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組討論會上，一個身材瘦小然而精神健旺的老太婆站在發言，旁邊的一位代表指着告訴記者說：「這就是革命媽媽——應愛蓮！」
   應愛蓮今年六十三歲了，當記者訪問她時，她底眼睛裏閃射着老人所特有的堅毅、仁慈而又謙遜的光輝，她時而沉思，時而激動地給我敍述她和他們曾經歷的鬥爭的日子。
   應愛蓮生長在永康芝英鎭一個貧農家庭裏。窮人女人，在舊中國是註定了悲慘和不幸！但，她是站起來了，從反抗不合理的封建婚姻達到反抗不合理的社會………
   她十三歲那年，就被許配給一個八歲的、頸上長一塊大瘤的「丈夫」了。她從十五歲起就反對這件婚事，五年中間，男家曾二次來搶親，由於她的堅决鬥爭而得了勝利使解除了婚約。
   二十歲始，她靠替人家繡花過日子，同時偸着空兒請人敎他讀唐詩、千家詩之類的東西，過着半工半讀的日子。廿五歲時，她自由地和一個師範畢業生結了婚，但不幸的是她丈夫於一九二四年病死了留下二女一子給她撫育，當時新思潮風起雲湧，她總感到要找尋爲人們做事的道路。
   一九二六年冬，她終於找到了中國共產黨，参加了革命工作，從那時起她就沒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把兒女寄養在各處），把自己整個兒獻給了革命事業。二十多年以來，她曾參加過暴動，親見到同志們的被反動派殺戮，她曾竭盡一切去幫助苦難中的人民；她曾一面在偏僻之鄉村中敎書，一面做宣傳工作；她曾藉推銷書刋進行革命活動；她曾傾自己所有力量幇助在艱苦鬥爭中的同志們，她曾前後被捕兩次，過了將近五年的獄中生活；她曾被迫流亡他鄉！抗戰勝利時，我游擊隊八大隊北撤，她又獨自留下來堅持鬥爭……
   她經歷着一切苦難，承担着一切辛酸，從不灰心，從不氣餒，正像她所回憶的一樣：「……一九四五年，八大隊（即我游擊隊）北撤後，我沒有跟上隊伍，回家後，心裏時時感到寂寞空虛，好像小孩子失去了父母一樣，懷着無依無靠的苦悶。但那時我就一直堅决的相信我們的人一定要回來的。我雖在異鄉流浪，但堅定地等着我們的人回來。」終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們的人」回來了，他也從流亡的他鄕回到了已解放底故鄉來了。
   當她在游擊隊裏任療養所長時，她眼看傷病員吃用都成問題，她就想辦法到親戚朋友處去弄些錢和穀米來給同志們用，又時常把自己的一份口糧省下來分給傷病員同志們吃，不分白天黑夜的照顧同志們，更困難的是經常處在四面受敵的情况中，她和羣眾及同志們一道想盡辦法，把傷病員藏起來，而她自己却冒着一切危險與困難，四處張羅奔走……在這些時間裏，同志們那得不把她當作自己的媽媽呢。
   她當游擊隊通訊站長時，在義烏、浦江、蘭谿一帶的山嶺裏，人們常會見到一個小脚的老太婆，挑着担子，從這個嶺走到那個山去，這就是大家的「媽媽」呵。她回憶起那段生活時說：「那些時的日子苦是苦的，但我曉得我是爲革命而才那麽的奔走吃苦着的………」
   一九四〇年，反動派的保甲長抽壯丁，無惡不作，其時她當民選保長，眼見人民受苦，就時常省下錢來幫助最窮苦的人買壯丁。農民蔡振靑拉去不久，即在外面病死家裏生活很困難，她就去幫助他的家裏。那時，國民黨又鬧運輸，要人民無代價的運，她就私人買了一輛單輪車，幫助無勞動力又無錢的人家運輸——她總於賣掉了自己最後的二畝田而來做一切這些可減輕人民痛苦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黨的經濟發生了極度的困難，同志們生活無法維持，她又把自己的一些東西，戒子等賣掉來維持同志們的生活，同志們有病有痛苦，她總是親自照顧。
   「媽媽」，「媽媽」，所有與她接近過的同志仍那得不叫她媽媽啊！
   「是什麽東西支持你這麽樣頑強不息的鬥爭呢？」在巨大的感動與振奮之中，記者忍不住這樣的問了。
   「這是因爲同志們太好了，羣衆對我太好了，我總覺得我還沒有爲他們做什麽，所以就感需要拚命的幹。」是的，這就是在黨所培植下，在羣眾革命鬥爭下所成長起來的性格。
   應愛蓮、她爲了革命，甘於艱苦的生活，危險的生活，甘於平凡瑣碎的工作頑强不息的工作……。而當我們人民革命事業取得了空前偉大勝利的今日，她雖然已六十三歲了
   ，但她所提出來的唯一要求，却仍是「工作！」她說：「我的身體是越來越好了，一點毛病也沒有，祗是記筆記不及你們快了」。
   應愛蓮現任永康新華書店經理，兼該縣同業公會主任，兼公營事業店員工會主任，這次以特邀代表的資格來出席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人們都以敬仰的眼光望着她，都還叫着她游擊時的化名——金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