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克服目前私營工商業的困難呢？
   在今天還沒有具備正當工商業基本好轉的條件。毛主席指出過：『整個財政經濟情况的根本好轉，需要有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和國家軍政費用的大量節減』。也就是說，要工商業情况的根本好轉，首先有待於農村購買力之提高，但農村購買力的提高，必需全國土改完成之後，而這還需有二、三年的時間。其次，軍政費用的大量縮減，要等到台灣、西藏及其他敵佔海島全部解放之後才有可能，祇有到那時候，政府才能拿出更大的財政力量投資於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上。我們相信在今年年內一定可以完成解放全國大業，但軍事費用的大量縮減，最早也要等到明年才能做到。
   所以我們所應該做的和可能做的工作，僅是如何使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企業渡過目前難關，維持下來，以等待基本情况的好轉。這裏我們提供下列各點，以供工商業界的參攷。公私企業配合
   第一，要使私營企業儘可能與國營企業相配合，替國家機關及國家企業做定貨和加工工作。現在東北的私營企業大多為國營企業加工，因此國營企業發展之後，私營企業也跟着發展起來了。這應該成為我們今後發展私營企業的一個重要方向。即在關內，許多私營企業之能够繼續生產主要地也是依賴國家機關的定貨與加工。這種定貨和加工的數量是很大的，但過去因為沒有統一的分配和精確的計算，常使雙方面的生產計劃脫節。政府的『軍政機關和企業機關應該盡可能的，一個一個地作出一定時期的定貨預算和加工預算，特別是大批的定貨和加工預算，並提出自己的意見，交給工商貿易機關。同時，各地工商貿易機關應該要各地公私生產機關據實報告自己的生產情况，並加以調查，報吿上級。這樣，就使我們的中央工商貿易機關有可能在適當的範圍内統一與分配國家的各種定貨和各種加工，並調節各企業的生產。』（劉少奇）。定貨和加工計劃是應該由政府提出來的。爲了使私營企業得以與國營企業生產計劃相配合，政府準備在今後幾個月内召集若干種的專業會議，這種專業會議不僅有國營企業的主管人員參加，也包括私營部分的負責人在內。就是我們今後的生產計劃，要把私營部分也組織在内。目的是要『減少公私企業生產和業務上的盲目性，逐漸增加計劃性』。（陳雲）面向農民大眾
   第二、爲了減少我國過去私營工商業的盲目性，必須把工業生產作一些必要的調整。過去中國工業的發展是畸形而不合理的，原料倚靠外國供給，市場局限於大城市的小圈子裏，農民對於城市工業品因限於購買力，望洋興嘆，根本不敢存非份之想。今後工業如果不面對農村，不為農民大衆的需要而生產，它就决沒有遠大的前途。原料如果經常倚賴帝國主義供給，這種工業就不可能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因此，對於若干過去倚賴帝國主義供給原料的工業（如棉紡織及麵粉業），今後原料，應該盡可能取給於國內，同時要攷慮到把工廠遷移到便利於原料供應的内地中小城市去。對於過去高級消費品的企業，今後應該改變方向，製造適合農民實際需要與適應農民購買力的生產品。對於若干在市場上已發生生產過剩，同時在短時期内（全國土改完成前），也沒有打開銷路可能的出產事業（例如火柴、捲煙、肥皂、家用工業品等等）應限制其設立新廠。已經停工的可指導其轉業，未停工的改善其經營方式，提高品質。對於一些雖爲新中國將來經濟建設及文化建設所必需，但在今天因經濟建設及文化建設的高潮尚未到來，一時感到銷路呆滯，生產相對過剩的生產事業，（例如煤炭、水泥、機電、造紙、化學、肥料等）應用定貨或收購方式儘可能維持它們的生產，自然這種維持一方面要視政府主觀上的財政能力，一方面應以經營合理，技術優良爲限。對於開業、轉業、歇業、遷廠等等，應有一個生產指導委員會的組織，根據全國的情况，與國營經濟相配合，加以必要的指導。
   經營企業化
   第三、我們應該使工人的失業救濟與企業經營兩件事完全分開來。過去有許多私營工廠，由於歷史的或其他的種種因素，僱用工人，往往超過它實際所需要的，其所以造成這種現象，有的是本來經營不合理，安置親舊，用的職工特別多，有的因生產規模已經減縮，而職工人數並未隨比例減少。許多工廠，負担了一部分超過其業務需要的工人的工資，等於工人的失業救濟金，因而使工資部分支出在成本中所佔的比重特高。這種把企業經營與失業救濟混在一起的辦法、祇有把工廠拖垮爲止。要使生產經營合理化，就必須按照企業經營的原則，允許一部分職工的停薪留職。同時，某些經濟事業的縮小，停工和轉業也是不可避免的。故失業工人在最近一個短時期內，還可能增加起來。『中央人民政府已經决定撥出一批粮食和經費，同時也要求工商業家和在業工人拿出一部分錢來，作爲救濟失業工人的基金』。上海及天津北京等都市已擬訂出一些救濟失業工人的具體辦法來，這些辦法由於各地情况的不同，（例如北京失業工人所佔比例小，上海則所佔比重特大）不必完全一致，但原則上人民政府已經决定爲救濟失業而拿出一部分錢來，同時要求工廠和在業工人也分担了一部分。救濟失業工人不僅是爲了救濟，同時還要使失業救濟與企業經營分開，也是爲了使企業經營完全按照企業經營的原則去辦理，這對今天的工商業難關的渡過是有重大意義的。
   獎勵私人投資
