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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印鉴
  （一）军假司马印
  1980年7月，在九台市苇子沟乡供销社收购的废铜中发现此印。此印为铜质，印面呈长方形，长2.3厘米，宽2.2厘米，高0.7厘米，有鼻钮，钮高1厘米，印的通高1.7厘米，印文是阴文篆刻“军假司马”四个字。初步判定此印为东汉时期遗物，现藏吉林省博物馆。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刘劭注：“司马，主武也。诸武官亦以为号。”西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中央初置大司马，加赐给“征伐有功”的将领。大司马大将军称大将军，是最尊宠的官阶。到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才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之后虽时设时废，但司马作为主持军事的武官的称号，却一直沿袭下来。
  东汉时期，大将军“领军皆有部曲”。部设校尉、军司马各一个。曲有曲侯，在不设校尉的部，只有军司马一人时，才配置军假司马、假侯，作为军司马的副手，统领该部。据《后汉书·百官表》载：“其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两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下有军侯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纯，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可设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侯，皆为副武。”军假司马当为大将军之属官，为常备武装设置，比六百石。“军假司马”铜印在我省还是首次发现，它的出土说明了东汉时期在九台市境内已有军事活动，为研究当时的疆域提供了可靠而又珍贵的资料。
  （二）军假侯印
  1964年农安县自来水工程动工时出土，同年7月由省文化工作队征集收藏。
  此印青铜铸造，呈正方形，钮作桥状，横穿圆孔，钮身与印的背面残存斑斓铜锈，印文为汉文阳刻篆书“军假侯印”四字。
  印边长2.3厘米，厚0.8厘米，钮高0.7厘米，钮厚0.5厘米，钮孔0.5厘米。
  “军假侯”为汉代武官职名，吉林省博物馆所收藏的一方汉代“军假侯印”与此印的形制、字体均相同。该印的出土与发现，为研究农安地方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
  （三）“骁猛第四指挥第五都朱记”印
  1985年8月由农安县文物管理所在哈拉海乡征集并收藏，除一字稍残缺外，基本完整。
  此印略呈扁方体，长5.3厘米，宽5.2厘米，厚1.5厘米。上置板状钮，钮长2.8厘米，厚1.2厘米，高2.6厘米。印体通高4.1厘米。钮下印体背面左右共镌楷书阴文汉字九个，右五左四，文为“太平兴国二年八月铸”。钮上顺竖向刻一“上”字，钮下侧刻一“北”字，印面边框内为汉字篆文“骁猛第四指挥第五都朱记”十一字，除“五”字上横残破以外，其余诸字均清晰。
  据《宋史·兵制》载：“骁猛”为当时军队兵种的代号，应译为勇敢、力量强勇的骑兵，“指挥”与“都”则为宋时的军队编制单位，当时的“指挥”统辖五百士兵，“指挥”下设“都”，每“都”辖兵百人。
  “太平兴国”为北宋太宗即位年号，应为公元976年。此印在农安发现是否与当时历史上的“靖康之难”时金陷北宋，掠徽、钦二帝及百官押往北国曾经过黄龙府一带的史实有关，值得进一步探讨。
  （四）会州劝农之印
  农安县青山口乡柳条沟村农民刘生在1957年耕地时发现此印，1958年7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征集并收藏。
  此印呈扁方形，钮作板状体，铜质，范铸，印方5.55厘米，厚1.45厘米，通高4.45厘米。印文为阳刻篆书汉字“会州劝农之印”6个字。背面钮左右两侧共凿有汉字9个，笔划已模糊不清，经详加谛审认定，右为“承安四年九月”，左为“礼部造”。
  考金官制，有劝农司，泰和八年（1208年）罢，贞祐年间（1214—1216年）复置，兴定六年（1222年）改为司农司，这是金代中央最高的劝农机关。地方劝农则有提刑司（后改按察司），更基层则分布在各州县。《金史·百官制》记州县官职掌为“养百姓，按察所部，宣导风化，劝课农桑……”宋知州知县列衔多带“劝农公事”字样，金制亦带“劝农采访”。此印一般用于鉴印文告，所以仅有“会州劝农之印”6字。
  会州，金属临兆路，上刺史，领县一：保川，寨二：平安、通安，关一：会安。其地在今甘肃省靖远县东，是西南边远地区。金代西南边远地区的官印为何会流落到东北的隆州，很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五）征行万户之印
  1960年农安县靠山镇靠山屯出土一方铜质范铸的“征行万户之印”，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该印印体呈扁平正方体，上置梯形板状钮，印体边长6.3厘米，厚1.8厘米，印钮下宽3厘米，上宽2.8厘米，厚1.7厘米，高3厘米，通体高4.8厘米。印面边框内为阳刻汉文九叠篆书“征行万户之印”6字，无边款。
  金初常封宗室、功臣为万户。据《金史》载：“国初取天下，元帅之下唯有万户，所统军士不下数万人”。一度，万户也曾称统军，《大金国志》卷十四载：“……万户为统军，其统军则有正副”。但因当时允许世袭，所以后来因“子孙相继，专览权威，其户不下数万……世权过之”。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宗室显贵势力，于是，在海陵王天德三年遂罢万户，改设节度使。金末贞祐年间，又“复国初之名”，但此时万户仅辖四千户，只不过是正九品官而已。到金末，甚至出现了“无军虚设都统、万户”的混乱现象，根据同类印的形制特点鉴定，此印应为金末万户行使军事权力和职能的印章。
  （六）都提控印
  此印在德惠县天台乡出土。铜质，汉文篆刻，上有“都提控印”4字。印面近正方形，边长7.5厘米，宽7.3厘米，厚1.5厘米，印通高4厘米。钮呈梯形柱状，高1.3厘米，长3.4厘米，厚0.8厘米，无边款。
  “提控”官职，隋唐就有，只为武职官衔；金代文武官员中都有，但主要还是武官。“都”有“总”或“总领”之意。“都提控”，好比司令部的总司令，下设若干提控，是较高一级的军事统帅。《金史·古里甲石伦传》载：“奏请，招集义军，设置长校，各立等差，都统授正七品，副统正八品，万户正九品，千户正班任使，谋克杂班。四万户为一副统，二副统为一都统，外设一总领提控，制可。”由此可看出都提控品位级别。
  金卫绍王执政后，国势渐衰，宣宗时与蒙古、南宋战争加剧，兵源枯竭，不得不招募山西、山东及河北一带的地主武装——义军以抗蒙侵宋和镇压人民起义。义军多由破产者、逃兵组成，缺乏训练，战斗力差，在蒙古与南宋的招抚下叛降经常发生。为加强统领，提高作战能力，又在义军中设总领提控。但因战局紧张，军队变动频繁，万户、都统、都提控也是经常增设与撤销的。
  （七）副统之印
  农安镇在修建电影院挖地基时，出土一枚金代铜印。该印通高6.1厘米，边长6.8厘米，印钮高3.4厘米，厚1.7厘米，宽3.5厘米。正面印文是汉字阳刻九叠篆书，为“副统之印”4个字，背面在印钮右侧阴刻楷书汉字“崇庆二年二月”6字，左侧阴刻楷书汉字“礼部造”3字。印钮呈梯形柱状。
  据《金史·古里甲石伦传》记载：“金末自贞祐规定招义军时三十人为一谋克，五谋克为一千户，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此复国初之名”。副统为正八品武官，由此可断定“副统之印”为金代末期的官印。
  （八）拽挞懒河猛安之印
  德惠县梨树园子古城出土一枚铜质金代官印，正方形，边长6.5厘米，厚1.8厘米，通高5.9厘米，印钮高4.1厘米，厚3厘米，长2.8厘米。梯形柱状。印文为汉文九叠篆刻“拽挞懒河猛安之印”8个字。印钮左右两边，刻有阳刻楷书铭文“正隆元年十一月，内少府监造”12个字，顶端刻一“上”字。
  猛安、谋克是女真语，猛安又写作“膨眼”。谋克又写作“毛毛克”、“毛克”。猛安、谋克是女真族在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组织。“猛安”为部落单位，“谋克”为氏族单位，一猛安包括八至十个谋克。其首领都称作“勃极烈”。在阿骨打建立金政权的前一年（公元1114年），又规定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此后，女真统治者进入中原，猛安谋克制度又推广于“归附降人”，包括汉人和契丹人。金熙宗以后成为军事编制、生产单位和地方行政机构“三位一体”的封建化组织。《金史·百官志》：诸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诸谋克“从五品”除掌行政、司法权外，还“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握有兵权，“惟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
  （九）应辨所印
  德惠县梨树园子古城内出土一枚金代铜质官印，正方形，边长6.1厘米，厚1.8厘米，通高6.6厘米。印钮高4.8厘米，厚1.8厘米，长2.8厘米，梯形柱状。印文为汉字九叠篆刻“应辩所印”4个字，无边款。
  （十）盔烈克乌主谋克之印
  德惠县梨树园子古城内出土一枚金代铜质官印，正方形，边长5.8厘米，厚1.5厘米，通高5.7厘米，印钮高4.2厘米，厚1.5厘米，长2.8厘米，梯形柱状。印文汉字九叠篆刻“盔烈克乌主谋克之印”9个字，右边刻有楷书边款为“盔烈可乌主谋克印”8个字。
  （十一）上京路副统出字号印
  榆树县红星乡谢家村谢家屯遗址西北2.5公里拉林河岸边发现金代铜质官印一枚。印面正方形，边长6.5厘米，厚1.6厘米。印背置长方形柱状钮，钮高3厘米，印面汉字阳文九叠篆刻“上京路副统出字号印”9个字，印背左阴刻楷书“贞祐四年二月”6个字，印背右阴刻楷书“上京行六部造”6个字，柱状钮顶端刻一“上”字。上边框侧面阴刻“上京副统出号印”7个字。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十二）契丹文官印
  该印于农安县开安镇出土，铜质，范铸，扁方体，上置方柱钮，印面长6.7厘米，宽6.6厘米，厚1.6厘米，钮宽2.7厘米，厚1.6厘米，高3.7厘米，通高4.6厘米。印面边框内为阳刻篆书契丹文，字意未破译。
  契丹字与汉字是辽代通行的文字，契丹字有大字与小字之分，大字的创建，据《新五代史》载：“至阿保机，稍并服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但因大字不太适合契丹语，太祖的兄弟耶律迭剌与回鹘使者又创制了契丹小字。直到金代章宗明昌二年之后，契丹文字才渐绝于世，从传世及出土的资料看，契丹字多用于纪念碑、哀册、墓志、铭石、铜币、铜镜、符牌和印章等，而印章多见契丹大字。
  根据此印的质料、规格、铸造技术及印文文字综合分析，当为辽代官印，它对今后解读契丹文字是一难得的实物资料。
  （十三）熟吉泊猛安印
  1965年3月12日，在九台市春阳乡白家村出土金代铜质官印一枚，印面为正方形，边长6.3厘米，厚1.8厘米。印钮呈梯形柱状，高2.5厘米，长3厘米，宽2.8厘米，通高4.3厘米。印文为汉书阴文九叠篆刻“熟吉泊猛安印”6个字。印钮上端刻有一“上”字，左边款为阴刻楷书“熟吉泊千户印”。
  此印工艺比较精细，印文笔划浑厚有力，布局适中，外观典雅大方，是金代官印。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四）撒土浑谋克印
  此印1979年在九台市庆阳乡庆阳村偏脸古城附近出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此印为方钮铜印，印面为正方形。印文为汉书阳文九叠篆刻“撒土浑谋克印”6个字，边长6.1厘米，厚1.8厘米，钮高3.2厘米，通高5厘米。印钮左侧有“少府监造”4字，印钮右侧有“大定九年七月”6字，钮顶端有一“上字”上边款为“撒土浑谋克印”，左边款系“ 纳里浑猛安下”7个字。印的边、背款文字均为不甚规整的阴刻楷书。
  根据此印的形制、工艺特点、印面及边、背款文字内容，可确认是金代官印。
  （十五）唵母思和掘谋克印
  此印1953年于九台镇出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印文是汉书阳文九叠篆刻“吨母思和掘谋克印”8个字。此印系金代铜质官印，呈长方形，长6.1厘米，宽5.8厘米，厚1.5厘米，通高4.5厘米。印钮呈梯形柱状，高3厘米，长2.8厘米，宽1.5厘米。在印钮上方刻有一“上”字，印钮左边刻有“少府监造”，右边刻有“大定九年七月”，右边款为“吨母思和掘谋克印”，左边款为“宋?江猛安下”6个字，印的边，背款文字均为不甚规整的阴刻楷书。
  今九台镇，历史上属金代上京路会宁府隆州（今农安）所辖，它位于东北松辽大平原。这枚铜质官印的出土，为金代猛安谋克制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实物史料。
  （十六）司侯司印
  1982年春于德惠县五台乡兴隆村征集到一枚印章，铜质、范铸，印文为汉文九叠篆刻“司侯司印”4个字。印面近似正方形，长5.2厘米，宽5厘米，厚1厘米，通高2厘米，钮宽2厘米。无边款。
  据《历代官制概略》金代鉴章所述，司侯司属军事编制之职，在防御州刺史之下，同军辖共管城堡。司侯司印的发现，说明金代此地设有军事城堡，为研究金代在此地的军事设置提供了依据。此印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十七）勾当公事之印
  金代“勾当公事之印”印面呈正方形，边长5.5厘米，厚1.7厘米。长方形柱状钮，钮高2.7厘米。印面汉书阳文九叠篆刻“勾当公事之印”6个字。印背面钮的右边阴刻“正隆四年三月”，印背面钮的左边阴刻“内少府监造”，印柱状钮顶端阴刻汉字“勾当”二字。此印系传世文物，现由榆树镇东胜街居民董惠纯个人收藏。
  （十八）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之印
  此印是1974年1月在九台市庆阳乡庆阳村发现的，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印为方形，长方钮，边长6.5厘米，厚1.4厘米，通高7.3厘米。印文为八思巴字篆体，共17字，左行竖读，由左向右共分5行，第一、三、四行均为3个字。第二、五行均为4个字。
  汉字对译为“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之印”。印背右侧竖刻的两行汉字，即为印文的对译，惟“之”字略而未译。印钮左侧由右向左第一行竖刻“中书礼部造”，第二行竖刻“至治三年正月日”。印钮上端长方形平面上刻一“上”字。
  关于宗仁蒙古侍卫亲军的组建情况，《元史》卷一百三十六中有这样的记载：“延祐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氏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拜住以兴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赈邺，请立宗仁卫总之，命县官赎置卫中，以遂生养”。可见宗仁卫建立之初是带有救灾性质的。但建立起来之后，自然就和其它侍卫亲军一样，起“天子禁兵”的作用了。据《元史》卷八十六记载：“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秩正三品。至治二年，以亦乞列思人氏一百户，与所收蒙古子女通三千户，及清州匠二千户，屯田汉军二千户，立宗仁卫以统之、定置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蒙古军千户所一十翼，千户二十员，百户一百员，弹压一十员，屯田千户所千户四员，百户四十员，弹压四员……”。此印当为行军千户所中的百户官印。据《元史》卷二十八记载：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二月已未“括马赐宗仁卫”，三月壬辰“给宗仁卫蒙古子女衣粮”。五月癸未“置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乙酉，拜住领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八月“甲戌，筑宗仁卫营”。至治三年正月“甲寅，以宗仁卫蒙古子女额足百户，命罢收之”。由上述史料可知宗仁卫始建于至治二年，完成于至治三年正月。“至治”是英宗硕德八刺的年号。这颗印造于至治三年正月，当为宗仁卫初建时铸刻使用的官印。
