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内容
在当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逆流中，法国共产党总书記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扮演着突出的角色。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还公布了大批有关的內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的讲話；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居約在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結問題的情况报吿；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結問題的决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約为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写的社论；
同日，法共中央机关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发表的題为《战爭、和平和敎条主义》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十六日，《人道报》接連刊載的十篇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兰西》周刊刊登的題为《我們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央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領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和他后来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这次兄弟党会议的报吿）；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报》刊載的居約写的文章。
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的主要內容，本报已经在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华大合唱中，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竞賽中，特別卖劲，超过了許多攻击我們的其他兄弟党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恶毒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責了朝鮮、緬甸、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兄弟党，甚至还攻击了正在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誣蔑說，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什么“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場，“已经在特別是亚洲的某些共产党內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內得到了一些响应”，“滋长了这些党和运动中有时存在的‘左傾’主义”，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他們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現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必須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則，在自己队伍的內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討论和协商，求得解决。我們沒有首先发动对任何兄弟党的公开批評，也沒有首先挑起公开的爭论。但是，誰要是利用我們这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的正确立場，任意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以为不会受到应有的回击，那就打錯了主意。
我們愿意吿訴那些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們：兄弟党的关系是平等的，旣然你們公开地大肆玫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你們就沒有权利要求我們不作公开的答复。同样的道理，旣然你們公开地恶毒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么阿尔巴尼亚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权利公开地答复你們。現在，有些兄弟党同志，一面讲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却在継续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这种两面态度，实际上是只許你們攻击別人，而不許別人回答你們的攻击。这是絕对办不到的。中国古語說：礼尙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們覚得，現在有必要郑重地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注意这一点。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讲到关于我們时代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战爭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等問題。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細看一看，就会发現，他們只是重复別人早已讲过的论点。对于他們在这些問題上的錯誤论点，在本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载們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結起来》以及紅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这四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回答，沒有必要在这里再来重复地討论。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們的讲話、报吿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实，顚倒是非，混淆視听，企图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制造分裂的責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們喋喋不休地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特別是中国同志們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同志“实质上还沒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他們还說什么离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越远，中国同志的立場“离开他們自己贊同幷投票同意的论点也就越远”。
旣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責任問題，那么我們就来談談这个問題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究竟从何而来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沒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而产生的。多列士等同志这种說法的本身，是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的。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沒有权利要求所有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党的论点。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別的兄弟党都沒有約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愿接受另一个党的论点和决议，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至于中国共产党，我們一貫认为，对我們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約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別，只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別的什么东西。
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它的积极方面，我們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錯誤覌点，我們历来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在中苏两党会談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沒有隐蔽自己的覌点，曾经多次明确地讲过我們的意見。但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們从来沒有公开地討论这个問題，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討论这个問題。
事实很淸楚，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間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制定了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綱領。
只要所有的兄弟党在实践中严格遵守而不违反这个宣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就会得到加强，我們的共同斗爭就会得到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在一段时間里，在反对共同敌人、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爭中，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爭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結战斗是比較順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綱領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分歧。特別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营会談前后，某些兄弟党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許多重大問題上，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覌点。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現代战爭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爭的土壤”的科学论断，不断宣揚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经有現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爭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实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队、沒有战爭的世界”。他們当时还預言，一九六〇年“将会作为开始实現人类关于沒有武器和軍队的世界、沒有战爭的世界的宏愿的一年而載入史册。”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依靠社会主义陣营、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級和各国人民爭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联合斗爭来防止世界战爭的论点，把維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首脑人物的“明智”上，认为目前时代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由个別“大人物”和这些大人物的“明智”决定的，认为大国首脑人物的会晤能够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他們說：“我們已经不止一次地說过，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問題。”他們把戴維营会談說成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新紀元”，甚至說成是“人类历史的轉折点”。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论断，特別热中于頌揚美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艾森豪威尔，說他“眞誠希望和平”，“眞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則，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斗爭和经济竞賽。他們說：“必須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斗爭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間的斗爭，变成和平竞賽——或者用資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語言說——竞爭。”他們甚至把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阶級同被压迫阶級、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說什么和平共处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完全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斗爭的覌点，实际上借口和平共处而抹煞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政治斗爭，抹煞国际范围的阶級斗爭。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力图“以新的形式給已经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鎖”的论点，鼓吹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达到空前的高涨，实际上否定掠夺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他們說：“全面彻底裁軍还会創造嶄新的条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经济上还不发达、而需要比較发达的国家給予援助的国家。即使把由于大国停止軍事开支而抽出来的資金一小部分用来帮助这些国家，也就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創一个嶄新的紀元。”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阶級的革命斗爭是当代維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论点，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同維护世界和平的斗爭对立起来。他們虽然有的时候也說应該支持民族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战爭，但是又反复强調“在現今条件下爆发的战爭必然会成为世界大战”，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反复强調要“反对一切种类的战爭”。这实际上是对正义的战爭和非正义的战爭不加区別，借口防止世界大战，反对民族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战爭：反对一切正义战爭。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的论点，关于“統治阶級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论点，而片而地强調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現实可能性”，說什么和平过渡“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說，已经是現实的前景”。
