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的總結報告(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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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当代日报》 报纸
唯一号: 110020020220010451
颗粒名称: 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的總結報告(一續)
分类号: F129
摘要: 1950年11月24日,当代日报刊登的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北京郊區土地改革的總結報告的内容。
关键词: 北京郊區 土地 改革

内容

因爲農民使用國有土地不交租子,納農業稅又和私有土地完全一樣,種國家土地和種自己土地差不多;若土地收回修建工廠,只要能吸收其做工也是樂意的,因為他們看到工人的生活比自己還要好;同時這還可以解决地少人多分配土地的困難而滿足了農民的土地要求,因爲土地旣是國家的,任何人不能買賣,這樣,非農業人口就不會爭着分地,而農民就可得到較多的土地使用了。因此,這樣作法農民是能够接受的。並且由於農民對共產黨及人民政府的信任,所以在國有土地上耕種並沒有什麽大的顧慮。如:西郊雙槐樹農民在所耕種的國有土地上施肥普遍比土地在地主手中時多四成以上,把旱地改爲水地或園地的有六百六十五畝。南郊槐房村農民在所耕種的國有土地上打新井三眼,修舊井一眼。榆樹莊農民侯更匙在所耕種的國有土地上費工十五個,剷平了一個高坡,擴大耕地半畝。十八里店農民郭原在所耕種的國有土地上植樹四十株,並蓋了幾間土房。
   (二)北京郊區土地改革對待富農的政策是:只徵收了富農的出租土地,富農自耕及僱工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一槪未動。
   北京郊區富農的人口為一萬六千七百〇一人,土改前佔有土地八萬八千七百畝,其中出租土地有二萬二千〇五十畝,自耕土地六萬餘畝。
   不動富農這六萬餘畝自耕和僱工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是有許多好處的:
   甲、有利於早日恢復農村生産。首先是有利於穩定和刺激中農的生產情緒。雙槐樹村今年新買水車八輛,其中有七輛就是中農買的。正如中農石文元說:「富農都不動,我們還顧慮什麽?」穩定和刺激了中農的生產情緒,在實際上就等於鼓勵了貧農和僱農的生產情緒。因為一般貧農和僱農在土地改革後必然地會迅速地上昇為中農。今天的貧農和僱農也就是明天的中農。同時,富農的生產工具、資金及其他生產條件都較一般農民優良。保存富農經濟是有利於經濟之恢復和發展及城市菜蔬之供給的。
   乙、有利於孤立地主。土改前,富農和地主惶恐的心情是相同的。一般富農認爲自己一定是土改的對象:一般農民也是這樣的看法,但當土改「劃淸階級界綫,富農一知道我們對他採取的政策和地主不一樣,富農就開始遠離地主,情緒趨向安定。
   丙、堅决地保護了中農。過去在土改劃階級中最感困難的是區別剝削分量是否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問題,即富農和中農的界綫問題。因在農業生產上計劃剝削分量是有着許多技術上的困難。因而很容易把中農錯劃成了富農。而這次採取了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更保證了中農不受侵犯。
