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財政收入可以有這樣幾種主要來源，即稅收，公債，國營事業收入，發行通貨。其中公債一項國家將來尚需歸還本息，所以這種收入和其他三項是不同的，是國家的一種債務收入。至於國營事業收入，對我們新中國來說，目前還不可能成為主要的財政收入。而增發通貨這種辦法是一種按貨幣持有者持有貨幣比例徵稅的辦法假定政府增發一倍的貨幣，物價也上漲了一倍，那末社會上的每一貨幣所有人手中的貨幣購買力就減少了一半，另一半則為政府所征收去了。這種通貨膨脹的政策對於廣大人民羣衆一般來說是不利的，對於生產事業是有害的。
   稅收和通貨膨脹的辦法不同，它不是不分皂白地要所有的人都按比例納稅，比如一律百分之五十。它可以根據不同的對象，分別輕重地規定出一套完整的制度來；該輕的就輕，該重的就重。現在人民政權的稅收政策必須符合於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並與今天發展生產的要求相一致。它旣不應單純地從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同時更不是用稅收的辦法，徵收私人工商業者的全部收益，把私人工商業搞垮。我們征稅之後，私人工商業者的合法利潤仍然是可以保存的。但人民政權掌握了稅收這一重要的工具以後，對於私人資本盲目的發展是可以發生調節和節制的作用的。國家對於那些在目前國家經濟建設中所不需要的工商業部門、如奢侈品，迷信品就可以征得很重，使得經營這一部門的工商業者祇能得到很少的利潤。相反，對於國家目前急需建立的一些生產部門則可以減征或甚至免征。這樣一來，這兩類工商業者之間的利潤收入自然也就不同了。隨着國家對於利潤的調節也就間接地調節了社會生產。
   在商品生產法則支配之下，私人資本競爭的結果，必然會發生大部分人貧窮，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傾向。這種傾向發生的過程，一般地是，越是資本雄厚的也就越可獲得高利潤，隨着利潤的積累資本也就越趨雄厚，最後必然要走向獨佔和壟斷。現在稅收便可以成為這樣一種調節器，將過份的或超額利得徵收為國家所有，使勞動者所生產的一部分剩餘勞動不爲私人所掌握而成為社會公共的生產資金。稅收就是這樣以徵收什麽和徵收多少來達到調節利潤和節制資本的目的。同時徵稅的結果並保證了在私人企業中，至少有一部分勞動成果能够用在人民經濟生活中最需要的或與勞動者切身利益有關的地方（如勞動保險，救濟失業）6
   這就是爲什麽稅收有保護勞動與調節資本作用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