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图书馆

1952年5月31日，长春市公安局接到东北公安部通报：台湾国民党内调局①(内调局，即国民党中统局，1949改为民政部调查局。)特务岳一锋（原名郭长升）及其妻吴文蘅近期将潜入长春市，联络沈阳、哈尔滨、吉林、安东、锦州等地的旧关系，建立特务组织。长春市公安局对吴文蘅展开全面调查之后得知：吴文蘅（女），又名吴文林、吴俊华、吴颖林、吴王瑟、吴锦文、吴襄，1913年11月生，吉林市人。东北沦陷期间，于“新京”助产学校毕业，与丧妻的唐玉枢结婚，与人合伙开设永长医院，曾因私卖禁药被拘押，在狱中与郭长升相识。出狱后，夫妻感情不和，致唐玉枢自杀。抗战胜利后，吴文蘅将日本人开设的田中医院据为己有。在此期间，吴与郭长升同居。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攻入长春，吴抛下自己两个儿子，与郭同去沈阳，开设颖林医院。郭长升，1907年生，原籍辽宁省义县。1929年入东北大学法学院，1935年去北平外文研究院。1937年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步兵科。1940年到东北从事敌后工作，任东北地下军总司令，兼东北挺进军少将宣抚特派员、国民党救国军少将师长。同年，应蒋介石召见去重庆。1941年8月参加国民党中训团党政班18期受训。返东北后，任国民党教育部战区教导主任，以热河省政府研究员兼吉林省政府参议为掩护。1943年春，在锦州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新京”首都警察厅。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救出狱。他听说老上级原东北军将领、国民党十五集团军司令何柱国要来东北，便自称十五集团军先遣军整编总司令，发展建军势力。1946年，杜聿明到东北，将其扣押。1947年经陈诚说情释放。1948年，他去南京进入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机关，任保密局东北特技组少将专员。同年7月，参加军统特务头目褚大光领导的特务活动，至沈阳解放。1949年，偕吴文蘅逃去广州。此外，还了解到，唐玉枢之弟唐玉权于1952年春病故，唐家的住宅是一座青砖四合院，吴文蘅的两个儿子，唐玉枢的儿子、女儿、女婿和唐玉权的儿子住在这里。正房西屋要出租。
  市公安局决定立案侦察，此案定为“内11号海外甲级专案”，采取“长期经营、精雕细刻”的策略与敌周旋。在吴文蘅到长春之前，派张侦察员租下这间房子，与吴文蘅的儿子唐志宏住对面屋。张侦察员对吴文蘅的两个儿子多方关照，得到唐家的信任。发现唐玉枢的女婿杨墨反对为吴办理入境证，而唐志宏兄弟急于让其母亲早日归来。张侦察员协助为吴办理入境证。吴文蘅得于1952年10月25日进入长春，住在唐家。吴则多次向其子询问张侦察员的身份、职业和为人，经常与什么人来往等情况。当得知为其办入境证时，则极表感激。张侦察员称自己原住黑龙江省穆棱县，家为地主，国高毕业后，当了一年多伪警察，解放后跑行商，共产党把货物控制起来，生意不好做，想回老家，父母又被管制，现在还是光棍一条。语言中透露出不满情绪。此后，吴便成了他家的常客，话题多是宣扬香港生活好，大陆贫困，美国强大，要打过鸭绿江，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等等。吴文蘅经过多次摸底、考察，便以请求帮忙为名，请他去四平、沈阳、哈尔滨、吉林、锦州和安东等地联络郭吴的旧关系，还要他到市内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通过熟人收集情报。吴见他表现，极为满意，遂向他表明自己的特务身份和来长春的任务，动员他参加其特务组织，并许诺干出一番事业之后，带他去香港，为他请功。据吴透露，郭长升和她逃到广州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郭、吴经海南岛逃到台湾。在台湾先后参加了国防部保密局、内调局、国民党改造委员会第六组和国防部大陆工作处等特务组织，1950年，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郭、吴率领特务赵基、岳汝霖和刘国等3人，携带电台、武器及经费到汉城，拟随美军北进经朝鲜潜入中国东北，建立“敌后根据地”，进行特务活动。