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經过連续召开的爭辯会，与右派分于展开多次面对面的斗爭，本鋼設备处反右派斗爭已获得初步胜利，把身披工程师外衣的右派分子刘法邦駁得体无完肤。
  刘法邦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針对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問題——党的領导权进行恶毒的攻击，企图把共产党打下政治舞台。他攻击的办法，首先是給党套上“党領导一切是不合宪法的”，“是以党代政”的两頂大帽子，企图以此为据，封閉住工人阶級之口。他說：“在宪法上和其他文件上并没有看到这样規定”；又說：“党管得太多太寬了，是以党代政。”在这个謬论指导下，刘法邦又提出了細則說：“在具体工作上，党不必做具体領导；工会、青年团也没有必要存在，除中共省、市委以外，党的基层組织都不必設脱产干部。”对党領导的干部工作，他同样也是否認的。他认为右派分子李超卓的“干部公式”——“領导要求，群众推荐，組织批准”，是言之成理，持之有物的天径地义的真理。他說：“党一貫地强調民主集中制，而提拔干部光强調了集中，忽視了民主。”言外之意是說提拔干部不要党管，要实行所謂“群众推荐”的办法。嗚放期間，他看到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张百生、黄振旅合写的“社会主义新課題”，如获至宝，大加贊揚，接着他就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招牌，对准党的領导权放起毒箭来。他說：“三害的根源在于党的絕对領导权，既然是絕对領导，就是說了算，不让别人发言，就会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企图借攻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之名，来推翻共产党的領导。当設备处全体干部对儲安平“党天下”謬论进行駁斥的时候，这位右派先生却挺身而出为其辯解說：“如果共产党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話，說一句党天下有什么不可。”为了达到取消党領导的目的，这位右派分子曾用更露骨地、带有結论性的口吻說：“党是教育人民的，在人民覺悟提高后，便可将权利交給入民。”
  更恶毒的是，这个右派分子妄想在設备处内喚起知识分子的“同情心”，搞成一設向党进攻的力量，他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說：“知识分子的特点党应該注意，你不找我，我也不找你，士为知己者死。”
  这个右派分子对党員的人身攻击和积极分孑的污蔑也是不放松的。他曾破口大罵党員是“猪八戒”，說新党員大多数入党是为了“当科长”，“提工資”；他对肃反运动中动員他交代問題的党支部书記更恨之入骨，說：“我与他无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为什么老是一副死人驗待我。”党的积极分子被他污蔑为“唯唯諾諾没有头脑的人”，甚至当面攻击某工程师說：“你响应上級号召象没經过头脑分析，这很容易被人看出来是假的。”一
  右派分子刘法邦攻击党，仇視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性的。他是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予弟。1941年——1945年在重庆大学讀书的时候，他就和特务分子相勾結，迫害过同学胡家楨、潘慈良等人。毕业后，他借其叔父刘艺舟（曾任国民党第一战区游击副司令；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所属的河南省偵輯处长；伪国大代表等职务）的势力，爬上了开封普临电厂助理工程师、工务科长等职务。他在任职期間曾积极地干着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开封解放前夕，刘法邦尤其仇恨党，仇恨新社会，便由开封逃到郑州，由郑州而武汉，由武汉又逃到桂林、重庆。1950年在大势所迫下，刘法邦才不得不參加了革命工作。到公司后，他經常散布新社会“不自由”，对党与新社会的許多重大問題进行了恶毒的攻击。1950年，当全国人民卷入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斗爭的时候，他却幸灾乐祸地說：抗美援朝是自己找麻煩，惹火烧身。”“三反”，“五反”运动，他对被斗不法資本家深表同情，說：“打虎队整資本家是过火”；对肃反运动，这个右派分子更为不滿，說：“这是党冤枉好人，被斗对象都是党找出来的典型；这些典型都是平素有意見的人，被人家記下来算了一笔总帐”。和风細雨的整风方針刚一在报上公布，这个右派分子便别有用心地散布說：“三反、五反都是党整别人，没有和风細雨；临到整自己，才提出了和风細雨方針，这是宗派主义。”
  “鳴放”一开始，这个一貫反党的右派分子刘法邦認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已成熟，便到处煽风点火。他鼓吹設备处有意見的人說：“你們有什么意見都告訴我，我去替你們放。”在公司召开的座談会上，他給别人献策說：“你不要太急躁，沉住气；提意見不要联系自己，必要时可以摊开讲，要挑有力量的讲，要多举事实。”
  目前，然个向党进攻极端恶劣的右派分子，在設备处全体职工面对面的說理斗爭中被駁得体无完肤，开始交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