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封建性嗎？
   有些地主或地主階級出身的人認爲：「江南農村土地很分散，沒有大地主，且不少地區都有永佃權，地主、農民各執一半，田底田面都可自由買賣、這證明中國農村（至少在江南）土地制度已經沒有封建性」，幷認爲：「土地改革法中也規定：土地改革完成後，一切土地所有者仍可自由經營，買賣或出租，與現在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情形還不是一樣的，因而懷疑土地改革是否必要。」
   很顯然的，這種說法的人，他完全忘記了或故意抹殺存在於江南農村地主階級藉佔有多量土地殘酷剝削農民的這個千眞萬確的事實，幷對共同綱領總綱第三條所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熟視無睹。據可靠調查，在華東新區，土地集中的情况與全國各地基本上是相同的。祇在滬、寗、杭、甬長江三角洲地區，包括鎭江以東京滬路沿綫，「京杭國道」以東蘇南、浙西地區，及會稽、四明山脈以北浙東三北地區，計七個專區、四十個縣、一千七百五十萬人口的地區，因靠近大城市和交通線，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官僚買辦統治的直接影響下，且經最近十餘年來的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以後，有了一些變動，地主兼營工商業與工商業家兼地主的較多，土地較爲分散。在一般地區，地主約佔鄕村人口百分之四，而佔有土地及公地（名爲公地，實際上仍由少數地主把持操縱）達土地總數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富農約佔鄕村人口百分之六，佔有土地百分之十至十五；中貧農約佔鄉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其中百分之五十爲貧農），佔有土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此外，小土地出租者（包括工人、手工業者、職員、自由職業者、小商販等）佔有土地約百分之五以下。華東新區鄕村全部出租土地約佔土地總數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其中地主及公地出租的佔出租土地總數百分之八十左右，富農出租的佔百分之五至十左右，中貧農及小土地出租者出租的佔百分之五左右。
   而所謂永佃權，蘇南叫田面權與田底權，浙江叫大業田與小業田，皖北六合一帶叫「客頂客」。有永佃權的土地，在蘇南包括十三個縣，四百萬左右人口地區，其中以吳縣、吳汀、常熟、松江為最普遍，約佔農民全部佃入地百分之八十以上：靑浦、崑山、金山上海各縣略少；無錫、江陰、太倉—嘉定奉賢則祇在部份地區有永佃權。浙江以嘉興專區爲最多，平湖有永佃權的土地佔全部佃入地百分之八十以上，寗、紹、建德等地都有。皖南與浙江大致相同、徽州專區有永佃權的土地，約佔全部佃入地五分之二，皖北亦有）。祗要對永佃權的來源有一些瞭解的人，都會知道這祗是地主階級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一種更巧妙更狡猾的手段而已。據我們調查所得，江南農村中永佃權的來源一般有如下幾種：㈠因爲太平天國代表農民要求在南京頒佈天朝田畝制度，地主階級深怕土地被沒收分掉，暗地裏與農民雙方妥協，給農民以永佃權向農民讓步；㈡因太平天國之役，連年戰爭，人死太多，地荒無人種，地主召人墾種時允許農民有永佃權；㈢農民因受高利盤剝負債過多，無法償還，將土地廉價賣給地主（債主）但保留永佃權；㈣農民租種地主土地時，地主向農民收取大量押金，然後給農民永佃權；㈤農民從開墾地主所有之生荒土地中得來。而且農民對永佃權的使用也不是無條件的，如欠租太多，至已接近或超過田而權的價格時，地主常常可以直接地或經過官廳將農民使用的土地收回自種，或出租給別人種，或再將面田賣給別人，收取高額押金。這種情形我們在無錫梅邨等地調查中均有發現。因此在抗戰前及抗戰中，江南農民曾有過無數次爲爭取和保護永佃權而向地主階級進行的鬥爭。所以雖是一地主、農民各執一半，田底田面都可自由買賣」，但這是有代價的（農民付出了勞力或高額押金），並不能因此說明江南地主對持有田面權的農民就沒有了封建剝削，江南農村土地制度就沒有了封建性。恰恰相反，永佃權對一小部份農民來說，是農民向地主鬥爭勝利的果實（但都不能保持很久，就又被地主奪回去了），而絕大部份則是江南地主向農民進行封建剝削時比北方地主更「開明」（巧妙）的辦法。所以江南農村的永佃權，决不如地主階級中某些人所說「已沒有封建性了」。
   綜上所述，華東廣大新區内土地集中的情况，和全國各地基本上是相同的，佔鄕村人口極少數的地主階級佔有大量土地，並藉此殘酷地剝削農民；而佔鄕村人口絕對大多數的中貧、僱農則很少土地或沒有土地，特別是貧僱農，他們為租種地主土地備受高額地租和各種額外苛索的剝削，終年辛勞不得溫飽。這種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的存在，便是江南農村廣大農民羣眾痛苦和貧困的根源。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進行改革，是完全正義的與必要的。
