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曾占据过吉长地区的国民党军的政治工作，就其实质和基本内容讲，是为进行内战的需要而在部队中进行的反共反人民的欺骗宣传、组织巩固和特务监控活动。
  一、宣传教育
  1．灌输正统观念
  在国共两党长期斗争中，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向以正统、合法的地位自居，而视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为非法，且必欲消灭之。因此，其军队把教育官兵树立坚确正统观念，甘愿为国民党实现专制独裁统治而战，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保安部队和保安区，根据《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各保安区教育计划大纲》和《保安团队教育纲领》之规定，在政治思想教育中，为确定地使广大官兵树立起所谓正统观念，必以“国父遗教，总裁言行为根据，输国家民族之意识，养成忠党爱国之一致中心思想”，坚持向官兵灌输所谓党国观念，国军意识，并以集中授课、长官训话等形式，在部队中“彻底讲述三民主义中国命运，中共之罪行，抗战史略及军民合作必要理论等”。教育的着眼点和目的在于“提高对三民主义正确之认识，增进现代军事学术并养成崇高军人武德及严肃军纪以树精锐国军之基”。
  1946年5月后，国民党新一军和新六军占据了长春，此后又由第一兵团所部固守长春，原遭东北民主联军打击的保安团队余部经过整编也成为正规军之一。这些正规军部队虽然不同于保安部队，但在部队的正统观念灌输上，其基本点同原保安团队是一致的，且更加强调“发扬黄埔之精神”，“坚定军人信心，养成坚强战斗之意志，成为严肃节制之师”，“为救国救民而战，完成建设三民主义新东北任务。”
  2．欺骗蛊惑宣传
  利用各种形式和时机进行欺骗宣传，是国民党军政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和惯用手段。这种欺骗蛊惑宣传，当国民党军在战场上遭受重创和战局发展不利时，表现得就更加突出。1946年5月，国民党第六十军一八四师在遭到东北民主联军沉重打击的情况下于海城起义后，在国民党军内引起极大的震动。东北国民党军统帅部为消除影响，遂于6月在营口重建一八四师，并对新建部队进行了严格的整训，从“肃正思想入手”，训导官兵要“绝对忠于蒋主席和杜长官”，为完成党国大业而战。整训中，各级长官反复地宣传“共产党发动内战”，要官兵“以国家和民族为重，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还鼓吹国民党拥有大后方，人力财力充足，有胜利的把握等等，企图以此缩小海城起义的影响，使部队的混乱思想有所稳定。9月，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又亲赴第六十军视察，特地在暂编第二十一师驻地召集六十军全体官佐训话。熊极力诬蔑共产党破坏停战协定，有意煽起内战，杜则大肆宣扬国共两党誓不两立，中央对于消灭共产党是有把握的。军人要以服从为天职，对消灭共产党要有信心。而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深恐云南部队受一八四师的影响会使解放军的力量成了代数的加法，乃又利用原已不想利用的卢汉亲自到东北对云南部队进行安抚和慰劳，以安定军心。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东北民主联军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战局开始由“敌进我退”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国民党军二次进犯临江地区时，南北满主力部队先后歼灭七十一军九十一师1个团，新编第一军2个团，重创其它进犯部队，击毙一九五师副师长何世雄，而东北民主联军仅在攻击德惠之战中有1个团损失较大。在民主联军主动回撤江北时，杜聿明却“假报大捷，虚张声势”，乘机举行记者招待会，宣扬所谓“德惠大捷，歼灭共军十万”。而当蒋介石被这一假大捷冲昏头脑，直接命令新一军和第七十一军渡江追击时，杜聿明感到万分紧张，深恐尾追部队再遭歼灭，“只得赶到德惠和他们当面说明：‘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失，这次撤退是受我军虚张声势所迷惑’，‘必须迅速撤回原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攻势’”。