  据有关史料记载，元代百户的品级为从六品到从七品。印宽应为元代尺度一寸九分至一寸八分。明代人郎英曾说：“元尺传闻至大，志无考焉”。元尺的实物和具体记载其尺度长短的资料尚未得见。据考古界研究，元一尺约合37.4厘米。这颗印宽6.5厘米，按上述标准推定合元尺一寸八分，应为从七品官印，即下百户所百户用印。但按照那斯图《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中收集的35颗元代百户官印来看，上述推断尚不能作为定论。在这35颗官印中，印文中刻“上百户”字样的共有四颗，即成宗铁木耳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七月造的“管军上百户之印”，印宽6.7厘米；文宗图铁睦尔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造的“隆镇卫北口亲上军百户印”，印宽6.3厘米；顺帝（惠宗）妥懽帖睦尔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十月造的“颖州等处义兵上百户印”，印宽6.4厘米。没有写明造印年代的“山东海宁等处义兵上百户所印”，印宽6.5厘米。印文中刻有“下百户”字样的共有两颗，即成宗铁木耳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造的“管军下百户之印”，印宽6.3厘米；至元十四年三月造的“隋州军处义兵下百户之印”，印宽6.2厘米。而没有记明造印年代的“临州等处军民百户之印”，印宽只有5.6厘米。从上述材料看，凡是印宽在6.4厘米以上的，都可能是上百户印，凡是印宽在6.3厘米以下的都可能是下百户之印。
  （十九）虎贲军百户印
  据《农安县志·金石》（卷8）载：“农安县东街民户某，于清·光绪二十二年春掘土筑塘，得古铜印一”。此印已失，仅存印模。从记载得知，印呈方形，上置一长方梯状钮，印边长6.6厘米，厚1.7厘米。钮高5.3厘米，宽3.3厘米，钮上厚1.5厘米，下厚1.8厘米。印的通高为7厘米，“柄端向上有微涡如黍粒，似其符号”，无边款，当时印文未识。
  据考，此印为元代官印，印文为八思巴文篆书“虎贲军百户印”。
  八思巴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按世祖的要求创造的一种“蒙古新字”。据《元典章》（卷31）载：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规定，“省部台诸印信并所发铺马扎子并用蒙古字”，因此，元代官印多见八思巴文。
  元代百户的品级为从六品到从七品，按《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所收录35颗元代百户印看，凡是印宽6.4厘米以上者为上百户印，而印宽6.3厘米以下者为下百户印，“虎贲军百户印”印宽6.6厘米，因此可以断定，此印为从六品的上百户印。
  此印出土农安，可能与元末一部分残部退居东北有关。据《明史记事本末·故元遗兵》（卷10）载：当时元太尉纳哈出为兵三营，其一就在“龙安一秃河”，即今农安伊通河。明大将冯胜击溃纳哈出时，曾缴获元的“金银铜印一百方”。可见，此时失落的元印亦当不在少数。
  虎贲军百户印的发现，对研究元末的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元末明初“龙安一秃河”一带政治、军事活动状况，无疑又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资料。
  （二十）“康熙御笔之宝”
  1973年春，在德惠县朝阳乡半拉山村，发现一方鎏金铜质“康熙御笔之宝”。
  此遗物为正方形，长、宽各9.6厘米，厚0.7厘米，背面有两个铜钉（已残），印文为阳刻篆书“康熙御笔之宝”6个大字。它是御题匾额上的镶嵌物。此物在半拉山发现可能与康熙东巡有关。
  据历史记载：康熙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癸已（公元1682年3月23日）出巡东北，汪增麟在其为《扈从东巡目录》写的序中说：“当大驾之东巡也，自京师至奉天，抵乌拉虞村，往返万里有余，中间所举行大典则告成陵园，遥望山川，宴劳诸臣等，又以余闲射虎于山，渔鱼于渊，行围讲武，计其时日出以仲夏，不过八十日事耳”。
  玄烨由北京出发，三月四日壬子（公元1682年4月11日）抵盛京一带谒祭祖先陵寝，为时八天，三月十二日庚申，继续北行，三月二十五日癸酉至乌拉鸡陵（今吉林市）视察两天，三月二十七日乙亥沿松花江顺流北上，当日抵大乌虞村（今永吉县乌拉街）进行了六天巡视，曾到过今舒兰县法特哈边门等地，访问民情，检查战备措施，行猎、捕鱼。在此期间很可能到过今德惠县半拉山（原望波山）附近，挥笔题词。地方官吏为了纪念御笔题匾，镌刻了“康熙御笔之宝”。它是康熙皇帝东巡的见证之一。
  第二节 骨器 蚌器
  （一）象牙铲形器
  象牙铲形器是在榆树县大于乡周家油坊遗址第七地点出土（1件）。质料为猛犸象门齿的粗质层，长、宽、厚为7.7厘米，3.9厘米，1.0厘米。背面右侧有一个打片的疤痕，以形成锐刃。由于长期使用，背面左上方磨得十分圆滑明亮，腹面右上方也有部分磨光。在我们采集的猛犸象门齿中有的前端和外表磨得非常光滑。那可能是古人类使用猛犸象门齿挖掘草根的结果。这件骨铲形器两面都有磨光面。也绝非猛犸象生前自然形成的。此工具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骨器，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骨矛头铤
  骨矛头铤一件，在榆树县大于乡周家油坊遗址第七地点出土。原料为动物管状骨片，长、宽、厚分别为10.7厘米、3.7厘米、1.2厘米，在下侧两边各打出一个缺口形成铤肩，背面右下侧的缺口在打片之后还采用璇刮的方法使缺口十分光滑。背面右下端向两面交错打击形成对称的铤尖，矛头尖端已缺损，背面中部有几道浅沟是啮齿类动物门齿咬啮的痕迹。此件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骨尖状器
  骨尖状器采自榆树县刘家乡施家沟以南的河滩上。用比较圆直的一段动物管骨制成，长、宽、厚分别为12.7厘米、3.4厘米、2.0厘米。右上侧打出一个缺口，形成不对称的尖，左侧依次向尖端打击修出锐尖，以手握之或缚在柄上都很合适。此件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四）骨针
  1985年在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共出土骨针10余件，均由吉林大学收藏。可分三式：
  Ⅰ式：一端刃，另一端有穿孔，大小如现代金属针，截面圆形，磨制精细，刃部锋利，属新石器时代骨针中之佳品，长4.3厘米。
  Ⅱ式：两端刃，粗细如现代针，截面圆形，磨制较细，长6.3厘米。
  Ⅲ式：扁平体，截面椭圆形，其中一件长9.8厘米，宽0.3厘米，厚0.1～0.2厘米。
  针为缝制工具，从左家山遗址出土的三式骨针可以推测，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祖先就开始了用兽皮、树叶等缝制衣着。
  （五）骨铲
  1985年出土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现藏于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铲长8.5厘米，宽2.3厘米，兽骨磨制，双面刃，外凸内凹，尾部较尖。
  铲为古代除草工具，大体相当于现代的锹，但以往出土所见多为青铜或铁制品，骨制的铲少见。根据同位素C14测定，此铲为7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的生产工具。
  （六）骨镞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吉林大学收藏。共20余件，可分三式：
  Ⅰ式：柳叶状。锋部与铤部没有明显界限，锋部截面呈椭圆形。尾部截面呈圆形。其一长6.4厘米，最宽处1厘米。
  Ⅱ式：头部呈三角形，铤部回收较细，锋部截面呈菱形，其中一件通长5.5厘米，铤长3厘米。
  Ⅲ式：整体较短，形体较宽，刃部锋利。其中一件长3厘米，宽1.5厘米。
  骨镞即骨制的箭头，是石器时代狩猎的武器，此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七）刻纹骨器
  1985年5月，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在农安县左家山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时，出土10几件刻纹骨器。
  此类刻纹骨器，长度约在9～15厘米之间，骨上有横向阴刻细弦纹数道，有的弦纹刻法相同，有的刻法不同。此类刻纹骨，是否当时人们记数或记事所用，还不能最后确定，但这一发现，为研究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活动，充实了新的内容和新的资料。
  （八）骨镖
  1985年5月出土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现藏于吉林大学。
  骨镖长15.5厘米，宽1.3厘米，厚0.4厘米，锋部有倒刺，通体一面内凹，一面凸起，用兽骨的长骨磨制。镖是新石器时代的渔猎工具。此镖的出土，为研究左家山新石器时代人们经济生活提供了实物资料。
  （九）骨矛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收藏。
  整体略呈圆锥形，长12厘米，中宽4.5厘米，外凸内凹，刃部锋锐，尾部已残，用长骨磨制。
  矛本是古代一种兵器，但此矛较为原始，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狩猎工具之一。
  （十）蚌环
  1985年5月出土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现藏于吉林大学。
  此遗物系用蚌壳磨制，圆形，周边有刻纹。同类蚌壳制品另有10余件，均为新石器时代人们的装饰品。
  （十一）骨锥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由吉林大学收藏，共10多件。可分二式：
  Ⅰ式：呈三楞形，锥长19厘米，截面边宽1.5厘米，锋部有三道阴刻弦纹，磨制。
  Ⅱ式：锥长19.4厘米，截面椭圆形，直径0.5～0.8厘米，后端正当长骨关节处，略粗壮，前端锋刃锐利，通体磨制光滑，呈乳黄色，为骨刻品中的精品。
  骨锥属古代穿孔工具，此锥当为4—7千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用具之一。
  （十二）骨秤杆
  1982年，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农安县万顺乡平山村征集到当地出土的辽代骨器5件。其中1件为辽代衡器——骨秤杆。在吉林省内为首次发现。
  此秤杆为骨质，磨制，呈乳黄色，头部微残，从头至尾逐渐变细，尾部钝尖，杆上镶有三排金属圆点秤星，均属十进位。残长18.5厘米，头部径0.6厘米。
  秤杆属衡器，是用来秤物体重量的。此类骨质秤杆，实属罕见。它的发现，对研究辽代计量标准、进位制都具有重要价值。此件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十三）骨管
  1982年，在农安县万顺乡平山村出土骨器5件，其中有骨管2件，为以往所少见。骨管可分两式：
  其一，整体上细下粗，呈空心竹节状。上口径0.8厘米，下口径1.4厘米，壁厚0.1厘米，体长8厘米。上部有两个对称的直径为0.1厘米的穿孔，孔下部管壁上有七道平行凹弦纹，管壁洁净光滑，呈乳黄色。
  其二，空心管状体，上端略细，上口径（椭圆形）1～1.3厘米，下口径1.5厘米，体长8.8厘米，壁厚0.2厘米。上下部各有两个穿孔，表面无纹饰。骨质呈乳黄色。
  这两件骨管，雕刻精细，刀法纯熟，用途不详。同类骨管于1982年初曾在双辽县高力戈屯辽代古墓中发现2件，1984年末在前郭茅山辽墓也出土1件，可以判定这两件骨管应为辽代遗物。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十四）骨梳
  骨质，呈灰黄色，一侧齿已残，梳脊无纹饰，磨光，梳齿匀称细密，制作精美。梳长6厘米，宽2.3厘米，厚0.1～0.4厘米。
  梳为古代生活用品，此梳形制精巧，可能属于工艺品。原出土于农安县万顺乡平山村，根据出土地址及与之同时出土的其他骨器判定。该遗物为辽代佳品。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十五）骨刻刀
  1985年于农安县靠山乡征集，现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此刀精致美观，器表呈乳黄色，琢制而成。刃部长1.8厘米，柄部宽0.7厘米，厚0.3厘米，通长14厘米。刃与柄交接处有两道细弦纹，刃尖锋锐，柄尾钝圆，柄横截面呈扁圆形。根据同类器物推断，为辽代遗物。
  （十六）骨匕
  1980年征集，现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此匕呈阔叶形，柄部已残，残长11厘米，最阔处4厘米，厚0.1厘米，米黄色、两面光平，通体微弧曲，柄部较窄，磨制。
  匕即古代挹取食物的匙，古书上多有记载，考古发现中常与鼎、鬲等同时出土。匕体一般为椭圆形，以便于挹取，也有的匕体前端做成尖形，匕柄作直式或曲式，盛行于商至战国，北方辽代也常见。据同类器物推断，此为辽代遗物。
  （十七）镂孔骨饰件
  1982年出土于农安县万顺乡平山村，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此雕刻镂孔饰件，骨质，呈灰黄色，腰鼓状，腹下部有4个镂孔，中空，上口径1.1厘米，下口径0.8厘米，壁厚0.1～0.2厘米，最阔腹径2.3厘米，通长4.5厘米。
  根据在双辽县高力戈屯辽代古墓中出土的骨管一端带有此类镂孔，加之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均属辽代判断，此镂孔骨饰件应属辽代遗物。
  （十八）骨带具
  此遗物解放前出土于长春市郊金代完颜娄室墓葬。
  此物为一副两件，大小形制相同，一件边缘略有磨损，体椭圆扁平，略向上翘起，形似浮荷，背面有一小桥状耳和一小舌状耳，中间穿孔，其颜色青褐，周边呈锯齿状，四角有对称的小凹缺，正面的中心有一圆坑，在周围刻划叶脉。长3.78厘米，宽3.16厘米，厚0.8厘米。
  此物系腰带上的饰物。起相当于带卡的作用，是一种日常生活用具。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第三节 石器 玉器
  （一）盘状石核
  盘状石核1件，在榆树县大于乡周家油坊遗址第一地点出土。原料为石英闪长斑岩。长径、短径、厚分别为5.3厘米、3.8厘米、3.0厘米，围绕石核四周向两面中心打击，形成中间厚四周薄的特点。两面分别有5—6个石片痕，打击点是互相错开的，这是已充分利用了的石核，几乎不能再用以产生石片了。它属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二）棱柱状石核
  棱柱状石核1件，在榆树县大于乡周家油坊遗址第一地点出土，原系一较大的粗粒玄武岩砾石，长、宽、厚各为10.2厘米、5.4厘米、4.2厘米，各方向都有打击石片的痕迹，形成四棱柱状的石核。一端的侧面还留有砾石的磨圆面，是利用很不充分的石核，它是旧石器晚期遗物。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三）石核
  1948年5月九台市莽卡乡奢岭村北山青铜时代遗址内采集到大小不同石核共9件。
  这些石核为灰褐色燧石经过打击后的残体，外形近似球状或盘状核体，打击点十分明显。
  石核是制做刮削器、石片、石镞等细石器时残留的一种石器。现藏于九台市文物管理所。
  （四）石片
