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蒙地征收蒙租，蒙租由佃户直接交给蒙旗，不再向政府缴纳田赋，“地属蒙古，向系借地养民，并无额征租赋。”（据《造送会典馆清册》），所以蒙租虽称“租”，却具有“租赋合一”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租佃关系中的地租。
  （一）租率
  长春蒙租何时起征，无确切资料，无从查考。有史料记载的是，“嘉庆五年七月，奉旨：郭尔罗斯游牧处所……仍令查勘酌定租数……遵旨议定，查明该处共熟地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四十八亩。按每亩征粮四升，共折银五千五百七十八两六钱。札萨克自向民人征收……。”（据《大清会典事例》）。据沦陷时期德惠、九台等地老人说，开始就是钱租而不是粮租；钱租便于经管，粮租是个别的。也可能是以粮为准，折成钱来交纳。道光七年（1827年）开发西夹荒，8年后升科收租，每垧蒙租420文。
  从咸丰七年（1857年）起，大荒蒙租仍420文，但分为大租和小租两部分，大租每垧岁纳中钱400文，全部归蒙旗所有。小租每垧岁纳中钱20文，全部归长春地方官署所有，作为地方行政经费。
  光绪八年（1882年）对蒙地勘丈过一次。在当时颁发的土地执照上明确记载，每垧租额420文，大荒和夹荒都执行同一租率，其中大租400文归蒙旗，小租20文为征租费用，归地方政府。虽然当时明令征收钱租，但也有例外，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向福聚堂出放伏龙泉荒地验边的白契上记明，地租按上中下三等。分2斗谷子，3斗高粱，4斗豆子三色粮交纳，属于粮租。这可能是按揽头要求破例规定的。1882年对蒙地勘丈，增租时因征租面积没有给予折扣，佃户不服。原来在垦荒之初，按土质好坏实行3至7成折扣，分等定租。这次增租，佃户也以土地硗薄为由，或以沙地、洼地为由，要求增加折扣。此后增租事务由荒地局派员实地勘查，一一做了处理。
  宣统元年（1909年），因新设审判厅，苦于经费短缺，遂于蒙租之外增加240文，每垧征中钱660文，其中420文归蒙旗，200文充审判厅经费，余下的40文作为蒙旗与清廷合设的清赋局经费。但这一增租规定，也遭到农安县境内的民人反对，理由是蒙旗曾许诺不增租夺佃，不同意增租，地照上也有“永不加租”的字样，认为政府此举与原定章程相悖，增租曾受到抵制。
  上述租率虽用中钱缴纳，但因铜钱流通不足，所以常用吉林官帖或小银洋纳租。如用小银洋，则1元兑换中钱3吊300文，一垧租金660文仅相当于2角，因租率太低，所以又规定地租不因欠收而减免。当时的地照上也注明“此次租赋输纳较轻，设遭水旱偏灾，概不豁免。”《征收地租办法》第六条也规定：“地租既经折扣，……设遇水旱偏灾，不能藉词请免”，有言在先，以免因灾要求减免引起纷争。
  宣统二年（1910年），吉林全省设清赋总局，专门清丈地亩和整理租赋。长春和农安设立分局，断然开始清丈。对尚未起租的浮多地亩，免其地价，只征收照费每张中钱4吊，发给汉蒙合璧大照。如果隐匿不报，经查出则悉数收回；经他人告发者，每垧征银2.2两，耕地转归告发人耕种。而且规定耕地面积的征租比例，按土地的肥沃贫瘠分上中下三等，以每垧地租2石以下1.6石以上者为上地，按实际面积七折为征租面积。1.5石至1石者为中地，五折征租。9至5斗者为下地，三折征租。沙岗碱洼不能垦种的土地免予征租。尽管如此，这些规定仍遭到农安境内民人的反抗，其他四大乡地方也少有按此规定升科的。从宣统三年（1911年）秋末起，又发生辛亥革命，这些清丈增租规定更加无法推行。
  民国成立后，蒙租仍按清制征收，由蒙古王公派人主持。