  1947年10月，第六十军在所谓“吉林保卫战”中，遭到东北民主联军二、六、十纵队所部沉重打击，付出了重大伤亡。但在战斗进行期间，军参谋长徐树民在每日约请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参加的城防会议上，“总是大吹大擂，宣扬战绩。团山失守后，徐树民在会上隐瞒了战败的消息，并说已经把共军的四次攻击都击退了”，扬言“吉林城防固若金汤”，要军民不必惊慌，协力守城。当国民党军在此战中伤亡惨重，连预备队都用完时，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梁华盛，就赶忙跑到保安旅旅部去，准备带着他的警卫队突围逃命。可在东北民主联军出于战略需要放弃攻击，主动撤离后，他又以“领导军民有方，指挥若定，击败共军”的英雄姿态出现，发动吉林各界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规模盛大的一次“祝捷”大会，在会上大肆鼓吹“共军不堪一击”的谬论。同时用各界“祝捷”大会的名义发出电文，宣扬国民党军的所谓胜利，六十军的“战功”，并特别颂扬梁华盛的“功绩”。
  1948年3月，六十军和吉林省保安旅由吉林向长春撤退途中，遭人民解放军伏击，官兵丧魂失魄，异常狼狈，情绪沮丧。而当该军侥幸逃到长春后，为鼓舞士气和给六十军、保安旅官兵注强心剂，上至最高统帅，下至第一兵团部和地方省、市政府，却对六十军的“成功”撤退，或是通令嘉奖，或是登报宣扬，还召开庆祝大会，吹嘘六十军的撤退是“陆上的敦克尔克撤兵”，是国军“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撤退”云云。同年5、6月份，当长春守军已陷入人民解放军全面围困、处境艰难、行将灭亡时，为了维系士气，他们仍在继续进行欺骗宣传，蛊惑人心。“当时散布一种幻想，说什么正在台湾训练大批美式装备的新军几个月内即将开到东北来大举反攻，只要能顶住半年左右，大局就能扭转。”5月20日，即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典礼之日，长春守军举行庆祝会，藉此机会，由长春警备司令部主持，组织新七军和六十军举行联合阅兵，并将一些美式装备陈列于大街之上，虚张声势，以“强大国军”的形象显示于军民。南京派至长春的视察员，此间也在驻长军政要员的陪同下，到所谓前线视察，对官兵大讲“蒋总统非常关怀你们，不久就要派大军来救援，就要大举反攻”。而新七军的《精诚日报》，《中央日报》，除重弹长春城防工事“坚冠全国”的老调外，每天都用很大篇幅鼓吹“大批国军在葫芦岛登陆，现已开抵锦县近郊，不日长春即可解围”，“国军已完全控制北宁路，大批国军纷纷北上”等等。7月下旬，六十军某将领发表谈话说：“中原战争即将结束，大批国军即可出关，大批粮食运至锦州，估计八月节长春即能解围。”“我们有足够的兵力与坚固的城防来固守长春”。又云：“围困长春之共军，均属地方部队，没有什么战斗力。更加国军有大量飞机轰炸共军后方，其运输补给线已全部被切断。共军吃穿已入非常困难之境，围城部队在吃树叶，比我们城里还要困难。”新编第七军骑兵一团上校团长凌绍康病休归队后发现部队近日来逃亡甚多，便立即集合全团训话两个小时，对士兵进行欺骗恫吓，说：“你们跑到共产党那边能享什么福，还不是给人家当炮灰，送炸药包，或送后方下煤矿！”还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日即将爆发，美英法联合起来打垮苏联是太不成问题的，到那时共匪看再依靠谁？”新编第三十八师的各级军官在对士兵训话时几乎众口一词：“共产党主要是消灭三十八师，凡三十八师过去逃到共军那边的，都枪毙了。如果长春让共产党军打开，那三十八师就会一个也剩不下。”
  二、培训干部
  长春守军在屡遭人民解放军打击后，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普遍编缺，且士气低落，斗志不振，严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为改变这种状况，第一兵团部组建了军官训练团，新七军成立了干部教导总队，加强了以基层干部为重点的干部训练。兵团部军官训练团由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兼任教育长，重点培训所属两个军的营以上干部。新七军干部教导总队重点培训缺编的基层连排
  干部，该军“建军以来，于同年（1948年）元月十日设置干部教导总队，假长春资源大厦为队址，选拔优秀青年，培植军中骨干。创办后，接收新一军干部教导总队学生百零七名，交警及警校官佐四十八员，编入第一期，分别成立学生队与军官队，复从各部队抽调干部成立迫击炮队及骑兵军官队，分一、二两期训练，先后相继结业者计学员百八十八名，学生二百四十一名。第二期训练，更招考初中以上知识青年三百六十四名及各部队保送投考之士兵百一十七名，共编四队，以六个月之军士教育。又由各师选干部百六十七名，编为第二期军官队，受训三个月。”
