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頒佈了「懲治反革命條例」，這是鞏固人民民主事業的一件大事。各級司法幹部應即認眞注意研究貫澈。
   根據三十二個地區人民司法機關關於鎭壓反革命的總結報告（計大行政區三、省院十九、省分院三、市院六、縣院一）都證明：反革命用組織武裝暴亂、竊取情報、搶刼殺害、破壞經建、造謠惑眾、破壞土改等方式，無孔不入地在企圖危害人民民主政權及人民民主事業，應高度提起全國人民，尤其是我們司法工作者的警惕性。各級人民司法機關爲了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過去對反革命活動，雖曾予以打擊和鎭壓，並獲得了些成績；但檢討起来却有「鎭壓不足，寬大有餘」之憾，其主要偏向是：該辦的不辦，比方熱河熬漢旗某國特在村中祕密發展反動組織，並造謠破壞生產，法院以「該犯係中農成份，沒啥」而馬虎釋放。其次，是該嚴辦的又判的輕，比方陜北定邊武佔奎雖反革命達二十餘年，曾殺害我高級幹部六人，欺壓人民，作惡多端，羣衆恨之入骨，法院却以「該犯年已六十，行將入木，並以犯罪事實均在解放以前」，而處徒刑十年。其三，是辦的慢，即法院常將反革命案拖延不辦，越是案情重大者越是拖延得久，有拖至一、二年未結者，致失去及時鎭壓反革命的效果。再有，是管的鬆，即監獄工作中片面强調敎育改造，視監獄為學校、為工厰，犯人可以管犯人，不給犯人以應有的管制，給反革命犯造成逃跑或暴動的空隙。
   爲什麽產生這些偏向呢？應如何進一步克服這些偏向和正確貫澈中央鎭壓與寬大相結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長史良的政策，堅决鎭壓反革命活動呢？根據各地人民法院的檢查總結，我認為對下列問題有指明的必要。
   首先是由於有些司法工作者對法庭與監獄都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這一點認識不足，不了解對於人民的敵人，它們『不是什麽「仁慈」的東西』；同時存在一些輕敵的思想，以爲革命勝利了，幾個特務還能幹得了什麽，不注意斯大林所敎導我們的「國家威力越增長，垂死階級餘孽底抵抗也就愈猛烈」；不注意毛主席再三告誡我們的：在公開的、有形的、拿槍的敵人被打倒之後，隱蔽的、無形的、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而且「必然的要和我們作拚死的鬥爭」。
   其次，由於在有些幹部思想中對鎭壓寬大，懲罰與教育問題上存在着糊塗觀念，把對於反革命分子「鎭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完整政策割裂地了解為「鎭壓」就是「殺」，「寬大」就是「不管」，因而對於「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原則的掌握亦有偏差，機械地以爲一案或一地的首惡只有一個；其餘的反革命分子，縱然罪惡滔天，也都不算首惡。以為「脅從不問」即是根本不管，而把「脅從」與「從犯」甚至「共犯」混同一起，可以槪予「不問」；「立功」也不區別立的是眞功與假功，有把坦白認錯，據實招供和在監獄中的假積極也就認爲是「立功」，應予獎勵。基於這樣錯誤的認識，便在審判工作的量刑上失去了準繩，一般地是偏向於寬縱，甚至在政務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關於鎭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後，對於其中所指示的四條量刑標準的精神仍是貫澈不够。在獄政政策上則把犯人與人民羣眾混同，監獄幹部拿爲羣衆服務的精神去爲犯人服務，片面强調對於犯人的敎育改造，忽視監獄的任務更重要的是管制，並且管制本身就是一種懲罰，於是便產生了羣眾所批評的「監而不牢」偏向。而這種偏向又是與片面地强調「敎育萬能」的思想以及無原則地對於窮兇極惡的反革命首惡分子也主張「少殺爲原則」的「仁政」思想相聯繫着的。
   必須記住列寧所敎導我們的「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因此，「對反革命分子來說，首先是鎭壓，祇有鎭壓才能使他們服罪，祇有在他們服罪之後，才能談到寬大。」「寬大祗能結合着鎭壓來進行」（政務院「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决不可把「鎭壓」與「寬大」割裂開來看，「鎭壓」不一定只是殺（殺當然是最嚴厲的鎭壓），也還包括着徒刑等懲罰；「寬大」也不是完全不管，而是在反革命分子服罪之後，人民司法機關得斟酌情形，予以從輕、減輕或免予處刑。我們必須正確地掌握「首惡必辦，脅從不問，立功受獎」的原則，「首惡」在一案中不一定只有一個，次惡也一定要辦，至於一案中有幾個首惡與次惡，則應按其反革命情節的輕重來判斷；「脅從」指在反革命勢力脅迫之下，失去了意志自由，不得不給反革命做點事情而言；「立功」是指眞誠悔過立功者而言，所以「寬大」是有條件的是有邊的，正如「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四條所明白規定的「得酌情從輕，減輕或免予處刑」者必須是：「（一）自動向人民政府眞誠自首悔過者；（二）在揭發、檢舉前或以後眞誠悔過立功贖罪者；（三）被反革命分子脅迫、欺騙，確非自願者；（四）解放前反革命罪行並不重大，解放後又確已悔改並與反革命組織斷絕聯系者。』