  利用自然砾石打击的石片1件，在榆树县大于乡周家油坊遗址第一地点出土。原料为含针状长石微晶的黑色玄武岩。长、宽、厚各为6.5厘米、5.0厘米、2.0厘米。背面上端中间的打击点和放射线十分清楚，腹面打击点稍偏左侧。由于岩石隐节理发育，致使半锥体和石片疤不太规整。此工具属旧石器晚期遗物，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五）石龙
  石龙1件，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现藏于吉林大学。
  龙体呈盘蜷状，头尾相连，近似璞璧形。嘴部有两道阴刻细纹，眼部为透雕圆孔，头尾分明。其间有缺槽，径4.5厘米，孔径1厘米，眼孔0.4厘米，厚0.5厘米。
  此石龙与辽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龙形象基本相似。对探讨龙的起源与演变，研究新石器时代人们对艺术的追求、工艺品的制造，都是难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六）石斧（1）
  1985年5月，在左家山遗址出土石斧9件，按形制可分两式：
  Ⅰ式：梯形石斧，上窄下宽，两面刃，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其中一件长10厘米，厚2厘米，中宽5.5厘米。
  Ⅱ式：扁椭圆形石斧，上部略窄于下部，两面刃，横截面为椭圆形。
  以上两种石斧均为磨制，为新石器时代人们的挖掘或砍斫工具。由吉林大学收藏。
  （七）石斧（2）
  解放前在长春市郊石碑岭出土。
  通体磨制，刃部较光滑，圆首弧刃，横剖面近椭圆形，长6.2厘米，宽2.8厘米，厚1.5厘米。
  此石斧为西团山文化中的常见石器，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八）石锄（1）
  1959年采集于长春市新立城水库西山。通体磨制，但不甚光滑，表面有许多小凹坑，石质为泥质砂岩。此器一面扁平，一面向外凸出，尖首弧刃，上半部有两道有一定距离的横凸棱，以便于捆绑在木柄上使用。这件石质工具产生于青铜时代晚期。残长24.9厘米，首宽7厘米，中宽7.8厘米，刃宽9.8厘米。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九）石锄（2）
  1962年出土于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黑嘴子，泥质砂岩磨制而成。器身一面扁平，一面略呈圆弧状，平首较窄，弧刃较宽，首部以下凸起三条等距离的横棱，便于捆扎在木柄上使用，长27.5厘米，首宽3.7厘米，刃宽11.3厘米。这种石器常见于本地区青铜时代遗址中，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石锄（3）
  1966年采集于长春市郊区新立城水库岸边。保存较好，只首部略残，磨制较粗糙。器身扁平，体近上窄下宽的梯形，平首弧刃，刃部有磨蚀痕迹，首部以下有四个上下对称的突包，以便于捆绑在木柄上使用。此器多见于本地区青铜时代遗址中。长24.5厘米，首部宽4.1厘米，中宽7.8厘米，刃宽10.6厘米。
  （十一）石锄（4）
  1961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王家窝堡南屯。泥质砂岩磨制而成，下半部较光滑，上半部表面略有小凹坑，器身一面扁平，一面呈圆弧状。上窄下宽，圆首弧刃，为了便于捆绑在木柄上使用，首以下略呈亚腰，并有一条横凸棱。这种石器在本地区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常见，长15.8厘米，首宽5.5厘米，刃宽7.2厘米。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二）亚腰石锄
  1984年6月在九台市放牛沟乡小岭村黄花沟青铜时代遗址采集，共9件。
  亚腰石锄为青灰色燧石打制后经过琢磨而成。呈亚腰形。圆头，刃部厚钝，琢磨细致。亚腰处及边沿为压琢，其余部分为打琢或间接打琢，器形完美。长为16.5厘米，最宽处11.4厘米，亚腰处宽7.5厘米，厚1.8厘米。现藏于九台市文物管理所。
  （十三）石铲
  1984年5月在九台市庆阳乡双兴村二道嘴子青铜时代墓群地表上采集。现藏于九台市文物管理所。
  该石铲为灰褐色页岩琢磨而成，形体柄部略厚，下薄，扁平，安柄部分呈亚腰形，正面有两道凸棱，柄部上端及铲身两侧磨制较细致，其它部位为打琢或间接打琢，刃部略弧，并有使用的残痕。长16.8厘米，宽8厘米，亚腰处宽6厘米，厚1.5～2.2厘米，棱高0.3厘米。
  石铲是一种翻土工具，主要用于农业生产。石铲起初为打制，后来出现了磨制或琢成亚腰，起棱，便于使用时往木棒上捆缚，它标志着人类的进化，生产力的发展。
  （十四）石镐
  1959年在长春市郊区新立城水库岸边的西山出土，由板页岩打制而成，整体近似不规则的椭圆形，器身扁薄，中间略厚，首部窄于刃部，弧形刃，长21厘米，首宽6.3厘米，刃宽8.8厘米。此器物是用来翻土的农具，可能是还需进一步加工的半成品。它是青铜时代遗物。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五）双孔石犁
  1959年采集于长春市郊区新立城水库岸边台地。刃残。由泥质砂岩磨制而成，表面大部分比较粗糙。器身扁平，周边略薄，通体近似椭圆形，圆首，上半部有两个并列的对面穿孔。形体较大，长23.2厘米，宽17.5厘米。此种器物在本地区发现较多，是一种附合在木质工具上用来翻耕土地的耕具，使用年代已进入金属时代。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六）石镰
  解放前于长春市郊石碑岭出土。由页岩打制而成。形状不规整，弧背直刃，刃部有使用痕迹。柄向内凹进，略扁于器身，背与刃略薄，中间较厚，横截面近菱形，长8.1厘米，宽2.3厘米。这种石镰曾经见于西团山文化晚期遗存之中，相当于战国晚期，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十七）舌形器
  1985年5月出土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现藏于吉林大学。
  此器物呈舌形，长10.5厘米，上宽3.5厘米，下端为尖圆状。左、右、下三面刃，双面磨刃，细腻精致，为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
  （十八）柱状石器
  1959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瓜王沟屯。泥质砂岩磨制而成，形体较大，在本地区比较少见。形似石杵，上细下粗，圆首，横截面呈椭圆形。此器物保存比较完好，只是刃部略残，残长37.9厘米，首宽5.8厘米，刃宽6.3厘米。根据形制特点和制作水平判断，此器物的使用年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九）磨盘（1）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现藏于吉林大学。
  花岗岩质，长13厘米，宽12.5厘米，呈长方扁体，一端较圆，另一端已残，上下两面磨制平整。磨盘、磨棒是新石器时代粮食加工工具，此类遗物的发现，为研究当时人们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
  （二十）磨盘（2）
  1982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解放砖厂（黑嘴子第二机砖厂），保存完好，系白色花岗岩磨制而成。圆首，长方形，体扁，首端较厚，尾端略薄。长38.5厘米，宽21.6厘米，首端厚7.1厘米，尾端厚5.3厘米。这种石器是用来研磨谷物的加工工具。其使用时代在原始社会晚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一）磨棒（1）
  1985年5月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现藏于吉林大学。
  花岗岩磨制，长8.7厘米，宽5厘米，厚4.3厘米，长方体，一端较圆，另一端已残，断面呈梯形，此磨棒与磨盘为同一套工具。
  （二十二）磨棒（2）
  1982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解放砖厂（黑嘴子第二机砖厂）。首尾两端略残，用白色花岗岩磨制而成，形似石斧，上圆下扁，首部截面圆形，下半部较宽，弧刃，长25.4厘米，首径4.5厘米，刃宽10.3厘米。这种石器应与磨盘一起使用，用来研磨加工谷物，其使用时代在原始社会晚期。现藏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三）石磅（1）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现藏于吉林大学。
  整体呈梯形，上窄下宽，一面刃，黑页岩磨制，高4厘米，刃宽3厘米，顶宽1.5厘米。与此同时出土的石〓还有数件。
  此件完整，为新石器时代砍伐工具。
  （二十四）石磅（2）
  1961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新立城水库岸边台地的石场山。保存完好，系泥质砂岩磨制而成。形体小，器身扁薄，长方形，平首，弧刃。长6.1厘米，首宽2.7厘米，刃宽3.2厘米。这种石器多见于本地区青铜时代遗址中。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五）石镞（1）
  1956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幸福乡红旗村红嘴子屯。有4件保存完好，另外3件已残，均系磨制而成。保存完好的1件制作粗糙，只是作成镞形后略加打磨，没有突起脊部和扁薄的刃部。前半部呈长三角形，后面有铤。其它3件均桂叶形，有突起的脊和较薄的边刃。完整的1件长4.5厘米，中宽1.2厘米，厚0.5厘米。这种石镞应是本地区青铜时代人们狩猎用的一种原始武器。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六）石镞（2）
  1956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幸福乡红旗村红嘴子屯。共11件。保存完好者7件，余者已残，均系精磨而成。按其形制可分五式，第一种为菱形，1件，体薄，无脊，各部薄厚一样；第二种为菱形，4件，边刃锋利，凹底；第三种为柳叶形，4件，边刃薄，器身扁平。平底，无脊；第四种为圭形，1件，刃薄，器身扁平，无脊，平底；第五种为桂叶形，1件，薄刃，小平底，无脊。石镞形体均较小，制作较精细，长度2.6～4.1厘米，宽1.4～1.7厘米，厚0.2厘米左右。多种多样的石镞是本地区青铜时代人们狩猎用的武器之一。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七）石刀
  1983年5月于德惠县大青嘴乡岭上遗址出土。平背，弧刃已残。残段中有小圆孔，刃部作成锥形棱，有使用痕迹，残长6厘米，宽6厘米。黑褐色，磨制。属于新石器时代主要生产工具，现藏于德惠县文物管理所。
  （二十八）石矛（1）
  1983年5月出土于德惠县大青嘴乡岭上遗址。柱状，由石叶加工而成，青灰色，长13.5厘米，宽6厘米，厚0.7厘米，横剖面为三角形。刃长8厘米。属新石器时代主要生产工具，现藏于德惠县文物管理所。
  （二十九）石矛（2）
  1956年出土于长春市南关区幸福乡光明村红石砬子屯九道沟。尾部已残，磨制光滑精细，器身扁而薄，近圭形，刃部锋利，中间脊部略厚，横截面呈菱形，残长7.4厘米，宽4.6厘米。此种器物常发现于本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中。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三十）石凿
  1980年于双阳县山河乡五家子村五家子遗址采集。长条形，两面刃，横剖面呈正方形，通体磨光。属青铜时代遗物，现藏于双阳县文物管理所。
  （三十一）石纺轮
  椭圆形，磨制，中间有圆孔。属青铜时代遗物，现藏于双阳县文物管理所。
  （三十二）石网坠
  利用自然卵石将两端打成缺口而成。属青铜时代遗物，现藏于双阳县文物管理所。
  （三十三）玉斧
  出土于农安县三宝乡宝城村。1982年征集，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玉斧为磨制，玉石质，一面呈淡绿色，一面呈淡绿与琥珀混合色。其形制上窄下宽，弧形双面刃，刃部锐利，长圆形的脊部略厚，通体光滑精美。上宽4厘米，下宽6厘米，脊厚0.4厘米。
  此类玉斧在我省白城地区多有发现，此斧使用痕迹不明显，可能是非实用器物，或为装饰品，或为权力的象征。属原始社会遗物。
  （三十四）玉刀柄
  1983年4月在德惠县边岗乡马家村征集，现藏于德惠县文物管理所。
  玉刀柄呈扁圆形，柄前部宽3.2厘米，后部宽3.8厘米，最厚处为1.6厘米，长11.8厘米。前部断面有一深1.8厘米，径0.8厘米圆孔，为嵌镶之用。玉柄为灰色，半透明，如液体状，中间有深红色、浅红色、褐色、浅褐色迂回于玉柄之中，形成不规则的图案。亮处观之，层次分明，颜色瑰丽夺目。以手握之，三伏天仍感微凉。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另外两块玉柄，一为灰白色，长方形；另一为灰白色，长棱形，均经久磨，抚之光滑细腻。玉刀柄出土于辽金时代的古城之内，系辽金时代遗物。
  （三十五）玉碟
  1983年4月于德惠县边岗乡马家村征集，现藏于德惠县文物管理所。
  碟口外径10.8厘米，内径9.1厘米，底径5.5厘米，缘平，底斜，腹内收，形为6个半圆相接，有如一朵开放的六瓣花朵，颜色灰白，呈半透明状。此物造形匠心独具，可谓古玉器中之佳品。此遗物出土于辽金古城内，系辽金遗物。
  （三十六）玉环（1）
  1982年征集，原出土于农安县三宝乡宝城村。器物完整。由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
  碧玉质料，呈圆形，上下两端面扁平，外径5.5厘米，内径3.5厘米，横截面厚0.8厘米。
  此玉环较为精美，根据出土地点及同时出土物判定，此物件为原始社会人们的装饰品。
  （三十七）玉环（2）
  出土于农安县巴吉垒乡元宝沟村一古墓内，1985年征集。现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此玉环为质地坚硬的黄玉，用砂水研磨制成，局部半透明，横断面呈圆形，内壁稍平，直径8.6厘米，断面直径1.4厘米。
  玉环为古代装饰品，多佩于腕上，根据同时出土器物推断，为清代遗物。
  （三十八）玉璜
  此件由农安县文物管理所征集收藏。
  此璜为白地绿斑翠玉磨制，残长5厘米，宽1厘米，厚0.9厘米。
  璜，为古玉器名，呈半环形，似璧的一半。古代贵族朝典、祭祀、哀葬时所用的礼器。所见的璜，通常多为装饰品。璜为佩下饰，衍为佩上饰。璜、衍起源可能是仿照兽牙的形状而用玉、石制作，商、周时常见，新石器时代也有类似器形。此件当为北方青铜时代遗物。
  （三十九）鹧鸪斑青玉盏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窖藏，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此盏为青玉磨制，呈棕绿色，有斑纹状半透明点，底有圈足，高4.2厘米，口径10.8厘米，足径3.8厘米。为金代中早期遗物，金代中早期的玉石盏较为罕见，此次发现，为金代玉石工艺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四十）鹧鸪斑青玉盘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窖藏。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盘高1厘米，口径14.9厘米，底径11.5厘米，青玉磨制，浅腹，平折沿，沿上刻有一周弦纹。为金代中早期遗物，与鹧鸪斑青玉盏同出，为成套器皿。
  （四十一）玉葫芦
  出土于农安县鲍家镇，由农安县文物管理所征集并收藏。
  此玉葫芦通长4.1厘米，下部直径1.5厘米，上部直径1.3厘米，呈扁平体，边缘较薄，蒂茎弯曲，器表磨光，小巧玲珑，工艺精美，玉石呈红黄色，底上有孔斑，磨制而成。
  玉分软硬两种，此件为软玉。我国东北产玉较多，并久享盛名。此玉葫芦当为辽金时代工艺品。
  （四十二）狮形玉饰