  为加强干部培训，除举办军官训练团、干部教导总队外，还层层举办干部轮训班，分期分批轮训在职干部。这些轮训班，“举其要者，有困守期间开办的吉林省军政干部训练班，吉林省保安干部训练班，新七军干部训练班，第一兵团干部训练班等”。1948年3、4月份，第一兵团部成立了一个由郑洞国兼主任的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干部受训，目的是“为了提高士气，加强团结，增强部队长期固守的信心”，其内容“不外是抄袭蒋介石办中央训练团的那一套，实际是自己欺骗自己”。这个干训班先后共轮训干部400余人，结业后，半数派充吉林省保安旅的下级干部，半数派任长春政工大队队员。5月，“新七军也在兴仁大路伪满满炭大楼旧址开办过一期干部训练班，调该军连排长级干部受训。由新七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师长陈鸣人任班主任，主旨在提高士气，要这些下级干部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妄图顽抗到底”。“尽管处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第六十军照样开办训练班轮训干部，鼓励士气”。“七至九月间，郑洞国又在励志社开办了两期兵团干部训练班，调训兵团直属机关和新七军、第六十军师长以下干部受训。主旨也在于继续灌输反动思想，维系士气，加强团结，贯彻长期固守的军事方针。每期结业时，郑洞国都亲临主持讲话，并举行会餐”。为提高军官的军事素质，这些训练班，也进行必要的军事学科和术科训练，讲授总体战概论，战时总动员之意义，进行战术技术演练等。
  三、特务控制
  强化特务组织，进行特务控制是国民党控制军队惯用的手段。第一兵团及所属各军、师均设有政工处，各级政工处在编制上属所在部队，但“处内人员的任免，调动及政工业务均直属于国防部政工局，除经理归所在部队外，余均独立于部队之外”。在部队编成中，它是一个职能特殊的机构，其基本任务除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欺骗宣传外，就是运用特务手段加强对部队的监控。在
  国民党军中，进行特务监控是比较普遍的，而对于非嫡系部队尤为突出。长春守军中之滇系部队第六十军进入东北参战后，一直“置于被监视和‘考核’的地位”，各级官佐和广大士兵不但要受部队中各级政工处的监控，而且还时常受各级统帅部的“考察”，处境甚为艰难。第一八四师起义后，南京政府国防部从军统局借名派出所谓军风纪视察组，在上校组长国致中的带领下到六十军“视察”，“名为军风纪视察，其实无所不在其调查之列”。军风纪视察组撤出之后，又陆续派来了几名联络参谋和高参，分别住在军、师部，他们俨然成了钦差大臣，不是任意索要人事、经理、装备等表报，就是要向他们提供军事战备等图册和情况。1947年冬，在二次重建之一八四师脱离六十军建制之后，东北行辕乘机将原属军统特务系统的交警二总队扩编为暂编第五十二师，拨归第六十军指挥，后又正式纳入其建制。该师编入六十军后，“人事、经理自成一套，曾泽生不能有所过问，更不听其命令，实际上成了第六十军的一个包袱，是杜聿明派来监视第六十军行动的。”军部参谋长徐树民系军统骨干分子，其到六十军任职，亦是“塞进来监视六十军的”。
  在国民党军占领和固守长春期间，这里“是一个特务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城市”，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为镇压共产党地下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建立了名目繁多的特务机构，其中主要有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又称国防部保密局长春督察处），国防部保密局北满站，国防部第二厅长春站，宪兵特高组和中统局长春站，以及由这些特务机构成员组成的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汇报秘书处等。这些特务组织的成员及其爪牙，遍布市区各个角落，充斥党政军民各界，在进行所谓“防奸防谍”的名目下，不遗余力地镇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进步团体、进步人士和人民群众，并直接或间接地将触角伸向军队，窥察部队动向，会同部队中各级政工部门，对官兵进行监视、控制，压制其反叛行为。在六十军起义前夕，这些反动嗅觉灵敏的蒋特组织，频繁地到六十军活动，“十月一、二两日，中统特务史怡安和督察处长张某，接踵来六十军军部探察情况”，此后，又有“南京派驻长春的视察官李克庭，特派员项廼光（军统局北满站站长），皆到军部来打探军队士气如何，以及征询对今后军事形势的判断，来者不善”。
  此外，长春国民党军政当局为有效地与人民解放军抗衡，在“固守待援”期间，还不时派出特务，刺探解放军情报。为防止官兵叛逃，向人民解放军投诚，还在各部队普遍实行连坐法，严厉惩治违纪官兵，强化法西斯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