   (政務院註:這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公佈以前實行的,今後郊區實行土地改革,對富農出租土地問題自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第六條執行。)(三)北京郊區土地只沒收了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和多餘的房屋、糧食,對於地主的底財及其他浮財一律未動。對於依靠土地爲生的地主,也分給了與農民相同的一份土地使用。由於對地主階級採用這□具體的政策,就使土改後絕大多數的地主開始參加了農業勞動,並將其底財和浮財開始轉向農業生產或工商業的活動。在黑塔、雙槐樹兩村所調查的七十九戶地主,內除四戶地主搬至城內居住外,只有三戶未參加農業勞動,其他六十三戶地主有八十二人開始參加了農業勞動。在商業活動方面,太平橋地主胡連淸原有四頭牲口,兩輛大車,土改中將其與運輸業無關而與封建土地相連的一頭牲口,一輛大車沒收了,他現在又買了一頭騾子,一輛膠皮輸車。古城村地主郝淸隆新近在城內一家煤舖內入了好幾股。雙槐樹地主關洞天,土改後開始販賣牲口。這是一些很好的現象。一個過去完全是寄生的階級,現在開始了新的生活。(四)土改中對工商業採取了保護的政策,因此對城市、街鎮及鄕村的大小工商業沒有引起任何波動。相反地,在沒收與徵收土地後,他們感到更安心了,而一心一意地更好地來經營自己的工商業了。三、土地改革的一般過程郊區土地改革大體上分以下三個步驟:醞釀準備,沒收土地和分配鬥爭果實。這些步驟是不能機械分開的。而每一步驟的具體工作和方法也不是完全一樣的。(一)土改工作組到村,首先是公開的向一切的人(包括地主在內)說明來意。公開的吿訴地主人民政府對他們的政策是什麽,並警吿地主要遵守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這樣作,既能迅速動員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又能迅速安定一般人及地主的恐懼心情。
   在這一步驟中,最重要的是了解各階層的動態,發現積極分子,根據村中多數農民當前最迫切的要求進行第一個具體的鬥爭。有六十六個村子是從反惡霸鬥爭開始的,其他有從退「上打租」開始的,也有從組織生產救災開始的。事實證明:凡是根據村中多數農民當前最迫切的要求進行土地改革工作的村子,農民羣眾發動的都比較充分,以後工作也能比較順利的進行。
   反惡霸鬥爭的方法,以羣衆當場控訴與法庭受理相結合為最好,既能提高羣眾反惡霸的勇氣和信心,密切人民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又能使鬥爭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不致發生亂打亂殺的現象。郊區土改中一共鬥爭了一百三十名惡霸,其中有四十名大惡霸交法院處理,其他小惡霸在其向羣衆低頭後,即不予追究。在四十名大惡霸中,判處死刑者七名,無期徒刑者一名,有期徒刑者二十六名,尚未處理者六名。這樣以來,一般地主都不敢明目張胆地輕視農民、抵抗土改了。
   在取得了反惡霸或其他的鬥爭勝利之後,即成立村農民代表會議。工作組的幹部與村農民代表會結合是完成土地改革最好的組織形式。第一批多數村子和第二、三批村子我們是廣泛的運用了村農民代表會的方式。村農民代表會一般都作到貧僱農佔三分之二,中農佔三分之一;並按地區把農民分編爲若干組,爲了工作組指導工作方便,往往把幾個組併在一起開會,農民叫這爲「片兒會」;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村農民代表會,代表性是最廣泛的,工作組的意見就能很快的傳到羣眾中去,羣衆的意見也能迅速的反映上來。
   (二)第二步驟包括部分階級和沒收地主的土地及其應沒收的房屋、農具、牲口、糧食等兩個工作。劃分階級是這一步驟中極爲重要與極應愼重的問題。這是分清敵我,以便戰鬥的前提。因此:
   ㈠必須講明劃分階級的標準,務使家喻戶曉,連地主在內都應該了解階級的劃分。講階級時,多舉實例,講明人民政府對待每一個階級的具體政策是什麽,這樣,最容易為農民所接受。只要農民羣衆懂得了劃分階級的標準和對待每一個階級的具體政策,在土地改革中就不易犯錯誤了。