从上述这一系列的錯誤论点中，人們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应該废除了。
散布这些錯誤论点的兄弟党同志，不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什么“外交詞令”呀，什么“灵活性”呀，都不能掩飾他們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則，都不能推卸他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歧的責任。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引起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分歧，又是怎样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兄弟党內部分歧的公开化，幷不是在一九六〇年夏天，而是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营会談前夕，具体地說，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开始了。在这一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說明眞相和劝吿，迫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訊社对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一項声明。这个声明不問是非曲直，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遺憾”，实际上指責中国的正确立場。他們还說什么这是“可悲的”、“愚蠢的”。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責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責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眞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立刻覚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存在的分歧，幷且利用了那个錯誤的声明进行恶毒的挑拨离間。資产阶級的宣傳机器当时大肆宣傳說，这个声明是“飞往中国的外交火箭”，声明的“口气有点象一个严峻的父亲冷酷地敎訓孩子放規矩点”。
在戴維营会談以后，有些同志竟然冲昏了头脑，越来越放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国內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攻击。他們公然汚蔑中国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象公鳮好打架那样热中于战爭”。他們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誣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領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
这些同志在长时間內，热中于宣傳他們的錯誤覌点，攻击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諸脑后。这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造成了混乱，使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多列士同志想必記得，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竟然大肆宣場“华盛頓和莫斯科之間找到了共同語言，和平共处的語言”、“美国发生了轉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維护莫斯科宣言，为了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們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覌点，中国共产党在紀念列宁九十誕辰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結起来》三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虽然我們已经被人攻击了半年多，虽然我們在文章中討论到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论点，但是，我們还是以团結为重，把斗爭的鋒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們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成是国际共产生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把事实完全弄顚倒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美国U——2間諜飞机侵犯苏联，四国首脑巴黎会议流产，我們本来希望那些曾经大肆宣揚所謂戴維营精神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敎訓，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結，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但是，同我們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上，有些兄弟党同志竟然不贊成譴責艾森豪威尔，幷且散布了許多錯誤覌点，还反对中国同志的正确覌点。特別严重的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談中，有人竟然揮舞指揮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問題的原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說，在布加勒斯特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对苏共进行攻击”。但是，参加这次会談的同志們都很淸楚，在这次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同志幷沒有攻击什么人，只是坚持了自己的見解，沒有服从指揮棒，不同意对中国的攻击。在那些把兄弟党关系看成是“父子党”关系的人的眼里，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敢违抗他們的指揮棒，眞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他們从此对阿尔巴尼亚同志怀恨在心，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布加勒斯特会談以后，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們，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严重步驟，施加经济的和政治的压力，以至不顾国际慣例，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兄弟国家間的协定和合同。这种协定和合同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他們这种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劣做法，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完全背弃了莫斯科宣言規定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則。这些同志对自己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錯誤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評，反而責备中国共产党犯了什么“单干”、“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等錯誤，这难道是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嗎？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眞相的，但是他們不敢批評那些眞正犯了把政治、思想爭论发展到破坏国家关系的錯誤的人，反而指責中国同志“将国家問題与政治、思想問題混淆在一起”，这种不分是非、顚倒黑白的态度，才是眞正可悲的。
从上述的这些事实中，可以淸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加剧，完全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路线、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則的結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顾事实、顚倒是非的做法，还突出地表現在他歪曲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眞实情况，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贊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給会议“造成困难的局面”。
为了国际共产王义运动的利益，我們不愿意在这里談到这次兄弟党內部会议的群細情况，我們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場合說明眞相，弄淸是非。但是，必須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一九六〇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創议者。我們努力促成这次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在会议期間，我們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对了某些兄弟党同志的錯誤覌点，同时在某些問題上作了必要的妥协。我們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謊言。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各国兄弟党理应根据一致协议的声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員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終不渝地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原則，将如維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維护这次会议的声明，幷且坚决地为实現这个文件所規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协议，幷且为維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継续就各党共同拟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見”，幷且說中国同志的“立場对整个运动的利益有害”。
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究竟是誰在一系列問題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
在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阿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多列士同志企图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責任，推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他竟然指責中国沒有“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引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領导人比較正确地了解他們的义务”。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貫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規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准則，来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間的关系。我們对于苏阿关系也一直坚持这种主张。我們曾经恳切地希望苏阿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幷且为此尽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責任。我們曾经多次劝吿苏联同志，在改善苏阿关系方面，大党大国应該采取主动，应該通过內部平等协商来消除分歧，即使某些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也应該耐心等待，而不应該采取可能使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步驟。中共中央曾经为此写信給苏共中央，希望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苏阿关系問題。
