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况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一文中說：『要獲得財政經濟情况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爲什麽毛主席把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當爲國家財政經濟情况根本好轉的三個條件之一呢？因為中國工商業是在長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生存與發展起來的。要把這一種基本上爲買辦官僚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商業改變為人民大衆服務的新中國的工商業，必須經過一個改組的過程。私營工商業在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是有重要地位的，保護民族工商業是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著名的講演「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所規定的新民主主義三大經濟綱領之一。共同綱領第三十條上規定：『凡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並扶助其發展。」但必須承認，我國私營工商業是先天的帶着濃厚的半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在近十二年的通貨膨脹中又比以前更加突出地帶着高度的投機性的。這種依靠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生存的私營工商業，在革命勝利以後，是不應該也不可能繼續存在的，我們必須對於這種不合理的工商業加以改造。事實上由於人民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勝利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制度的滅亡，由於通貨膨脹的停止而引起虛僞購買力的消失，這種售的私營工商業也已被迫的進行改組了。私營工商業的改組（即合理調整）是一個相當艱苦長期的過程，它不是一年半載所能完成的。這裏面包括着許多問題：其中牽涉到公營與私營的關係，私營與私營的關係；工業與商業的關係；金融業與工商業的關係；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大工業與小工業，進步工業與洛後工業的關係；原料與生產力；利潤、價格與工資的關係，這些關係都需要加以合理的調整。但這些關係的調整中，最重要的是調整公私關係。何以調整公私關係會成爲調整工商業的首要問題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呢？這是因爲過去在公私關係上存在着一些問題，使得有些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企業，還未能在國營經濟統籌兼顧下與國營企業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部分的國家經濟工作人員中缺乏與私人資本主義長期分工合作的思想，甚至有人以爲共同綱領的「某些部分」是不必實行的。這些同志祇有抽象的社會主義觀念，而缺乏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他們忘記了毛主席的話：『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須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部分』自然，對於不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企業，例如一些專做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勾當，我們是應該反對的，而且應該引導他們轉變為對國計民生有利的工商業。但對於有利國計民生的私人企業必須肯定的加以保護，還要鼓勵他們經營的積極性，這是爲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所决定，任何人不了解這一點，他就不能了解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