保密局任命郭为东北总司令、党政军负责人，内调局任郭为东北总站主任，国防部大陆工作处任郭为东北军总司令，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任郭为东北委员会委员。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反攻，美军南撤，3名特务被冲散，郭、吴秘密经台湾转赴香港隐居，加入了美国的“自由中国运动”特务组织，并去日本接受美国特务训练。1952年参加美中央情报局在香港特务组织战地委员会东亚民主自愿兵团，郭任东北自愿军负责人。吴这次到长春，是联络郭的旧关系，组建“敌后根据地”。
  摸清吴的特务内幕及其罪恶企图之后，公安机关采取“圈吴引郭的策略”，促使郭来长春，以便摸清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阴谋。于是，张侦察员又把有写作特长的宋侦察员介绍给吴，吴委宋为其秘书，掌握综合情报和密写等事务。吴自以为站稳脚跟，急思派人去香港与郭联系。经张侦察员向吴推荐，以“跑行商为业”的姜侦察员做其交通员。吴多次对姜进行审查，见他一口流利的粤语，对香港和广州的市场行情、社会风俗及街名建筑对答无误，便高兴地派姜先去广州同特务据点人员进行联系。这一次考察，吴感到满意，遂向姜口授去港联络地点、联络人和联络暗语等，姜经广州、深圳，在敌特交通站的护送下进入香港。到港后，按吴的指示同敌特接上关系，见到了郭长升和敌特在香港的领导人苑纯毂、宋毅升。3人查看姜的出入境证件，对各种暗语进行审查，询问长春和路途见闻，确认为吴文蘅所派，才互相介绍，姜向他们报告了吴在长春的活动情况，说明已经打下基础，急盼派人去领导。苑、宋异常高兴。因为台湾特务机关一直以为郭、吴在东北，万一得知隐藏在他们门下，他们担当不起这个责任。遂决定郭长升立即随姜动身去长春。郭、姜二人离开香港，于1953年2月5日抵达长春。
  公安机关在郭长升到达长春之前，命张侦察员按吴的要求，在长春和哈尔滨各建立一处据点。由张向吴推荐周侦察员守护长春的据点。郭长升到达长春住进据点，竟毫不怀疑。视周为“得力助手”。郭长升在听取吴文蘅的报告以后，决定加快工作进度，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委吴文蘅和张为委员，制定了政治、组织和行动纲领，命张频繁去沈阳、哈尔滨和吉林等地联络其旧关系，搜集情报。用带来的经费，开办一家照相馆，掩护特务活动。郭到长春两个多月，多次向香港特务机关吹嘘其功绩，谎报在哈尔滨、沈阳、吉林、锦州、安东和东边道（延边）等地已建立了6个情报站，发展了千余人的游击武装，要求空投武器、电台和药品。
  公安机关为了掌握美国特务机关及台湾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对大陆的阴谋活动，利用香港特务机关对郭没有回信的机会，命周和姜向郭献策，促郭再派人去香港。郭、吴于1953年4月28日再派姜去香港。姜到达香港，见到苑纯毂，向其汇报了郭、吴在长春的工作情况，苑表示同意空投郭、吴所需之物资，要求姜回长春后亲自到长白山区勘察，选择空投地点，绘成图纸送来香港，再决定空投时间、办法，并告知姜直接与美特机关联络的密写方法及美特机关的主要企图。姜于6月5日回到长春。
  公安机关听取汇报后，决定诱敌空投。派人到长白山新开岭一带，选择地点，勘察地形，绘制了图纸。一切准备就绪，11月5日，姜第三次去香港。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特务机关驻日本总部美国特务头子迪夫•莫尔，对姜多次由大陆赴香港畅通无阻提出怀疑，要求把姜送到日本总部审查。姜到港后被安排在湾仔道好世界大酒店见到特务关世明。关要姜概述进港路途经过，长春党政军机关的设置，工商界的动态，郭、吴在长春的掩护情况，以及寻觅空投地点经过等细节写出来。16日，姜在香港皇后餐厅与敌特港九站总负责人林杰克接头，被告知要做好准备，去日本总部报告工作和受训。18日，将姜安排在铜锣湾湾景大酒店，并送给姜《中国赤潮记》和《斗争十八年》等反动书籍令其阅读。实际上已把姜软禁起来。28日，姜搭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鄱阳号”赴日本。12月5日下午抵达日本横滨，该船帮办郑世香将姜送到山下町129号任永和处，任引见美特头子迪夫•莫尔。