   同樣地，對於監禁在監獄裏的罪犯，也『必須給以懲罸，祗有懲罰才能使他們認罪，祇有在他們認罪之後，才能談到敎育改造。教育祗能結合着懲罰來進行，片面地强調「敎育改造」是不對的，在懲罰認罪之後，忽視敎育改造工作，也是必須糾正的。」（政務院「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但懲罰管制與敎育改造，在分量上旣不是半斤八兩、等量齊觀，在關係上也不是互相割裂的或先後階段的關係，而是在懲罰管制的大前題下對於犯人進行敎育改造工作。所以，對於犯人的懲罰，單是以監禁來剝奪其自由還不够，還必須強制其勞動，使之在勞動的改造中認識這是應得之罪，並建立勞動觀點，以便重新做人；在思想上則必須給以知罪，認罪的敎育，使其「痛改前非」。總之，對於犯人的監禁、强制勞動與敎育都是在使犯人認識國家法紀之不容破壞，感受犯罪之錯誤後，澈底改過自新。
   第三，有些幹部思想中尙存在「六法觀點」，常常對重要反革命案件判得輕，其理由有如下之多：「犯人年輕或年老」，「雖血債纍纍，但尙肯坦白」，「雖係主謀，但未動手」，「雖罪大惡極，但非主謀」，「雖罪大惡極，但已畏罪逃走或未逃走」，「旣往不究」，「陰謀破壞是未遂罪」，「是職務內的犯罪」，「逮捕後表現服從」，「初犯」，「雖然血債纍纍，但過去與革命方而曾有過關係」，「雖有反革命目的，其組織尚非匪特之正統組織」，「雖係匪特殺人，但係出於自衛」等等。
   其中更有所謂「未遂」論，即對於反革命活動還大談其「已遂與未遂」，說反革命分子的濳伏和待機暴亂是「未遂」，似乎必須等到敵人推翻了人民民主政權，殺了人、放了火或完成了破壞了人民民主事業，那末才叫做「已遂」，才應「罪不容誅」；否則反革命旣未遂其搞垮革命之「目的」便應叫「未遂」，便應予以寬容。顯然，這是把普通刑事犯與反革命犯的旣遂未遂混為一談。應該了解：凡參加了反革命組織，有了反革命目的，即有了反革命行爲，即應以反革命定罪，而不應再叫「未遂」。所謂「坦白就寬大」或「逮捕後表現服從應寬大」，也是不正確的。一般的反革命分子，如若眞誠坦白悔過自新，我們應給予酌情寬大，但不能把眞誠自覺坦白與法庭上的招供完全混爲一談。這是舊司法人員輕信口供或光看表面而忽視調查研究的一種表現，沒有把犯人被捕後的「坦白」「服從」與完全出於自動自覺的坦白、服從區別開來。同時，必須認淸：反革命分子的「坦白」與「服從」，有時是不盡可靠的，審判工作人員與監獄工作人員不能毫無警惕地爲狡猾罪犯的假坦白假服從所迷惑。如因是「職務內的犯罪」，或「只是執行反革命命令」，或「只是發出反革命命令」便可減輕其刑，這無異於承認一切反革命的職務、命令等等都是合法的。有的把反革命犯的拒捕殺人，視爲可原諒的自衛行爲，稱爲「正當防衛」，更是毫無立場，無異放縱反革命分子反抗人民政府，承認匪特有反革命的自由，而政府或人民却無追捕之權。還有的對於曾經我敎育釋放而又繼續作惡的匪特予以輕判，以為政府曾對他寬恕過一兩次，便應該永遠對他無條件無止境的寬大，而不考慮到對一個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寬縱無底，將會給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至於單純從反革命罪犯的年齡、出身、或什麽社會原因予以原諒，也是一種糊塗的、不分敵我的（替被吿着想）的觀點，不知人民所受的實際危害絲毫不能因此而減輕。總之，這一切都不是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着想，其結果是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我們必須澈底清算這些極端錯誤的觀點，並正確的按照「懲治反革命條例」去判辨罪質，决定罪刑，在執行中必須切實領會和掌握這一重大條例的精神。萬勿機械的執行，如遇條例上未盡規定的反革命行爲，應按該條例第十六條辦理，即「以反革命為目的之其他罪犯未經本條例規定者，得比照本條例類似之罪處刑」。務期對於一切反革命活動給予堅决鎭壓，對於人民利益給予確實保障。
   最後，在審理反革命案件時，必須防止粗枝大葉，草率從事。一切判决必須經過週密的調查研究，反對不重證據輕信口供或「逼、供、信」的不良作風，以達到不放鬆壞人，也不誤中敵人反噬好人的奸計，而使判决合乎政策；同樣地，對已决罪犯，如果在判决上有重大錯誤，經檢舉機關控吿，羣衆不滿或自己發覺者，均應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重審改判，不得將錯就錯。但不應對所有已决反革命案犯都進行一次翻案改判。目前我們應集中力量處理未决的反革命犯並對尙在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分子進行堅决的鬥爭。讓我再將毛主席的告誡重覆一遍：反革命决不會自甘死亡的！希望全國人民司法工作同志好好研究「懲治反革命條例」，一致努力爲執行這一重大條例，爲完成「鎭壓反動，保護人民」，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光榮的歷史任務而奮鬥。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