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四月十三日北京人民日報）謝興堯
   去年七月底中國基督敎人士發表「中國基督敎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宣言後，數月以來，全國各地的教徒廣泛地發起了愛國運動，宣佈與帝國主義脫離關係，實行「自治、自養、自傳」。這種自立革新運動，是中國基督教徒和天主敎徒新的光明道路。但是敎會中的帝國主義分子則是仇視這一運動的，如最近天主敎中所發現的祕密文件「學習參考」（原文見三月十三日光明日報），它竟不承認曾經與帝國主義發生過聯系，說甚麽「自無所謂斬斷聯系」，並主張「應當在神長領導之下實現三自原則」。這種破壞天主教自立革新愛國運動的企圖，已引起各方面的注視和憤慨。天主敎的敎友們，如津沽大學敎授張羽時所寫的「和天主敎敎友們談怎樣愛敎」（見三月三十日光明日報）及輔仁大學陳垣校長所寫的「對輔仁大學的天主敎徒講話」（見三月十七日本報）以及最近天津天主敎革新委員會成立會上，吳克齋、聶國屛等的報告（見四月九日本報）等，都是針對着帝國主義分子破壞天主敎的罪證而發出的正義的吼聲。實際上，誰都不能忘記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天主敎和基督敎來侵略中國，並在我國歷史上留下了血淚斑斑的事跡。
   一、帝國主義利用敎會作爲侵略工具的
   開端
   天主敎自明朝萬歷十年（一五八二年）即已輸入中國，但當時並未得到發展。到清朝初葉和中葉，滿清政府爲防止敎會在中國的非法活動，不許西洋人在中國傳敎。一八四二年（淸道光二十二年）因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在砲口底威嚇之下訂立了「南京條約」，於是大批帝國主義的爪牙——外國敎士，紛紛來華，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轉機」，「好像一朝重覩天日」（見德禮賢「中國天主敎傳敎史」）。在一八四四年，美國脅迫滿淸政府成立「望廈條約」，其中首先規定美國人可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醫院、敎堂。接着法國又强迫滿淸政府在「黃埔條約」中承認對法國教堂要加以保護。及至一八五八年（清咸豐八年），在英法聯軍之役中，「中法天津條約」成立，又規定「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敎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査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敎各明文，無論何處，槪行寬免」。從此帝國主義在中國傳敎，得到了條約上的保障，各地方的敎會便很快恢復，於是侵略者的棋子遂滿佈於我國各地。帝國主義者就是這樣地用大砲把傳敎士送到了中國。
   這些外國教會經過一百多年的禁止（淸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之後，又來了這一個所謂「轉機」，他們便趾高氣揚，製造所謂「給還舊址交涉」。「南京條約」訂立後，滿清政府被迫承認，「所有康熙年間各省舊建之天主堂，除改爲廟宇民居者毋庸查辦外，其原舊房屋，如勘明確實，准其給還該處奉敎之人」（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諭）。至一八六〇年（淸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之後，又强迫訂立「天津續約」，更擴大了「發還舊址」的範圍，規定凡「前奉天主敎者之天主堂、學堂、墳塋、田地、房廊等件，應賠還交該處奉敎之人」（續約第六款），這就引起了我國人民與外國敎士的爭執。
   自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以後，「還堂交涉」是當時最繁難最嚴重的問題，原因是外國敎士們藉口「發還舊址命令」作種種無理要求。如『各省地方，抵還敎堂，不管是否有礙民情，硬要給還，並有强指紳士華麗房屋爲昔年敎堂，逼令民間退讓之事，甚至將有礙體制之地，及公所會館廟宇，為闔地紳民所最尊崇者，均任意索取抵給敎堂。即或實係當年教堂經敎中人賣出，嗣後民間轉相售賣，已非一主，並有從新修理費用甚鉅者，敎士不出價値，逼令交還。又因房屋偶有傾倒，反索修理之費。各種舉動，百姓均怒目相視，儼若仇敵。』（見總理衙門給各國「議辦傳敎章程」，以下簡稱「傳敎章程」）這是滿淸賣國政府說的，實際還不止此。我們若翻閱一下當時有關還堂的文獻，如「籌辦夷務始卷」，「淸季各國照會目錄」，及李鴻章、劉蓉等的奏議，其中關於還堂的交涉文件，還多得很。時間則僅由一八五六至一八六八年，區域則遍於南北各地，而這些交涉，均係帝國主義傳敎士依據侵略條約及滿淸政府所頒佈的「給還舊址」命令提出要求的。
