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最近，本报与本溪人民广播电台分別召开座談会，就中央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粗暴地干涉記者活动的事件，揭露了几年来記者所遇到的同类情况，幷呼吁社会各界重視新聞記者工作，从多方面給記者的活动以支持。下面就是記者在座談会上談出来的問題。
  “保密”
  到过本溪钢鉄公司、本溪矿务局所属企业采訪的記者，都感到这些单位的某些人，对記者过分强調保密，使記者很难了解到所要了解的情况。前市委宣傳部胡苏光副部长让記者了解一下生产发展的数字（百分比），記者到钢鉄公司找原計划处刘孟云处长，請她介紹一下，她說：“这保密，不行。”記者又把来意重說一遍，她还是說：“誰說也不行”。后来不得不請经理批示，而当时经理許言同志已经同意，又找刘处长，她还是“不行，泄密！”再去找经理，又得到这样的答复：“下回再說吧！”
  一次电台記者到矿务局計划处去了解一个情况，該处工程师赵宝謙看过記者的介紹信，慢騰騰地說：“这个介紹信不行，回去开一个专門介紹信来，上面要注明需要什么数字，差一点也不行。”記者无奈又回去另开介紹信。可是把介紹信递給他，他又說：“你們需要的数字太多了，这些情况都是保密的。你們要它干什么？！”結果又拒絕介紹了。連該局张局长也这样說：“你們如果眞的要这个情况，叫你們台长亲自来跟我联系。”就这样把記者攆走了。
  秘書“關”
  記者們在采訪活动中的另一个困难，就是秘书当路，首长难見。在市人委、钢鉄公司、矿务局或者水泥厂，記者要見市长、经理、局长或者厂长，往往都是非常困难的，常常被外层的秘书挡了路：不是說“沒有时間”就是說“不在”，有时事实幷不如此。就者在焦化厂采訪，想找李、赵两位厂长了解一下情况，当时这两位厂长都在厂长办公室，但記者不认识，一位科长說：“不在”。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来本溪时，市委通知报社进行报道，而当記者与市长秘书談过来意之后，却被阻止了。記者再三向他探詢情况，可是他，連有沒有这件事都不肯讲。第二天貴宾走了，他才对記者說有这么回事。
  有些秘书同志还看人下菜碟。他們看你衣帽行事，还分出“大工人报”“小工人报”。有一次記者到矿务局采訪，局长秘書問：“你是哪兒来的？是新华社的，还是辽宁日报的？”記者說：不是。他說：“啊？小报的啊！……局长不在”。这时，正好新华社記者孙若刚来了，也找田局长。秘书又照例問一遍，一听是“新华社的”，子是就滿面笑容的对孙說，“您坐下等一会兒，我去看者看。”这时本报記者还站在外边沒走，这位秘書看看也有点难为情似的，绕了一个圈子，出来說：“在屋呢，請进吧”。本报記者很幸运地沾了新华社記者的光見到了局长。
  阻擋和歧視
  有一位苏联著名舞蹈家在本溪演出时，电台組织实况轉播。但記者活动的地方只是剧場电影放映室，很难入場。当記者为了一件事情請示現任市委財貿部副部长、当时的会場主持人刘华强的时候，他斥責說：“啊！我宣布了，你們为什么沒听！”当記者解释說，在后边活动对場內情况不能完全掌握的时候，他仍然粗暴的說：“算了！算了！就是这么回事……去吧！”
  在本市傳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話前。財貿部召开个会，記者幷沒要求去听傳达，但財貿部办公室馮主任打电話要記者去听听。这次会议偏偏碰到刘华强副部长傳达，他在会上說：“請报社和电台同志出去吧！”这时馮主任又和刘华强同志讲了一气，結果还是不行。馮主任只好向記者說：今天都是十七級以上的人參加。实际參加这个会的有二十級干部，也有党外同志，而刘华强同志偏偏不叫記者參加。
  去年庆祝“五一”劳动节时，电台記者戴記者条刚走上主席台，想覌摩一下大会陣容，馬上就被攆下了主席台；第一焦化厂党总支討论增产节約計划时，一个非党記者（团員）參加了一半时間，总支书記韦祿坡給記者写了一个紙条子：“××同志：有人提议，不是党員不能參加这个会，对不起，会后再向你介紹吧！”記者不得不紅着脸低着头走出会場。
