。這個運動中的左翼，因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具有初步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開始在工人中間進行革命工作，傳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思想。這樣，就使得中國工人運動和中國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毛澤東同志把一九一九年當作中國民主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爲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因爲從此以後，中國的民主革命就成爲中國工人階級所領導的革命，幷且成爲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毛澤東同志在這部有歷史意義的著作中，着重地發揮了列寧、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在世界第一次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已經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的學說，并且着重地指出了中國的一九一九年的革命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的事實。在這裏，應當特別回憶的，就是列寧本人，早在一九〇〇年，特別是在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就寫了許多關於中國問題的重要論文；而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〇年間，在十月革命以後的最緊張的年代裏，列寧和斯大林又都對東方的民族間題作了多次最深刻的指示，正是這些指示，構成了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的主要出發點。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在一九二〇年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個大會上，列寧作了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專門報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列寧的這些古典的文件，規定了各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基本軌道，規定了共產主義者在民族革命運動中所應採取的基本方針，因而極大地援助了中國革命。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於「五四」運動以後發展起來的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選舉了十三個代表，在中國工業中心和工人運動中心上海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中包括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約五十個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章，選舉了黨的中央機關，組成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在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爲目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國際曾派代表參加這次大會。
   毛澤東同志是湖南的黨的組織的代表。毛澤東同志在「五四」運動以前就在湖南組織了革命團體，在一九二〇年又組織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幷於同年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毛澤東同志回到湖南，任黨的湖南區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同志在湖南的工作，使湖南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成為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最發展的省份之一。
   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陳獨秀担任中央的領導工作。陳獨秀並不是好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在「五四」運動以前和「五四」運動中間以中國最急進的民主派著名；當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他成了有很大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
   一九二二年五月，黨在杭州西湖召集了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製訂了黨的宣言，在宣言中規定了黨的綱領，批評了當時資產階級的各種改艮主義思想，指出了中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成獨立；統一中國爲眞正民主共和國」。這樣，黨就在中國人民面前破天荒地提出了眞正革命的民主主義的口號。宣言的缺點，是沒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須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沒有提出工人農民的政權要求和農民的土地要求，只是號召工人農民參加民主革命和爭取自己的權利。而這個缺點，後來就在黨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領導工作中，被陳獨秀機會主義集團發展成為嚴重的路綫錯誤。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參加共產國際的决議。
   黨在成立以後的兩年中間，集中力量領導了工人運動，成立了公開的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廣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從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由於黨的有效的活動，全國工人鬥爭處在很大的高漲中。在全國各大城市和工業中心，有三十多萬工人進行了一百多次的罷工。這些罷工都是在共產黨員的領導之下進行的，並且絕大多數都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在罷工勝利之後，都組織了在共產黨員領導之下的工會。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在迅速的發展中，工人階級在中國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就迅速而明顯地表現了出来。但到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就受到了反動統治階級的嚴重的打擊。當時統治着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軍閥首領吳佩孚，用武力禁止京漢鉄路總工會的成立大會。在京漢鉄路以及其他許多鉄路工人實行罷工反抗後，吳佩孚就在二月七日在漢口、長辛店等地對工人實行屠殺，工人死難者約四十人，傷數百人，被稱爲「二七慘案」。
   （以下轉入第三版）