   「南京條約」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始，外國敎士在中國大肆活動也是從此開始的。
   二、外國敎士擅入內地及干涉中國內
   政的暴行
   帝國主義旣利用敎會爲侵略中國的據點，有些外國敎士遂以政治條約爲背景，以金錢為工具，侵害中國主權，欺壓中國人民。
   第一是西洋敎士擅入内地。「南京條約」及「中美望廈條約」雖然規定外人只能在通商口岸居住，不得入中國內地傳敎通商。而帝國主義者則常故意違約，擅自潛入內地。他們因被各省地方官查拏而引起的交涉，由一八四六至一八五〇年五年之間即發生三十五件之多（「籌辦夷務始卷」道光，以下簡稱「籌卷」）。發生的地方有：西藏、四川、湖北、浙江、廣東、河北、山西、江蘇等地。在這短時期內，外國敎士們到處潛入我內地和邊區。一八五〇年（清道光三十年）美國敎士丁韙良來到中國，他明知道「按條約，終不許入內地」傳敎，但是他悍然地說：「吾人奉主命傳敎萬方，即有世俗阻止，安能阻哉」（丁韙良「花甲憶記」）。當時由於滿清政府腐朽無能，對於西洋敎士、外國使臣的蠻橫要挾，根本無法應付，不敢阻止。
   第二是敎士們以「中國通」的資格，作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謀士。每次簽訂不平等條約，他們大都參與其事，陰謀策劃。大家都知道「南京條約」是中國第一次帶上帝國主義的枷鎖，馬利遜牧師是基督敎徒來中國的第一人，但是這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的起草人，便是這位新敎徒馬利遜牧師。而中文草稿又出自敎士郭實那（Rev.G utelaff）之手，中國方面只在字句上略加修飾。這個條約便由這兩位敎士包辦。馬利遜在一八四三年七月十六日寫信給他的妻子，很自得地說：「我要告訴你，我的名義是中文祕書兼譯員，年薪一千三百鎊，我應當穿副領事的制服，上有皇家的鈕釦」（見「馬利遜小傳」）。一八四四年美國派遣顧興（Caleb Cushing）來中國强迫滿淸政府簽訂「望廈條約」，協助顧興訂約的主要人員，便是美國最早來中國的基督敎上裨治文和伯駕兩牧師，他們替帝國主義弄得了五口通商權，治外法權，傳敎權和置買地產權。裨治文牧師在他家信中說：「我等在中國傳敎之人，與其說是由於宗敎之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之原因」。這是他的坦白招供。而伯駕牧師也曾親自回到華盛頓，向美國參衆議員做侵略中國的報告（廣學會出版：「梁發」）。他竟因侵華有功，於一八五五年九月便正式就任駐華使節，負起侵華的總責。一八六〇年滿淸政府與法國增訂條約（即中法北京和約）時，有法教士隨法使爲翻譯，於中文中竟私自添人「准法國宣敎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陳捷「義和團運動史」以下簡稱「運動史」）一句，昏聵的滿淸政府，竟簽字承認。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美國利用機會强迫滿清政府簽訂「中美天津條約」，久住中國的丁韙良和威廉士兩牧師，即隨美公使利衛廉（Wiiliam REEd）到天津，參加起草條約的工作。在當時雙方對於傳敎條文的爭執中，美方堅持不讓，他二人也參與其謀。後來丁韙良說「奉敬傳道一節，係先出於美約，英約仿照也」（「花甲憶記」）。這就是說美帝國主義利用傳敎士爲它開闢了侵略中國的道路，同時英法等國也是照着這個圖樣加以翻版。及至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爆發，各帝國主義組織八國聯軍前來鎭壓，丁韙良又上條陳於北京公使團，他主張由各國共同管理滿清政府。在淸末又有以宗敎家、敎育家的身份成爲中國政界要人的李根摩太，他在中國辦過報——「時報」、辦過學校——「山西大學」，他自稱是中國的朋友。但他主張「中國印度化」，又提議中國政府內閣部長可以用外國人（見他的自傳「西鐸」）。以上這些人都是西洋敎士中所謂「待人如己」，「爲上帝服務的」。總觀過去凡中國政治上、外交上每一重要階段，均有傳敎士參與其間，不只是作幕後活動，並且還作台上主角。