但是，我們的这些眞誠努力，幷沒有受到重視。从发罗那海軍基地撤退舰队，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断絕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干涉阿尔巴尼亚內政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这些粗暴违反兄弟国家关系准則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感到痛心。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人又一次向苏联同志提出改善苏阿关系的同志式的忠吿。但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現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創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維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为了共同对敌的利益，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这种严正态度，竟然受到指責。有的同志甚至說，“如果中国同志們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誰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問題的解决”。这些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說，中国同志要对苏阿关系的恶化負責，那是故意推卸責任，諉过于人。如果这是希望中国同志促进苏阿关系的改善，那么，我們愿意指出，那些同志完全不顾我們的多次劝吿，坚持恶化苏阿关系，甚至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領导，这就在实际上剝夺了其他兄弟党对苏阿关系的改善进行有效努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以后，这些同志悍然断絕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証明，他們根本沒有改善苏阿关系的愿望嗎？
多列士等同志責备中国报紙“散布阿尔巴尼亚領导人的錯誤论点”。必須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是反对把我們內部的分歧公开的，但是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却坚持要把分歧公开，幷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在苏阿分歧已经公开化的情况下，我們把爭论双方的某些材料，同时加以发表，以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事情的眞相。难道可以这样认为，似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可以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責另一个兄弟党，說它的領导是反列宁主义，是要博得享受帝国主义施舍三十枚銀币的权利，是双手沾滿鮮血的刽子手等等，却不容許这个兄弟党为自己辯护，也不容許其他兄弟党同时发表爭论双方的有关材料嗎？那些自命为“完全正确”的人，自己連篇累牍地发表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同志答复他們的文章，却害怕得要死，自己不敢发表，也害怕別人发表，这只能暴露他們的理亏心虛。
多列士等同志还指責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人之問可能存在或出現的分歧拿到群众运动中去”，特別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把爭取民族解放斗爭同爭取裁軍及和平的斗爭对立起来”。
事实恰恰相反，把兄弟党之間的分歧扩大到国际民主組织中去的不是中国同志，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他們屡次企图把自己的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相对立的錯誤路线强加于国际民主組织。他們把民族解放斗爭同爭取世界和平的斗爭对立起来，不顾这些国际民主組织所代表的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爭取和維护民族独立的广泛要求，硬要把“一切为了裁軍”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幷且大肆販卖在帝国主义和剝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队、沒有战爭的世界”的錯誤思想。这就在这些組织中不断地引起了尖銳的爭论。同样的爭论也出現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要求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刺刀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等待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接受全面彻底裁軍，等待他們放弃使用武力来鎭压民族独立运动，等待他們用裁軍节省下来的钱，援助不发达国家。这些人实际上是要求在这一切实現之前，一切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爭，不要对殖民統治者的武装鎭压进行反抗，否則据說就要引起世界大战，造成亿万人的死亡。正是根据这种荒謬的“理论”，他們竟然辱駡民族独立运动是“死尸运动”。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中国同志，违反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是最近国际局势中的两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事件中采取的立場，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在加勒比海危机問題上，多列士等同志指責中国要“促使苏美之間发生战爭，从而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事实是不是像多列士等同志所說的那样呢？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中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中国人民坚决譴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維护独立和主权的五項要求，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为了无原則的妥协而把“国际視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們这样做，究竟犯了什么錯誤呢？法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公报，不也是号召“有力地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挑衅行动”嗎？同日的《人道报》不也是譴責美国“对古巴长期以来准备的赤裸裸的侵略”，呼吁各国人民“加强他們同古巴的团結，加强他們的斗爭”嗎？請問多列士同志，你們这样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是不是也是要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中去呢？为什么你們过去这样做是对的，而中国坚持这样做就犯了罪呢？說穿了，那是因为你們跟着指揮棒轉，后来突然改变了立場，大讲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必須作“理智的让步”、“明智的妥协”了。正是因为这样，你們就掉轉枪口，把斗爭的鋒芒，从美国强盜轉向坚持正确立場的兄弟党了。
更恶劣的是，某些法共同志竟然誣蔑所有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人們，辱駡他們是所謂“革命詞句的英雄”，說他們“說空話”，說他們“对各国人民对于古巴人的英勇正当地感到的敬佩进行投机”。某些法共同志还說什么“在对付氢弹方面，单单英勇是不够的”；說什么“不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为牺牲品放到革命詞句的祭坛上去”。这是什么話？！这是在指責誰呢？如果是指責英勇的古巴人，民，那簡直是可耻。如果是指責反对美国强盜、支持古巴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那岂不暴露你們自己的所謂支持古巴人民是完全騙人的嗎？在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看来，沒有氢弹的人支持古巴，都是“說空話”、“投机”；而沒有氢弹的古巴人民，只能屈从有氢弹的国家，出卖国家主权，接受“国际視察”，被放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祭坛上去。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论，这是十足的核武器拜物敎，这决不是共产党人应該說的話。
我們愿意吿訴多列士等同志，全世界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在加勒比海危机問題上犯了錯誤的，不是我們，而是你們。因为你們替挑起加勒比海危机的肯尼迪政府解脫，硬要人們相信連肯尼迪政府也否认的所謂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証；因为你們替那些旣犯冒险主义、又犯投降主义錯誤的同志辯护，替那种侵犯一个兄弟国家的主权的行为辯护；因为你們不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放在第一位。
在中印边界問題上，多列士等同志說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糾紛缺乏“最少的誠意”。这种指責是荒謬的。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問題的一貫立場和多年来所作的努力，我們已经說过很多。目前中印边境局势，由于印度軍队发动的大規模进攻受到严重挫敗，由于中国軍队在自卫反击胜利之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已经开始緩和下来。三年多来，中印边界糾紛的过程有力地証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赫魯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必要的斗爭，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自称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尼赫魯政府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挑衅和进攻的时候，竟然背弃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原則，采取所謂“中立”的立場，实际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魯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軍事物資供应尼赫魯政府。多列士等同志对于这种錯誤的做法，不但不予譴責，反而称之为“明智的政策”。你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究竟丢到哪里去了呢？
多列七同志一再指責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有利于帝国主义。他早在一九六〇年就說，中国共产党“給艾森豪威尔提供机会，使他在印度得到在其他情况下所未能得到的欢迎”。直到現在，某些法共同志还不断地重复这种指責。
在这里，我們无需多說，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看到，尼赫魯政府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我們只愿意提醒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难道你們忘記了，艾森豪威尔当时不仅在印度受到欢迎，幷且在法国也受到热烈欢迎嗎？由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間艾森豪威尔訪問巴黎的时候，巴黎地区法共的一部分市议員和省议員沒有出席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多列士同志就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严厉的批評。他說：“我們认为沒有全部出席在市府大厦举行的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是一个錯誤，虽然政治局曾作出决定，要求巴黎地区的市议員和省议員都夫出席。这是一种錯誤的态度。我一回来（按：当时多列士同志刚从外国回来）就曾提出了批評。我要重說一下，政治局曾作出正确的决定，但它沒有保証执行。”（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人道报》）請問多列士同志，如果說尼赫魯欢迎艾森豪威尔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过錯，那么多列士同志要巴黎地区法共的全体市议員和省议員都去欢迎艾森豪威尔，又是由于誰的过錯呢？从馬克思主义的阶級覌点来看，艾森豪威尔受到尼赫魯的欢迎，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而一个共产党的領导人这样热中于欢迎美帝国主义头子，又这样严厉批評那些不去欢迎的同志，倒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异的。
在加勒比海危机問題和中印边界問題上，又一次大大地暴露了那些自称“完全正确”、的人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可是，他們仍然沒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敎訓，痛改前非，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軌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軌道上来。相反的，他們更加老羞成怒，沿着錯誤的道路越走越远，掀起了又一次規模更大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逆流，来轉移人們的視线，掩飾自己的錯誤。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欧洲几个兄弟党先后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这些大会上，经过精心策划，出現了大規模的、系統的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恶劣情况。特別是到了最近举行的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这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逆流达到了新的高峰。在这次大会上，有些同志一方面說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継续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幷且公然为叛徒鉄托集团翻案。这些同志采取的两面手法，能够騙得了人嗎？显然不能。这种两面手法，只能被认为，他們对于停止爭论、恢复团結，幷不是眞心誠意的。