  1914年4月9日，奉吉林行政公署令，把原来征收的660文租赋改征大洋3角。其中以小洋1角交国库，小洋2角归蒙公。由于当时大洋1角合小洋1角2分，以大洋征收，小洋劈分，自有多余的部分。多余部分作为征租费，再有盈余，地方官署与蒙旗均分。
  1916年，根据吉林省财政厅令，应征蒙租改为大洋5角，其中2角5分归蒙旗，1角7分归国库，8分留作县局经费。按民国有关政策规定，遇水旱天灾应征租赋一律豁免。因1915年各县霪雨成灾，造成欠收，故仍按大洋3角征收。所以实际上是从1916年起才征收大洋5角。以后数年蒙租征收没有什么变化。
  现将农安县1917年～1925年蒙租收入情况列表如下：
  蒙租到1931年改为每垧征吉大洋5角、哈大洋3角，计8角，其中吉大洋3角2分归国库，吉大洋1角8分和哈大洋3角，共4角8分归蒙公。
  由于蒙租与地方官署劈分，征收多少与地方财政收入有关，所以民国期间特别重视蒙租征收情况。对每年未完成的数额，下年继续催缴。直至缴清为止。如农安县1918年至1921年分催征1917年旧赋情况，可见一斑。催缴、收缴情况如下表：
  与此同时，各县每年征租情况都要向省财政厅报告。省财政厅每年都给各县下发《征收田赋考核成绩表》，用以考核县政府的政绩。该表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征收田赋分数表，主要是考核当年田赋收缴情况，即本年完成征收额占应征额的比例即为应得分数。二是征收田赋比较表，即当年与前三年比较成绩如何。三是催征积年旧赋分数表，主要催征过去积欠旧赋的情况。这三种表格都是用完成任务的比例做为应得分数，如“十之七四”、“十之八五”等表示应得的成绩。
  现将长春县1918年～1925年征收蒙租情况汇总如下表：
  长春沦陷后，伪政权对蒙租继续实行劈分制度，租率未变，每垧年征租钱吉大洋5角和哈大洋3角。其中吉大洋3角2分拨归吉林省，称“国税”，占地租总额的40％。其余吉大洋1角8分、哈大洋3角归蒙旗所有，叫“大租”，占地租总额的60％。
  1936年实行伪《地税法》后，蒙旗地租租额有所变化，但“国税”与“大租”4比6劈分比例未变。
  （二）征租机构及办法
  长春蒙租征收，于嘉庆五年（1800年）议准，由蒙古王公收取地租。征租机构开始在长春堡设立蒙租事务所，收取长春四大乡一带蒙租。以后随着农安荒地开发，于道光五年（1825年），把收租中心移到龙湾，即现在的农安。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设立长春农安夹荒地局，由长春府知府主管，农安县知县帮办负责勘查地亩，办理增租收租事务。
  宣统二年（1910年）长春设立清赋总局，在县里设立分局，蒙旗派员总理收租事宜，县帮助催办。宣统三年（1911年）由县公署接管征收蒙租工作，归县统税局会同蒙员征收。
  蒙租征租机构虽常有变更，但征租办法却大体相同，向有定例。每年秋季，征租人员都集中到机关清理帐目，填写租票，同时委托地方官发布告示，公布开征日期及注意事项。按例征收期限是每年从农历10月1日至12月25日，再从翌年2月初旬至4月末截止。蒙旗征租章程明文规定：“租赋仍按向章合同蒙员征收，每年由十月初一起，至逾年四月底止，为征收之期。”开征时，民人携带上年租票（即上年交租收据）到缴租机关，核对旧租票与帐目，计算租额，照数缴款，领取新租票（即收据），纳租即告完成。租票用蒙汉两种文字印刷，记入佃户姓名、住址、地号、面积、租额及年月日等，加盖印章。
  对于拖欠者，地照规定：“再有……欠租等弊，分别撤佃，归旗另放。”实际上这是蒙旗的一个原则性意见，目的是照会地方官员予以督催，对有意拖欠者严加处分，对真正贫困者则加以宽恕，令其下年一并补缴。即或有人数年积欠，也未见撤回土地的。
