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内容
編輯同志：
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合作化救了我全家的人。我的老家住在山东省，全家五口人，就只我一人劳动維持生活。敌伪时，我是海岸卖盐工人，一天掙的伪币好几万元，但还买不上一斤粮。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穷人的生活还是一样苦，我开始带領老婆孩子过起討飯的生活。乞討的日子是难过的，每到一个大門叫了三声“大娘給点吧！”而那些富人就連看都不愿看。我們过的真不象人的生活。
解放后，分到了房屋和土地，日子逐漸見好。在1953年1月，我們来到了本溪。說真話，从山东刚到本溪时，全家还只有两件破棉袄，三条破单褲。打从去年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我就决心加入牛心台威宁营乡曙光社。一寻思：股金还沒有。可是庄主席笑嗬嗬地对我說：“老张不用愁，有办法，保証你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秋后社里結账时，一算我掙了三千多工分，折合人民币七百多元。这回股金还齐了，吃粮不愁了，小閨女上小学了，我还买了三十九斤棉花，做了五床新棉被。今年7月，一次社里給开支四十多元，我又买了五双新球鞋，四十尺蓝花达呢，我一套，老伴一套，几个孩子一人一套，这是我从来沒有过的大喜事。到8月17日，我全家已掙了二千八百多分，一个劳动日秋后能分二元五角多。多好，前些日子老伴喂的一口大肥猪宰了，除了自家吃的以外，还卖了九十多元，这誰能說我們农民生活沒提高。右派分子說合作化搞“糟”了，农民生活“苦”，莫非这些人是耳聋眼瞎，看不到事物嗎？
合作社給我們带来了幸福，我們坚决按着毛主席指点的路走。我要加油，积极搞好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建設，打退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張福堂口述，趙鋼記
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合作化救了我全家的人。我的老家住在山东省，全家五口人，就只我一人劳动維持生活。敌伪时，我是海岸卖盐工人，一天掙的伪币好几万元，但还买不上一斤粮。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穷人的生活还是一样苦，我开始带領老婆孩子过起討飯的生活。乞討的日子是难过的，每到一个大門叫了三声“大娘給点吧！”而那些富人就連看都不愿看。我們过的真不象人的生活。
解放后，分到了房屋和土地，日子逐漸見好。在1953年1月，我們来到了本溪。說真話，从山东刚到本溪时，全家还只有两件破棉袄，三条破单褲。打从去年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我就决心加入牛心台威宁营乡曙光社。一寻思：股金还沒有。可是庄主席笑嗬嗬地对我說：“老张不用愁，有办法，保証你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秋后社里結账时，一算我掙了三千多工分，折合人民币七百多元。这回股金还齐了，吃粮不愁了，小閨女上小学了，我还买了三十九斤棉花，做了五床新棉被。今年7月，一次社里給开支四十多元，我又买了五双新球鞋，四十尺蓝花达呢，我一套，老伴一套，几个孩子一人一套，这是我从来沒有过的大喜事。到8月17日，我全家已掙了二千八百多分，一个劳动日秋后能分二元五角多。多好，前些日子老伴喂的一口大肥猪宰了，除了自家吃的以外，还卖了九十多元，这誰能說我們农民生活沒提高。右派分子說合作化搞“糟”了，农民生活“苦”，莫非这些人是耳聋眼瞎，看不到事物嗎？
合作社給我們带来了幸福，我們坚决按着毛主席指点的路走。我要加油，积极搞好农业生产，支援国家工业建設，打退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張福堂口述，趙鋼記
相关人物
張福堂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