   公私關係的調整，自今年四五月起特別顯得迫切了。因為自從今年三月間全國實行財政統一，使物價趨於穩定之後，由於物價穩定，市場上突然失去了虛僞購買力，各地工商業都遭遇到市場蕭條，銷路呆滯的困難。這種情况以上海最為嚴重，其他中小都市，僅程度深淺略有不同。爲什麽市場的蕭條不出現在通貨膨脹，物價波動的時期，而發生於通貨穩定，物價恢復了常態之後呢？這是因爲在通貨膨脹時期，由於貨幣不斷貶値，大家不問有無需要，囤積貨品，成爲風氣。廠家囤積原料，商人囤積商品，消費者囤積日用品。商品不是爲着消費，而成爲一般人儲財手段。於是市場上爲一種虛僞的購買力所籠罩，造成了生產與消費脫節的現象但物價趨於穩定以後，情况完全改變，囤積的看見貨價下跌不敢再事囤積，即眞正想購買的，也因物價趨跌而躊躇不願購進，社會上改變了已往的重貨輕幣的心理，於是市場出現一種特殊的蕭條，實銷量降低到應有購買力以下。許多工業生產都變成「生產過剩」，貨物滯銷，市面冷落，購買力的低下，得未曾有。本來經過了十二年的抗戰再加以國民黨匪幇長期的剝削，人民購買力之降低，是我們意料中的事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被推翻以後，買辦、豪紳、地主官僚的購買力消失了。工敎人員在解放以後購買力大大減低了，投機市場的取消，搶帽子的，做投機的無所施其技倆了。社會風氣趨向儉樸，許多高級消費品失却購買者對象了。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今年三四月以後才開始的。為什麽三月起，市場滯銷突然成爲嚴重現象呢？要說是季節性吧！季節性只能解釋一部分商品而不能解釋民生日用必需品之普遍性的滯銷。所以這一特殊蕭條的基本原因應該是通貨從膨脹到穩定過程中虛僞購買力之消減。祇要中國有一天必須恢復物價與通貨的穩定，我們就不可能避免因虛僞購買力消滅而造成的市場特種蕭條這一關。此外，三四月間稅收與公債的擠在一起，許多工作同志在完成稅收與公債的任務時某些生硬的作風，也多少加重了工商業界一時的困難，但那决不是重要的因素。由於虛僞購買力消滅而造成了市場的特殊蕭條，具體地表現在貨物的普遍滯銷與工商業的申請停工歇業上，這在今年四、五月間達到了它的最高峯。
   自毛主席在四月十三日第七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上提出了「今後幾個月內政府財經領導機關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調整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以及公私企業各個部門的相互關係方面，極力克服無政府狀態」以後，中央財經當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即把調整公私關係當爲我們中心的工作。調整公私工商業關係的基本原則應該是什麽呢？就是共同綱領第二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國家應在經營範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勞動條件，技術設備，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這一條不僅一般的規定了國家經濟建設的總方針，同時也規定了公私關係的正確方針，根據了這一方針，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於五月間召開了以討論調整公私關係爲主要議程的七大城市（上海、天津、廣州、武漢、重慶、西安、北京）的工商局長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有上海、天津兩市副市長，七大城市及河北、蘇南、長沙、青島、濟南、鄭州……等地的工商局長，及中央財經各部門首長。會議由中財委陳雲、薄一波正副主任親自主持，在詳細地聽取了各地報告後，討論了下列七個問題：（一）此次私營工商業發生困難原因的分析；（二）生產的過剩和飽和問題；（三）工商業中公私關係的問題；（四）金融業中公私關係的問題，（五）私營企業投資暫行條例草案，（六）稅收公債問題；（七）勞資關係及失業救濟問題。這次會議的重要結論便是陳雲主任於六月十五日在人民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經濟形勢，調整工商業和調整稅收諸問題」的報告中，（一）關於目前經濟戰綫上的一般形勢和（二）關於調整工商業這兩節。這已爲大家所熟知，茲不贅述。
   繼工商局長會議之後中央又召開了各大城市稅務局長會議，稅務會議可說是討論公私關係中關於負担關係的。在六、七、八、三個月內中央召開了一連串包括私營企業在内的專業會議，其中包括了捲烟、油脂、火柴、橡膠、複製印染，糧食加工，進出口，金融業、棉產、製藥、煤炭產銷，鹽業運銷等等，所有這些專業會議，都有私營代表參加。應該說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是公私關係好轉的一個轉折點，自工商局長會議以後，政府不僅在具體行動上執行了調整工商業及公私關係的種種措施，例如加工、定貨、收購、貸款、調整稅收、救濟失業工人、調整零售批發價格……等等，予私營企業以大力的扶植；而且在幹部思想上亦開始把「公私兼顧」這一思想提高到原則性上來認識，糾正了一部分幹部同志「先公後私」，「重公輕私」或「大公無私」的不正確觀念，消除了私人資本家的大思想顧慮，這對於恢復和發展生產上是有重大意義的。