特別应当指出，如何对待鉄托集团的問題，是一个重大的原則性的問題。这个問題，幷不是怎样解释莫斯科声明的問題，而是保卫还是撕毁莫斯科声明的問題；幷不是对待一个兄弟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問題，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問題；幷不是如何帮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的問題，而是揭露和批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問題。中国共产党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声明，决不容許任意篡改和撕毁各国兄弟党的共同协议，决不容許把叛徒拉进我們的队伍中来，决不会同意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做交易，决不会同意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做买卖。
从上面所說的种种事实，可以淸楚地看到：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問題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沒有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来消除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反而加剧这种分歧。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进一步地把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对兄弟党进行越来越粗暴的公开指名的攻击。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把自己的錯誤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相对杭，使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的危险。
从上面所說的种种事实，也可以淸楚地看到：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待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肃的辯论，采取了惊人的不負責任的态度。他們采取欺騙手段，实行封鎖政策，隐瞞眞相，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覌点，以便于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决不是进行辯论的正当做法，也不是对法共党員和法国工人阶級負責的态度。如果多列士等同志敢于面对事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們就应当公布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覌点的材料，包括我們最近发表的有关文章，让全体法国共产党員和法国工人阶級知道眞相，让他們自己来判断是非。多列士等同志，我們已经把你們指責我們的言论公布了。你們也能这样做嗎？你們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嗎？你們有这样的胆量嗎？
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歪曲事实、顚倒是非的程度，的确是十分惊人的。但是，他們自己却一貫自命为什么“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好吧，我們就来看一看这种“創造性”吧。
我們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曾经正确地指出过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势力的魁首，譴責过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可是，在戴維营会談前夕，有人說艾森豪威尔希望“消除国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于是，多列士等同志就爭先恐后地为艾森豪威尔叫好，决定要法共议員欢迎这位“和平使者”。这是跟着指揮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
我們还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当戴高乐发表一个根本否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主权的所謂“自决”的声明之后，法共中央政治局曾发表声明，正确地揭露这“純粹是騙人的阴謀”。多列士同志自己当时也說这“只是一个政治伎俩”。可是，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外国同志說，戴高乐的声明有“重要作用”，多列士同志就馬上严厉地批评法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錯誤的估計”，說原来的声明发表得“太匆促、急忙”。这又是跟着指揮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
我們还看到，多列士等同志曾经正确地譴責南斯拉夫鉄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綱領，說鉄托集团“接受了美国資本家的津貼”，这些“資本家給他們津貼，显然不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設”。但是，最近，有人說要“帮助”鉄托集团“在一切兄弟党的大家庭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于是，多列士等同志也就大讲“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重新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这又是跟着指揮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
我們还看到，一年多以前，当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时候，有人指責我們的这种立場說，这是“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多列士同志就跟着說，中国同志采取这种态度是“沒有道理的”，是“不正确的”。最近，有人一面說应該停止公开爭论，一面又継续进行攻击；于是，某些法共同志也跟着这样做，幷且說这是“明智的、列宁主义的”。这还是跟着指揮棒轉。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这样无条件地跟着指揮棒轉，絕不能认为是兄弟党之間应有的独立的、平等的正常关系，而是封建家长制度的极不正常的关系。看来某些同志似乎认为，可以完全不顾本国无产阶級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可以完全不顾国际无产阶級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只要跟着別人走就行了。究竟向东对，还是向西对，究竟朝前对，还是往后对，一切一切，可以一槪不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在这里，多的是鸚鵡学舌的本領，少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剧性。这样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和誹謗，不管怎样建篇累牍，絲毫无損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們的这些做法，是同各国共产党人要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結的愿望背道而馳的，也是同法国工人阶級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傳統不相符合的。
法国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有着悠久的光荣的革命傳統。法国工人阶級以巴黎公社的英勇尝試，給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級革命提供了光輝的榜样。法国工人阶級的杰出战士和天才歌手創作的无产阶級的不朽战歌《国际歌》，是鼓舞全世界人民爭取解放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嘹亮号角。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法国共产党，集合了法国人民中众多的优秀儿女，他們同法国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一起进行了頑强的斗爭。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中，法国人民在法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发揚了法国工人阶級的革命傳統，表現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槪。在战后时期，在保卫世界和平、維护民主权利、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和反对垄断資本的斗爭中，法国共产党人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工人阶級，从来就抱着极大的尊敬。
多列士等同志一再强調要中国同志改正錯誤。但是，眞正需要改正錯誤的不是我們，而是多列士等同志。尽管我們在这篇文章里不得不同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进行辯论，我們仍然誠恳地希望他們能够尊重法国共产党的历史，珍惜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我們希望他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为重，改变那种同法国无产阶級的革命傳統不相称的錯誤，改变那种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傳統不相称的錯誤，改变那种同自己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誓言不相称的錯誤，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上来。
中国共产党始終一貫地坚持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团結，反对損害这种团結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我們始終一貫地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則的任何言论和行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当发生分歧的时候，尤其是发生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分歧的时候，只有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经过严肃的辯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才能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問題不在于是否要进行辯论，而在于通过怎样的途经和方法进行辯论。我們一貫主张，应当在各兄弟党內部进行辯论，而不应当公开进行辯论。我們的这一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受到某些兄弟党同志的攻击。現在，这些同志在对我們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公开攻击之后，又改口說要停止公开辯论了。我們要問：現在，你們是不是认为，你們过去公开攻击兄弟党是錯誤的呢？你們是不是准备承认这种錯誤，向被你們攻击的兄弟党道歉呢？你們是不是眞心誠意地准备回到內部平等协商的軌道上来呢？
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結，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提出、現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幷且愿意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的步驟，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
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驟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継续进行的公开爭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我們門认为，停止公开爭论必須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說要停止爭论，一面又継续攻击。他們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頓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应当停止，而且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也应当停止。同时，借口停止爭论，不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违反莫斯科声明規定的关于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領导人的任务的，因而也是絕对不能容許的。現在，有人一面要把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除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一面又要把叛徒鉄托集团拉进来。我們愿意老实吿訴他們，这是絕对办不到的。