迪夫率金姓翻译把姜领到一设有录音装置的室内，进行审查，询问姜与郭、吴认识时间及发生工作关系的经过；第一、二次到香港前请求出入证和大陆边防前哨检查情况；申请办理行商手续与从事行商时间；寻觅空投基地经过等等。还拿出军用中国地图询问沈阳机场、东北铁路沿线桥梁数字、东北防疫情况。13日，把姜转移到日本神奈川县茅崎市美特机关总部，迪夫与另两名美国特务用测谎器对姜进行审查，问姜是否共产党员？是否受过刑事处分？是否负有其他国际情报机关任务？每日不断地向姜讯问，有时还拿出一些照片让姜来鉴别，连续试探姜的心理，观察姜的思想动态，甚至采取恐吓或欺骗等手段。姜沉着应敌，对答得体。12月19日终止审查。又隔两日，美特向姜探问在东北一年四季的服装。1954年1月3日，由总部黄参谋传达指示。19日，迪夫偕姜去神户。然后，姜返回香港。27日，受到宋毅升接见，关世明将姜送到北国云华酒店，向姜布置了今后的工作。规定空投基地放置的标志，地空联络信号用“T”字型，横点火5堆、竖点火3堆，间隔要均衡。还令姜在机场、铁路中物色人员，以便调查飞机、机场设施和铁路运行情况。同时，交给姜一本《中国革命抵抗运动大联盟组织纲领》，让姜阅读，还填写了宣誓和保证书。30日晚，在林杰克监誓下，为姜举行了正式入盟宣誓。2月1日姜离开香港，11日回到长春。
  姜这次去香港、日本，虽然受到美特用各种手段进行审查，由于从容应对，而受到信任，得以参加美特组织“抵抗运动大联盟”，不但掌握了美特密写、联络暗号和破译密信码等方法，而且还发现了派遣在大陆的5名特务的机密。姜从广州带回活动经费，郭将80%投入照相馆，扩充吴的掩护资金。郭还亲自培植特工人员陈光。陈光1940年在辽宁开原参加郭领导的国民党地下工作。1953年4月，郭找到他，在多次晤谈之后，动员他加入其特务组织。公安机关命陈打进去。郭不断地向香港宋毅升发函，却迟迟收不到复信。郭拟派陈陪吴去香港，公安机关因为陈不具备条件，遂选侯侦察员代替陈。郭6月14日晚召见陈，陈事先服用“发烧”药，在郭向陈交待去港事项时，药性发作。被送往医院，病势严重，并确诊为传染病。翌日，郭去医院探视，医务人员告知：传染病不许探视。公安机关命周侦察员激发郭、吴的不安情绪，趁机向郭、吴建议，不妨另行派人，以免措手不及，并乘机推荐侯，介绍了侯的一点情况，郭、吴很高兴。20日晚，与侯见面。侯逐步得到郭、吴的信任，便不急于派陈去港。后接宋毅升来信，告知美国“自由中国运动”这个特务组织结束工作，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对郭、吴仍不信任，曾派人到港调查。台湾方面新组建“心理作战指挥部”，负责人刘志寰极欲同郭、吴联络。显然，在香港的美国、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了变化。公安机关认为，应通过郭、吴派人去港机会，摸清在港敌特机关的变化。6月28日，将宋的密信交给郭、吴，阅后甚感不安，皆欲返港，甚至二人相争，而吴的态度更为坚决。公安机关决定“稳郭打吴”。姜向郭提出，台湾各系统既然不信任，回港更易增加怀疑，因而打消郭返港的念头，同时提出吴返港的有利条件。吴在极度不安的情绪下，到公安机关申请出境手续。公安人员询问她的来历及其现在的职业，以其理由不充分而拒绝批准出境。吴心有余悸地回到家。郭反复询问经过，认为公安机关尚未怀疑。最后决定由姜去港。7月中旬，姜第四次去港。姜从香港返回后，证实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已撤销，其成员交由台湾“大陆工作处”领导，空投计划告吹。
  1954年12月27日，公安机关秘密逮捕了郭、吴两个特务，他们供认所参加的特务组织和罪恶活动，并表示愿意戴罪立功。12月31日将吴释放，仍在其照相馆有控制地劳动。对郭继续关押。1955年8月30日，将吴收监，其在东北各地发展的特务和其去港的交通站点，由各地公安机关一举摧毁。经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以反革命罪判处郭长升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吴文蘅有期徒刑12年。
  这个案件的破获，打击了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嚣张气焰，对保卫人民政权和国家建设都起到重要作用，受到公安部的表彰。长春电影制片厂以此案为题材，拍成电影《寂静的山林》，在全国放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