  此饰物解放前于长春市郊金代完颜娄室墓葬中出土。用白玉石雕刻而成。方头垂尾，前肢蹬地，后肢弯曲。呈蹲卧状，外形较简练，细部也只用寥寥几笔细线，手法近于立体圆雕。在背部与腹部有一相通的圆孔，用于系绳佩戴。长4.1厘米，高2.9厘米。此玉饰是金代女真贵族常用的装饰器，具有女真的民族特色。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四十三）荷花玉饰
  此饰物解放前出土于长春市郊金代完颜娄室墓葬。一副两件，大小形制相同，图案对称，用灰白色玉石雕刻而成。其透雕的图案为开放荷花，待开苞蕾及莲蓬、荷叶相互缠绕。整体近方形，正面凸出，富有立体感，背面扁平。长4.3厘米，厚0.4厘米。
  此玉饰是金代女真贵族常用的装饰品，具有女真的民族特色。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四十四）荷叶石饰
  此饰物解放前于长春市郊金代完颜娄室墓葬中出土。共2件，形制相同，大小厚度相近，用浅褐色化石雕刻而成。图案为立体的荷叶，近中间部位有一圆形叶心，周围是由细线组成的脉纹，体近蚌形，正面外凸，背面扁平。尺寸分别为长3.2厘米，厚0.53厘米；长3.25厘米，厚0.9厘米。
  这2件饰物似为某种用具上的嵌镶物。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四十五）龙云纹玉牌饰
  此牌饰出土于榆树县大坡辽金古城，长方形，长8.1厘米，宽6厘米。玉色乳白，半透明。纹饰为一条蛟龙在云朵中张口伸爪，呈腾跃之态。云朵及龙体采用透雕，龙的细部（须、爪）采用线条阴刻，造形生动，栩栩如生。“龙”的传说在我国中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唐宋时期，人们把年景的好坏全部寄托在已经神话的“龙”身上。这种习俗也影响了东北各族。在大坡古城中出土的这块玉雕龙云牌饰，一方面体现于当时的精湛技艺，另一方面说明中原文化对这里产生了一定影响。此牌饰现藏于榆树县博物馆。
  （四十六）透雕玉牌饰
  1982年于德惠县菜园子乡城岗子古城内出土，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透雕玉牌饰共2件，长圆形，洁白无瑕。通长6.5厘米，宽4.7厘米，厚0.3厘米。外形大体似变体雄狮端坐圆台之上，口眼均以透雕琢出，四边以规整的齿形阴刻线条饰出毛皮形象，中间用对称的三角形，制有透孔和两前足，座中透有大圆孔。通体精磨，有光泽，形象生动，玲珑剔透。
  玉器自商周以来，一直在各种饰物中占居首位。此对玉牌饰反映了东北古代在经济、文化上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受中原文化影响之深。
  （四十七）鱼形玉石饰件
  出土于九台市胡家乡红石村高家窝堡遗址内，现藏于九台市文物管理所。饰件为玉石雕刻而成，呈扁鱼形，头大尾小，刻有鳞纹，嘴前部刻有水草纹饰。长8厘米，头部宽3厘米，厚0.5厘米。器形完整，双面雕刻。根据出土地点判断，该遗物为辽金时代遗物。
  第四节 陶 器
  （一）陶网坠
  1985年春在农安县靠山乡二道子遗址内采集到网坠2件，均为泥质黄褐陶，手制，体呈圆柱状，两端及中间均有两道横向凹槽，当为系绳所用。其一，长4.3厘米，宽1.8厘米，厚1.3厘米；其二，长3.5厘米，宽1.4厘米，厚1厘米。
  网坠是捕鱼网上的附件，缚在网上使网下沉。
  这两件网坠为青铜时代遗物，现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二）漏斗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器物完整，现藏于吉林大学。
  此物件为夹蚌陶，灰褐色，上口径6.2厘米，斗深2.4厘米，流长2.1厘米，通长5.5厘米，流尾口内径0.5厘米。形制与今漏斗相同。
  漏斗是向壶、瓶内灌装流体的专用工具。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内发现尚属首次，为研究这种器皿的起源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
  （三）陶杯
  解放前出土于长春市郊石碑岭。
  此杯为泥质红褐陶，火候低，壁较厚，形状不规整，敞口圆唇，斜直腹，平底，口沿下有四个相互对称的小板耳，手制，口径4.5厘米，底径2.7厘米，高3.1厘米。
  此器物为随葬冥器，流行于青铜时代，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四）陶支座
  1985年5月，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生在农安县左家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时，出土陶支座10余件，均为手制。砂质褐陶，可分两种形制：一种，底部椭圆形，径11～7厘米，顶部中心凹下，呈马鞍状，一高一低，高10厘米，中宽9.5厘米，左右两侧一侧竖直，一侧斜直；另一种，上下均呈圆角长方形，中间为空心，正反两面有透孔。高11厘米，中宽8厘米。此类支座较为少见。
  支座为固定炊器的支架，到鼎、鬲出现之后，随即淘汰。
  （五）陶钵（1）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现藏于吉林大学。
  此件为手制，褐色夹蚌陶，平底，底部明显加厚，口径16.5厘米，底径6.5厘米，高8厘米，厚0.3厘米。
  此件为新石器时代器具。
  （六）陶钵（2）
  此器物于1972年在德惠县菜园子乡新立村王家坨子出土，1983年由德惠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这件陶钵与镂孔豆同时出土，为灰色泥质细砂陶，口微敞，小底无足。通高11厘米，口外径14厘米，底外径5.2厘米。在其口沿一端下部有一单耳残痕，可能是单耳钵。为青铜时代的遗物。
  （七）斜口器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共20余件，现藏于吉林大学。
  此类器物为褐色夹蚌陶，手制，平底，有的斜口器外壁带有扳耳。其一，上口径25厘米，最高部27.5厘米，最低部12厘米，底径12厘米，口前扳耳长5.5厘米，耳厚0.5厘米，耳宽1.4厘米。
  斜口器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多有发现，是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
  （八）筒形罐
  1985年5月于农安县左家山遗址出土，共10余件，均由吉林大学收藏。
  形制大体相同，均为褐色夹蚌陶，敞口，小平底，手制。其一，口径27厘米，底径9.5厘米，通高33.5厘米，壁厚0.4厘米。沿下为鱼鳞纹，鱼鳞纹下为4道人字纹；其二，方唇，直口，器壁较直，器表留有打磨痕迹，上施人字形直线划纹，口径16厘米，底径9.6厘米。高30厘米，形制简单，胎体粗糙，火候偏低，为新石器时代人们的盛器。
  （九）镂孔陶豆
  1972年在德惠县菜园子乡新立村王家坨子出土，1983年5月，由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征集并收藏。省 三耳镂孔豆在我 是首次发现。豆体通高22.4厘米，口径13厘米，豆盘外径5.5厘米，圈足外径9厘米。器形为豆盘呈敛口钵式，中部束腰，豆座呈喇叭状。制造颇精，手制。其质地为红色夹细砂，上部钵式豆盘为敞口圆平唇，稍外侈，腹部圆形外鼓，肩部有三个小巧玲珑、制作精美的小桥状横耳，下部为喇叭形高柄圈足，并于正视面饰有四个构成菱形图案的鸡心镂孔，共三组12个鸡心镂孔。制造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器表均经压抹磨光处理，火候较高。王家坨子北岭发现了如此发达的镂孔工艺品，不能不说与辽东半岛乃至山东半岛的文化遗存存在着联系，它说明远在2000年以前的青铜时代，中原的先进文化就已对饮马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两处的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交往，那里比较进步的制陶工艺已传播到了这里，并通过自身的方式表现在大量的陶器上。
  （十）双耳陶罐
  该遗物与镂孔豆于1972年在德惠县菜园子乡新立村王家坨子出土，1983年由德惠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双耳陶罐，通高13.4厘米，口径18厘米，底外径6.4厘米，直口双耳，圆鼓腹小底，直口两端有一对称竖桥状耳。器表均经压抹磨光处理。质地为灰色夹细砂，胎质较薄，火候较高。为青铜时代遗物。
  （十一）红陶罐
  1972年在德惠县菜园子乡新立村王家坨子出土，1983年由德惠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罐高21厘米，口外径14.2厘米，底外径6.2厘米。质地为红色夹细砂。微敞口，腹部呈鱼脊形外鼓，有一条阴刻弦纹，腹部两端有一对称小横桥状耳，小巧玲珑，制造精美。
  （十二）陶鼎
  出土于农安县小城子乡田家坨子遗址，1982年征集，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鼎为古代炊器，相当于现在的锅与灶的结合体，用于煮食或盛食物，形状多为圆腹、双耳、三足。此鼎为夹砂灰褐陶，手制，平唇，直腹，口沿边有一对称的乳丁耳，三足呈圆锥状，足的横截面为圆形，器壁饰有斜向绳纹。口径17.5厘米，壁厚0.7厘米，足高7厘米，通高19.5厘米。
  陶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盛行于夏、商、周，汉代仍在流行。东周与汉代常用鼎作为殉葬的冥器。商周奴隶制度社会时，出现了铜鼎，并作为代表王权的重器，史籍曾载：“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此鼎为生活用炊具。
  （十三）长颈双系壶
  出土于农安县小城子乡田家坨子遗址，1982年征集，现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壶为黄褐夹砂陶，手制，尖唇，侈口，长颈，鼓腹，腹两侧有一对称的桥状耳。通高12.5厘米，上口径6.9厘米，底径5.4厘米。火候不甚高，器表较为光滑。
  陶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商、周的青铜壶往往有盖，多为圆形，原用之盛酒或粮食，后专盛液体。此壶为汉代遗物。
  （十四）陶壶（1）
  1980年秋，农安县小城子乡李林通村田家坨子屯农民刘宝国，在屋内挖菜窖时，发现此陶壶，现由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
  此壶圆唇侈口，束颈，柳肩，鼓腹，平底，下腹部有两竖向桥状耳，耳截面为矩形，口沿饰捺压纹，器表为竖向夹杂斜向细绳纹。质地为夹砂红褐陶，手制，高43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13厘米，腹径29厘米，颈高15厘米。
  （十五）陶壶（2）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古墓群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文化汉墓中出土。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此壶圆唇直口，鼓腹，平底，两横桥状耳，器形较小。质地为夹细砂黄褐陶。体高14.5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7.6厘米，腹径14.8厘米。
  （十六）陶罐（1）
  解放前出土于长春市郊石碑岭。
  此罐为夹砂灰褐陶，火候不高，器壁较厚，尖唇微侈，敛口，鼓腹，平底，腹部有三个小扳耳。手制。口径7厘米，底径4.6厘米，高6.2厘米。
  此陶罐形制较小，壁厚而火候低，无实用价值，应是墓葬中随葬的冥器。其时代在青铜时期。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十七）陶罐（2）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于1981年7月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在上层文化（即靺鞨墓葬）中，出土。
  罐为手制，泥质黑褐陶，侈口平唇，短颈，圆鼓腹，平底。腹中部有一对称桥状横耳，并有一阴刻弦纹，体高24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16.5厘米。
  （十八）深腹罐
  解放前出土于长春市郊石碑岭。
  夹砂红褐陶，烧制火候较低，胎壁厚，直口尖唇，深腹，器壁较直，平底略向内凹，腹部有三个乳突耳，手制而成。口径4.3厘米，底径2.4厘米，高6.2厘米。
  根据这种陶器的形制及特点判断，应是墓葬中随葬的冥器，流行于青铜时代。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十九）灰陶瓶
  1964年出土于农安镇，同时出土有花式口灰陶盘，均由吉林省博物馆征集并收藏。
  此瓶为泥质灰陶，轮制，口沿部用于手工制成花式（有八个突起部），卷沿，高颈，广肩，鼓腹，下腹回收较陡。口径7厘米，颈高8厘米，腹径6.5厘米，残高12.5厘米。
  根据出土地点及同时出土物判断，此花式口灰陶瓶为辽代遗物。
  （二十）灰陶盘
  1964年出土于农安镇，同年由吉林省博物馆征集收藏。
  此盘为泥质灰陶，轮制。口沿手工捏塑，沿呈八个突起花形，沿内有一圈竖向堆塑纹，平底，斜腹。口径14厘米，底径7.7厘米，高4.5厘米。
  花式口盘为辽代所特有，据《中国陶瓷史》载：“……花式长盘、长把执壶等器，多为契丹人所喜用。”根据此盘形制、特点及出土地点推断，为辽代遗物。
  （二十一）陶瓶
  1964年出土于农安镇，同年征集。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瓶为泥质灰陶，轮制，圆唇，直口，柳肩，直腹，平底。沿下有一周凸棱，素面。口径54厘米，底径11厘米，壁厚0.7厘米，通高21.7厘米。为辽代遗物。
  （二十二）扑满
  1964年出土于农安镇，同年征集，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此扑满为泥质灰陶，似球形，腹下收，平底。腹部周围有大小不等的6个孔。肩部上端有一道细弦纹，顶部微平，顶中心有一个3.4～0.5厘米的扁平形开孔，通高15.3厘米，底径10.4厘米，腹孔径1.5～2.1厘米。从器表观察，为上下两部分段轮制，开孔后再把两部对合粘接抹平，然后烧制。
  扑满是我国古代用于日常储藏零星铜钱的器物，仅有入孔，而无启盖。据《西京杂记》卷五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只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亡。”此种陶器以往在我省境内辽金遗址内多有发现，但多残破，唯有此件完整无损，出土时内藏铜钱300枚，最早者为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始铸的“开元通宝”（34枚），最晚者为金海陵王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所铸的“正隆元宝”（3枚）。另有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的2枚“唐国通宝”与南宋的5枚“建炎通宝”，其余259枚均为北宋铜钱。以此推断，当为金代遗物。
  （二十三）赭石釉陶瓮
  1985年10月在农安镇金代窖藏内出土，修复完整。
  此瓮高47.7厘米，口径36厘米，腹径47.2厘米，底径25.2厘米。敛口，圆唇，矮肩，鼓腹，平底，赭石釉色，釉施到底。
  瓮内原装有定窑瓷钵、瓷盘、铜钱等金代遗物，据此推断，此器为金代遗物。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四）豆绿釉碗
  1981年春在德惠县朝阳乡双利村赵家坨子出土。此碗通高10厘米，口径18厘米，底径6.2厘米。敞口，深腹，圈足，胎质细腻，施淡青绿色彩釉。内壁有文字，人物之上，由一周五笔回纹与沿相隔。外壁沿边同为一周五笔回文。文字、人物、纹饰用橄榄绿勾线，分四组，每组间又以文字隔开。
