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企業家對於投資，自然要顧到追求利潤，對於這一點，許多企業家不免發生錯覺：他們或把目前企業經營上一些去腐生新中難於避免的暫時困難誤認爲致命傷，或把勞資關係未納入正軌前偶然發生的偏差誤認爲永恒的現象或把目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某些不適當的競爭誤認為人民政府的政策。甚於這種種錯覺，就產生了流行一時的「包袱理論」，竟認爲在現狀下，對任何企業的投資都將無利可圖，而且背上了包袱，甚或不免破家蕩產。針對這種「包袱理論」，劉副主席在五月一日的演說中也有一段很明白的指示：
   「國家企業私人生產事業之間的某些不適當的競爭現象，以及在定貨中在加工中的某些不適當的條件，在調整工商業的工作中應該加以改正。勞資關係也可以在國家勞動法令、集體合同及勞資協商機構中納入正軌。所以私人資本不是沒有出路的。當然，應該是老老實實地、不怕化費一些資本和氣力地去經營那些確實於國計民生有利的事業。對於老老實實不怕化費一些資本和氣力去經營生產的事業家，人民政府應當給予他們以各項必要的便利條件，並給以指導，使其避免盲目性，幫助其事業的成功。」
   許多空頭事業家，往往不化費一些資本，僅憑藉一點買辦或封建關係而大辦事業；或利用通貨膨脹而混水摸魚，以一個錢的資本而做十個錢的生意；或沾染了美國商場中貪圖「大利」的惡習，鄙視一切薄利而需要化氣力老老實實地經營的事業。他們使工商界形成一種特殊的「市儈意識」，這種意識也連帶助長了「包袱理論」的流行，而增加了種種的困難。現在劉副主席對症下藥，提出經營事業必須具備各種條件：「不怕化費一些資本」、「不怕化費一些氣力」、「老老實實地經營生產」；而且是「確實於國計民生有利的事業」。具備上列種種條件的，「人民政府應當給予他們以各項必要的便利」，「幫助其事業的成功」。這種剴切的指示，對於上海潛在的「市儈意識」與流行的「包袱理論」，自然特別具有消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