   自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以來這五個月內，應該說調整公私關係是有重大的成就的，六月以後，全國的工商情况普遍的好轉，這大大地安定了工商業家的經營情緒，提高了他們對於事業前途的信心，再加以秋收有望，全國普慶豐收，物價穩定後，人民幣大量下鄕，城鄉物資交流，逐步展開，農民及社會上一般購買力普遍提高，更促使各地工商業欣欣向榮。這我們從下面的簡單事實中可以證明。
   第一，自開歇業的情况上看，六月份起開業的已逐漸增加，歇業相對減少，甚至有些已經呈請歇業的又申請復業。據最近幾個都市不完全的統計，北京工商業戶四月份開業二三六戶，歇業七八三戶，五月份開二八八戶，歇四八二戶，六月份開三二九戶，歇二一〇戶，七月份開三二五戶，歇一三戶，八月份開四一一戶，歇一二五戶。自六月份已變爲開多歇少。天津四月份開業二四九戶，歇五一八戶，開少歇多，至七月份工業開七七戶，歇六四戶，開歇相抵突增十五戶，商業開三二九戶，歇二七八戶，開歇相抵實增五一戶，八月份工業開一三七戶，歇六三戶，開歇相抵實增七四戶，商業開三六九戶，歇一九四戶，相抵實增一七五戶。不但從戶數上看開多歇少，而且從資本額上看，也表現了開大歇小。上海工業方面，如紡織、針織、機器、捲烟、已核准歇業的，六月份起即有要求復業者。工業申請停工歇業者，自去年八月到十二月，每月平均不到一百家。今年一月份爲一五九家，二月份一六一家，三月份二四三家，四月份三八九家，五月份五〇二家，達到了最高紀錄。六月起即逐月減低，六月歇業一五八家，七月又減為五〇家。申請開業者（包括復工與創設）四月份十九家，五月份二四家，六月份四三家，七月份一九二家，私營商業，申請歇業者一月份三六三家，二月份二九七家，三月份一二〇七家，四月份一五六七家，五月份二九一七家，達最高峯。六月份減為七九〇家，七月份二五三家。申請開業者，（包括復業與創設）四月份七十家，五月份九十四家，六月份三三七家，七月份四三四家。很明顯的，申請歇業以五月份爲最多，六月以後逐月減低，開業則以五月為最少，六月起逐漸增多。這一趨勢很明白地指出開歇業的好轉是自六月份起開始的。
   第二，我們從市場成交量上看，上海市場各種主要物品成交量，棉紗四月份一七、一九四件，七月份三〇、八〇〇件，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棉布四月份五、八七二疋，七月份二十四萬餘疋，增加了四十倍以上。天津麵粉成交量六月中旬較五月中旬增加百分之十七，大米增加百分之四〇七，布增加百分之二十八、五；其他如五金、百貨、紗布等十七行業交易額的統計，較五月份無不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到九十不等，甚至一倍。靑島五月中旬布成交量為八七一三疋，六月中旬增加百分之六三，漢口五月中旬大米成交量為七十八萬斤，六月中旬增至六〇二萬斤。私商方面，六月份的營業額較五月份亦普遍增加。上海永安公司五月份以前每天的營業額只三、四千萬元，六月下旬已增至一億二千萬至一億五千萬元。北京某私營百貨公司六月份銷貨額爲一億七千萬元，七月份就增為二億六千萬元。
   第三，從六月起工商業一般的已有利潤了。根據北京市商業局六月份十八個主要行業統計有純益而好轉的便有十五個行業，五月份賠錢的綢布，顏料，電料，乾鮮菓，七月起也有了純利，市場上許多商品價格已與貿易公司拉平，甚或略有超過。據調查七月份北京一般工商業利潤，多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四、五月份不賠錢便算是頂好的。
   再從銀行存放款業務上看，也可以看出工商業的好轉來。北京私營行莊七月二十八日存款總餘額為五二三億，較六月份增加百分之二十三，放款總餘額為二二八億，較六月份增加百分之三十六。八月底行莊存放與七月底比較，存款增加百分之二九·三六，放款增加百分之四六·一五，放款佔存款的百分比，亦由百分之四七·四增爲五三·五，證明目前行莊放款業已日趨活躍。
   從以上這些片斷的不完整的統計數字中，已經可以證明私營工商業的情况，以六月份爲分水嶺，在六月份以前，特別是四五兩個月停工歇業激爲增加，市場蕭條，得未曾有。但自六月份起，停業減少，新開增多，銷路擴大，市場活躍。自然，這種好轉的程度，在業與業自我的思想改造。另方面要改變過去那種適合於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營方針，爲面對農村，面對人民的經營方針，在經營方式上要精簡節約，改造那種臃腫腐敗的機構，裁撤那些憑藉封建人事關係盤據高位的冗員，要實行經濟核算制，以提高生產效率，減低生產成本。必須把私營工商業的改造與調整公私關係，兩者結合起來，私營工商業才有它光明的前途。
