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任雄才
  焦璽說：“肃反之后，应該人人奋发，心神为之一暢，事实却不然，人与人之間的关系特別冷淡”；又說：“知识分子伤透了心，再也鼓不起劲来了。”試問：是誰与誰之間关系特別冷淡呢？是誰伤透了心，再也鼓不起劲来了呢？我是在肃反运动中被审查的一个，就拿我来說，解放前我在匪軍服务多年，解放后在家乡畏罪潜逃，企图逃台未成，到上海又改名換姓考入光华大学。1951年在华东保险公司干部訓练班学习时，由于党的关怀和敎育，使我初步认识到隐瞞历史的严重錯誤和对我个人的危害性，我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幷到上海市公安局履行了反动党团人員的登記手续。但在当时，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幷写信告訴家中准备坐牢。以后政府寬大我，幷沒有让我坐牢，但我的心幷不是平靜的。52年东北敎育部去沪招聘，我在报名时就再三打听要不要象我这样有历史問題的人。以后在大連师專学习进行民主鉴定时，我又在考虑是否能分配我工作，来到本溪三中后，我仍然时时去盘算我的历史，肃反运动开始更是胆战心惊！从这里不难看出，我在肃反前背着多么沉重的包袱！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我的历史呢？
  在肃反中，党为了弄清每一干部的历史，不惜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实事求是的外調工作，不但把我自己所交代的問題一一查对証实，幷得出正确結论，而且連我自己都弄不清楚的事也弄明白了。比如在1944年，我在家乡曾经因口角打了某木匠一耳光，事隔多年，連那木匠的姓名都記不起来了，可是解放后，在家乡就听到有人說要到政府去揭发这一事实，54年幷接到家中来信說：“有人在当地政府告发我在解放前毒打过某木匠，使該木匠因故致死”。我想人命关天，心里眞象热锅上的螞蚁一样！可是这样的事在肃反中党組织也給弄得一清二白了。大家想一想，这难道还不能說明党的肃反政策的伟大和正确嗎？
  解放前，我是一个沒有正确生活目的的罪人，解放后，党把我从泥坑中救出来，不但寬恕了我过去的罪恶，而且培养我，敎育我使我重新做人，使我明确了生活的目的，使我能够很好地为祖国建設服务。我在肃反中沒有被斗，也沒有停职反省，我一直担任着敎硏組长的工作。历史問題查清后，党是更加信任我了，我的工作劲头也更大了。試問焦璽，你为什么說知识分子伤透了心，再也鼓不起劲来了呢？这純粹是汚蔑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