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不動富農多餘土地和財產這種土改政策上的改變，是把過去定立的經濟政策法令在新的情况下更調整到全盤性的符合共同綱領的精神和原則。因為共同綱領中經濟政策的總方針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因此，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所經營的企業，在國營經濟領導下，都應扶植其發展。在現在新的環境裏，我們農村中的富農已不可能成爲封建勢力的階層而存在了，祗可能成為農村資本主義經濟範疇的成分而存在和發展。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工商業資本，應當扶植其發展；祇可能成爲農村資本主義範疇而存在和發展的富農經濟，也自應保留其存在和在生產發展上予以扶植。因為在農村中我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級敵人是封建勢力堡壘的地主階級，貧僱農是革命中堅力量，工人階級最親密的同盟者，是擔任革命的兩個主力階級，中農也是這革命中的好友，所以在革命戰略上，首先要鞏固工人階級與貧僱農階級的聯盟陣營，好好團結中農，去打倒反動的封建地主階級。現在的富農在社會生產關係中旣不可能成爲封建的反動階級，如果也去向他進攻，那就等於把地主富農當作同一的敵人來對待，也就無異把不會和地主階級合夥的一個階層，强迫使其與地主結成反動的階級集團也就無異有意在戰略上作出錯誤去助大敵人的勢力。現在不動富農的土地和財產，使其中立，那是可以完全鞏固地團結中農，使地主更形孤立，做得好還可以團結一部份或大部份富農，更可加速地消滅地主階級，使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發展更能順利的推進。
   其次，值得更着重指出的是：現在不動富農的土地和財產□是更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這點應特別認清。道理是很易明白的。在我們農村社會中的富農，一般都是所謂「新發家的財主」，意即指富農一般都是由中農發家致富起來不久的新興富有者中農的積極勞動，在以往的社會，幾乎都是把自己能變成富農，當作一個首要的理想目標。事實上，也確有不少的中農憑藉自己的積極勞動生產，節衣縮食，勤儉治家，上爬變成了富農。也正因此故，我們農村富農與中農尤其是富裕的中農，彼此在發展關聯上的界限，很不易劃分。從而在徵收富農的多餘土地和財產時，很易發生傷害中農的偏差，由是而影響對中農的團結。雖然這是一個技術問題，但即使未傷害及中農的財產，亦會造成中農在生產上陷於消極的地位。因為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產被徵收了，把它降爲中農的地位，富農被降爲中農之後，固然不會再積極去勞動生產以求致富，同時也就無異在原有的中農希圖由生產勞動致富的向上努力途徑上置下一道顧慮的障礙物，他們會感到努力生產致了富，自己橫順不能保有，也無意義。個體小生産經濟的農民，生產本身就規定了他一切打算是從自私自利出發的。因此，這種顧慮，必然會嚴重地影響中農積極勞動生產的情緒，從而會影響到社會生產提高發展。這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要求上，是應盡量避免的。現在不動富農的土地和財產，不單可以提高中農積極勞動生產致富的情緒；而且可以鼓勵富農充分發揮他的生產經營的經驗和擴大他的生產規模，這對於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但讀者會這樣質疑：不動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產，就會使廣大的貧農減少可能分得的土地和財產數量。廣大的貧農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和財產減少了，生活還是不易改善，生產條件還是不易改良，生產也不易提高，購買力也不會隨之提高。那末，一方面雖然由保留富農和刺激中農所提高的生產，所增加的購買力，所有利於私營的國營的工商業發展從而有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但另一方面，却又降低了廣大貧農可能提高的生產，可能增加的購買力，可能有利於工商業發展，從而有利於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內相抵銷，又何見得孰有利孰較不利於整個社會生產發展呢？
   這種質疑，祇是看外表，機械的來衡較，不從社會經濟結構中整個生產行程內部有機關聯上去剖析，自然看不清楚孰有利孰更有利的事實和道理。下面我們進而比較剖析，就會明白：利弊的比較剖析第一在同一樣
   多的生產資料，在生產上分散起來獨立的使用，即使消費等量的勞動力，亦不如集中起來使用較能提高生產量。因爲集中的使用，在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以及輔助材料等各方面都可節省。就工業方面來說吧，一定額同質量的煤，分散到幾個爐子去燒，就不如集中於一個爐子裏燒所發生的熱力總量為大。一定質量的棉花，用幾個紡紗車來紡，就不如集中於一座紡紗車來紡較能節省勞動工具和輔助材料的耗費。工業生產上是如此，農業生產上尤然。因爲工業上生產資料閒置遭自然損耗一般比有季節性使用的農業為小，比如原料種子肥料農具等集中使用可更節省。在畜力和人力方面，同樣更可節省，五頭牛由一個農家來餵養與分散到五個農家去餵養，不單照管的人力可節省，飼養場所的設備物質條件亦可減少。因此，在土改後的農村，把約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從約百分之十的富農手中分散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貧僱農手裏去耕作，在合作與集體農場未實現之前，這樣分散使用，其他作用捨開不談，僅就生產成本從而生產物純增加量來說，就不如不分散使用為大，因為生產上人力物力條件的節省，就等於生產成本的減少，亦即生產物純增殖量的增大。這在要求增加社會生產的限內來說，因為土改後的富農性質上與土改以前是有所不同的，它沒有了再進行封建剝削的可能，必然走向資本主義的經營，所以在目前的新形勢下不動富農的土地和財產，顯然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第二在一樣多