   第四、我們要製定一個投資的暫行條例，以便在新公司法頒佈以前，使投資者有所遵循，並且使他們的合法利潤得有保障。自舊公司法廢止以後，許多資本家思想上有所顧慮，他們不知道今後股東有沒有分紅，股息如何分派。資本如何重估及盈虧計算用什麽做單位？能不能避免虛盈實虧的損失？是不是所有股東都要負無限責任？所有這些思想顧慮都是有理由的。但新公司法的頒佈，不是短時期内所能完成的，這倒不是起草有特殊的困難，而是人民政府對這件事採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必須廣泛地徵求工商界的意見，以避免閉門造車的錯誤。在新公司法頒佈之先，政府可能先發佈一個企業投資的條例或指示，其中對於企業組織、出資人的權利義務、盈餘的如何分配、以及資本計算方法，都有相當明確的規定。這一投資條例主要的精神是獎勵私人的投資，决不是限制私人投資，目的是要解除資本家的思想顧慮，而不是增加他們的顧慮。
   稅收合理負担
   第五、對於稅收的問題，應該任它盡可能符合「合理負担」的公平原則。爲了保障革命戰爭的供給，澈底肅淸台灣、西藏的蔣介石殘餘匪幇，完成全國解放大業，工商業家不能要求輕稅政策，這一條是確定了的。但負担應求合理與公平，應使其不至影響工業再生產的進行，否則就不能「照顧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也是違反共同綱領的經濟政策的。關於稅收的意見，工商界反映的很多，政府要根據這種反映，認眞地糾正稅收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稅收問題，有兩方面是值得我們研究的，第一是稅率本身是否過重（所謂過重即超過工商業能力所能負担的限度。）第二是在徵稅方法上有那些缺點？據我們所得到一部分工商界的反映，似乎征稅方法上的缺點，尤大過於稅率本身的問題。但稅率本身是否過重，也是值得我們研究的，如果稅率確屬過重，以致影響「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時，稅率並不是不能修改的。關於征稅方法，許多人認爲民主評議，在保證完成稅收任務上，有很大的優點，但也造成了一些負担不合理的現象，特別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負担不平衡，例如甲城市富力較乙城市大十倍，而甲城市的稅收較乙城市僅重三倍，其次是行業與行業間負担的不平衡，有的行業太重，有的過輕。第三是戶與戶間負担的不平衡。民主評議有小戶擠大戶的現象。這種種偏差，都可能發生，而且事實上也是發生過的。無疑地，民主評議是過渡時期的不得已的一種辦法，在會計制度未臻健全的條件下，這是比較可以採取的辦法。民主評議是可以改善，而且最後還是可以取消的。再其次是關於征稅手續上的一些偏差，例如總店撥貨給分店，這决不能視爲一種銷貨行爲，但有時竟當爲銷貨行爲征稅，這就變成了重複課稅。又如對於『等均屬之』的解釋，過於廣泛，幾乎無所不包。但這些是比較小的技術問題，在征稅細則頒佈之後，不難加以糾正。總之，人民政府雖强調稅收任務的重要，但决不是說對於稅法稅率及征稅方法决不容加以修改。祇要發現了工作中有缺點，反映上去，是一定可以改善的。
   資金問題
   第六、是關於資金的問題，今天各私營工商業都苦於資金短絀，不敷週轉。當然資金問題的癥結還是市場萎縮，銷路呆滯。對於一部分必須維持又對國計民生有益的生產事業，人民政府勢必要攷慮到用收購成品，定貨或加工的方式，幇他們渡過目前資金的難關。但更重要的是工商業家應該盡一切可能，自己拿出力量来，如果把自己的資金隱匿起来，而一味倚賴政府來救濟，那就是過去對付國民黨政府的傳統作風之遺留，有遠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不應該這樣做的。其次關於利息問題，目前由於人民劵幣值穩定，利率已逐步降低，高利貸問題今後可隨幣值及利息之恢復常態，而逐漸減輕。至於過去的債務如何處理，能否凍結，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要多方面的攷慮才行。最後，爲了救濟工業資金的枯竭，投資公司是值得我們考慮的一個方式，關於這一問題，此處因限於篇幅，待日後再來談。
   以上所述的六個問題是渡過目前工商業困難的所要考慮的幾個方面。據我所知，人民政府對於目前各地工商業所發生的困難已予以充分的注意，這次問題表現得最嚴重的是上海，上海的情况雖不能代表全國，但因上海在全國經濟上所佔比重甚大，我們仍不應予以忽視。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會議上曾鄭重指出：『今後幾個月内政府財經領導機關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調整公營企業與私營企業，以及公私企業各個部門的相互關係方面，極力克服無政府狀態。』陳雲主任也指出『今後數月的工作，除堅持財政工作方面一切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並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偏向以外，應將重心轉到調整工商業方面去，並做出可能和必要的成績。』這都說明了人民政府的最高領導者是如何重視當前工商業的困難與問題。工商業家應該除去思想顧慮，信賴政府，同心協力，與政府相配合，採取行動，以渡過目前的難關，並迎接不久之後光明的到來。
   一九五〇，五，七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