  第一组，“孔子忆颜回”图，一人端坐琴台抚琴，背后三圆点呈三角形，似为星辰；第二组，两人对奕，分坐棋台两边，左边人物着装文雅，对棋沉思，右一武夫伸右手进棋，背后三角形圆点以线相连，字题“真子安恭关”；第三组，一学士装束人物，桌前静读，背后饰卷云，字曰：“李白功书卷”；第四组，二武官披挂舞剑，中间云捧明月，题字“关索武之材”。整体构图匀称，人物神态各异，用笔流畅，富于变化。制作工艺达到相当水平。此瓷碗根据彩色与纹饰分析，属明代遗物。现收藏于德惠县文物管理所。
  （二十五）绿釉铺首兽足鼎
  1985年10月在农安镇发现的金代窖藏内，出土1件绿釉铺首兽足鼎，口沿微残，后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鼎为釉陶器，折沿，短颈，鼓腹，腹部有等距离的三个铺首，底有三个兽足。通体施绿釉。通高12厘米，口径9.2厘米，足高2.7厘米。
  鼎为古代炊器，铺首一般置于器物的腹壁，多为兽面衔环，作提手或装饰用。此鼎形制独特，为罕见的金代中早期遗物。对研究北方陶瓷器演变具有一定价值。
  （二十六）赭石釉双扳耳陶罐
  1985年10月在农安镇金代窖藏内出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此陶罐高22厘米，口径25厘米，腹径32.5厘米，底径12厘米。大口，小平底，腹部有对称的两个横向耳，唇部露胎，外壁腹下及底末施釉，赭石色釉。出土时残缺，已修复。
  （二十七）黑釉小陶罐
  1985年10月在农安镇金代窖藏内出土。
  陶罐高41厘米，口径24厘米，腹径32.5厘米，底径13.5厘米。内外壁施黑釉，唇部及外壁腹下未施釉，并有小泪痕。敛口，圆唇，矮圈足。
  此罐为金代遗物，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八）铁花四系罐
  德惠县边岗乡丹城子村双城子古城南有一长1公里、宽0.5公里的辽金时代遗址，1972年当地农民从砖厂挖出一个四系铁花金代釉陶罐。此器物目前仍保存完好如初，可谓珍品。其形制为小口圆唇，颈部四个对称竖耳与肩相连，柳肩鼓腹，矮圈足，通体呈立式椭圆形状，胎质坚实，造型规整，釉色白中泛黄。肩部饰宽窄不同条带状黑褐色纹饰，并在四耳的空隙处点有四个黑褐色圈点。腹部绘“铁锈花”三组，图案简朴大方，笔调流畅。腹部以下遍饰黑褐色釉。此器物通高28厘米，口径3厘米，腹径18厘米，底径7.5厘米，系金代典型器物之一。现收藏于德惠县文物管理所。
  （二十九）白釉铁花罐
  1974年在德惠县万宝乡万宝村第二生产队出土。敞口，卷沿，矮颈，鼓腹，体施白釉，近底无釉露胎。高47厘米，口径25.5厘米，腰直径41.5厘米，底径17厘米，口沿微残。同时出土11件大小不等器物，此件最大，较完好。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三十）鼓墩
  1983年7月征集于榆树县红星乡孙家村。胎质粗糙，鼓腹空心，上下皆为圆形平面，下底部中间有一径长5厘米的穿孔，酱红色釉。通高58厘米，中周长125.5厘米，上下径均为28.5厘米，壁厚1.7厘米。上下腹部由突起的乳丁纹与卷云纹组成图案环绕器壁一周，腹部中间为四个互相对称的变形古钱透孔图案，图案四周分别为凸起蝙蝠、鲤鱼、万字与几何纹图案，两两对称，形象逼真。此墩虽然胎质粗糙，但造形美观，器表光滑细腻，为清代遗物。现藏于榆树县博物馆。
  第五节 瓷 器
  （一）定窑白釉刻花龙纹盘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中早期窖藏中，共9件。均圆唇，侈口，圈足，高6～7厘米，口径29～30.5厘米，足径9.2～12.7厘米。内壁刻有一周凹弦纹，纹带中央刻一条昂首曲身龙，呈飞奔状。龙体为细颈，长尾，四肢，三爪，头生二角，有发髯，腿有肘毛，尾有鳍，全身披鳞挂甲，张吻露齿，双目圆睁，爪下云朵飞翔。有的首尾间另刻一火焰，把飞龙衬托得更加活灵活现。其造形之精美，图案之生动，在同类瓷器中罕见。
  这次出土的9件瓷器中，有2件完整无损，余下7件也修补复原。现分别由吉林省博物馆和农安县文物管理所收藏。
  定窑龙纹盘属稀世珍宝。据资料记载，解放前仅在河北出土过10件完整的印花龙纹盘，其中6件已流失国外。而完整的刻花龙纹盘至今尚无发现。
  （二）定窑白釉刻花莲瓣鱼纹钵
  共3件，1985年10月5日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窖藏，均已修复，其中2件外壁原有铁锔钉残痕。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瓷钵均为直口，腹下收敛，圈足，器外壁分别印有两周或三周莲瓣纹，每周少则22个莲瓣，多则33个，每个莲瓣中间突起。器内壁刻有水波纹，中间刻一条游鱼，装饰精美，工艺娴熟，属金代中、早期定窑产品。
  （三）定窑白釉刻花荷花纹钵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窑藏，残片修复，外壁原有铁锔钉残痕。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钵高10厘米，口径24.5厘米，圈足径9.7厘米。器内壁刻一朵盛开的荷花，花繁叶茂，布满内壁。图案布局合理，构思巧妙，庄重典雅，朴素大方。为金代所产。
  （四）定窑白釉刻花水草鱼纹钵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窖藏，残片修复，外壁原有铁锔钉残痕。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钵体高11厘米，口径27.5厘米，圈足径12.5厘米。白釉，直口，内壁刻水波纹。内底水波纹中刻有一条游动自如的鲤鱼，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为金代中早期定窑所产。
  （五）钧窖小碟
  侈沿圆唇的浅型小碟，乳浊釉，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晚霞，釉面有小开片。高2.7厘米，口径12.7厘米，足径4.8厘米。
  钧窑为宋代著名瓷窑之一，故址在今河南禹县，因古代钧州而得名。钧窑始于北宋，止于元代。乳浊釉属钧窑独特之点，是青瓷工艺的一个创造性突破，对后来的陶瓷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釉层中的开片（指出现的裂纹），本是釉膨胀系数不匹配造成的缺陷，但制瓷工匠巧加利用，使其变作一种装饰。按其稀密和形状分别称作“水裂纹”、“鱼籽纹”、“蟹爪纹”、“龟裂纹”等。
  此碟出土于1985年10月5日发现的农安镇金代窖藏。此窖藏内钧窑瓷器仅此一件，属金代中、早期瓷器，对研究金代钧窑制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出土时虽残，但已修复，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六）定窑白釉刻花水草双鱼纹钵
  1985年10月于农安镇出土，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钵为直口，圈足，内壁刻有两条大小形象相同的鱼。双鱼周围刻有水波纹。其中一件，两游鱼一前一后。另一件一上一下。均作游动姿态，形象生动逼真，堪称瓷器中的上乘佳品。为金代中、早期定窑所产。
  （七）定窑白釉刻花莲瓣荷花纹钵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窖藏。残片修复，有原铁钩钉痕迹。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器为直口，腹下收敛，圈足瓷钵。器壁内刻有荷花与水波纹，外壁刻两周莲瓣纹，每周25个莲瓣。高15厘米，口径32.5厘米，圈足径15厘米。当为金代中、早期定窑所产。
  （八）定窑白釉印花葵口六出荷花纹盘
  此盘六瓣葵口，内底刻一周凹弦纹，中间印有荷花纹饰。高3.5厘米，口径19.5厘米，足径6.5厘米，为金代中早期定窑瓷器。
  此瓷盘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窖藏，残缺一处，已修复，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九）定窑白釉素面碗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窖藏，共3件，均属金代中、早期定窑产品。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器形敞口，斜直壁，圈足，高9.7厘米，口径27.6厘米，底径9.2厘米。属大碗，残片修复。
  （十）定窑白釉印花小碟
  1985年10月在农安镇金代窖藏出土，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碟内壁印一周蕉叶纹，内底印牡丹纹。高1.3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4.8厘米。属金代中、早期定窑瓷器。
  （十一）定窑白釉印花葵口六出双鱼纹盘
  1985年10月在农安镇金代窖藏内出土，共4件，1件完整，3件残缺（已修复）。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盘高3.5厘米，口径19.2厘米，足径6.3厘米，内底刻一周凹弦纹，中间印有两条曲身摆尾的游鱼，周围有水草相衬。有的盘口下至盘中一周凹弦纹处有六道竖向凸起纹，有的外壁另刻有数道细弦纹。为金代产品。
  （十二）定窑白釉印花瓶莲花仙鹤纹盘
  此盘为花缘，折沿，矮圈足。高3.5厘米，口径25.5厘米，足径16.2厘米，内壁印有竖条纹，底部印有宝瓶、莲花、仙鹤，形成动物、植物、器物三种纹浑为一体，静中有动，栩栩如生。为金代中、早期定窑瓷器。
  此盘1985年10月在农安镇金代窖藏中出土，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三）定窑白釉荷花缠枝花卉纹盘
  1985年10月于农安镇金代窖藏内出土，边残缺四分之一。
  此瓷盘高5.4厘米，足径8厘米。器内壁刻一周凹弦纹，纹带内刻两朵盛开的荷花，边有缠枝花卉，枝繁叶茂，构图匀称。口为六瓣花缘，与刻花相互照应，显示出整体美。
  此盘为金代中、早期瓷器，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四）青白瓷碗
  1970年出土于农安县万金塔塔基内，共2件，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碗胎较薄，釉薄而莹润，敞口，腹微弧曲，底较厚，圈足，通高5.6厘米，口径15.4厘米。为辽代遗物。
  （十五）白瓷浅腹小碗
  1970年出土于农安县万金塔塔基内，共3件，原置于木桌之上。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碗胎较薄，薄釉，浆白色，不甚润泽。敞口，斜腹，小底，圈足。其中1件碗心有阴文款，直行作“范口”二字。通高4.3厘米，口径12.1厘米，底径3.5厘米。器底有墨书“＋”字，是在使用时涂上的。为辽代遗物，属佛教用品。
  （十六）龙须牡丹纹白瓷碗
  1970年出土于农安县万金塔塔基内，共5件，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为辽代遗物。
  此碗胎质薄，色白，有的略显灰黄或灰红色，饰刻划纹。敞口，腹较斜直，小底，圈足。其中1件外饰左勾的龙须纹，内饰牡丹纹。通高6.4厘米，口径13.9厘米，底径4厘米。1件外饰右勾的龙须纹，内饰蕃草叶纹，余下3件为龙须白瓷碗。
  （十七）花式口白瓷碟
  1970年出土于农安县万金塔塔基内，原置于木桌之上。
  白瓷碟胎甚薄，薄釉，纯白色，滋润有光泽。口作连弧形花式，残断处用铁钉铆合铁片锔合，通高3.3厘米，口径11.3厘米，底径3.9厘米。为辽代遗物。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十八）湖田窑印花石竹纹影青执壶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县农安镇金代窖藏，壶嘴残缺，口沿残一处。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此壶整体呈方形，方座。通高16.8厘米，口径4.5×3.7厘米，底径5.8×5.2厘米。有盖，方形盖中间有圆形凹窝，中间有圆柱形钮。颈和腹的两侧印有花卉，肩印花瓣纹和竖条状石竹纹饰。细长形壶嘴，扁方形壶柄，柄的上端和盖的一个边上各有一个圆形穿孔。
  湖田窑属景德镇窑系，从宋代开始即以烧造影青瓷著称，元代并以其为中心，烧制驰名中外的青花、釉里红产品。影青又称“隐青”、“映青”、“罩青”，宋代称此种瓷器为青白瓷，因釉色青中有白，白中有青，介于青白之间。胎薄釉润，光照见影，故称为影青。此窖藏仅发现影青瓷一件，当为金代中、早期珍品。
  （十九）定窑白釉素面双系罐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窖藏内。芒口，直沿，鼓腹，圈足，肩上有一对称双系耳。高19.5厘米，口径10.5厘米，腹径18厘米，足径8.2厘米。
  此罐为金代中、早期定窑产品，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定窑白釉素面提梁壶
  此壶残高11.5厘米，腹径11厘米，足径5.7厘米，残留一提梁的柄端，有圈足。
  1985年10月出土于农安镇金代窖藏，为金代早期定窑瓷器。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一）搅釉瓷盒
  1953年修缮农安辽塔时于塔中发现，同年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为一级藏品。
  此瓷盒呈圆形，有盖，矮圈足，通体内外施赭白二色交织搅釉，呈矮羽翅纹，通高4厘米，圈足径8.2厘米，口边有两处残缺，盖有残痕。
  搅釉瓷是北宋瓷器中的一种特殊工艺产品，制作精美，因其形制特殊，数量又少，历来视为宋瓷中的珍品。农安古塔内发现此种瓷器，应属辽代遗物，原为北宋产品。
  （二十二）瓷炉
  1953年发现于农安辽塔内，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炉为瓷香炉，高4.7厘米，底径4.6厘米，口径11.4厘米，原供于银牌之前，出土时炉内尚存香灰。当为辽代佛教用品。
  （二十三）白釉小瓷罐
  此罐鼓腹，素面，为手工制做。釉色白中泛黄，釉不到底，器底内凹。上口径2.8厘米，腹径2厘米，通高4.5厘米。为金代瓷器。1980年征集于农安镇。现存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第六节 铜 器
  （一）铜甑
  铜甑圆形无盖，黄铜范铸。重17.5公斤。尖唇外侈而又内收，腹壁斜直，底漏孔，中孔圆形，直径20厘米。按边点用四条梁，呈十字形。口径59.5厘米，底径38厘米，高25厘米，壁厚0.5厘米。其体积、重量、形制，与洮南出土同类器物都有差异。此甑无双耳，底圆孔。
  甑是古代蒸煮食物的器具。其上体如鼎，用以盛食物。下体如鬲，用以盛水。上下两体分铸而成，合起来为蒸器。此器早在春秋战国时已有应用。原为方形，有四足以求稳定，后改圆形。
  这件铜甑1983年6月出土于德惠县岔路口乡毛家村张家屯东1.5公里处的江心岛上。同时出土的有三足平底锅、鱼形铡刀、镢、叉、舟形烙铁等十余件器物，均为金代遗物。
  （二）铜罍
  出土于农安县万金塔乡苇子沟村于家屯辽金遗址内，1985年6月征集。除盖钮已失外，其余部分完整。现存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此罍平唇，直口，广肩，斜腹内收，平底。肩两侧各饰有一半环形提梁。盖钮下饰有八瓣刻划纹图案。口径、底径均为20厘米，通高25厘米，素面，以红铜锻造。
  罄为古代盛酒或盛水器具，陶、铜质均有，分方、圆两种，圆形罍多为大腹、圈足、双耳，类似于家屯出土的铜罍不多见。据遗址内同时出土的文物鉴定，当为辽金时代遗物。
  （三）铜〓
  炊器。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出土。平口，沿上有环形双耳，腹微鼓且较浅，平底，〓的上部铸有两道凸起的弦纹和一道弧形纹，质地略粗。通高26厘米，口径16.4厘米，腹径21厘米，底径11厘米，厚0.2厘米。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四）铜钏