   （由第一版轉來）
   中國鐵路工人的英勇鬥爭，一方面，表示了工人階級組織力量和革命積極性的迅速增長，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工人階級如果沒有强有力的同盟軍，如果沒有自己的武器力量，就無法在毫無民主權利的條件下戰勝全副武裝的反動派。在反動政府的高壓之下，年輕的工人鬥爭暫時轉入了低潮。事實敎訓了黨和工人階級，必須與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與幾千萬城市小資產階級，與要求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並且用武裝的革命來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在此以後，黨採取了積極的步驟去聯合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希望經過國民黨來實現工人階級與其他民主力量的同盟。國民黨的前身革命同盟會，是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中的主要組織者，它在政治上是一個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急進派、資產階級自由派到地主階級反滿派的鬆懈的聯盟。在一九一一年革命被出賣以後，這個聯盟中的許多力量投降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以孫中山爲首的一派則繼續堅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鬥爭，並且繼續受了多次的失敗。孫中山曾經依靠廣東的軍閥作反對北京反動政府的活動，但是又被廣東軍閥陳炯民趕了出來，其內部更加渙散。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蘇聯對中國和其他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政策，「五四」運動，以及「五四」運動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運動的興起，這一切，逐漸地引起了孫中山及其他國民黨人的鄭重的注意，使他們傾向於聯合蘇聯、聯合共產黨的革命政策。
   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集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正確地估計了孫中山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以及使國民黨改造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可能性。第三次代表大會批評了黨內的兩種主要錯誤傾向。一種傾向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投降主義傾向，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民主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與權利」。他們根本就沒有企圖由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來領導這個革命，使這個革命在勝利以後，首先就有利於無產階級，並以無產階級爲中堅力量來掌握政權，用這個政權來保障國家在以後的發展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他們認爲第一次革命應該讓資產階級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無產階級只能得着一些資產階級共和國中的「自由與權利」，不能得着別的什麽。所以他們認爲在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只能站在消極的幫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領導地位。他們認為無產階級只有等資產階級共和國成立以後，資本主義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再來推翻資產階級共和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實現社會主義。這是第二次革命。所以他們的主張被稱爲「二次革命論」。另一種傾向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關門主義傾向。他們認爲共產黨不應當與國民黨合作，祇有工人階級才能革命，國民黨是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的，所以反對共產黨員和工人農民加入國民黨。大會拒絕採取右傾的和左傾的錯誤意見，决定與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改組國民黨成為民主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但是第三次大會對於農民問題和革命軍隊問題，却沒有加以應有的注意。
   毛澤東同志出席了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堅持了正確意見，反對了錯誤意見。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同志當選爲黨的中央委員。
   黨的統一戰綫政策很快就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努力，由於共產國際領導機關和蘇聯共產黨的重要援助，國民黨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召集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宣言，規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和改組國民黨使之革命化的各項辦法。這次大會事實上成了革命高漲的起點。國共兩黨的合作，推動了孫中山，國民黨左派和全國人民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在國民黨內的代理人右派分子之間的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的倡議、領導和支持下，成立了廣東的革命政府和革命軍事學校，舉行了討伐廣東反動派的作戰，在全國發起了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運動，恢復了工人運動，並且開始了農民運動。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集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經爲羣眾鬥爭的新高漲作了組織上的準備。同年三月，孫中山病故。全國人民對於這個偉大革命家的哀悼，形成了廣泛的政治宣傳。
   全國範圍的大革命風暴，因為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人反英反日大罷工面爆發了。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了共產黨員工人顧正紅；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和學生在上海租界舉行了援助紗厰工人的示威遊行，被上海租界英國巡捕在南京路槍殺了大批的遊行示威的工人、學生，引起了全上海以至全國人民的極大憤激。在以後數日，上海工人、學生和市民，繼續舉行了反對帝國主義槍殺中國人的示威遊行，並繼續遭受了英、美和日本巡捕的槍殺。全上海的工人舉行了總罷工，學生舉行了總罷課，商人舉行了總罷市。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各城市，在各城市的工人、學生和市民都舉行了多次的反帝示威游行，並罷工、罷課、罷市，抵制英貨日貨。香港工人在總罷工之後，工人都回到廣州，因而封鎖了香港使之變成死港。香港罷工工人、廣州工人、學生和軍官學校的學生，在六月二十三日舉行示威遊行，又被英國水兵在廣州沙面開槍射擊，死傷大批遊行示威的羣衆，更加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抗。在這些運動中，全國人民一致地提出了懲兇、賠償、謝罪和收回租界、撤退外國軍隊等要求。在運動中，北京的軍閥政府和各地軍閥政府都投降帝國主義，壓迫人民運動，只有當時在廣東的革命政府支持了罷工工人和人民的反帝鬥爭，所以香港和廣州的罷工，一直延長了十六個月之久。