   私營企業的改造是一個艱苦而長期的工作，這一工作，我們不可能希望它在短時期內完成。但只要我們穩步前進堅决地有步驟地去實行，在二、三年内，不難看出它的結果來。私營企業本身的改造與政府「公私兼顧」的政策密切配合起來，便可以把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提高了一步。（為一九五〇年國慶節而作）間，地區與地區間是不平衡的，有些行業有些地區好得快，也有些行業有些地區好得慢，但一般而說，調整公私關係後私營工商業情况的好轉，是全國一致的而穩步前進的。
   但是工商業情况開始好轉之後，私商的投機活動並沒有根本亭止，相反的有一部份投機商人終想伺機而動，重溫他們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混水摸魚的舊夢。這主要的表現在朝鮮戰爭發生後物價的蠢動上，例如當六月二十七日杜魯門發表那狂妄聲明後，一部份商人神經過敏，他們認爲第三次大戰又將爆發，於是乘機活動，哄抬物價，使一部分進口貨和稀少物資的價格趨於上游，金鈔黑市突起波動。在上海甚至久已蟄伏的地產也活躍起來，幸由於人民政府有充分的準備，這種蠢動在三五天內便把它打擊下去了。因爲今天人民政府對於民生日用必需品的價格已經完全可以掌握，在日用品上我們已有力量打擊任何投機商人的活動。我們從朝鮮戰爭後，幾個月來的物價指數中可以證明，我們的物價總指數如以六月底為一百，則七月廿九日為一〇六·一，如以七月底為一百，則八月二十九日為一〇〇·九。再以批發物價指數來說，如以去年十二月中平均為一〇〇，今年四月平均爲一七三·三，五月爲一五四·六，六月一六三。七，七月一七八·二，八月上旬爲一八二·九，中旬為一八二，這說明了我們的物價基本上是保持穩定的。
   調整公私關係後在私營企業發生的另一種偏向，就是有些私商不了解政府調整公私關係及扶植私營企業政策正確的意義，認為今天政府旣要調整公私關係，旣然决定不讓私營企業垮台，就發生了一種投機取巧倚賴政府的思想與作風。自然這僅是少數的私商，不足以代表全體但這種作風是必須加以糾正的。例如有的廠商不想努力改善經營方式，減低成本，而祇希望政府提高委託加工的工繳費或定貨收購的價格。在加工定貨中，有些廠家不依期交貨，甚至把好貨向市場出賣，而對政府交□貨或偸工減料，以蒙蔽政府。也有的工廠盲目接受定貨，根本不去考慮自己的設備和生產能力，而只知道拚命搶生意，生意搶到以後，又轉包給別人，從中取利。有的私商認爲政府今天旣然决不會讓私營工商業垮台，就一味倚賴政府的貸款或收購，而不想如何自力更生增加資金，在減少浪費及成本核計上打細算，也有些地方私商乘機向政府幹部反攻，如果政府對私營商人照顧得稍爲不够，便認爲幹部思想偏差。天津私商曾要求國營貿易公司調整批發與零售價格，待貿易公司把價格調整之後，某些私商却把同一商品的價格降低在質易公司的牌價之下，以與貿易公司相競爭。諸如此類的例子，都說明了有一部份私營工商業家依然存留着濃厚的舊思想舊作風。他們不把心思用在改善經營，自力更生，配合政策，以做到眞正的「公私兩利」上，而祇想如何鑽空子，用投機取巧的方法獲得不正當的利潤。在過去國民黨反動統治時代這種投機取巧的作風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在那種環境之下，不這樣做便很難生存下去。但是今天情况已經根本不同了，今天人民政府是講求老老實實爲人民辦事的，「公私兼顧』我們一定要作到既顧到『公』，又顧到『私』，任何顧公不顧私，或顧私不顧公的『偏顧』的思想和作風，都是我們所應當反對的。
   另一方面，國營企業的工作幹部同志們必須牢記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的一段話…『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們還有帝國主義站在旁邊，這個敵人是很兇惡的，中國要實現經濟上的眞正的獨立，還需要經過很長時期。只有中國工業發展了，中國在經濟上不倚靠外國，才有全部的眞正的獨立。中國的現代工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上的比重是很小的，現在還沒有可靠數字，根據某些材料來估計，現代工業不過只佔全國國民經濟總生產量的百分之十左右。爲了對付帝國主義的壓迫，爲了使落後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鬥』，毛主席這一指示是完全正確的，因此任何反對與民族資產階級團結合作的思想與作風，或者認爲這種合作祇是一時的利用或一種策略，而不是提高到原則性上來認識，這都是違背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
   人民政府對於調整公私關係的工作今後還要繼續貫澈下去，這一方針是確定了的。但調整公私關係，必須與工商業本身的改造相結合，才能收到它應有的效果。毛主席所說的工商業的合理調整，調整公私關係僅不過爲其中之一。改造私營工商業的經營方式與經營方針，為工商業家自身所應該努力的主要方向。這一方面要私營工商業家澈底拋棄過去那老一套的投機取巧作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