   第三是這些帝國主義傳敎士還普遍地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如『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年）法國洪主敎行文四川省官員，鑄用關防開用。同治七年貴州主敎胡傅理擅送照會一件，保舉前道員羅文等，請予優奬。山東傳敎士有擅稱巡撫之事。四川貴州教士並有因敎案致請撤地方官之說。是不但侵官吏之權，甚且侵國家主權，種種無理情事，焉得不激成衆怒」（「傳敎章程」）。以一個敎士的身份，而要「鑄用關防」，「自稱巡撫」，並且還要「保舉道員」，「撤換地方官」，這都說明這些帝國主義傳敎士是充滿了統治慾望的。
   第四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敎堂和敎士的其他不法行爲和特務活動。如庇護貪官（「籌末」同治「駐藏大臣恩麟奏黃鎧投法敎士爲護符」摺），隱匿盜首（「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一八八四年後中法戰事發生以前，廣西的法國敎堂公然勾引匪徒大肆其特務活動（一月二十三日廣西巡撫徐延旭奏「敎堂勾匪滋事摺」），後來浙江定海又風聞敎堂內有「伏奸藏礮」的事（薛福成「浙東籌防錄」卷一）。可見這些敎堂和其中的一部分敎士實與帝國主義的侵略相表裏，在內地作特務工作。還有一些敎士欺壓善良。據滿淸政府所指爲典型的，如「同治八年四月毆斃敎士李國一案，實因敎民逼人退婚而起，已將平民何彩正法。而敎民殺死平民，及歷年詐搶姦擄焚殺夙稱首惡之敎民王學鼎等，雖經議罪，迄未到案。其糾衆殺斃團民趙永林等二百餘命之司鐸覃輔臣，梅敎士聲稱已赴外洋，無從究辦，川民更爲忿恨」（「傳敎章程」）。以一個西洋教士竟屠殺中國人民二百餘人之多，末了一走了事，當然要激起中國人民起來堅决進行反抗了。
   三、中國人民的反抗和所謂「敎案」
   中國廣大的人民已經認識帝國主義利用教會作他侵略的前硝，西洋敎士更是侵略者的先鋒，因此各地人民普遍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華所辦的教會。一八六九年（清同治八年）各地靑年學生起來舉行反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沈保楨「沈文肅公政書」卷一、「籌末」同治七十）。特別是四川人民因憤於敎士覃輔臣屠殺了二百餘條人命，行動更爲激烈，如余棟臣便是當時的代表人物。滿清賣國政府和外國敎會稱他是「鬧敎英雄」）「淸李各國照會目錄」法三三二頁，以下簡稱「照會目錄」；上海徐家匯天主堂「格致益聞匯報」光緒二十四年卅號）。當時全國各地人民羣衆最普遍的行動，是「燬敎堂，殺敎士」（見剛已「敎務紀略」，徐家幹「敎務輯要」等），滿淸官書統稱之爲「敎案」。最大的一次是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的「天津敎案」，其起因是當時法國仁慈堂迷拐男女，埋葬幼孩，引起人民激憤，要求進入敎堂檢查。法國領事官豐大業「隨帶跟丁，各持槍刀，同赴通商衙門滋鬧，在商署向該大臣（崇厚）開放洋槍，百姓均爲不平，愈聚愈衆。劉傑趕到向衆民彈壓，適該領事豐大業由商署走出，即對面施放洋槍，劉傑躱避，致將其家人高昇中傷。衆大忿激，將豐大業羣毆斃命。……敎堂四方火起，衆始逐□解散」（「籌末」同治十七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語）。這一次反帝鬥爭，純粹是一個羣眾運動，「非特□主使，其何人動手逞兇，及何人首先鳴鑼，亦不能確□□出」（同治九年九月十一日刑部奏）。（下轉第二版）
   帝國主義怎樣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由第一版轉來）但劊子手曾國藩（滿清政府特把他由南京調到天津辦理此案）爲了討好帝國主義，竟把無辜人民「馮瘸子等十五名擬以正法，王五等二十一名擬以軍徒」。後來又補添「將劉二等五名正法，鄧老等四名發配」（同治九年十月總理衙門給法國使臣羅淑亞照會）。以上這幾十個人都是因反對帝國主義而被滿淸政府殺害的。當時此案引起各方批評。「豐大業以法國使臣，何得遠開洋槍，强賓欺主，—擊不中，又擊其次。是豐大業本有應死之罪，而百姓罪在擅殺罪人，然出於一時忠義奮發，…………未有國人攻盜，而駢戮國人者也。…………乃傳聞該大臣等奏辦情節多有未符，不免於法國曲徇出脫，於津民過涉吹求」（同治九年十月十六日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奏）。