   因五月三十日流血的遊行示威得名的「五卅」運動，大大推動了廣東的革命化，並準備了全國的大革命。廣東的「國民革命軍」迅速地統一了廣東全省，並且在一九二六年七月舉行北伐戰爭，以推翻以北京爲中心的全國的封建統治。北伐軍在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和共產黨人、革命的國民黨人努力奮鬥之下，得到偉大的勝利，使反動軍閥的軍隊迅速崩潰。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軍佔領漢口。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起義配合北伐軍佔領上海。全國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大大發展，組織到工會中的工人達到二百八十萬，組織到農民協會中的農民達到九百五十萬。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由「五卅」運動前的九百多人增加到五萬七千九百多人。
   但是這個猛烈發展的革命的基礎，却是不鞏固的。當時共產黨的領導者陳獨秀，對於無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黨人領導國共合作、領導北伐戰爭的根本任務，一直抱着消極的軟弱的態度。羣衆鬥爭特別是許多地方的農民鬥爭已經起來了，但是陳獨秀却沒有堅决的積極的政策去滿足羣眾的要求，特別是農民的土地要求，也沒有組織羣眾的力量去改造當時仍在反動分子手中的政權機關，建立羣衆的武裝力量和擴大可靠的革命軍隊。革命在廣大的北伐軍中已經有了威信，但是黨對北伐軍的工作却沒有正確的方針。共產黨人雖然在北伐軍的政治工作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活動，但是因為黨的領導機關忽視掌握軍隊，眞正由共產黨員掌握的軍隊只佔極小的部分，軍事的實權大部仍在舊式的軍官手中，特別是在國民黨右派當時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手中。蔣介石在權力還不够大的時候，就已經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組織了反共反蘇的陰謀，利用他自己所製造的藉口打擊共產黨在軍隊中和國民黨領導機關中的地位；但陳獨秀却向蔣介石的這種進攻作了機會主義的讓步，滿足了蔣介石的在軍隊中和國民黨領導機關中限制共產黨活動的反動要求。到一九二六年底，蔣介石就以南昌的總司令部為中心與漢口的國民黨左派的中心相對抗。
   在一九二七年初，由於工農羣衆運動的廣大發展及其鬥爭的堅决性，國民黨中的地主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極感恐懼。地主階級在鄕村中受到農民運動的威脅，大批跑到城市，散佈各種指責農民的謠言，使城市中到處充滿了「工農運動過火」的議論，並藉此而反對共產黨。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表現了極大的動搖。在這種緊急關頭，陳獨秀被反動派的氣焰所嚇倒，不敢採取堅决的步驟去支持與繼續發展羣衆運動，不敢依靠正在興起的工農運動來團結革命派，爭取中間派，擊退反動派。相反，他表現了極大的動搖，他也跟在反動派後面指責工農運動「過火」，抑制羣眾運動，特別是抑制當時的農民運動，幻想用讓步和妥協的方法來穩定國民黨中的地主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使他們不離開革命的陣線，以便「挽救革命」。其結果是共產黨愈讓步，反動力量愈上升，而羣衆力量則因為共產黨的動搖和抑制，受到了極大的阻礙和損失。在這種情况下，帝國主義者就迅速地與蔣介石勾結起來，封建地主和買辦大資產階級也以蔣介石為它們的新的政治代表，要他從內部來擊破轟轟烈烈但是缺乏經驗的中國革命。
   中國共產黨當時曾經有可能避免至少是減輕後來的失敗，因為斯大林同志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就已經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著名演說中提出切合時宜和切中要害的警告了。斯大林在這篇演說中完全正確地指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帝國主義假手於反革命力量而進行干涉的嚴重危險，眞正革命軍隊的極端重要和共產黨人研究軍事掌握軍隊的極端重要，展開農村革命滿足農民要求的極端重要，無產階級起來掌握領導權的極端重要。以後斯大林同志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又曾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所應取的策略繼續地給了許多詳盡的指導。如果斯大林同志的這些寶貴的意見喚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者的及時的警醒，那末，敵人就無論如何也不能一下子把革命打敗。
   在中國革命的第一個緊要關頭，毛澤東同志表現了自己的偉大的革命天才。毛澤東同志首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分析了中國的階級關係，認識了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乃是中國革命成敗的關鍵，而這個問題，却是黨的歷次大會包括第三次大會所沒有解决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四年底就着手研究湖南的農村狀况和領導農民的革命鬥爭，並且在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主持廣東的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努力於訓練領導農民鬥爭的幹部。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毛澤東同志發表了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同志在這篇著作裏指出：分辨眞正的敵友，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只有如此，才能「團結我們眞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眞正的敵人」。接着他就深刻地分析了中國的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資產階級，中農和其他小資產階級，貧農和其他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等五類主要社會力量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並且得到結論說：「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按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是指民族資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綫。」這樣，毛澤東同志就旣反對了陳獨秀的只看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而看不見農民的右傾機會主義，也反對了張國□的只看見工人而看不見農民的左傾機會主義。