举行双边的或多边的兄弟党会談，是准备兄弟党会议的必要步驟。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十个月以前就提出的主张。我們一貫愿意同所有抱有同样愿望的兄弟党，举行旨在消除分歧、加强团結的会談。事实上，我們已经同好些兄弟党举行了这样的会談。我們从来沒有拒絕过同任何兄弟党举行双边会談。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員会一月十二日的声明說，中国共产党沒有接受苏联共产党“进行共同討论”的要求。据說，这是另一个党吿訴他們的。但是，我們必須郑重指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我們愿意重申，我們准备同任何一个兄弟党或几个兄弟党举行会談，交換意見，以促进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
目前，帝国主义特別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疯狂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陣营，野蛮地鎭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爭。在这样的时刻，为了反对我們的共同敌人，各国共产党、全世界无产阶級、全世界人民，都迫切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結，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結。让我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困結吧！让我們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实現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斗吧！
（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起，多列士等同志集中地发表了大量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言论，还公布了大批有关的內部文件。其中主要的有：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多列士在法共中央全会的讲話；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居約在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結問題的情况报吿；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法共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局〓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团結問題的决议；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居約为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写的社论；
同日，法共中央机关刊物《新法兰西》周刊发表的題为《战爭、和平和敎条主义》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五日——十六日，《人道报》接連刊載的十篇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新法兰西》周刊刊登的題为《我們生活在什么时代》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一月，法共央出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問題》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收集了三年来法共某些領导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十五个文件，其中包括多列士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兄弟党莫斯科会议上的发言和他后来向法共中央全会所作的关于这次兄弟党会议的报吿）；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五日，《人道报》刊載的居約写的文章。
这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的主要內容，本报已经在二月二十四日发表。从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最近的反华大合唱中，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竞賽中，特別卖劲，超过了許多攻击我們的其他兄弟党同志。
多列士等同志除了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恶毒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責了朝鮮、緬甸、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越南、日本等兄弟党，甚至还攻击了正在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誣蔑說，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什么“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場，“已经在特別是亚洲的某些共产党內和在一些民族主义运动內得到了一些响应”，“滋长了这些党和运动中有时存在的‘左傾’主义”，等等。某些法共同志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所采取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他們在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方面，实在是走得太远了。
中国共产党早就认为，現在仍然认为，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必須而且应当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原則，在自己队伍的內部，通过平等的同志式的充分討论和协商，求得解决。我們沒有首先发动对任何兄弟党的公开批評，也沒有首先挑起公开的爭论。但是，誰要是利用我們这种以团结对敌的利益为重的正确立場，任意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以为不会受到应有的回击，那就打錯了主意。
我們愿意吿訴那些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們：兄弟党的关系是平等的，旣然你們公开地大肆玫击了中国共产党，那么你們就沒有权利要求我們不作公开的答复。同样的道理，旣然你們公开地恶毒攻击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么阿尔巴尼亚同志就完全有平等的权利公开地答复你們。現在，有些兄弟党同志，一面讲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却在継续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进行攻击。这种两面态度，实际上是只許你們攻击別人，而不許別人回答你們的攻击。这是絕对办不到的。中国古語說：礼尙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們覚得，現在有必要郑重地提醒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人注意这一点。
多列士等同志在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讲到关于我們时代的性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战爭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等問題。但是，任何人只要仔細看一看，就会发現，他們只是重复別人早已讲过的论点。对于他們在这些問題上的錯誤论点，在本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载們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結起来》以及紅旗杂志社论《列宁主义和現代修正主义》这四篇文章中，已经作了回答，沒有必要在这里再来重复地討论。
值得指出的是，多列士等同志在他們的讲話、报吿和文章中，用了大量篇幅歪曲事实，顚倒是非，混淆視听，企图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制造分裂的責任，强加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他們喋喋不休地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特別是中国同志們造成的”，分歧的由来是因为中国同志“实质上还沒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他們还說什么离开第一次和第二次兄弟党莫斯科会议越远，中国同志的立場“离开他們自己贊同幷投票同意的论点也就越远”。
旣然多列士等同志提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責任問題，那么我們就来談談这个問題吧。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究竟从何而来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沒有接受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而产生的。多列士等同志这种說法的本身，是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規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的。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兄弟党的相互关系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沒有权利要求所有兄弟党接受某一个党的论点。任何一个党的任何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都不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对別的兄弟党都沒有約束力。多列士等同志甘心情愿接受另一个党的论点和决议，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至于中国共产党，我們一貫认为，对我們和所有兄弟党具有約束力的共同行动准別，只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文件，而不是任何一个兄弟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任何別的什么东西。
至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对于它的积极方面，我們表示过支持。对于它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則問題上的錯誤覌点，我們历来是有不同意見的。我們在中苏两党会談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沒有隐蔽自己的覌点，曾经多次明确地讲过我們的意見。但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們从来沒有公开地討论这个問題，在这篇文章里也不准备討论这个問題。
事实很淸楚，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某些兄弟党同志违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协议的莫斯科宣言。
大家知道，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经过同志式的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兄弟党之間的某些分歧，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的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的意見，制定了莫斯科宣言。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綱領。所有的兄弟党都宣布接受这个綱領。
只要所有的兄弟党在实践中严格遵守而不违反这个宣言，那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就会得到加强，我們的共同斗爭就会得到发展。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在一段时間里，在反对共同敌人、首先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爭中，在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爭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結战斗是比較順利的，也是有成效的。
但是，由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綱領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分歧。特別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营会談前后，某些兄弟党同志，在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許多重大問題上，发表了一系列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违反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覌点。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現代战爭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爭的土壤”的科学论断，不断宣揚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经有現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爭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就可以实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队、沒有战爭的世界”。他們当时还預言，一九六〇年“将会作为开始实現人类关于沒有武器和軍队的世界、沒有战爭的世界的宏愿的一年而載入史册。”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依靠社会主义陣营、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工人阶級和各国人民爭取和平的群众运动的联合斗爭来防止世界战爭的论点，把維护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大国首脑人物的“明智”上，认为目前时代的历史命运实际上是由个別“大人物”和这些大人物的“明智”决定的，认为大国首脑人物的会晤能够决定和改变历史的进程。他們說：“我們已经不止一次地說过，只有掌握大权的各国政府首脑才有能力解决最复杂的国际問題。”他們把戴維营会談說成是什么国际关系中的“新阶段”、“新紀元”，甚至說成是“人类历史的轉折点”。