   的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用，不單可以採用較良的勞動工具，發揮較大的生產力，而且即使勞動工具條件不變，使用於這方面生產的勞動者人數不變，也可使實現在生產上的勞動力要大些。從而其他條件不變，生產力的總量也較大。工業的情形如此，農業的情形尤其如此。因為在農村中的富農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生產，他在一定時期內所僱用的農業工資勞動者，較之小自耕□□己的勞動，是往往可能更充分使用其勞動力。一個小自耕農，生產資料與勞動力以及生產物雖然都是自己所有，但他是零細的經營，不免有不必要的勞力的浪費，如果他生產致富的勞動性不高，那末，他的生產勞動在農忙期即使充分使用，但在農隙或農閒期內，也是會鬆懈會浪費的。就中國現有可作土地的面積來估計，把約百分之三十的富農土地其多餘額分給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貧僱農，有多餘勞動力的農家還是不會太少，這種剩餘的勞動力如果不轉移或出賣而留置在這個農家，可能增加這個農家剩餘生產物是很少的。比如一個農家有五口人的勞動力，所分得的土地祇需要四個人的勞動力就可充分使用那生產資料，剩下或多餘那一個人的勞動力，如果不轉移別的用途或出賣而留置在自家與其他四人共同勞動，這樣，在生產資料條件不變的限內，他雖可減少其他四人的勞動强度，但却不能增加生產。即使不減少其他四人的勞動而增加了全家生產總勞動量，但可能增加的生產量，減去其日常生活上的消費，能有剩餘的就很難可能了，因爲每一個人的勞動力每天總是需要一定的生活資料消費去維持，無論在生產上使不使用它。農業生産上的季節性，是這種剩餘勞動需要墊支純消費資料的重大負担，這種墊支是等於增加這個農家的生產成本費。富農的僱傭勞動，雖然是有剝削，但它能把這種勞動力充分用之於生產，增加生産物，從整個社會發展生產要求上來說，這種剝削在現階段還是不必取消的，因爲現階段我們的革命在經濟上主要是解放社會生產力，而不是取消一切剝削，剝削能有助於社會生產發展，在一定條件下，還是進步的。民族工商業資本容許其存在，且在一定條件下予以扶植發展，就是這個原由。在土改後的農村，像以往那種殘酷封建性剝削下的低微工資是不會產生了，因此貧僱農雖因不動富農的多餘土地和財產而少分得點生產資料，剩餘的勞動力，無論在僱傭關係上出賣給富農，或者由人民政府通過貸款與合作經濟政策來扶植農村手工業與副業之發展移用這種勞動力，都不會減少貧僱農家實際的收入，而在土改後農村中所保留的富農生產經營又可增加社會總生產量，顯然是更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第三在商品經
   濟形態尙存在的任何社會，城鄉交流倘未能由計劃經濟機構主動調整所支配的場合，商品經濟成份在城鄉兩方是不能偏廢存在和發展的現階段在城市中我們還盡力扶植民族工商業在一定條件下的合理發展，這種發展是少不了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配合，正如同農村商品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少不了城市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配合一樣。在土改後的農村，小自耕農的獨立小生產個體經濟必然會成為農村經濟的一般形態。這種獨立小農生產的個體經濟，主要還是屬於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範疇，當它的生產條件逐漸改進了，小商品生產才能獲得較大的發展。但這都還不適合於城市工業發展上的要求，因爲儘管土改後廣大的貧僱農獲得了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可以較以前能改善生產條件，從而增加市場購買力；但究由於它是小生產的個體經濟，還是不能較更適合城市工商業資本發展的要求，因為不是「爲賣而買」而是「爲買而賣」的小商品生產，它可以在一定時期賣和買，抑可以不在那一定時期賣或買。這種賣買關係上的伸縮性，正是小商品生產的一種特性，也是不適合於城市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發展的要求。現階段在城市裏我們在一定條件下還要扶植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民族工商業合理發展，那麽，在農村中保留其發展祇可能是農業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富農，在農村尚未通過合作而達到農業集體生產成爲優勢之前，在這期間，它對於城鄉交流是很有助益的。也是扶植城市民族工商業合理發展的有效措施之一。這從整個社會生產發展上來說，也是有利的。
   就以上三方面的剖析，我們已可明白；現階段不動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產，交徵收富農多餘的土地和財產分給貧僱農，從社會整個生產行程來看，是較爲更有利於現社會生產的發展，更有利於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建設。這種更有利的因素，必須從全面關聯上去考察剖析，才能看得淸楚，理解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