  用則呼來不用踢開
  許多单位把市委机关报看成是一个部或者几个单位联合机关报，把記者看成是給他們装飾門面的油漆工。因此，他們用則呼来，不用就丢开。市委組织部个別同志把市委职能部、处甚至个人对报社都看成是領导关系，遇有不同意見就直接申斥、指責起来記者。如有一篇稿因校对数字上出些問題一位处长就气凶凶地指責記者說：你們报社这是怎么搞的！××是个干什么的，他怎么能写組织工作……記者連連道歉，这位处长发完了这頓皮气，这才算完事。市委宣傳部鄧玉泉同志态度傲慢，时常斥責記者。一次“五一”节，多印几百份报紙給大会場。这天記者抱着报紙送到主席台去，鄧玉泉同志来了，戴个大会发的条子，厉声說：“送来这么晚，自己发去！”說着就揚长而去了，实际幷不晚。还有的部，经常电話一拿就說：“喂！报社来一个記者，有个事……”有时还得在电話后面加上注解“要党員記者”，“××級的”。有的稿子发表前，沒送他們看，发表后他們会盾問报社：“你們写的稿子，为什么不送給我們看看”。甚至有个別同志认为“你們沒有資格跟我讲，”指名找某某总編輯。团市委、妇联等机关也有类似情况，甚至在通知中也写上：“报社应該如何如何”。很多单位一开会就让記者去給記录，有点什么好事就让記者給报道出去；但是如果批評了他們，他們就不舒服，以后再来也就不理你了，甚至想尽一切办法来封鎖消息，拒絕接見，进行刁难和报复。读者来信組去的記者就不欢迎，新間組記者去了，則說是“好記者”（因为多是表揚他們）。
  今春，記者曾经到市卫生局卫生队調查不除垃圾的問題。当时找卫生队长不在家，就找个积极分子张某。之后，他又給記者找几个工人介紹些情况，工会主席也同意記者到工人宿舍去談談。情况談了之后，碰上了楊队长。第二天楊队长就找张某問：昨天那个人是誰？张說是报社的。楊队长就大发雷霆地对张說：“你赶快叫他开介紹信、証明！吿訴他：工人宿舍有条褲子丢了。”就是这样来侮辱記者。……本报批評食品公司損失浪費情况的时候，当稿子发表后，記者問经理有何意見，他說了一声“沒有意見”，站起来就走。当时支部书記陈香亭（現商业党委組织部副部长）当面說得很好，要开支委会开展批評，可是記者走后，竟駡記者：“这个犊子！”（这是商业局监察室反映出来的）这个事市委財貿部、省商业厅都知道，但一直未检查处理。
  攝影記者被監視
  本报記者到钢鉄公司、矿务局的厂矿摄影，要过很多“关”。首先要经过公司、局、处批示，然后经过厂长、党委、工会、保卫科、生产科、車間主任……批示。摄影的鏡头也得事先提出，照先进生产者个人象也不得在厂內照。摄影鏡头事先确定好，还得派保卫科的干部跟在后面监視。在彩屯矿就是这样，記者照一个鏡头保卫科的人就在笔記本上記一个，方向比原計划差一点也要受到貭問。如果临时看到一个好鏡头要照下来，还得另开介紹信重新过“关”。一次欢迎新兵入伍，記者到本溪南站想照一个新兵上車的鏡头，却被鉄路警察阻止了，警察說：“鉄路保密，沒有东北鉄路管理局的介紹信，不准照。”为了庆祝国庆节，一个摄影記者准备拍摄一个画刊，一个介紹記信足足跑了两天，从公司、局到厂矿車間，层层签批，介紹信上都写滿了各級“首长”的名字、盖滿了各关口的图章。此外，扣押照象机、沒收胶片等事也发生过。在这样鉄絲网的包围下，还怎么能提得上撮影工作上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呢？那只能是呆板，枯燥，单調的偶象的翻板。
  希望
  这些遭遇和困难，严重地限制了記者的活动，使很多群众喜聞乐見的新聞和鏡头被遺弃了，使宜傳敎育工作受到很大損失。为了改变上述情况，作为党报記者，必須加强馬列主义与党的政策的学习，树立艰苦的工作作风；同时，記者們殷切地希望市委和有关部門多給記者以帮助和支持，改变不合理的規定和制度，給記者活动以更多的便利！我們在这里向全市人民呼吁：大家要尊重記者的劳动，从各方面給記者打开方便之門，让他們在党的領导下，大放大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