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中華全國總工會頃公佈中國搬運工會全國委員會關於中國搬運工人狀况的報告，據新華社北京三日電摘要如下：
   根據全國五十個城市材料的統計（缺西南區）搬運工人共五六七五八四人，包括有碼頭、車輛運輸、裝卸、三輪車（一八七三七〇人）等工人在內，個別城市有水業、糞業、拉駱駝、拉石頭以及船夫等工人。
   各市、縣（漏一字）、鎭普遍的建立起搬運工會及籌委會的組織，吸收了會員，一月份以上五十個城市的統計共計會員爲三一三七六八一，佔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五。建立職業工會七一一個，分會組織四八七個，支會組織六二五個，會員小組一一〇一八個。
   搬運工人流動分散，人數眾多，由於過去把頭、幫頭、包工頭、脚行頭等封建性組織，情况很複雜。有些城市由於最初在領導上未加重視，幹部少，經驗缺，以致過去搬運事業上不合理的現象，依然存在着，嚴重地影響到工商業的發展及物資的交流。
   一、解放前的封建剝削
   制度
   各城市的搬運工人（一）統治割據遭受到把頭、幫頭、包
   工頭、脚行頭的黑暗統治和奴役。這類封建頭子，對外把持，對內壓榨，他們有錢，有勢，有打手，有訟棍，打官司有黑律師，打架有流氓惡棍，霸佔住一定的地區，壟斷着搬運業務。像武漢的碼頭（南方的碼頭包括水旱兩種）、南昌的把、徐州的大櫃、西安的棚子、天津的脚行等。他們內部互相傾軋，勾心鬥角，爭權奪勢，誰蠻橫兇狠，誰就成了統治者。
   封建頭子勾結官匪，利用財勢，詔媚『權貴』，公行賄賂，來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他們對工人橫行壓迫，百般蹂躪。蚌埠頭子張雲山，家中私設公堂、用黑紅棍拷打工人，姦淫工人的妻女，工人不滿，就以『家法懲處」。大連的『紅房子』工人不堪虐待，一九四一年的春季病死了三千人。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封建頭子又依靠國民黨、三靑團、軍統等特務組織和封建幫派，對工人進行殘酷的剝削。南昌的頭子徐喆仁、武漢的趙世斌、天津的巴延慶都是國民黨的國大代表，他們操縱選舉，脅迫工人加入黨團特務組織和迷信團體，衡陽的國民黨與三靑團不和，唆使工人互相械鬥，把工人充作他們爭權奪勢的犧牲品。他們利用靑年、紅幇、佛敎會、一貫道、黑旗隊、單白黨等特務盜匪組織的幇規敎規，束縛統治工人。九江的頭子在紅幇、分山頭（大漢山、保華山等）割據碼頭；廣州的頭子利用國術社，把持住搬運業務。汕頭、廣州、南昌等地很多是利用鄕族宗姓關係，進行統治剝削。强族作好活，弱族作次活，同姓之內，嫡系旁系在工作的好壞上也有區別。工人把頭子的親信叫做『御林軍』。封建頭子同鄉結幇，親友分派，盟兄把弟，換帖交友，狼狽勾結，互爲利用。像無錫分成湖北幫和無錫幫；爭活打架搶工作。
   爭奪的結果，形成封建割據局面，壟斷着搬運業務，外人不能進界運貨，界內商民更不能隨便雇人或者自己搬運；不然，要『過街錢』、「買路錢」，要『扣頭』、請吃飯、賠罪道歉。無錫的碼頭，互訂契約，自訂界限；天津僞社會局爲脚行製發藍圖，南昌市內劃成格子網，形成許多各霸一方的封建『王國』。他們不但地區分割而且業務分類，行李班不能裝卸雜貨，雜貨班又不能裝卸鮮貨。另外還有『貯箕會』，上坡須量的貨物由他們專運。上海魚市場的三輪拖車，只允卡車運三成，多運就打架。
   封建頭子憑藉根深（二）殘酷剝削蒂固的封建勢力，掌握
   着搬運費的分配權，直接和貨主聯繫，工人不敢問運價多少。頭子們欺騙蒙蔽，向商人多要，隨意分發工人，高興多給，不高興時少給。頭子們的喜怒哀樂，影響到工人收入的多寡。濟南把頭陶志剛以六百元攬運貨，化二百元錢僱工人搬運，一個把頭一點力氣不化，每天能獲利五百多斤小米，工人勞動一天祇得小米六斤。多數的頭子是抽成分份，每日的收入頭子分雙份，分對半，有的硬分百分之八十。汕頭的大頭子是先扣百分之五十五，二頭子再扣百分之三十三，餘下的百分之十二，才由工人共同分。蚌埠大頭子張雲山，每日剝削收入等於工人收入的一八〇倍。其次是義務勞役：頭子剝削發了財，開買賣，作生意，自己的貨物，是由工人無償地搬運，工人受着無償的勞役剝削。頭子婚喪嫁娶、滿月、過壽、搬家蓋房，都要工人送禮，以送禮的多少，來作爲攷察工人對頭子的忠實與否。蚌埠頭子張雲山歡喜鰱魚，工人們用了兩天多的工資買了鯉魚送去，結果挨了一頓駡。頭子們爲了爭奪地盤，請律師、寫狀打官司，都是有工人大家凑錢，長沙的宴公碼頭和西湖碼頭爭運界，官司打了十五年，頭子揑報用費，從中中飽發了財。發車證、驗車牌、征兵、征粮、征官差，每作一件事就賺一筆錢，天下越亂，頭子發財之道越多。所以他們經常是在挑撥離間，無中生有，興風作浪，惟恐天下不亂。
   頭子們設賭場，工人賭輸加工還債。放高利貸、開戲院、開煙館。大連三輪車、馬車車主蓋小房强迫工人住，不住也要支房租；跟妓女院訂約，允許工人欠賬，業主月底代扣，把工人辛苦所得，想盡辦法剝奪而去。