  饰物。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于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在东汉墓葬中出土。钏径口最大6.9厘米，最小3.8厘米。呈圆形，断面为半椭圆形，钏的外侧微鼓，内侧平直，外径6.1厘米，内径5.7厘米。厚0.2厘米，高1.2厘米。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五）铜匙
  1970年出土于农安县万金塔塔基内，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共6件，铜质、锻造，宽尾，扁柄，前端椭圆形，通长13.5厘米，匙口长5厘米，宽3厘米。
  匙为饮食器，此6件辽代铜匙的质地经鉴定为白铜，是世界上已知年代最早的白铜制品之一。它的出土与发现，对研究中国东北冶金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六）铜刀（1）
  解放前出土于长春市郊石碑岭。此刀铸造而成，腐蚀比较严重，周身布满绿锈，刀尖残缺，弓背弧刃，刀柄略细于刀身，背厚刃薄，剖面呈三角形，整个形状似弯月。长15.27厘米，宽2.22厘米。
  这种铜刀在吉长一带的西团山文化中常有出土，其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阶段。现藏于辽宁旅顺博物馆。
  （七）铜刀（2）
  1983年春，在双阳县山河乡万宝山墓葬中出土。凹背弧刃，尖部稍残，略向上翘起。刀身与刀柄之间有半圆形凹缺，柄扁平，末端稍残，通体呈扁条形。长19.2厘米，宽3.8厘米，厚0.5厘米。此刀比较完整，与西团山文化中的铜刀在整体上近似，但带有半圆形凹缺的刀柄又具有独自特点，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八）铜矛
  1980年12月于九台市兴隆乡朝阳村三社征集。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铜矛通长19.4厘米，宽3.3厘米；銎口呈弧形，直径2.7厘米，銎深13.4厘米。起脊双刃，尖部和刃部均较锋利。在銎中部，两面各有一个穿孔。矛身阴刻有三个钟鼎文字。器表有一层经过多年土蚀而自然形成的黑色保护层，表面有光泽。此铜矛属战国时期遗物。
  （九）鸣镝
  1980年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物普查队在农安县小城子乡田家坨子遗址发现两件呜镝。青铜质，铸造，呈圆锥状，镝锋尖锐。两侧各有孔，其一，尾孔径1厘米，侧孔径0.9厘米，体厚0.15厘米，通长4.2厘米。其二，长3.5厘米，尾孔径0.8厘米，侧孔径0.7厘米，体厚0.13厘米。
  鸣镝为响箭，古称“嚆矢”，《汉书·匈奴传》载：“冒顿乃作鸣镝。”现由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
  （十）铜镞
  1981年文物普查时，在榆树县双井子屯古城遗址上采集到铜镞1件。铜镞为三翼带倒刺、中间穿孔的三棱锥形，翼缘锋利，通长5厘米，底边2.5厘米。现由榆树县博物馆收藏。
  （十一）双熊铜牌饰
  解放前在长春市郊石碑岭出土。牌饰为铜质范铸。图案为两只熊，前面一只前腿弯曲，后腿蹬地，后面一只伏于前者背上，残缺一后腿。有两个竖安穿鼻，以便于系戴。长7.8厘米，宽5.1厘米。
  这种动物牌饰多见于汉代北方草原民族的遗存中，反映了这些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状况和当时的自然风貌。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十二）丙午神钩
  带具。1968年春发现于榆树县刘家乡福利村果树园路西高坡下。为鸭形钩，中间有突起的圆钮。长15.7厘米。带钩一端为龙头，尾端腹面有一用银丝嵌错的凤鸟，龙的双爪环抱鲤鱼。带钩的腹面镶嵌着金丝填文的篆书体“丙午神钩，君必高迁”，带钩的主要部位上多处饰有玉珠。
  据清代阮元所著《积古斋种鼎彝器欵识》解释，“丙午”即铸钩之日，“君必高迁”乃颂祝之词。此带钩属东汉时期的文化遗物，现藏于榆树县博物馆。
  （十三）铜带钩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东汉墓葬中发掘出土。器身较为细长，断面为圆形，钩作鸭形，通体素面，器身略弧，腹面偏尾部中间一圆钮。通长13厘米，腹径1厘米，钮径1.6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十四）腕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发现。形状为圆环形，中间有一开口，外壁中部有一周凸棱，内壁平直，总长15.6厘米，外径最宽处9.2厘米，最窄处5.9厘米，厚0.3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十五）神兽鎏金铜牌饰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于1981年7月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发现。此种器物略呈长方形，前端圆弧，后端方角，形象近似飞马，上吻部有一弯角上翅，呈犀牛角状，昂首扬尾四蹄腾云，双翼上展，作奔翱状，其形象与《魏书·帝纪·序纪》所载：“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大体相合。其规格为长11.5厘米，宽7.2厘米，厚0.15厘米，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十六）虎纹鎏金铜牌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发现。共3件，完整。牌饰前端为半圆形，后端成圆角长方形，平面铸有虎纹，昂首挺胸，四脚腾起，作怒吼状，形象极为凶猛，其头向有2件面右，1件面左，背面前部上下排列的半环形双纹，牌饰长5.4厘米，前宽3.4厘米，后宽2厘米。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十七）鹿纹鎏金铜牌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出土。牌饰为长方形，正面铸有鹿纹，回首静立，形象逼真，牌上端有一圆形穿孔，牌饰长29厘米，宽2厘米，厚0.15厘米。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十八）卷曲纹鎏金铜牌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出土。牌饰呈长方形，上端平直方角，下端为弧形，上部正边缘处有三个圆形穿孔，中间有“凹”形镂孔，正面铸有凸起蔓草状纹饰，背面不见有鼻，残留有丝织品痕迹。牌饰长6.6厘米，宽4.5厘米，厚0.2厘米。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十九）圆形铜泡饰
  装饰品。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于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出土圆形铜泡饰共34件。圆形，正面为鼓泡，呈半球状，背面内凹，直径1.5厘米，高0.5厘米，厚0.15厘米。现藏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单贝形铜泡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于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出土单贝形铜泡饰共283件，作椭圆形球面状，正面鼓起。似单贝，背面内凹，有两条形鼻，长1.8厘米，宽1.1厘米，高0.6厘米，厚0.15厘米，现藏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一）双贝形铜泡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于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出土双贝形铜泡饰共107件。两个椭圆形连成一体。每个椭圆形正面鼓起，背面内凹，多数无鼻，极少数有双鼻。长2.2厘米，宽2.6厘米，高0.5厘米，厚0.2厘米。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二十二）鎏金铜铃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于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考古发掘时，从东汉墓葬中出土，铃呈球形，表面鎏金，铃身有四个等距长方形镂孔。后端有一环形鼻插入圆片内，圆片为内弧，鎏金只见于内弧面，中间有一长方形穿孔。圆片径5.1厘米，厚0.1厘米，铃径2厘米，现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二十三）鎏金铜质佛牌饰
  1980年夏，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农安县永安乡征集并收藏。
  此牌饰为铜质鎏金，呈长方形，宽15厘米，高10厘米，厚0.15厘米。牌面为群佛像，上下共7排，每排11尊佛像，共计77尊。均为释迦佛，背靠佛龛，端坐于莲花之上。此种牌饰是用于寺庙里墙壁镶嵌之物。根据佛像造型分析，当为辽代遗物。
  （二十四）鎏金铜质佛
  1953年于农安辽塔内发现，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此铜铸鎏金佛下带莲花座，通高12.6厘米，为菩萨像。原置于塔洞内释迦铜佛之侧。
  根据与此同时出土的其他遗物推断，此鎏金铜质佛为辽代遗物。
  （二十五）鎏金铜冠顶
  双阳县劝农山乡粮食所院内出土。体高3.7厘米，顶座直径3.1厘米，顶珠直径2.1厘米，由鎏金铜丝横向罗旋编织而成，上用四层莲叶相披，下有三层覆莲拱托，叶尖饰有小珠点缀，下接重覆莲顶。满花金座。上衔大鎏金铜珠。珠能横向转动，可见制作工艺之精，造形之美。金光闪耀，装饰在冠上相当富丽显贵。冠顶是按品级戴用，不得僭越，即所谓几品顶戴（或作顶带）。明代《大明令》载：“职官一品至四品，帽顶帽珠系腰通用金、玉、珠妆饰”，则此时帽顶用珠等物装饰早已定制。清代继续沿用。文七品，顶素金；武七品同，文八品，阴刻镊花金顶，武八品同；文九品，阳文镂花金顶，武九品同。这里出土的两枚冠顶时代应在明清。现藏于长春市文管会办公室。
  （二十六）水晶青铜冠顶
  双阳县土顶乡治国村后荒营屯出土。体高5.3厘米，顶座直径28厘米，顶珠横径2.4厘米。水晶珠的上下托与底座皆为镂孔铜丝编织，珠间有香水穿贯其中。上接顶饰，下插顶座。明朝洪武年间规定庶民：“帽不得用顶，帽顶之珠，许用水晶香水”。《大清通例》中规定武七品为水晶。雍正五年、八年间规定水晶或用白色明玻璃或用白色涅玻璃，盖以其色泽效果相类似，用以代之。这件出土物的年代也属明清时期。现藏于双阳县文物管理所。
  （二十七）四乳四螭纹汉代铜镜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从汉代古墓群中出土铜镜一面。镜的边缘稍残，桥形钮，两侧各有一圆形穿孔，圆形钮座。主要纹饰分内外两圈，内圈中有四乳，乳间有一变形蟠螭纹，细斜折线为衬底。外圈有内向连弧纹。镜缘较窄，镜体较薄，直径9.1厘米，缘厚0.45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八）四乳八鸟纹汉代铜镜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从汉代古墓群中出土铜镜一面。圆钮，圆形钮座。钮外有四乳，乳间均有两只对立的鸟。镜缘较宽，镜面直径9.8厘米，缘宽1.3厘米，缘厚0.45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九）四神规矩镜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对汉代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一面铜镜。该镜已残。圆钮，四叶座，座外有一方栏，栏外有形似“T”、“L”的记号与八乳，乳间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禽兽图案。镜面直径11.8厘米，缘宽1.9厘米，缘厚0.4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十）七乳七兽纹汉代铜镜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对汉代古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出土一面铜镜。此镜为圆钮，圆座。座外有七乳，乳间有七个神兽。外区中有锯齿纹，镜边缘有波折纹。镜体较厚重，镜面直径9.7厘米，缘宽0.3厘米，缘厚0.4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十一）济州录事镜
  此镜出土于农安县榛柴乡西好来宝古城。1958年8月吉林大学历史系征集收藏。
  此镜为青铜范铸，圆形，桥状钮。镜背内有四道环形凸弦纹。弦纹内外饰花草纹图案。镜外圈一周铸有隶体八个汉字，字在方框之内，其中可辨者为“上”、“天”、“光”、“好”四字，其余四字模糊不清。镜面直径10.7厘米，厚0.7厘米。边缘上细刻文字一行，文为“济州〓事完颜辵”七字第七字只余左偏旁，右侧已不清。据考此字应为通。
  “〓事”即“录事”，金时诸府节镇皆置录事司，据《金史·卷五十七志三十八·百官三》载：“凡属两千户以上的府镇，则设“录事一员，正八品”。“济州”为金改黄龙府以后的称谓，可见此镜应为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黄龙府更名济州后，由济州录事完颜通签押制成的。
  此镜不仅在工艺上、纹饰上为金代铜镜的精品，从它的出土地点——西好来宝古城分析，更有其重要价值。此城据洪皓《松漠纪闻》与张棣《金虏图径》记载，应为当时的济州东铺。依此推断，此镜很可能是当年金代济州的工艺产品。它的发现，不仅丰富了东北工艺史的实物资料，对确定济州（即黄龙府）的地理方位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依据。
  （三十二）双凤缠枝菱花镜
  1983年春，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一面出土于农安县万金塔乡林家屯的双凤缠枝菱花镜。此镜保存完整。
  此镜为铜质范铸，呈八瓣菱花形，直径11.5厘米，缘厚0.6厘米，缘宽0.2厘米。镜背中心铸有一乳丁状穿带钮。镜背为双凤对舞，草蔓缠枝，花卉盛开的浅浮雕式图案，纹饰造型别致新颖。镜的边缘外侧镌刻有“济州县令贾”五个字，下有押记符号。
  农安为辽代和金初黄龙府故址，据《金史·地理志》载：黄龙府于天眷三年改为济州，大定九年更名隆州，而隆州下辖县，仅见“利涉”，而无“济州”县名。这面刻有“济州县”字样铜镜的发现，对我们研究和探讨金代济州的地理位置，补证《金史》隆州所辖县数之不足，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十三）西京巡院镜
  此镜1957年出土于农安县上台子古城，1958年8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征集，现藏于吉林大学。
  此镜为青铜范铸，圆形，桥状钮。直径19.8厘米，厚1.2厘米。边缘内有一周乳丁纹。镜背由一圈凸起弦纹分为内外两重，内重为花纹，外重为蔓草纹，花纹虽不精致，但有汉镜风格，而与习见的沿袭唐宋者截然不同，并优于常见的辽代铜镜。在铜镜边缘上刻有“西京巡院官”五个汉字，下有一花押。
  辽、金均有西京，皆在今山西大同。据《金史·百官》载：“诸京警巡院：使一员……副一员……判官二员”，而“东、西、北、上京无副使”。判官为“正九品，掌检稽失，签判院事”。因此可知此镜当为金代西京正九品的一员判官签押的铜镜。
  （三十四）柳毅传书故事镜
  此镜1985年春出土于农安镇，同年6月征集，保存完好，现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镜为铜质范铸，圆形，中心为半球形桥状钮。镜面直径12厘米，缘宽0.5厘米，缘厚0.5厘米。
  镜背图案为柳毅传书故事画面，碧空烟柳，硕果垂枝，钮右一人携兽，似行前欲回首挥臂，钮左一人双手抱于胸前，相对长跪。二人之前浪花飞滚，鱼水相随。