   「多此一擧」嗎？
   另外有一些人則從與上述相反的方面提出問題，他們說：「既然江南農村土地是集中的，那末把已集中起來的土地分散給農民，是否會妨礙生產？」或者說：「共產黨是主張農業集體化機械化的，是主張實行社會主義的，今天將已集中了的土地分散以後又要去實行集體化，不是多此一舉嗎？何不現在就實行社會主義呢」？
   說這樣話的人，並不是眞正在顧慮土地改革會不會妨礙生產，和好意地歡迎實行社會主義，而是假借「妨礙生產」、「實行社會主義」之名，進行其阻礙與破壞土地改革的陰謀活動。或者，說這樣話的人，至少也是對舊中國農村（包括沒有實行土地改革的江南地區）土地佔有和使用的情况，及怎樣才能實行社會主義，毫無常識
   舊中國農村土地佔有和使用的情况（詳見劉副主席「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及我們在上面已講過的江南農村土地佔有和使用的基本情况，均證明：中國農業生產中的土地使用本來就是很分散的，從來就沒有集中使用過，而所謂「集中」，祗是地主階級用封建剝削的手段集中了這些土地的所有權，並藉此繼續殘酷地剝削農民，成爲發展農業生產的嚴重障礙。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廢除地主階級這種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將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土地的所有權分給農民，使農村生產力從沉重的封建剝削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藉以發展農業生產。這樣做不但不會妨礙農業生產（因為並沒有很多地變動土地使用情况），而且當農民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以後，他們就會千百倍地提高生產情緒，將土地上所生產的餘糧投資於再生產，並紛紛組織起來，進行勞動互助，精耕細作，選種加肥，使農業生產得到發展。如東北華北老區各地在土地改革以後農民生產情緒空前高漲，農業生產不斷發展，農村購買力隨之提高，因此使城市工商業也逐漸好轉工業市場不斷擴大的事實，即是土地改革不但不會妨礙生產，而且可以發展農業生產，爲新中國工業化準備條件的最好的證明。
   至於土地改革是否「多此一擧」、當然，恰恰相反，事實是不能少此一舉不錯，共產黨是主張農業集體化、機械化的，不但主張在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在最後還要實行共產主義，而且祇有在實行社會主義以後，農業集體化、電氣化了，才能使農民最後脫離貧困。但當農民羣衆還被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壓榨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不用說社會主義不可能實現，即是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不可能發展。因此現在空談實行社會主義是無用的，因爲今天根本沒有這個條件，而這個條件是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的準備，全國農業發展與提高了，新中國工業化了，人民已經有這個覺悟與要求了，祇有到那個時候，才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可能。而土地改革正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的一步，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爲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
   「地主開明」「輕而易舉」嗎？
   再有一些人又強調說：「江南地主很開明，不少地主都住在城裏，過去即使對農民有一點剝削，但這也是很輕微的。現在祇要政府下一道命令，變佃戶爲自田，土地改革就可以完成；共產黨要發動組織農民羣眾來進行土地改革，眞是小題大做」。