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成为人民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的论断，特別热中于頌揚美帝国主义的首脑人物艾森豪威尔，說他“眞誠希望和平”，“眞正希望消除‘冷战’状态”，“也像我們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所指出的关于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則，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斗爭和经济竞賽。他們說：“必須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斗爭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間的斗爭，变成和平竞賽——或者用資本家更容易理解的語言說——竞爭。”他們甚至把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国家的和平共处，引伸到压迫阶級同被压迫阶級、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方面去，說什么和平共处是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完全脫离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級斗爭的覌点，实际上借口和平共处而抹煞反对帝国主义和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政治斗爭，抹煞国际范围的阶級斗爭。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美帝国主义力图“以新的形式給已经解放了的人民重新套上殖民枷鎖”的论点，鼓吹帝国主义能够帮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达到空前的高涨，实际上否定掠夺不发达国家是帝国主义的本性。他們說：“全面彻底裁軍还会創造嶄新的条件，以援助一些目前在经济上还不发达、而需要比較发达的国家給予援助的国家。即使把由于大国停止軍事开支而抽出来的資金一小部分用来帮助这些国家，也就能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开創一个嶄新的紀元。”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各国工人阶級的革命斗爭是当代維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论点，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爭同維护世界和平的斗爭对立起来。他們虽然有的时候也說应該支持民族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战爭，但是又反复强調“在現今条件下爆发的战爭必然会成为世界大战”，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反复强調要“反对一切种类的战爭”。这实际上是对正义的战爭和非正义的战爭不加区別，借口防止世界大战，反对民族解放战爭和人民革命战爭：反对一切正义战爭。
他們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存在着和平的和非和平的两种可能性的论点，关于“統治阶級是不会自愿让出政权的”论点，而片而地强調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現实可能性”，說什么和平过渡“对于一系列国家来說，已经是現实的前景”。
从上述这一系列的錯誤论点中，人們只能得出这样的結论：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已经不复存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莫斯科宣言应該废除了。
散布这些錯誤论点的兄弟党同志，不论用什么样的借口，什么“外交詞令”呀，什么“灵活性”呀，都不能掩飾他們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則，都不能推卸他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分歧的責任。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就是这样引起的。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的分歧，又是怎样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的呢？
多列士等同志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夏天以各种文字出版《列宁主义万岁》的小册子”。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事实是，兄弟党內部分歧的公开化，幷不是在一九六〇年夏天，而是早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戴維营会談前夕，具体地說，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就开始了。在这一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顾中国方面多次說明眞相和劝吿，迫不及待地通过自己的国家通訊社对中印边界事件发表了一項声明。这个声明不問是非曲直，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遺憾”，实际上指責中国的正确立場。他們还說什么这是“可悲的”、“愚蠢的”。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一个資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挑衅的时候，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但不指責发动武装挑衅的反动派，反而指責自己的兄弟国家，这在历史上倒眞是第一次。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立刻覚察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存在的分歧，幷且利用了那个錯誤的声明进行恶毒的挑拨离間。資产阶級的宣傳机器当时大肆宣傳說，这个声明是“飞往中国的外交火箭”，声明的“口气有点象一个严峻的父亲冷酷地敎訓孩子放規矩点”。
在戴維营会談以后，有些同志竟然冲昏了头脑，越来越放肆地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和国內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公开攻击。他們公然汚蔑中国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象公鳮好打架那样热中于战爭”。他們还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誣蔑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領导方面实行“冒险主义”的政策。
这些同志在长时間內，热中于宣傳他們的錯誤覌点，攻击中国共产党，把莫斯科宣言完全置諸脑后。这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內部造成了混乱，使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多列士同志想必記得，当时法共机关报《人道报》竟然大肆宣場“华盛頓和莫斯科之間找到了共同語言，和平共处的語言”、“美国发生了轉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維护莫斯科宣言，为了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全世界人民了解我們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覌点，中国共产党在紀念列宁九十誕辰的时候，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結起来》三篇文章。在那个时候，虽然我們已经被人攻击了半年多，虽然我們在文章中討论到那些违背莫斯科宣言的錯誤论点，但是，我們还是以团結为重，把斗爭的鋒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多列士等同志把我們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成是国际共产生义运动分歧公开化的起点，是把事实完全弄顚倒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美国U——2間諜飞机侵犯苏联，四国首脑巴黎会议流产，我們本来希望那些曾经大肆宣揚所謂戴維营精神的同志，能够从中吸取敎訓，加强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团結，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但是，同我們的希望相反，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初世界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上，有些兄弟党同志竟然不贊成譴責艾森豪威尔，幷且散布了許多錯誤覌点，还反对中国同志的正确覌点。特別严重的是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兄弟党会談中，有人竟然揮舞指揮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大举围攻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粗暴地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問題的原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
多列士等同志說，在布加勒斯特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对苏共进行攻击”。但是，参加这次会談的同志們都很淸楚，在这次会談中，阿尔巴尼亚同志幷沒有攻击什么人，只是坚持了自己的見解，沒有服从指揮棒，不同意对中国的攻击。在那些把兄弟党关系看成是“父子党”关系的人的眼里，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敢违抗他們的指揮棒，眞是胆大妄为，大逆不道。他們从此对阿尔巴尼亚同志怀恨在心，采取种种恶劣手段，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布加勒斯特会談以后，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們，迫不及待地采取了一系列的严重步驟，施加经济的和政治的压力，以至不顾国际慣例，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兄弟国家間的协定和合同。这种协定和合同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他們这种把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的恶劣做法，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完全背弃了莫斯科宣言規定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則。这些同志对自己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錯誤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評，反而責备中国共产党犯了什么“单干”、“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共产主义”等等錯誤，这难道是合乎共产主义道德的嗎？多列士等同志是明白事情的眞相的，但是他們不敢批評那些眞正犯了把政治、思想爭论发展到破坏国家关系的錯誤的人，反而指責中国同志“将国家問題与政治、思想問題混淆在一起”，这种不分是非、顚倒黑白的态度，才是眞正可悲的。
从上述的这些事实中，可以淸楚地看到，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的加剧，完全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共同路线、破坏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則的結果。
多列士等同志不顾事实、顚倒是非的做法，还突出地表現在他歪曲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眞实情况，攻击中国共产党“不贊同国际工人运动的路线”，給会议“造成困难的局面”。
为了国际共产王义运动的利益，我們不愿意在这里談到这次兄弟党內部会议的群細情况，我們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場合說明眞相，弄淸是非。但是，必須指出，中国共产党恰恰是一九六〇年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創议者。我們努力促成这次兄弟党会议的召开。在会议期間，我們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反对了某些兄弟党同志的錯誤覌点，同时在某些問題上作了必要的妥协。我們同其他兄弟党共同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仅仅这些事实，就足以拆穿多列士等同志的謊言。
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各国兄弟党理应根据一致协议的声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集中力量，共同对敌。一九六一年一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員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終不渝地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原則，将如維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維护这次会议的声明，幷且坚决地为实現这个文件所規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两年多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协议，幷且为維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継续就各党共同拟定的政策的主要方面表示不同意見”，幷且說中国同志的“立場对整个运动的利益有害”。
在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以后，究竟是誰在一系列問題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呢？