   ㈡充分發揚民主,劃誰誰到場,自報成份,由羣衆評定;本人如不同意,可以當場辯論並可向政府提出控訴。這樣作,好處是:當場擺淸情况,找出根據,使被劃者口服心服,並且從和地主反覆辯論中,可以提高羣眾的階級覺悟。這是郊區土地改革中所普遍採用的成功的方法。有少數村子劃階級沒有掌握住這一精神,發生了偏差,竟把幾戶中農逼得承認是地主或富農了。
   ㈢正確地區別主要勞動與附帶勞動。郊區劃階級中爭執最多的是主要勞動與附帶勞動的區別。在這個問題上,最難區別的是園藝的主要勞動與附帶勞動。因爲園藝需要多種勞動,有不少園主除僱用技術工人外,自己和家人則參加看水、拔草、割菜或到市上推銷產品等勞動,這些勞動是園藝生產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是常年操作的,因而,應把這些勞動算作主要勞動。有些村子,由於沒有掌握住這一精神,就把不少富農錯劃成了地主。
   ㈣不能單純以一般農村劃分階級的觀點來劃分大城市郊區農村的階級。因郊區農村夾雜着大量兼有一部分土地的非農業人口,此外,還有居住在城區而在郊區佔有土地的人。如不從實際情况出發,就會發生把兼有少量土地的非農業勞動者及資本家劃成地主或富農的錯誤。把朋友變成敵人,增加土地改革的困難。在第一批土地改革中,很多村子都犯了這一錯誤。我們根據中共華北局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關於陽泉市土改劃階級的指示,普遍地檢查了劃分階級的工作,才迅速糾正過來。
   ㈤爲正確劃分城區居民在郊區佔有土地者的成份,我們採用了:教育和依靠佃戶提供材□(但應警惕有些佃戶故意提高非地主的出租土地者的成份),由土地所在村通知本人前來自報並參加民主評定成份的會議;或查明出租土地者在城區的住址,由該管區公所及公安派出所協助調查等方法。
   ㈥富裕中農極討厭自己頭上有個「富」字。劃階級時,可以不再在中農中區分出富裕中農來,凡是這樣作了的村子,富裕中農的生產情緒就更加安定。
   在劃階級後,即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農具、耕畜及多餘的糧食和房屋的工作。沒收地主的土地就是要地主交出紅契來。沒收地主農具、耕畜及多餘的糧食和房屋的工作中普遍採用了有組織、有秩序的接收辦法。即由農會命令地主對於應該沒收的東西妥爲保管,造具淸册,如有破壞盜運者,定予懲處。之後,由農會或代表會根據淸册加以調查審核,除應予留下者外,由羣眾選出代表組織登記、搬運、保管三個組到地主家中接收。這樣作,好處是:可以減少地主破壞現象,三組互相監督可以避免某些分子私自偷拿,並不致發生動一般浮財的混亂現象。
   (三)第三步驟是分配鬥爭果實。一般的是先分配土地。因為郊區人多地少,凡過去主要不依靠農業勞動為生的人,可以不分配土地或少分配土地。分配土地的主要對象是無地與少地的農民,再次,才是願意種地的失業工人及其他貧苦的人民。一般的是把土地按產量分爲若干等級,照顧土地的遠近,參照要地者的原有土地數量,以人口為單位分配的,對於單身漢或只有二口人的農戶一般是按兩口人或三口人計算分配的。西郊各村把應該分配的土地劃成圖樣,解决了分配土地中許多複雜的技術問題,這是一種科學的工作方法。對於農具、耕畜、糧食和房屋的分配主要根據照顧農民的生產需要和統算統分,公平搭配兩個原則。

知识出处

当代日报

《当代日报》

出版者:当代日报社

出版地:杭州(1)谢麻子巷六号

《当代日报》的前身是《当代晚报》,社长郑邦琨携部分资产逃亡台湾时,报社员工中已有“应变委员会”的组织。杭州市军管会批准以新报名《当代日报》登记出版的申请。1949年6月1日,在改造《当代晚报》基础上,《当代日报》正式创刊,发刊词题为《一个新的起点》。总主笔曹湘渠,总编辑李士俊,总经理何志成,社址在杭州谢麻子巷6号。《当代日报》一直受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尽管如此,《当代日报》从性质上讲还是民营报纸。在《杭州日报》创刊前夕,1955年10月31日,《当代日报》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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