這還是官方的議論批評，人民的憤怒更是不可遏止的。在全國人民的輿論壓迫下，曾國藩無也只好承認：「外慚淸議，內咎神明」（曾國藩書札），而滿清政府終於『殺戮義民以謝敵，又暗爲厚恤（其實毫「厚恤」可言——作者註）其家』（同治九年閏十月二十三日弈譞奏），天津敎案便是如此解决的。滿淸賣國政府旣屈服於帝國主義底勢力，且不惜殺戮愛國的人民。這正說明一般「敎案」的本質，和賣國政府處理「敎案」的方法。當時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橫暴，即滿淸政府也認為「現在來中國傳敎者，直如一國之中有無數自專自主之敵國，平民怨毒更深，而百姓至衆，不可盡誅，况眾怒已成，將有不肯俯首就誅之勢」（同治十年給各國「議辦傳敎節略」）。天津教案之後，當時民間有許多反帝的書籍和連環圖畫向社會宣傳，均被封建統治者禁止（「照會目錄」法三〇三頁，英六一四、六二〇頁）。
   「天津敎案」是一八七〇年，後來發展為義和團愛國運動是一九〇〇年，中間雖距三十年之久，但這兩次最大的人民反帝運動，實有密切的因果關係。當「天津敎案」被鎭壓後，滿清統治階級也知道「敎中之氣燄愈張、吾民之怨憤愈積，禍患正不知所止」（同治十年七月弈訴等奏）。後來論史者也認識此點，說「是役也（按指天津教案）法重情輕，論者寃之。而天津附近地方見聞較多者，尤憤激焉，此又義和團所以興起之大原因也」（「運動史」）。因爲當時「天津敎案」給人民深刻的刺激，反帝及反對外國教士的情緒，更不可遏止。在這三十年發展過程中，又繼續不斷的發生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敎案」，直到最後發展為義和團起義。這次起義是純粹農民的愛國主義運動。前次只是反對帝國主義傳敎士，這次則喊出「滅洋」的口號，從前只是在各地零星發展，這次並到達封建統治的王都北京城，從前沒有信仰組織，這次則帶着封建時代農民固有的宗敎色彩。
   義和團的愛國運動，是以「殺洋人、滅贓官」爲號召的，當時人們均稱之為「義和」，在反侵略鬥爭中，曾表現了偉大勇敢的精神。即滿淸政府也說「我義民以血肉之驅，與槍砲相搏，不用國家一兵，不糜國家一餉，甚至髫齡童子亦執干戈以衛社稷」（淸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上諭）。天津方面的聯軍統帥英國海軍提督西摩爾說：「義和團所用若爲西式槍砲，則所率聯軍必全覆沒」「運動史」）。帝國主義的「洋兵」在廊房楊村間攻擊義和團，並在北京屠殺起義羣眾，共約四萬人（李普「拳禍記」）。一九〇一年（淸光緒二十七年）義和團戰敗，訂立「辛丑和約」，當時只大量賠款（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而未割地者，即因各帝國主義怵於義和團的死戰，故集中於經濟上的壓榨，避免形式上的刺激（辛丑正月廣學會出版「萬國公報」）。從此滿淸政府一變仇外而爲媚外，帝國主義者對中國更加緊侵略，敎會勢力更爲普遍深入。披着文化與慈善事業外衣的敎會學校、醫院等，到處林立。
   四、結語
   我們看天主敎、基督敎敎會在中國發展的過程，始終是沿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軌道，在近百年史上，敎會是侵略者的前站，侵略者又是敎會的背景，中國一有對外交涉事件，即有若干外國的宗敎家摻雜其間，作重要的幕後活動。如前燕京大學的司徒雷登在中國僞裝宗教家敎育家多少年，表面上作出非常同情中國的樣子，實際上他是美國侵略中國一個最重要的特務，是集過去的伯駕、丁韙良、李根摩太等之大成。後來索性揭開假面具露出他的本來面目，作美國駐華大使，執行侵略中國的任務。又最近在天津逮捕的三個美國間諜卜相賢等，他們也均是外國敎士，還曾作過「院長」、「神甫」、及大學「副校長」等（見四月六日本報）。然而他們在中國所作的事，是堅决地反對中國人民，甘願作帝國主義的特務。這都是帝國主義與敎士關係的典型例證，值得我們警惕的。
   所以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宗敎政策規定得很明確，就是：人民有信仰宗敎的自由（人民政協共同綱領第五條），但是純粹的宗敎信仰，應當絕對與外國侵略活動以及反革命活動相分離而不應當與它們混合起來。關於這一點，凡是天主敎與基督敎的愛國人士，在今天都有此覺悟。現在全國各地的天主敎、基督敎敎徒所舉行的自覺的愛國運動，是絕大多數人民所歡迎與支持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