在莫斯科会议以后不久，苏阿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多列士同志企图把苏阿关系恶化的責任，推到中国共产党方面。他竟然指責中国沒有“利用自己的影响来引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領导人比較正确地了解他們的义务”。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一貫主张根据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規定的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准則，来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間的关系。我們对于苏阿关系也一直坚持这种主张。我們曾经恳切地希望苏阿关系能够得到改善，幷且为此尽了自己的国际主义責任。我們曾经多次劝吿苏联同志，在改善苏阿关系方面，大党大国应該采取主动，应該通过內部平等协商来消除分歧，即使某些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也应該耐心等待，而不应該采取可能使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任何步驟。中共中央曾经为此写信給苏共中央，希望通过协商途径解决苏阿关系問題。
但是，我們的这些眞誠努力，幷沒有受到重視。从发罗那海軍基地撤退舰队，从阿尔巴尼亚撤退专家，断絕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干涉阿尔巴尼亚內政等等一系列的事件发生了。
对于这些粗暴违反兄弟国家关系准則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感到痛心。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人又一次向苏联同志提出改善苏阿关系的同志式的忠吿。但是，出乎我們的意料，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出現了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严重事件，开創了在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恶劣先例。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为了維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則，为了共同对敌的利益，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做法。
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这种严正态度，竟然受到指責。有的同志甚至說，“如果中国同志們愿意出力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各兄弟党的关系正常化，那么，未必有誰会比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促进这一問題的解决”。这些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說，中国同志要对苏阿关系的恶化負責，那是故意推卸責任，諉过于人。如果这是希望中国同志促进苏阿关系的改善，那么，我們愿意指出，那些同志完全不顾我們的多次劝吿，坚持恶化苏阿关系，甚至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領导，这就在实际上剝夺了其他兄弟党对苏阿关系的改善进行有效努力的可能性。这次大会以后，这些同志悍然断絕了苏联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这难道不是有力地証明，他們根本沒有改善苏阿关系的愿望嗎？
多列士等同志責备中国报紙“散布阿尔巴尼亚領导人的錯誤论点”。必須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是反对把我們內部的分歧公开的，但是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却坚持要把分歧公开，幷且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是不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在苏阿分歧已经公开化的情况下，我們把爭论双方的某些材料，同时加以发表，以便中国人民能够了解事情的眞相。难道可以这样认为，似乎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可以任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責另一个兄弟党，說它的領导是反列宁主义，是要博得享受帝国主义施舍三十枚銀币的权利，是双手沾滿鮮血的刽子手等等，却不容許这个兄弟党为自己辯护，也不容許其他兄弟党同时发表爭论双方的有关材料嗎？那些自命为“完全正确”的人，自己連篇累牍地发表了攻击阿尔巴尼亚的文章，但是，对阿尔巴尼亚同志答复他們的文章，却害怕得要死，自己不敢发表，也害怕別人发表，这只能暴露他們的理亏心虛。
多列士等同志还指責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人之問可能存在或出現的分歧拿到群众运动中去”，特別是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把爭取民族解放斗爭同爭取裁軍及和平的斗爭对立起来”。
事实恰恰相反，把兄弟党之間的分歧扩大到国际民主組织中去的不是中国同志，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他們屡次企图把自己的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相对立的錯誤路线强加于国际民主組织。他們把民族解放斗爭同爭取世界和平的斗爭对立起来，不顾这些国际民主組织所代表的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爭取和維护民族独立的广泛要求，硬要把“一切为了裁軍”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幷且大肆販卖在帝国主义和剝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現“沒有武器、沒有軍队、沒有战爭的世界”的錯誤思想。这就在这些組织中不断地引起了尖銳的爭论。同样的爭论也出現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要求生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刺刀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等待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接受全面彻底裁軍，等待他們放弃使用武力来鎭压民族独立运动，等待他們用裁軍节省下来的钱，援助不发达国家。这些人实际上是要求在这一切实現之前，一切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爭，不要对殖民統治者的武装鎭压进行反抗，否則据說就要引起世界大战，造成亿万人的死亡。正是根据这种荒謬的“理论”，他們竟然辱駡民族独立运动是“死尸运动”。正是这些人，而不是中国同志，违反了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
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境冲突，是最近国际局势中的两大事件。中国共产党在这两个事件中采取的立場，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符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但是，多列士等同志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在加勒比海危机問題上，多列士等同志指責中国要“促使苏美之間发生战爭，从而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事实是不是像多列士等同志所說的那样呢？在加勒比海危机中，中国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呢？中国人民坚决譴責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維护独立和主权的五項要求，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为了无原則的妥协而把“国际視察”强加在古巴身上。我們这样做，究竟犯了什么錯誤呢？法国共产党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公报，不也是号召“有力地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挑衅行动”嗎？同日的《人道报》不也是譴責美国“对古巴长期以来准备的赤裸裸的侵略”，呼吁各国人民“加强他們同古巴的团結，加强他們的斗爭”嗎？請問多列士同志，你們这样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是不是也是要把世界推入热核灾难中去呢？为什么你們过去这样做是对的，而中国坚持这样做就犯了罪呢？說穿了，那是因为你們跟着指揮棒轉，后来突然改变了立場，大讲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必須作“理智的让步”、“明智的妥协”了。正是因为这样，你們就掉轉枪口，把斗爭的鋒芒，从美国强盜轉向坚持正确立場的兄弟党了。
更恶劣的是，某些法共同志竟然誣蔑所有坚决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人們，辱駡他們是所謂“革命詞句的英雄”，說他們“說空話”，說他們“对各国人民对于古巴人的英勇正当地感到的敬佩进行投机”。某些法共同志还說什么“在对付氢弹方面，单单英勇是不够的”；說什么“不要把古巴人的胸膛作为牺牲品放到革命詞句的祭坛上去”。这是什么話？！这是在指責誰呢？如果是指責英勇的古巴人，民，那簡直是可耻。如果是指責反对美国强盜、支持古巴的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那岂不暴露你們自己的所謂支持古巴人民是完全騙人的嗎？在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看来，沒有氢弹的人支持古巴，都是“說空話”、“投机”；而沒有氢弹的古巴人民，只能屈从有氢弹的国家，出卖国家主权，接受“国际視察”，被放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祭坛上去。这是十足的强权政治论，这是十足的核武器拜物敎，这决不是共产党人应該說的話。
我們愿意吿訴多列士等同志，全世界人民的眼晴是雪亮的，在加勒比海危机問題上犯了錯誤的，不是我們，而是你們。因为你們替挑起加勒比海危机的肯尼迪政府解脫，硬要人們相信連肯尼迪政府也否认的所謂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証；因为你們替那些旣犯冒险主义、又犯投降主义錯誤的同志辯护，替那种侵犯一个兄弟国家的主权的行为辯护；因为你們不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放在第一位。
在中印边界問題上，多列士等同志說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糾紛缺乏“最少的誠意”。这种指責是荒謬的。
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問題的一貫立場和多年来所作的努力，我們已经說过很多。目前中印边境局势，由于印度軍队发动的大規模进攻受到严重挫敗，由于中国軍队在自卫反击胜利之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已经开始緩和下来。三年多来，中印边界糾紛的过程有力地証明，中国政府对印度尼赫魯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必要的斗爭，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异的是，有些自称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在尼赫魯政府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挑衅和进攻的时候，竟然背弃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原則，采取所謂“中立”的立場，实际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魯政府的反华政策，而且以軍事物資供应尼赫魯政府。多列士等同志对于这种錯誤的做法，不但不予譴責，反而称之为“明智的政策”。你們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究竟丢到哪里去了呢？
多列七同志一再指責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有利于帝国主义。他早在一九六〇年就說，中国共产党“給艾森豪威尔提供机会，使他在印度得到在其他情况下所未能得到的欢迎”。直到現在，某些法共同志还不断地重复这种指責。
在这里，我們无需多說，稍有政治眼光的人都看到，尼赫魯政府挑起中印边境冲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我們只愿意提醒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难道你們忘記了，艾森豪威尔当时不仅在印度受到欢迎，幷且在法国也受到热烈欢迎嗎？由于一九五九年九月間艾森豪威尔訪問巴黎的时候，巴黎地区法共的一部分市议員和省议員沒有出席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多列士同志就在法共中央全会上提出严厉的批評。他說：“我們认为沒有全部出席在市府大厦举行的欢迎艾森豪威尔的招待会是一个錯誤，虽然政治局曾作出决定，要求巴黎地区的市议員和省议員都夫出席。这是一种錯誤的态度。我一回来（按：当时多列士同志刚从外国回来）就曾提出了批評。我要重說一下，政治局曾作出正确的决定，但它沒有保証执行。”（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人道报》）請問多列士同志，如果說尼赫魯欢迎艾森豪威尔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过錯，那么多列士同志要巴黎地区法共的全体市议員和省议員都去欢迎艾森豪威尔，又是由于誰的过錯呢？从馬克思主义的阶級覌点来看，艾森豪威尔受到尼赫魯的欢迎，一点也值不得大惊小怪；而一个共产党的領导人这样热中于欢迎美帝国主义头子，又这样严厉批評那些不去欢迎的同志，倒是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惊异的。
在加勒比海危机問題和中印边界問題上，又一次大大地暴露了那些自称“完全正确”、的人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违反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可是，他們仍然沒有从中吸取应有的敎訓，痛改前非，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軌道上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軌道上来。相反的，他們更加老羞成怒，沿着錯誤的道路越走越远，掀起了又一次規模更大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逆流，来轉移人們的視线，掩飾自己的錯誤。
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欧洲几个兄弟党先后举行了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这些大会上，经过精心策划，出現了大規模的、系統的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恶劣情况。特別是到了最近举行的德国統一社会党代表大会，这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結的逆流达到了新的高峰。在这次大会上，有些同志一方面說要停止攻击，另一方面又継续粗暴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幷且公然为叛徒鉄托集团翻案。这些同志采取的两面手法，能够騙得了人嗎？显然不能。这种两面手法，只能被认为，他們对于停止爭论、恢复团結，幷不是眞心誠意的。