   是的，江南與其他各地一樣，有一些開明的地主，我們應當很好的團結他們。同時，當農民羣衆普遍地發動組織起來，聲勢浩大，紛紛提出實行土地改革的正義要求，而政府又批准了這種合理要求，土地改革成爲勢在必行的時候，某些地主知道在這時再來反對土地改革，眞如「螳臂擋車」，因此表示願意遵守法令，在勞動生產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對這些服從土地改革法令的人，在當地實行土地改革時，人民政府將依法寬待他們。但籠統地說「江南地主很開明」，「剝削很輕微」，這是完全違背事實的。各地調查材料證明：江南地主藉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剝削的程度並不亞於北方地主，江南地主收租多總佔了農民收穫物百分之五十以上，部份地區租額並在農民正產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田租之外，又有各種額外苛索。所不同的祇是對待農民的方法比北方地主來得更狡猾更巧妙而已。至於「祇要政府下一道命令土地改革就可以完成」，這更是企圖藉此蒙蔽農民羣眾的覺悟程度，冲淡鬥志。地主階級中有不少人在幻想提出各種理由，希圖把千百萬農民參加進行的偉大的正義的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變為「綉花」一樣，不要驚動他們。最近發生的浙江餘杭縣九峯鄉地主玉偉仙等非法變賣土地，煽動砍伐竹山；上海市郊新涇區地主張傳鄴等拒絕減租非法抽田等陰謀阻礙和破壞土改的事實，就是給這種說法者或相信這種說法者當頭一棒。
   由於靠近大城市和交通線，直接受着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官僚買辦統治的影響，江南農村情况的確比北方顯得特殊和複雜。例如：在平時江南地主從來不把米麥等地租收入存放在家，而在附近市鎭開設粮行進行買賣或投資工商業，藉以再度取得利潤：當投機性的工商業非法利潤大大超過出租土地的收入時，他們又變賣土地經營投機性的工商業，藉以更多地剝削人民（包括農民羣眾）；在國民黨貨幣貶値時，城市工商業家又紛紛向農村購進土地。因此江南新區地主經營工商業與工商業家兼地主的人數較多，這是北方農村中所罕見的現象此外，江南較大地主都住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裏，一般地主也住在中小城市或市鎮上，很多地主本身並不直接向農民收租，而由經租賬房代收，額外剝削多是經過手下人進行。
   江南地主向農民索取田租的種類之多超過北方，租額之重不亞於北方。田租種類，在蘇南奉賢有「押租」、「花租」、「報租」、「預租」，鎭江有「分租」、「預租」（也叫攔租）、「寅交卯租」，常州有「合租」、「分租」、「定租」、「包租」、「活租」、「乾租」、「二地主租」，松江有「虛租」、「實租」、「報租」、「預租」（也叫小租）、「分收」等名目。
   田租種類在浙汀與皖南主要有「定租制」、「分租制」、「預租制」（也叫典租制）三種，定租制租額一般地主得百分之六十或七十，佃戶得百分之四十或三十，而牛力、肥料等生產資料全由佃戶負担；分租制一般是按照土地的等級而有高低，最高爲佃二主八，或主七佃三，一般爲佃四主六；預租制即地主把田預租給農民，農民需在種田前一年向地主交付頭年租穀，種了頭年田後又得把第二年租穀交淸，租額一般爲每畝一百八十斤至二百斤，如不幸逢着次年天旱或水災，農民負担就更加苛重。預租制的進一步發展形態在浙江就叫做高利貸押租，地主往往乘人之危以高利盤剝農民，利息最高達借一還二、甚或「利滾利」，農民得以田地或房屋為抵押，地主在農民把一切家產押完後就抽回租田給別人租種；蘇南農村中也有類似情形。
   除田租之外，地主對農民又有各種額外剝削，如叫農民做無代價的勞動、到地主家打雜差、過年過節送禮、收租時供地主、經租賬房等人吃喝等。這種對農民進行額外剝削的情形，各地都有。
   上述各地事實，最雄辯的說明了「江南地主很開明」，「剝削很輕微」，「祇要政府下一道命令土地改革就可以完成」…………，都是騙人騙己的胡話。幾十年來，江南農民爲反對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曾有過無數次正義的暴動，但都被國民黨反動政府用武裝鎭壓下去，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
   這說明江南農民備受地主階級及其代理人——國民黨反動政府殘酷剝削壓迫的一般。江南地主在歷史上憑藉國民黨反動統治勢力，抗戰期間憑藉敵僞壓榨農民的罪行，廣大農民羣眾是沒有忘記的。
   上述各種企圖歪曲和破壞土地改革的錯誤言論，一部份是因爲對江南農村實際情况缺乏了解，沒有進行調查，就輕發議論，在客觀上起了同情地主反對農民的作用。對於這些人我們必須予以善意勸說，要求他們先好好的下一番功夫。對江南農村土地佔有和使用的情况，江南地主如何剝削農民的實際情形，有了較深切的了解後再發議論。以免被地主階級所利用；但另一部份則完全是地主階級的代言人所發，對此我們必須根據事實大力揭露，嚴予駁斥，並警告他們：任何希圖阻止和破壞土地改革的行爲，必將遭到嚴厲懲處，叫他們不要以身試法，自食其果。祇有老老實實服從法令，土地改革前依法減租土地改革後在勞動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人民政府才能依法寬待他們。（節自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