  民国时期设长春征租局，各县设立分局或征租处，管理征收蒙租事宜，届时由县里派员征收，征收时间与清代相同。开征时委托县发布告，传谕各民户到县里完租，一直到截征为止。以后还有未清者，即照章加收滞纳金。虽土地执照上有“撤地另佃”字样，这一点同清代一样，事实上并未认真执行。但到1921年后，因田赋逐年增多，胡匪滋扰，道路梗阻，故各县农民纳赋迟滞，遂多积欠。吉林财政厅于1921年10月要求各县变通办理，就所属乡区，各择适中地点，设征租分柜，由县派出人员分往各分柜就近征收，所需一切经费，由征租费中酌量开支。
  但是，蒙租处怕设分柜扩大开支，不同意增设分柜。1921年10月该处给长春县公署函中称：“遵查四区系恒裕乡地方，早经在小双城堡设立分局征收，与民本属相当，迄无异议。一区系抚安乡地方，与吉长铁路相连，远近各适其便。二区系沐德乡地方，与中东铁路相接，远近尤属不难。其三区、五区皆恒裕乡地方，与县城甚近，农民赴城，可以早出夕返，其余亦各有便宜，征收照常，向无怨言。兹令添设分局，实非容易。一局约得三四人，敝旗经费不足，倘设立，以后收项萧条，不免亏累，碍难照办……”。
  缴纳蒙租不仅有路远匪患之不便，租子柜还加以种种刁难和克扣。当时学生给归纳成7条罪状，并乘在长春召开议事会议之机，作为议案上告至议事会，目的是请“绅界诸公核议，转请改革”，7条罪状原文如下：
  1．租柜常例，每日上午十钟开办，下午三钟止。近来十二钟开办，三钟止。一日不过收纳十余份，故乡民来城逗遛十数日，多有不得封纳者（清赋局亦有此弊）。
  2．如旧照丢失另起新照，除正例纳款四吊外，又必按地亩多寡征收津贴若干，小费钱若干。
  3．每租票中有按地扣算定之应纳款，而票顶又必划以花码，较应纳之款必多五百文或一吊文不等，而每交款时必以顶码为准。
  4．现使之铜子入时每枚以十文制钱核算，出时以十五文制钱核算（清赋局亦同此弊）。
  5．如以官帖交款，照应纳数或余一二百文或八九十文，则即喝退，不与找出。
  6．乡人来城数十日不得纳讫者，往往托该柜员司、夫役手中，报效三五吊或十数吊，则立刻唤入里屋，即给封收。
  7．该柜收款之处，系一八方寸之窦隙，故封租人之堆积，俨如火车站起票之景象，难免拥挤之弊。稍有拥挤，该局夫役手持竹鞭木简披头乱击（财政处、清赋局皆同此弊）。
  旧中国对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佃民的呼声自然是不了了之，没有下文。
  对有敢于抗租者，轻者送官府问罪，重者予以血腥镇压。1921年11月，农安县农民董福田等人抗交蒙租，郭尔罗斯亲王大青坨子征租放饷总局派蒙军催收，并致函农安县行政公署，要求派警察队协助索取地租。函曰：“径启者，兹因汉人董福田等，垦种蒙地，多端砌词，刁控串通众户抗不交租等情，业经敝局前函详细声明在案。现派蒙军按户催讨，因董福田仍前阻止，是以众户各起观望之心，虽经再四催讨，则多数租粮升斗未经缴到敝局。况此地租半归兵饷半归新庙大佛爷慈善经费，两项开销均关紧要，断难容董福田任意跋扈有碍军饷，相应函请贵县出令布告，一面派警察队会同蒙军严索地租，以重饷需，而免久延致董福田屡与敝局为难……”。落款是“郭尔罗斯亲王大青坨子征租放饷总局经理高智超”。董福田等佃户抗租的结局不详。
  长春沦陷后，1935年各县设征租局，归蒙旗公署领导，各地设立分局，如伏龙泉、哈拉海、靠山屯等分局办理收租催租事务。每年由县公署派出人员协助，用一张税票把蒙旗所得部分和国税部分一并征收。到1935年末，税务监督重新制订票据，把租税分开征收。蒙租和地税交纳期每年自10月1日起，至下年5月末止，逾期处以罚款，过半月者罚款5％，过1个月者罚款10％，过2个月者罚款20％，过3个月者罚款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