   為了支持在北伐戰爭中已經起来和正在起来的農民鬥爭，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澤東同志考察了湖南農民推翻地主統治的熱烈鬥爭，寫了黨在整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吿」。毛澤東同志痛斥了黨內外一切懷疑農民指責農民的論點—强調地指出：只要黨採取放手發動羣衆的革命政策，那末，「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麽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决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毛澤東同志的這一著作的重要價値是：（一）充分地估計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二）指出了在農村中建立農民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三）分析了農民的各個階層，指出了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貧農是農民中最革命的力量；（四）着重地宣傳了放手發動羣衆、組織羣眾、依靠羣衆的革命思想。因爲這樣，這個著作就成了中國共產黨人領導農民鬥爭的經典文件。但是在當時，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雖然受到黨內一部分同志的支持，却被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集團所壓制，沒有被黨的主要領導所採取，因而沒有能够挽救當時的革命。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預料，帝國主義加緊了對於中國革命的干涉。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北伐軍佔領南京以後，英、美、日、法、意等國艦隊就向南京開砲轟擊。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指示之下，四月十二日在上海舉行了反革命政變，屠殺了大批的工人和共產黨員，宣佈了反共。漢口的國民黨左派雖然宣佈了討伐蔣介石、其內部的反動傾向也迅速增長。四月二十五日，中國共產黨在危機中間在漢口召集了第五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毛澤東同志雖然參加了，但完全被陳獨秀排斥於大會的領導之外，並被剝奪了在大會上的發言權。瞿秋白、任弼時等同志斥責了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但是缺乏積極的辦法。第五次大會雖然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指示，雖然通過了斥責機會主義的决議和實行土地改革的决議，但是仍然選舉陳獨秀為黨中央的總書記，而陳獨秀却在實際上堅持他一貫的機會主義觀點。這樣，第五次大會在事實上就沒有解决任何問題。接着，在五月二十一日反動軍官許克祥在長沙舉行了反革命政變，屠殺了大批的革命分子。七月十五日，武漢的國民黨正式决定與共產黨决裂而叛變革命。就是這樣，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就遭受了失敗。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雖然失敗了，但是對於幼年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了極大的和極重要的教育。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證明了以下的關於中國民主革命的基本原理：（一）現代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統一戰綫來担任；沒有統一戰綫是不能取得革命勝利的，統一戰綫不由工人階級來領導而由資產階級來領導是要失敗的。（二）在中國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階級領導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問題，只有取得了農民作爲革命的同盟軍，才能够取得革命的勝利。（三）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沒有了革命的軍隊就沒有了一切。這些敎訓，不但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被證明是正確的、而且到後來也被證明是正確的。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表明在中國的反革命力量，首先是帝國主義的力量，大大地超過了革命的力量；爲了戰勝已經侵略中國數十年之久的强大的國際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封建主義，必須經過嚴重的鬥爭；而爲要勝利地領導這一嚴重的鬥爭，就不能僅僅依靠革命的積極性，而必須同時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就投入了巨大的全國革命鬥爭，很多共產黨人在這個鬥爭中表現了對於工人階級和人民事業的無限忠心和高度的組織能力，但是除了毛澤東同志等少數人以外，却沒有能够認眞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能够領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神和實質。黨的這個弱點，就使黨的領導機關不能掌握列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革命指示，不能在複雜的緊急的變化迅速的革命鬥爭中克服機會主義的錯誤和資產階級的叛變。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知識的不足，表示當時的黨整個說來還處在幼稚的階段。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進入了一個困難的時期。但是，正是在這個困難時期中，黨達到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成熟。
   二、第二次國内革
   命戰爭時期
   在一九二七年，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迅速發展中遭到了强大的敵人從革命內部和外部的襲擊，又因爲自己的領導機關的錯誤而不能正確地抵抗這些襲擊，因而受了極嚴重的打擊。黨曾經企圖挽救革命的失敗。八月一日，由周恩來、朱德、葉挺、賀龍等同志在江西的南昌率領在黨影響之下的北伐軍三萬餘人舉行武装起義。但他們沒有與江西的農民運動結合，而南下向廣東進發；後來雖然保留了一小部分力量，大部分却在廣東東部與敵人作戰中受到了失敗。自此以後，革命失敗的形勢已經確定。從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的屠殺開始，到革命失敗後，在全國範圍內，黨的很多的優秀領袖，很多的革命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遭到了極野蠻的屠殺。全國突然轉入黑暗，不但民族資產階級，而且很多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分子也脫離了革命，加入了黨但是不堅定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也大批聲明退黨。但是英勇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人民，如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所說，「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