  镜面微鼓，边缘刻有“金城县□”四字，签押符号不清。据考：金城县本汉置，故城在今甘肃皋兰县西南，金时民间沿用此名，以县称镇。根据此镜质地、形制、图案、边刻等综合推测，此镜为金代遗物。同时证明金代有“金城县”，可补《金史》之遗。
  （三十五）双鲤鱼铜镜（1）
  此镜出土于农安县靠山乡新城村红石屯辽金遗址，1985年6月征集，保存完好，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此镜为铜质，圆形，范铸。直径19厘米，缘厚0.6厘米，缘宽1.4厘米。缘内边棱斜直，中心为一半球形桥状钮。钮两侧各有一条顺时针方向嬉游的鲤鱼，二鱼头尾相衔，鼓鳃弓背，鱼鳍清晰，鳞片明显。活现了在水波荡漾中觅食游动的活泼神态。在同类器物中，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此镜有“上京宜春县□”边刻，最后一字不甚清晰，应为验记官花押。
  镜之签押，属金代铜镜一大特征。金代乏铜，故有禁令，如大定十一年二月曾告：“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值之半。”就连“使高丽还者”所得铜器也“令尽买之”。而民间“销钱制镜”者甚多，因此，金代使用铜镜一律由官方作坊铸造，经验记官签押后方能使用。
  “宜春县”，据《金史·地理志》载：应属上京会宁府下，“大定七年置，有鸭子河”。据《中国历史地图集》（1981年版）考，宜春应在今扶余县东南小城子，此处与农安县靠山乡仅第二松花江一水之隔，而今第二松花江中下游正是当年的鸭子河。
  （三十六）双鲤鱼铜镜（2）
  双鲤鱼铜镜1983年征集于榆树县保寿乡保寿村，此镜为黄铜质，范铸，镜背有一半圆状钮座，座外浪波纹中有两条鲤鱼在碧波中嬉戏。镜背边缘上刻“验讫官造”四字。镜直径17.3厘米，边厚0.4厘米。
  镜边加刻“官造”铭记花押的做法是金代铜镜的特征，就这面镜的铸造工艺、纹饰及边刻看，属金代遗物。现藏于榆树县博物馆。
  （三十七）二龙戏珠铜镜
  此镜1983年春出土于农安县三宝乡广兴店村穆家屯辽金遗址南部，同时出土一只范铸铜犬，现已散失。
  镜为青铜范铸，圆形，直径12厘米，缘厚0.3厘米，缘宽1厘米。正面磨光，微凸，镜背中间饰一珠形钮，珠外围双龙。首尾相连，龙身披鳞挂甲，龙首齿露须飘，作驾雾腾云状，在同类镜中，可称艺术佳品。边缘上阴刻“懿州验记官”汉字五个，下有押记。
  史载懿州辽时属上京道，金时属北京路，当在今辽宁省彰武县塔营子附近。根据纹饰、边款及出土地点综合分析，此镜为金代铜镜，现收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三十八）“湖州真正石家”镜
  1980年，农安县靠山乡广元店古城出土一面“湖州真正石家”镜。同年由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收藏。
  此镜为铜质范铸，呈鸡心形，镜面微凸。缘宽0.6厘米，缘厚0.4厘米，镜宽8.3厘米。镜背中心铸一半球形钮，边沿断面呈等腰梯形，钮右铸一方框，框内铸有：“湖州真正石家炼铜无比照子”12个阳文楷书汉字。
  “湖州”为古代建制，在今浙江省境内吴兴、德清一带。“石家”为铸镜店铺之名。“照子”即镜子之意，据铭文推断为北宋铜镜。
  （三十九）湖州石家镜
  此镜出土于农安县榛柴乡西好来宝村，1958年8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征集并收藏。
  镜呈菱花形，桥状钮，直径12.4厘米，厚0.2厘米，素面。镜背右侧有一长方形框，框内铸有楷书汉字两行，行有界格，文为“湖州仪凤桥真正石家一色青铜镜”14个字。
  “石家”为宋代湖州著名铸镜店铺之一，传世石家镜子在徐乃昌《小檀栾室镜景》中著录三面，文为“湖州真石家忿二叔照子”；王士伦的《试谈中国铜镜纹饰的发展》（《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8期）一文插图中见有“湖州仪凤桥南酒楼相对石三真青铜照子一面”的字样。1980年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在农安县曾征集了一面文为“湖州真正石家照子”的鸡心镜，以上诸镜应属一家产品。宋初，因避赵匡胤祖讳，改称镜子为照子，南宋时避讳禁令渐驰。渐将照子复作镜子，此镜文为“青铜镜”，当为南宋时铸造。此时宋代铸镜工业已渐趋衰落，多着眼于实用，而不注重纹饰，质量较之北宋也大有不同。
  （四十）连珠花叶纹镜和牡丹花纹镜
  1970年，在农安县万金塔乡辽代古墓中出土两面铜镜，其一为连珠花叶纹铜镜，其二为牡丹花纹铜镜，同年由吉林省博物馆征集并收藏。
  两面铜镜均为黄铜范铸，圆形，桥状钮。镜面光洁微凸。其一镜背铸有一圈乳丁状连珠纹，中为枝繁叶茂的花卉图案，直径14.6厘米，缘厚0.3厘米。其二镜背铸有牡丹花卉图案，直径12.7厘米，缘厚0.2厘米。
  此类铜镜从唐代即已出现，但从铜质、造型、技艺等诸方面分析，此镜为辽代铜镜。
  （四十一）水草瑞兽葡萄镜
  此镜1985年4月出土于农安县农安镇，同年征集，现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镜呈圆形，青铜范铸，直径19.8厘米，缘宽1.4厘米，内折棱较陡。边缘截面呈三角形，镜背边缘铸有一圈葡萄状的连点纹。连点纹内由一条凸弦纹将镜背分成内外两重，外重铸有瑞兽十二，内重铸有瑞兽六，瑞兽之间水草相缠。中心为一兽状空心钮。边框刻有“韩州司判赵”五字，后有签押。
  瑞兽瑞禽镜盛行于中原唐代，宋辽时均有仿造。据此镜铜质、造型及工艺技巧看，属辽仿唐镜。但其边刻为金代所制。
  韩州置于辽圣宗年代。州治几经搬迁。它的司法部门“诸防刺州司候司”，内设司候一员，正九品，司判一员，从九品。说明此镜是韩州司判赵某审查签押准许使用的。此镜同我省出土的“韩州司判赵”签押的缠枝花牡丹镜是由同一人签押后准用的。属金代韩州流落于农安的遗物。
  （四十二）星宿生肖带柄铜镜
  此镜1964年出土于农安县三宝乡卜尔敦村丁家屯辽金遗址，1985年5月征集，收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此镜为带柄圆形，铜质范铸。直径10.2厘米，缘厚0.4厘米，缘宽0.7厘米，柄长10.4厘米，柄宽2厘米，柄缘厚0.3厘米，柄背框内铸有蔓草花卉纹，柄尾钝尖。镜体正面光滑微凸。
  镜背边缘以内有两条环行凸起细弦纹，将背面分割为较匀称的内、中、外三区。外区铸有代表星宿分野的楷书阳文汉字28个，从柄尾按逆时针方向分别为：“角、亢、氏、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的首字。中区铸有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生肖的浮雕图案。内区有一阴刻“三”形符号，符号下为后打印的“〓”形印痕。镜背边缘刻有“验讫官□”四字。
  此镜外区二十八宿的首字，反映了天文知识和分野观念。据《史记·天官书》所载：“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可见古人是把天上星宿与地上的州域联系起来看的。中国的十二生肖，最早起源于汉代，宋时已传入了北方，内区的“三”形符号，为八卦之中的离卦，又为四十六卦之一。离卦应为火、为日、为电。《易经》载：“离者也，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将离卦刻在镜上，其意当为此镜如火、如日、如电闪之明亮。
  铸有星宿及十二生肖的铜镜，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末及东汉初，此镜虽字体工整，图案生动，浑厚古朴，但铸造工艺较为粗糙，见有多处气孔，镜背的两环形凸起细弦纹也不甚规范。此镜为金代遗物。
  （四十三）海兽镜
  1964年征集于农安镇。此镜为铜质，范铸，圆形，边缘断面上呈三角形，下呈直角梯形，直径4.3厘米，厚0.8厘米。
  镜面光平，镜背中心置一半球形桥状钮，钮外有五只曲身游动的海兽，五海兽外围由首尾相衔的海兽组成一圈。圈外为海波水浪纹，紧靠边缘有数点突起组成的花朵绕缘一周，为典型的辽代铜镜。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四十四）双龙铜镜
  双龙铜镜，圆形，青铜质，范铸，直径18.5厘米，镜边厚0.5厘米。镜背有一半圆状钮，饰两条龙，二龙弯曲，张吻怒目，外围卷云纹。镜边缘上刻有一含形花押。此镜铸工较精，图案形象生动，是诸多辽金铜镜中的一件精品。此镜征集于榆树县大坡乡，为大坡古城出土物，现收藏于榆树县博物馆。
  （四十五）人物奏乐铜镜
  人物奏乐铜镜，圆形，青铜质，范铸，直径11厘米，边厚0.4厘米。背有一钮，呈半圆状，绕钮座周围置8人，均持乐器呈奏乐姿态，形象生动。镜边缘上刻有“天城县官印”字样。该铜镜出土于大坡乡大坡古城，为金代遗物，榆树县博物馆收藏。
  （四十六）海浪神兽镜
  1983年7月，德惠县菜园子乡套子里农民在挖土时发现一古墓，出土4件金代文物：铁剑1件、铜镜两面与铁镞1件。其中有海浪神兽镜一面。
  海浪神兽镜，直径11.1厘米，缘宽0.5厘米，厚0.4厘米。在镜背圆心处，有一高0.8厘米，直径1.5厘米半圆形钮。此镜为黄铜范铸，镜面微凸，镜背边缘外斜，并刻有“官”字及化押“〓”。图案以翻腾的海浪为衬，上下有祥云飘浮。左有一神牛立于岛上，俯瞰海面。古有一仙树生于岛上，与神牛相对。外边饰有细锯齿纹环形图案。
  金代制镜多仿唐、宋，为防私铸，镜缘多有官记化押。
  （四十七）海兽葡萄镜（1）
  1983年7月在德惠县菜园子乡套子里古墓中出土。此镜为黄铜范铸，面较平。缘宽0.4厘米，厚0.6厘米。边缘上有阴刻“金成义”三字和化押。铜镜直径9厘米。图案为三重，外部有20多个字的铭文，中部饰有葡萄海兽组成的图案，圆心有一高0.8厘米，直径1.2厘米半球形圆钮。外部铭文为“青盖作□自有纪辟□不羊宜古市长保二□□□子为□高官寿命长”，其中有几个字模糊不清，未能辨认。
  此铜镜应为金代遗物。
  （四十八）海兽葡萄镜（2）
  此镜于九台市沐石河镇八家子村辽金遗址出土，现藏于九台市文物管理所。
  镜为黄铜范铸，圆形，直径8.7厘米，边厚0.4厘米，边宽0.6厘米。镜背面中间有一凸起的半球状钮，图案分三重，外重一周细密的锯齿纹，中重刻有一圈铭文：“青盖作镜自有纪辟去不羊宜古市长保二亲利孙子为吏高官寿命久”。内重为海兽和葡萄组成的图案。经鉴定为金代海兽葡萄镜。
  此镜图案是唐代铜镜中较为流行的一种。宋、辽、金都有仿制，以金为盛。
  （四十九）海兽铜镜
  此镜1984年5月于九台市兴隆村征集，现藏于九台市文物管理所。
  镜为青铜范铸，圆形，镜面平整。背面中间有一凸起的龟形钮。图案分三重，均为凸起纹，外重布满27个三瓣花纹图案，中重为8个对称的小海兽图案，内重围着龟形钮布有6个对称的海兽图案，画面富有装饰性。镜面直径16.5厘米，边厚1.5厘米。此镜锈蚀严重，内重图案有一处微残。外重图案及边沿有一处补贴痕迹。但器形完整。
  镜边沿处刻有阴文楷书“金成记造”四字，后有“〓”形花押，铸工粗糙，为金代仿唐海兽铜镜。
  （五十）牡丹花纹铜镜
  1984年，双阳县齐家乡孤家子出土铜镜一面。已残，缺右下角。镜体较薄，呈方亚字形，长15.6厘米，厚0.09厘米，边缘尖薄。镜表呈银灰色，略有光泽。镜中央有一鼻钮，处在花心之上。花的外面是用连点组成的圆圈。镜内区遍饰对称变形牡丹花纹，线条繁缛，花纹清晰。镜缘刻有边款，因镜残，现只可见“合懒乌主”四个汉字。在铜镜上镌刻边款是金代常见现象。且“合懒乌主猛安”本是金202个猛安之一。但铜镜的质地、形状、花纹等工艺非金代风格，应为宋朝所造，从中原流入本地后被金人刻上边款而加以使用。现收藏于双阳县文物管理所。
  （五十一）状元及第铜镜
  此镜征集于双阳县双阳镇。镜体青灰色，较粗糙。圆形，镜边较窄，镜中央有一桥状钮。直径13.1厘米，边厚0.6厘米。背面有一圈凸棱把镜子分成内外两区，内区有四个对称的凸起方框，框内铸“状元及第”四字，为浑厚遒劲的楷书体。内区右上角另有一小长方形凸框，框内铸有楷书铭文“李家自造”四字，字较小。这类铸有“状元及弟”、“五子登科”等吉祥语的铭文铜镜在明代比较流行。这面铜镜的形状、铭文布局，字体均与扶余县五家子乡出土的“五子登科”铜镜相同。铜镜上有“李家自造”字样，应为民间所铸。此铜镜现藏于双阳县文物管理所。
  第七节 铁 器
  （一）铁攫
  刨土器。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汉墓葬中出土铁䦆共27件。其中，完整的21件，其余为残件。
  铁䦆可分为三种型制：一种平视为长方形。上下宽度基本相同，顶部为长方形銎，两侧边缘成直线。刃齐平，为两面刃，侧视楔形，铸造。长8.3厘米，宽4厘米，上厚2厘米，壁厚0.4厘米。第二种平视为长方形，上部窄于下部，顶部为长方形，两侧上部呈直线，近至刃部外曲，刃作弧曲，两面刃，侧视楔形，口下饰有一或二周凸弦纹，铸造。长12.5厘米，宽7.8厘米，下宽9厘米，上厚3厘米，銎壁厚0.8厘米。第三种，平视呈长方形，上窄下宽，顶为长方形銎。两侧上部成直线至下部外折，刃部平直，两面刃，侧视楔形，近銎口处也有一或二道凸棱，长12.2厘米，宽8.4厘米，下宽8.8厘米，上厚4厘米，壁厚0.8厘米。此器物为汉代铁制农具，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铁镰
  农具。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汉墓葬中出土铁镰共13件。其中，完整的6件。
  铁镰可分二种型制：第一种作新月状，尖细长，前端窄，向后逐渐加宽，刀身内曲，脊厚，刃薄，刀尾有卷棱，锻制，长25.5厘米，宽3.6厘米，厚0.5厘米。第二种器形略弯曲，尖短，刀身微内弧，中间有一圆形透孔。锻造。长16厘米，宽1.9厘米，厚0.4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铁锸
  挖土器。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汉墓葬中出土铁锸共8件，其中，完整的6件，余微损。
  铁锸型制可分二种：一种平视为长方形，上宽下窄，顶部为长方形銎，两侧边缘成直线与刃略呈直角。平刃，侧面为楔形，长6.8厘米，上宽14厘米，下宽13.4厘米，厚2厘米，銎壁厚0.4厘米。另一种平视呈长方形，顶端有长方形銎，圆角，平刃，长4.6厘米，上宽16厘米，下宽14.4厘米，厚1.6厘米，壁厚0.4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铁凿
  生产工具。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东汉墓葬中出土铁凿4件。保存完整。
  铁凿型制可分二种：一种平直刃，顶部为长方形銎，上宽下窄，锻造而成，銎部有合缝痕迹。长18厘米，宽2.1厘米，厚4.8厘米，刃厚0.9厘米。另一种刃微弧，顶部作圆形銎，侧视前端斜直，后端弧，锻造。銎部有合缝痕迹，刃部附有纺织残迹。长22厘米，銎口外径35厘米，銎壁厚0.3厘米，刃宽2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五）铁斧
  此斧1957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范家店三合堡屯。生铁锻造。形状与现代铁斧相仿。斧身前面平直，后面微弯，平方首，刃宽于首，中间有一长方孔，供安柄之用。由于长期使用，刃部已钝，长12.8厘米，宽6.8厘米，厚5.4厘米，銎长3.6厘米，宽1.2厘米。此器为金代铁质生产工具。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六）铁楼阁
  德惠县岔路口乡双龙村榆树屯出土铁楼阁一座。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楼阁通体为铁制。底层坐于台基之上，八根柱正中是门，第二层、第三层略小于第一层。三层之上为盖，起脊，脊尖两端各饰卷云尾顶，脊两侧有瓦状凸凹槽沟，飞檐。此楼阁似属模型。通高12厘米，面长10.5厘米，楼宽5.5厘米。型制为典型中国古代建筑，气势雄伟，结构严密。建筑形式与北宋建筑相仿，当为金代遗物。
  （七）大六耳铁锅
  1980年双阳县山河乡新三家子屯出土铁锅一口，直口，平沿，腹部有六个对称的鱼尾状扳耳，已失去两个，腹部以下为半球形，圆底。口沿下有九圈凹槽，近扳耳部有两圈凹槽。锅身布满铁锈，从口沿到底部有一道裂纹。此器为长春目前已发现的最大金代铁锅。口径67厘米，腹径74厘米，深58厘米。现藏于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八）铁鼎