   這些封建頭子多數是家財萬貫。有的開旅館，有的開貨棧、澡堂、戲院、妓女院，城市有房產，鄉村有田地，娶幾個小老婆。武漢大頭子易祥泰專門靠武術靠打吃飯，因賄賂當了理事長，所管工人分爲四七〇組，每組每天要交他銀洋四、五元，有房有地有私人自備的小汽車。北京的糞道主于德順每月收入玉米三萬斤，城裏有房四十所，鄉間土地兩千畝。他們拿着工人的血汗，任意揮霍，而工人無衣無食，極端貧困，在這些封建、官僚、帝國主義走狗統治下，忍氣吞聲，度着艱難的歲月，以致普遍形成偸竊現象，對貨物隨扔亂擲，發洩出氣。
   把頭、幫頭、包工（三）高價勒索頭、脚行頭等把持割據
   ，壟斷搬運，高價勒索，巧立名目。南昌的船貨卸落，要化河保、吊檔、搭脚、縫袋等十五種化費，掛勾、起肩也要錢，不化包錢（保險費之意）要丟貨。武漢碼頭將工作劃分爲挑、抬、夯、堆、下、裝艙、打關等廿一種。此外節錢、酒錢、聽差費，下雨加錢，過年加錢，河裏水漲要加幇水錢，水落要加幫灘錢，天氣熱了還要加上幫伏錢，一舉一動的加錢增價，提高搬運費。蚌埠的貨物從船上搬到店鋪的搬運費，等於從徐州到蚌埠的運費。搬運價的提高，嚴重地影響了物資的交流。（本文轉入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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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解放後的情况
   解放後，各城市工人普遍地存在報仇清算的思想和要求。個別的地方向頭子借粮，向工會訴苦，到政府告狀。罪大惡極的封建頭子有的逃匿避蔽，也有的被工人驅逐出去。但是不少的頭子還在繼續削削工人，站在工人頭上，造謠言，威脅恫嚇。上海頭子陳灝祖組織冒牌工會，企圖繼續統治，工人在解放初期有顧慮，個別的認爲『跟着頭子有飯吃』，取銷了頭子地盤站不穩』。頭子採取卑鄙的手段，打擊積極份子，誹謗工作幹部，挑撥工人不和幹部接近，準備頑強抵抗，保持他們的統治特權。但各城市工作先後開展，召開工人座談會、羣衆大會、代表會、工人覺悟逐漸提高，上海、蚌埠、南昌、天津等地開辦短期訓練班，經過訓練的工人都成爲積極份子和骨幹，結合着吸收會員，建立工會組織，工人的力量日益壯大起來，要求向頭子鬥爭。在人民政權的支持下，北京扣押罪大惡極的『樓包頭子』，武漢鬥爭惡霸頭子殷士寶，徐州鬥爭了世襲三輩安淸幫的老頭子姜文舉，蚌埠槍斃了張小雲、崔幹臣，沒收了剝削所得的財產；天津公安局召集頭子訓話，禁止他們活動，拘捕劣跡昭著的首要份子。這樣，個別的城市把罪大惡極、人人痛恨的惡霸頭子打倒了。但他們的殘餘勢力，依然存在，隱蔽起來，暗中操縱，野心不死，存在着『山在虎還來』的幻想。而不少的城市，還沒有採取堅决的手段，把這些包工頭、幇頭、脚行頭子打倒，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因而搬運事業中存在着許多問題，把持地界，沿用陋規，碼頭爭界限、車輛爭運輸，軍隊、機關、以至監獄犯人勞動隊和工人起衝突、商店、農民自行搬運和工人鬧糾紛，拉人拉貨的問題起爭執，工人的工作不平均，收入不平衡，飽的飽，餓的餓。武漢碼頭工人二六六一三人，只有六個碼頭五五六人的收入特殊好，其餘的半失業。南昌將碼頭收歸國有，取消了業主、把頭的合併四十八把，劃分爲八個隊，但亦未能得到適當的解决。有些城市已逐漸的解决了，其方法：一是成立運輸公司，統一承攪業務，統一調配勞動力，天津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成立，蚌埠、濟南相繼組織，武漢、南昌等地正在計劃成立；一是組織搬運勞動合作社，大連、塘沽、開封、徐州、鄭州等地已經先後成立，集體勞動，共同分錢，互相調整、調配。這兩種組織的建立，解决了爭活打架，收入不平衡的問題。
   其次是搬運費缺乏合理的規定，許多的城市搬運貨物，當面講，藉端勒索的現象仍存在。蚌埠工人替女人拿包裹上船，要錢沒有，用三件衣服折了工力費；濟南運價高，農村食粮繞過城市到旁處去。無錫、南昌等地雖然規定搬運價目表，但還不完善，並有若干問題。
   解放後，各城市搬運工人人多活少，有的城市鄕村農民聚集城市參加搬運，普遍地形成勞動力過剩（東北地區除營口外無此現象）。各城市一般的多出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個別的多出三分之二。徐州工人每月收人只足十天的生活，六八一一人有一五〇九人失業，賣手車、衣服的一一一戶，百分之百的吃豆餅；開封也是車多沒活做，生活無法維持。工人們現在擴展工作範圍，設法自救。開封工人，運鹽下鄉出賣，再買雜糧進城；徐州工人包修飛機場、烈士塔，甚至販賣黃盆、粉條、紅芋、靑菜等，來解决工人的生活。許多的城市對勞動力過剩，還沒有適當的辦法解决，工人要求安插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