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間的故事詩『木蘭辭』與『孔雀東南飛』，在篇幅上雖不能和希臘史詩比擬，但無疑具有偉大的史詩的生命，因爲它們表現着「詩的史」。『木蘭辭』顯示了生的光榮；『孔雀東南飛』歌頌了死的偉大！『孔雀東南飛』和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一樣，通過戀愛事件，表現着歷史上優秀的男女靑年反封建、爭自由的戰鬥意識，和以死堅持到底的鬥爭實踐。同時，像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結尾，有着化作蝴蝶的神話，『孔雀東南飛』也有二人精魂化作鴛鴦的傳說；又都預言着這一光輝歷史鬥爭的必然勝利，反映了人民歷史上的崇高希望和熱情。
   事實上，祝英台、劉蘭芝她們也可以說是已經勝利了的。她們是「以自己的生命為自己的生命價值而搏鬥；主動的迎接死，而不是倉皇之間受到了死的襲擊」。這樣的死，「不是殺掉自己，而是親手把敵人將到手的戰利品毀滅了，使自己的精神永生」。這樣的死是代表着肯定、勇敢、熱烈、積極的反抗精神，給封建壓迫一個鮮明、沉痛的回答！所以黃芝崗同志在論及『情探』一劇時，曾經鄭重指出：在舊社會裏，死，不一定是屈服；有時是堅决的抗議。這是絕對正確的。
   『木蘭辭』很早就被採用作戲劇題材；京劇有梅先生的『木蘭從軍』，尙小雲先生的『花木蘭』，還有小楊月樓的本子。依據『孔雀東南飛』編製的京劇，我只知道就是時常貼演的一種。這戲頗受觀眾歡迎，遺憾的是，它並沒有能整個表現詩的生命——那樣豐富的鬥爭內容，反抗情緒，遒勁、洗鍊的人物描寫。自然，兩者間有着歷史時代這一淵隔，要求京劇『孔雀東南飛』和故事詩的表現一致的完整，似是苛責；平心而論，原劇本在昨天的歷史階級中，是好的；而今天我們看來卻顯然是不够的。但戲的末場，寫焦仲卿在劉蘭芝被逼嫁之晚，潛入府中探聽消息，和她相遇於後園，雙雙投池，這樣來處理二人之死，確是很好的表現手法；它避免了戲劇頂點的兩歧，加厚了悲劇氣氛，發揮了戲的力量，充分掌握着詩的積極精神。原詩寫劉蘭芝之死是：
   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靑廬。晻晻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靑池。寫焦仲卿是：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中，自掛
   東南枝。
   兩三月前，我看了一次戲，把劉蘭芝焦仲卿的死改掉了，說是他們想到自己年靑有爲，死是不值得的，就脫離頑固家庭，去爲社會人羣服務；大約因為觀點不同，認原劇本的處理太不够「積極」的緣故。這樣一來，自然是積極，光明得多，可惜的是沒有照顧到歷史情况；沒有眞實，藝術也就失去了感人的力量。同時，舞台上的表現，原封不動，而在『投池』前作了這樣的交代：他們不甘心死在府中池子裏，打算踰牆去投河；動機是：倘若遇人搭救，也未可知——弦外之音，他們的「死」變成是一種策略，是改編者給他們準備的，進入社會的一個階梯；結果，不難想像，是「遇救」；於是，到羣衆中去了。這說明什麽呢？取消了他們那不屈不撓的戰鬥意識、反抗精神，而成爲機會主義者，無賴和騙子；至少是表現了他們的動搖、惶惑。何况這樣的「到羣衆中去」，實在是近於幻想的。我想，改編者的基本態度是好的，主觀上是積極的；客觀上郤適得其反，應該非始料所及吧。
   下面是個人讀故事詩『孔雀東南飛』的一點體會，也即認爲劇本所不够的地方；自然並不能自信正確，希望大家交換意見。
   劉蘭芝說：『非爲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君家婦」的所以「難為」，除了一般的、封建家族制度的矛盾外，我覺得焦母的不滿意她，還另有一種因素。詩裏焦母曾對兒子說：
   『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愼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劉蘭芝也曾說：
   『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敎訓，兼
   愧貴家子。』我們知道，從東漢末一直到惰唐間，是最講究門閥的時代，「士族」和「寒門」有着極端嚴格的分差；焦仲卿先世得「仕宦於臺閣」，自然是「大家」，所以焦母對於「生小出野里」的她，可能本質上是嫌惡的，這裏有着由階級立場出發的「貴賤」的觀念存在。
   焦母認爲兒子的戀戀劉蘭芝，簡直在自輕自賤！於是，造成第一悲劇——逼休。
   「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劉蘭芝的這位阿兄，對她的命運無可否認有着支配權力，但我們不能將這看作就是决定的力量。她的命運是怎樣被安排着，詩裏是寫出其客觀的樞紐的：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先是縣令叫人來說媒，試探一下。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
   主簿通言語，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旣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再是遣縣丞到府裏，太守叫主簿對縣丞說，命他爲媒。太守的頤指顧使，威福自擅；縣令、丞、府裏主簿的巴結討好，奔走迎合，不都很分明的麽？這一羣人物，這一系列的活動，在封建社會中，對於一個平民女子的命運，無疑的具備着多麽大的權威！於是，劉蘭芝被註定進入第二悲劇——逼嫁。
   以上兩點，在劇本裏是找不到的。劇本似僅强調寫出由於人物性格而造成悲劇，最多亦不過表現了「喫人的禮敎」而已。它寫了不近人情，苛刻、執拗的阿婆；蠻橫無理，任性使氣的阿兄。焦仲卿與劉蘭芝，則被寫成一味軟弱與萬般柔順、忍受、彌縫，但得不到妥協。可矜憐而不値得愛敬；在性格裏沒有反抗，行動上也缺乏着鬥爭。然而在故事詩裏，他們的表現是如何不同：
   『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逼休」時焦仲卿對他母親說。
   『故作不良計，勿復他鬼神！』「訣別」時對怨母親說。
   『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逼休」時劉蘭芝謝焦母。
   『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
   「逼休」時對焦仲卿說。
   『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壻，中道還家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
   』「逼嫁」時答覆她阿兄。焦仲卿與劉蘭芝是怎樣的倔强、堅定，鮮明的戰鬥着。
   劇本反映焦母的封建淫威，是充分的；詩中「鷄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的短短四句，在戲裏擴大成約佔全劇表演時間三分之一的『受罰織絹』一場，以家常瑣碎，描繪着人物，展開了事件，凸化了封建家庭內部各方面的矛盾，藝術上很成功。但偏重於這樣的刻劃，使這一場作爲全劇中心，就故事詩的內容和意義來看，實在是強調了部份而漠視了全體，這使戲劇僅做到暴露封建時代的生活，而忽略於表現被壓迫者鬥爭。於是戲名符其實的、被稱爲「頑固家庭現形記」，戲的價値和詩的價値，也就相去遼遠了。——若容許我妄加比擬，則故事詩有着『紅樓夢』那樣輝煌崇高的地位，戲劇只能屈列在『官場現形記』的一流。
   附註：詩中僅云「
   焦仲卿妻劉氏」，戲裏
   她的名字「蘭芝」，想
   係承詩中「說有蘭家女
   ，承籍有宦官」這兩句
   的誤解而來；但這兩句
   實在是阿母謝媒人的話
   ，指的別人家的女郞，
   與蘭芝無關。為行文便
   利故，苟且沿用，現特
   「正名」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