特別应当指出，如何对待鉄托集团的問題，是一个重大的原則性的問題。这个問題，幷不是怎样解释莫斯科声明的問題，而是保卫还是撕毁莫斯科声明的問題；幷不是对待一个兄弟党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問題，而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問題；幷不是如何帮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的問題，而是揭露和批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問題。中国共产党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声明，决不容許任意篡改和撕毁各国兄弟党的共同协议，决不容許把叛徒拉进我們的队伍中来，决不会同意拿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則做交易，决不会同意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做买卖。
从上面所說的种种事实，可以淸楚地看到：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在一系列問題上越来越严重地违反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沒有根据这两个共同文件来消除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反而加剧这种分歧。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进一步地把兄弟党之間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对兄弟党进行越来越粗暴的公开指名的攻击。不是我們，而是某些兄弟党同志，把自己的錯誤路线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相对杭，使社会主义陣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的危险。
从上面所說的种种事实，也可以淸楚地看到：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待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肃的辯论，采取了惊人的不負責任的态度。他們采取欺騙手段，实行封鎖政策，隐瞞眞相，歪曲中国共产党的覌点，以便于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决不是进行辯论的正当做法，也不是对法共党員和法国工人阶級負責的态度。如果多列士等同志敢于面对事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們就应当公布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覌点的材料，包括我們最近发表的有关文章，让全体法国共产党員和法国工人阶級知道眞相，让他們自己来判断是非。多列士等同志，我們已经把你們指責我們的言论公布了。你們也能这样做嗎？你們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嗎？你們有这样的胆量嗎？
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歪曲事实、顚倒是非的程度，的确是十分惊人的。但是，他們自己却一貫自命为什么“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好吧，我們就来看一看这种“創造性”吧。
我們看到，多列士等同志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曾经正确地指出过美帝国主义是侵略势力的魁首，譴責过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可是，在戴維营会談前夕，有人說艾森豪威尔希望“消除国与国关系中的紧张局势”；于是，多列士等同志就爭先恐后地为艾森豪威尔叫好，决定要法共议員欢迎这位“和平使者”。这是跟着指揮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
我們还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当戴高乐发表一个根本否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和主权的所謂“自决”的声明之后，法共中央政治局曾发表声明，正确地揭露这“純粹是騙人的阴謀”。多列士同志自己当时也說这“只是一个政治伎俩”。可是，一个多月以后，一个外国同志說，戴高乐的声明有“重要作用”，多列士同志就馬上严厉地批评法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錯誤的估計”，說原来的声明发表得“太匆促、急忙”。这又是跟着指揮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
我們还看到，多列士等同志曾经正确地譴責南斯拉夫鉄托集团的修正主义綱領，說鉄托集团“接受了美国資本家的津貼”，这些“資本家給他們津貼，显然不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建設”。但是，最近，有人說要“帮助”鉄托集团“在一切兄弟党的大家庭中占有应有的地位”；于是，多列士等同志也就大讲“帮助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重新回到共产主义大家庭”。这又是跟着指揮棒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弯。
我們还看到，一年多以前，当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攻击另一个兄弟党的时候，有人指責我們的这种立場說，这是“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多列士同志就跟着說，中国同志采取这种态度是“沒有道理的”，是“不正确的”。最近，有人一面說应該停止公开爭论，一面又継续进行攻击；于是，某些法共同志也跟着这样做，幷且說这是“明智的、列宁主义的”。这还是跟着指揮棒轉。
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这样无条件地跟着指揮棒轉，絕不能认为是兄弟党之間应有的独立的、平等的正常关系，而是封建家长制度的极不正常的关系。看来某些同志似乎认为，可以完全不顾本国无产阶級和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可以完全不顾国际无产阶級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只要跟着別人走就行了。究竟向东对，还是向西对，究竟朝前对，还是往后对，一切一切，可以一槪不管，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在这里，多的是鸚鵡学舌的本領，少的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剧性。这样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多列士和某些法共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和誹謗，不管怎样建篇累牍，絲毫无損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們的这些做法，是同各国共产党人要求消除分歧、加强团結的愿望背道而馳的，也是同法国工人阶級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傳統不相符合的。
法国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有着悠久的光荣的革命傳統。法国工人阶級以巴黎公社的英勇尝試，給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級革命提供了光輝的榜样。法国工人阶級的杰出战士和天才歌手創作的无产阶級的不朽战歌《国际歌》，是鼓舞全世界人民爭取解放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嘹亮号角。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法国共产党，集合了法国人民中众多的优秀儿女，他們同法国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一起进行了頑强的斗爭。在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中，法国人民在法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发揚了法国工人阶級的革命傳統，表現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槪。在战后时期，在保卫世界和平、維护民主权利、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条件和反对垄断資本的斗爭中，法国共产党人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工人阶級，从来就抱着极大的尊敬。
多列士等同志一再强調要中国同志改正錯誤。但是，眞正需要改正錯誤的不是我們，而是多列士等同志。尽管我們在这篇文章里不得不同多列士同志和某些法共同志进行辯论，我們仍然誠恳地希望他們能够尊重法国共产党的历史，珍惜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历史。我們希望他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为重，改变那种同法国无产阶級的革命傳統不相称的錯誤，改变那种同法国共产党的光荣傳統不相称的錯誤，改变那种同自己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誓言不相称的錯誤，回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来，回到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上来。
中国共产党始終一貫地坚持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和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团結，反对損害这种团結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我們始終一貫地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則，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則的任何言论和行动。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本来是难以避免的。当发生分歧的时候，尤其是发生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的分歧的时候，只有从团結的愿望出发，经过严肃的辯论，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消除分歧，才能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問題不在于是否要进行辯论，而在于通过怎样的途经和方法进行辯论。我們一貫主张，应当在各兄弟党內部进行辯论，而不应当公开进行辯论。我們的这一主张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受到某些兄弟党同志的攻击。現在，这些同志在对我們和其他兄弟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公开攻击之后，又改口說要停止公开辯论了。我們要問：現在，你們是不是认为，你們过去公开攻击兄弟党是錯誤的呢？你們是不是准备承认这种錯誤，向被你們攻击的兄弟党道歉呢？你們是不是眞心誠意地准备回到內部平等协商的軌道上来呢？
为了消除分歧，加强团結，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提出、現在仍然主张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幷且愿意同所有的兄弟党一起，采取必要的步驟，为召开兄弟党会议准备条件。
作为准备兄弟党会议的步驟之一，是停止目前仍在継续进行的公开爭论。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主张。我們門认为，停止公开爭论必須是言行一致的、相互的、全面的。有人一面說要停止爭论，一面又継续攻击。他們实际上是要在把你打了一頓之后，不准你还手。这是不行的。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应当停止，而且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的攻击也应当停止。同时，借口停止爭论，不准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这是违反莫斯科声明規定的关于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領导人的任务的，因而也是絕对不能容許的。現在，有人一面要把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排除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一面又要把叛徒鉄托集团拉进来。我們愿意老实吿訴他們，这是絕对办不到的。
举行双边的或多边的兄弟党会談，是准备兄弟党会议的必要步驟。这是中国共产党早在十个月以前就提出的主张。我們一貫愿意同所有抱有同样愿望的兄弟党，举行旨在消除分歧、加强团結的会談。事实上，我們已经同好些兄弟党举行了这样的会談。我們从来沒有拒絕过同任何兄弟党举行双边会談。英国共产党执行委員会一月十二日的声明說，中国共产党沒有接受苏联共产党“进行共同討论”的要求。据說，这是另一个党吿訴他們的。但是，我們必須郑重指出，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捏造。我們愿意重申，我們准备同任何一个兄弟党或几个兄弟党举行会談，交換意見，以促进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的召开。
目前，帝国主义特別是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和战爭政策，疯狂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陣营，野蛮地鎭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爭。在这样的时刻，为了反对我們的共同敌人，各国共产党、全世界无产阶級、全世界人民，都迫切地要求加强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加强国际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結，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团結。让我們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困結吧！让我們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为了实現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共同奋斗吧！
（新华社北京二十七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