  铁鼎出土于农安县永安乡艾干吐村田家屯遗址。1985年9月征集，现藏于农安县文物管理所。
  鼎为范铸，平唇，直口，腹身呈圆球状，腹中部有一圈凸弦纹，为合范对口的痕迹。肩上左右各有一对相互对称的竖向桥状耳，耳孔不甚大。下腹部有三曲足，足的横截面为三角形。口径19.5厘米，颈高2厘米，鼎身高26厘米，足高22厘米，壁厚0.7厘米，通体高38厘米。
  这件鼎是北方少数民族以中原汉族的工艺特点为基础，结合自己的铸造技艺所创造的独特铸品。根据出土地点分析，为辽金时代遗物。
  （九）铁匜
  铁匜1957年出土于长春市郊区朝阳乡，保存完好。此器为生铁铸造，敞口，窄尖唇，直腰，平底略圆，直流与器身相接，口缘两侧有两个对称的直立环耳。底部有三个兽足，口径20.5厘米，底径18厘米，流长8.2厘米，腹深9厘米，通高14.4厘米。此器是口常生活中一种盛水的器皿，制造和使用年代应在金代。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铁刀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汉代墓葬中出土一批铁刀。
  刀背平直，刀柄端部呈球状，皆为扁圆形，横断而呈长方形或椭圆形，刀柄为扁长方形，刃部由后向前逐渐变窄，横断面呈三角形。其中一件通长51.5厘米，身宽2.8厘米，背厚0.4厘米。这些遗物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十一）铁壸
  此壶1964年出土于农安县农安镇。范铸，束颈，广角，鼓腹，通体呈六楞状，平底，肩部有一流，流嘴部为铸后用薄铁焊接，对称面置一把手，平唇侈口，高23.2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7厘米，把长16厘米，把宽2厘米，流长16厘米，厚0.3—0.4厘米。依据此壶造型判断，为辽金时代遗物。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二）护身器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于1981年7月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墓葬中发现比较完整的铁胄、铠甲和青铜护心镜。
  胄顶较完整的两件，形状可分两种：一种呈球冠形，顶上有五个小圆孔，略呈等边三角形，边沿有20个等距离小孔。顶直径10.8厘米，高5.3厘米，厚0.2厘米，孔径0.4厘米。另一种为半圆形，边沿的26个等距小孔，直径13厘米，高4.5厘米。
  胄甲片，呈舌形，上窄下宽，上端为圆角，有两个圆孔。孔径0.3厘米，下端呈直角，近底边和两侧各有两圆孔。断面为弧形，长18.2厘米，上宽2.5厘米，下宽4.5厘米，壁厚0.2厘米。此种甲片，与胄顶同出一墓中。从出土迹象表明，孔径相对叠成圆环形（似伞顶状），上扣有胄顶，胄顶边缘小孔与甲片上端的小孔相扣合。
  铠甲片出土于八座墓中，铠甲护衣是由不同种的铠甲片组成的，所以铠甲片的形状也不尽相同。发掘出土的铠甲片大致有下列几种。
  （1）上为方角，束腰，下呈半弧形。上端中部有一小孔。长11.3厘米，上宽3.2厘米，厚0.15厘米。
  （2）略呈长方形，上端方角。各角处有小孔。下端两角抹圆。长5.5厘米，宽4厘米。
  （3）上端呈方角，下端为弧形。下部边缘中间有一穿孔。两侧各有两个对称穿孔。长4.4厘米，宽3.5厘米，厚0.2厘米，孔径0.3厘米。
  （4）圆角长方形。周边有12个对称穿孔。长6.5厘米，宽3.7厘米，厚0.2厘米。
  护心镜1件，圆形素面，正面中间呈球面鼓起，有两圈凸起的宽弦纹，上有四个不规则的镂孔，背有两方钮，青铜质，直径8.4厘米。
  此护身器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志修复成形，成为完好的汉代铁甲胄。现展出在吉林省博物馆。
  （十三）铁矛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中层汉代墓葬中发掘出土铁矛数件。矛叶扁平，脊不显，前端成一锋，后端收敛，圆钝无锋。筒为直筒状，上细下粗，筒口作圆形。筒与叶末交界处为实体。其中一件通长38.4厘米，角宽3厘米，中厚0.7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十四）铜柄铁剑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中层汉代墓葬中出土铜柄铁剑5件。
  铁剑型制可分为三式：一式，剑身平直，中脊不显，剑格呈扁喇叭状，上有辐射状斜线，柄首作圆柱形，剑柄为长条形，通长66.8厘米，刃宽3厘米，中厚0.6厘米。二式剑格与前同，柄首作圆柱形，上面穿有三至六个盘形对扣的扁球，呈算盘珠状，动之作响，剑身中脊不显，通长68厘米，刃宽3.2厘米，中厚0.8厘米。三式剑格与前同，剑柄分为两段，呈竹节状，上铸有凸点纹，呈银灰色，光泽发亮，剑身细长，平刃，脊不显，通长80厘米，刃宽35厘米，中厚0.8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十五）木柄铁剑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中层汉代墓葬中出土木柄铁剑11件。
  此种铁剑型制可分四式：一式木柄已朽，仅存铁颈呈扁条形，剑格中间隆起成脊，上端中间向中内侧凹入，下端稍向前突出。断面呈菱形。柄首上穿有9个盘形对扣的铜珠，剑身修长，中有凸脊，两侧直刃前收成锋，通长95.8厘米，刃宽2.9厘米，中厚0.6厘米，剑格呈银灰色，剑身上有黑红相间的木质痕迹，应为剑鞘上丝漆。二式，剑格部已腐烂无存。剑柄为中空圆筒形，柄首已残，可辨出穿有4个铁环，两侧刃部稍残，脊不明显，残长49.6厘米，刃宽2.8厘米，中厚0.4厘米。三式，无格，剑柄铁颈扁长方形，柄首作扁平椭圆形，两刃前收成锋，剑身中至末叶起脊，断面菱形，锋部脊不显，通长38.3厘米，刃宽3.3厘米，中厚0.6厘米。四式，无剑格，木柄已朽，柄颈为扁长条形，剑身中脊不显，通长为54.5厘米，刃宽2.8厘米，中厚0.4厘米。现均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十六）铁镞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在中层汉代墓葬中出土一批铁镞。器形较小，通体扁平，前锋较锐，镞身似等腰三角形。其中一件体长3.4厘米，宽2厘米。现藏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第八节 金、银器
  （一）鹿纹金片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汉代文化层中出土一件鹿纹金片饰。此物为长方薄片，上面压制凸起的梅花鹿三只，作奔跑戏嬉状，形象栩栩如生，造型和工艺水平较高，显示出汉代北方文化的特点。此物已残，残长122厘米，宽3.2厘米，厚0.05厘米。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二）金质条形圆泡片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汉代文化层中出土3件金质条形圆泡片饰，其中，2件完整。此物为长条形，上下边各有一行圆形小穿孔。上面压有鼓起的单行或四行圆泡，泡外围有若干不透刺点。长10厘米，宽1.1厘米，厚0.02厘米，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三）金丝扭环带叶耳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汉代墓葬中出土金丝扭环带叶耳饰3件。耳饰上端有一桃形金叶与弯形挂勾，下有两丝扭后向两侧分支，为第一层。第二层两侧各悬极薄的四个叶片，叶片呈圭形，中间悬有一个叶片，再往下至第三层，又挂有九个叶片，后成单线绕一大环，中间再缠有两个小环，大环下部穿一圆形红色玛瑙珠。耳饰全长6.2厘米，最宽处2.8厘米，叶片长1.35厘米，宽0.6厘米，厚0.02厘米。此物制作精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四）金丝扭环耳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汉代墓葬中出土金丝扭环耳饰24件。耳饰上端有一圆形叶片和一环形弯勾，下两丝缠扭后，向两侧绕成数量不等的小环，再往下绕一大环或小环，多数穿有红色玛瑙珠。通长5厘米左右。此物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五）弧片形金耳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汉代墓葬中出土弧片形金耳饰5件。耳饰略呈指甲状。上端有一半环状的窄片，下为筒形的薄片。长1.6厘米，宽1.1厘米，厚0.02厘米。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六）环形金耳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汉代墓葬中出土环形金耳饰11件。这种耳饰系用较厚的金片弯作环形。外径1.2厘米，宽0.2厘米，厚0.08厘米。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七）金耳饰
  德惠县朝阳乡朝阳村朱家坨子古墓葬出土金耳饰一副两件，锻制，上面为挂耳部分，小柄上有对钩做固定用，钩下有方托。耳饰制作精细，为金代遗物。1982年8月由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征集并收藏。
  （八）契丹文银质符牌
  符牌于1983年12月在德惠县大房身乡梨树园村城子下屯征集，通长3.4厘米，宽2.15厘米，厚0.2厘米，银质浇铸而成，字迹工整，线条丰富有力。
  古代的符牌起源较早，战国时期就有虎符，符牌是皇权的象征，是行军作战、调发兵马和掌握地方兵、刑、钱、谷的凭信物。目前对这块符牌上的契丹文字还不能解读，《辽史》有关于符契的记载：“银牌二百面，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手札驿马若干。驿马阙，取它马代。法，昼夜驶六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使回，皇帝亲授之，手封牌印，郎君收掌。”契丹文有大、小字之分，通过和辽宁白塔子辽皇陵出土的道宗和懿皇后哀册刻面上的文字对比，牌上文字属契丹小字。这块符牌的出现对研究辽代文字、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作用。此物现存吉林省博物馆，为一级藏品。
  （九）蒙山岁课银锭
  1977年9月，农安县三宝乡广兴店村一农民在村南古河道挖沙子时，先后出土两枚元代银锭。这两枚银锭形制相似，均呈亚腰形，锭面中部微凹，并铭刻文字，周缘泛水波纹，背部密布窝状气孔，质地洁白，含银量为95%。其一为“元字号”，其二为“天字号”。
  “元字号”银锭
  锭首横书二行汉字铭文：
  蒙山银课元字号
  下书五行汉字铭文：
  提调官瑞州路总管府官
  催办官新昌州判官拜住将仕
  收银官刘自明 炉户吴瑞夫
  库子周世荣 销银匠易志周
  元统三年 月 日造
  此枚银锭重1.895克，长17.3厘米，首宽11.53厘米，腰宽6.47厘米，厚1.87厘米，为五十两的大型银锭。
  “天字号”银锭：
  锭首横书二行汉字铭文：
  蒙山银课
  天字号
  下书六行汉字铭文：
  库官丁 谅
  瑞州路总管府提调官
  库子易观文
  炉户雷兴吾
  销银匠余珍可
  至正十年 月 日造
  此枚银锭重1.904克，长15.7厘米，首宽12.02厘米，腰宽6.49厘米，厚1.5厘米，为五十两的大型银锭。
  据史料所载，元代的“提调官”是为办某种事务而设立的，并由现职官吏兼任。蒙山银冶归瑞州路经营后，银冶主办官即由瑞州路总管府官吏充任，所以两枚银锭分别刻有“提调官瑞州路总管府官”和“瑞州路总管府提调官”。“催办官”由州判官担任，“将仕”即“将仕郎”，是元代“文散官四十二阶”中的最末一级”。“库官”即“收银库官”，是专掌收银库的小吏。“库子”为“收银库”的仓库保管人员。“炉户”是冶炼银矿的作坊。“销银匠”是销铸银锭的工匠。
  此两枚银锭分别铸于元统三年（1335年）和至正十年（1350年）的元惠宗时期，属元代晚期遗物。铸造时期相隔15年。元代银锭有编号的还是首次发现，所谓“元字号”与“天字号”是承袭了宋代办法，以“千字文”的排列为序。
  此两枚银锭的性质，属蒙山银场向政府缴纳的岁课银锭。岁课是元朝主要的财税收入之一。瑞州路，元时属江西省，治所在江西高安县。唐代称筠州。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改称瑞州，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为瑞州路，辖境当有今江西宜丰、高安、上高三县。新昌州，元贞元年（1295年）由县升为州，治所即今江西宜丰县。蒙山，元代归江西省瑞州路新昌州上高县管辖。蒙山在县城南18公里的上高、新余、分宜三县交界处，主要产银、铅等金属。
  白银在元代具有重要的经济作用和地位。因此，政府对银矿开采十分重视。蒙山银场不仅蕴量大、产量高、成色好，而且开采的时间也长。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朝政府就在蒙山设置银场提举司。泰定二年（1325年）交由瑞州路地方政府经营。至正十年（1350年）废弃。其中“天字号”银锭正是蒙山银矿的最后一批产品。根据蒙山矿石含银量推断，铸造这两枚银锭需要挖掘近15吨矿石。可见，当时炼一锭银锭。需付出多大的代价。
  此两枚银锭不仅形制规整，色泽纯正，而且铭文清晰，内容丰富，是目前国内仅见的两枚铭文最长的元代银锭。“元字号”银锭铭文59个，“天字号”银锭铭文42个，它不仅有明确的具体铸造地点和年代。而且对于元代管理银矿的机构，设置的官吏，以及他们之间的职责、关系，银锭编号等方面也记载详尽。象这样直接出于银场的岁课银锭，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这对于研究元代蒙山银矿史，采冶技术，银场管理机构、制度、银课兴革，以及元代货币制度和形态，都是极其难得的珍贵实物。现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
  （十）银丝扭环耳饰
  1981年7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在榆树县大坡乡后岗村老河深屯进行考古发掘时，于中层汉代文化层中出土一批银丝扭环耳饰。形制与金丝扭环耳饰相同，有四环、三环、二环之分。
  四环共3件，耳饰上端无叶片，下端大环穿有红色玛瑙珠，通长6.2厘米。
  三环共2件，此种耳饰为上下绕成三环，下端大环穿有红色玛瑙珠，通长8.3厘米。
  二环共8件，2件耳饰上端有叶片，下端有小环，余者6件均为大环穿有玛瑙珠或红、黄、蓝各色料珠，通长4厘米。
  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十一）单线阴刻佛像银牌饰
  1953年在农安县农安镇辽塔修缮工程中于塔内发现一块佛像牌饰，形制不规则，宽7.7厘米，高12.5厘米，上端尖形，下端近似矩形，上部有两个残孔，此牌原用木条夹着立在铜佛右侧。
  牌正面为单线阴刻半身侧面佛像，双手合掌于胸前，面目慈祥，头两侧各刻一幔帐垂流苏。牌背为单线阴刻全身直立三佛像，中为释迦佛，左为普贤，右为文殊。三佛头上均刻项光，双手均置于胸前。释迦佛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文殊、普贤二佛均为合掌。佛体披戴长袍，下为花草。
  此牌饰为辽代遗物，是研究辽代佛教难得的实物资料，现由吉林省博物馆收藏。
  （十二）银毛拔
  解放前于长春市郊金代完颜娄室墓葬中出土一件银毛拔。
  系由一根银条对折而成，拔着接触毛须部位呈镊子状，拔上有一银匝可以前后活动掌握松紧，尾部套一圆环用于系绳携带。此物为墓主日常生活用品，保存完好，现仍有弹性，可以使用。长7.85厘米，宽0.65厘米，厚0.3厘米。现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
  （十三）银帽撑
  解放前于长春市郊金代完颜娄室墓葬中出土银帽撑一件，保存比较完好。此物主体由银丝编缀而成，周身布满网眼，口部边缘套一圈银片，口与底的直径基本一致，形状似上下一样粗细的编缀纸篓，直径16.9厘米，高7厘米。现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