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市图书馆 内容
近来，我們全党正在过着极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种座談会上，在报紙、刊物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大家议论紛紛。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认为似乎是滿城风雨了。其实，哪里是什么风雨，正是我們需要的阳光。
大家议论些什么呢？大家都在议论人民的内部矛盾；大家对于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項缺点和錯誤进行批評，提出意見。有的对党群关系中的不正常現象表示不滿，有的对于各級領导干部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大有意見，有的对于共产党員的宗派主义現象提出抨击，有的对于敎条主义的錯誤予以公开的指責。人們的议论撹乱了我們許多同志的酣梦，感受到议论紛紛的压迫。
有些共产党員覚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員却說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員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紛紛，不好領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見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沒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紛紛的意見收拾了才好。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緒。我們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評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之間的大团結，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結，对于改进我們的工作，克服我們的錯誤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緒，我們认为这类情緒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在哪里呢？
我們且看“怕”的情緒有没有道理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通常的情况下，領导者与人民是一体的，領导者是为人民服务的。領导者与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两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比較容易看全局，看长远，一方面比較容易看局部，看当前。作为領导者往往容易忽視群众局部和当前的問題。作为群众往往不容易看清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如果两者接近，很好的結合起来，矛盾就少；两者距离日远，不能結合，矛盾就多。如果我們身上的官僚主义少些，就能够使这方面結合得好些，如果我們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重些，矛盾就要突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怕”是絲毫也不能解决問題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愿意勇敢地正視矛盾，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我們的工作作风。
有人覚得“委屈”。不錯，我們的許多同志終日辛劳不已，忙忙碌碌，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可是有些事情的效果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人家东也指，西也責。在紛紛的议论之中，自然也有某些意見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員，没有聞者足戒的精神，只看見有成績的一面，不看見有缺点的一面，斤斤計較是否受了委屈，这就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风度。究竟为什么听了人家的意見，就覚得委屈呢？如若追一下根，溯一下源，原因无它，这是因为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他們把群众，把他領导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把党外人士，看做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我是管你們的，你們是归我管的，你們应該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們的。我有权批評你，你没有权批評我。我是天下第一，老子革命有功。这些观点，当然是极端錯誤的。有些同志还往往缺乏說服的本領，乞求于簡单的行政命令，結果事情办不好，而且脱离了群众。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說得好听些是骄傲自滿的态度，說得不好听些，就是不自覚的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影响。我們的同志只有当人民公仆的义务，没有当人民上司的权利，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一輩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小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天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不革除这种隐藏着的观点，就不能革除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严重的官僚习气。由此看来到底是我們某些同志委屈了人家，还是人家委屈了我們？这是值得我們共产党員深思的。
有人有“难”、有“急”的情緒。是的，現在的許多事情是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了。从前只要有阶級斗爭的本領就行了，現在要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領，要有向自然界作斗爭的本領，要有管理国家，建設国家的本領。我們缺乏这些本領是事实。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难”字的面前低头，不应該知难而退，而应該虚心学习，知难而进。如果一反这种精神，把問題簡单化，一旦发生問題就想压服一下，这自然是不行的。有些同志遇到問題，碰到了矛盾，不先反求諸己，急于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却不急于分清自己的是非。批評人家振振有詞，要求人家服貼，被人批評就扭扭怩怩，不肯认錯。或者气急敗坏，不是恨不得想把批評者一棍子打死，就是惊慌失措，覚得大事不好了。中国是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海是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們能够說我們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很好嗎？所有的問題都能解决得妥善无缺嗎？我們共产党人能把所有的問題看得一清二楚嗎？不能。旣然不能，那么党外的朋友，广大的群众，他們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側面看到許多情况，提出許多問題，他們把我們所不知道的，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問題、錯誤和缺点告訴我們，提醒我們，这豈不很好嗎？我們对待党外朋友的批評，应該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党外的朋友勇于批評我們，监督我們，能够和我們眞誠相見，推心置腹地說話，这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古人說，“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誨乎”，党外朋友爱我們才批評我們。我們說这好得很，这是中国从禹湯文武起，一直到民国历代所没有出現过的，也不可能出現的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我們有些同志嘴里天天說要联系群众，团結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見，这似乎是革命者的口头禅了。群众提意見了，又害怕得要死。我們常常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一些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怕革命的人；我們的某些党員同志，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見，采取“怕”、“屈”、“难”、“急”的态度，这和“叶公好龙”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須知，建設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不容易的，不是我們一党之力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团結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积极因素来协力以赴。而要做到这一点，則必須正确地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順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大变化，一个大关。我們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新情况的大变化，要有充分的准备来过这一关。三国志上的关羽，过五关的办法是斬了六名大将，我們过关的办法不是斬将，而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什么是我們的架子？我們的架子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官派；就是党員优于非党員高人一等的貴族观点；就是老革命，老資格的臭气势、臭派头；就是自命不凡，特殊自居，脱离群众的生硬僵死的官僚主义。把架子放下，老老实实地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了六亿人民的大利益，我們要下决心整掉我們自己的不良作风，填平我們与群众之間的鴻沟，消除与党外朋友的思想上的壁障。总之，党外的紛紛议论好得很，应当继续展开，这对于改正我們的缺点和錯誤是极为有益的。
大家议论些什么呢？大家都在议论人民的内部矛盾；大家对于我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項缺点和錯誤进行批評，提出意見。有的对党群关系中的不正常現象表示不滿，有的对于各級領导干部的那些官僚主义作风大有意見，有的对于共产党員的宗派主义現象提出抨击，有的对于敎条主义的錯誤予以公开的指責。人們的议论撹乱了我們許多同志的酣梦，感受到议论紛紛的压迫。
有些共产党員覚得这些议论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产党員却說它糟得很。有些共产党員在这种形势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紛紛，不好領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見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沒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紛紛的意見收拾了才好。
看来，党外有议论，党内有情緒。我們认为党外的议论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里呢？好在这些议论，大多数是批評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党与非党之間的大团結，全市六百万人民的大团結，对于改进我們的工作，克服我們的錯誤和缺点极为有利。党内有情緒，我們认为这类情緒是不健康的。不健康在哪里呢？
我們且看“怕”的情緒有没有道理吧。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通常的情况下，領导者与人民是一体的，領导者是为人民服务的。領导者与人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因两方面所处的地位不同，一方面比較容易看全局，看长远，一方面比較容易看局部，看当前。作为領导者往往容易忽視群众局部和当前的問題。作为群众往往不容易看清全局和长远的情况，如果两者接近，很好的結合起来，矛盾就少；两者距离日远，不能結合，矛盾就多。如果我們身上的官僚主义少些，就能够使这方面結合得好些，如果我們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重些，矛盾就要突出。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怕”是絲毫也不能解决問題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愿意勇敢地正視矛盾，努力克服官僚主义，改进我們的工作作风。
有人覚得“委屈”。不錯，我們的許多同志終日辛劳不已，忙忙碌碌，为人民做了不少事情。可是有些事情的效果并不能全如人意，所以人家东也指，西也責。在紛紛的议论之中，自然也有某些意見是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共产党員，没有聞者足戒的精神，只看見有成績的一面，不看見有缺点的一面，斤斤計較是否受了委屈，这就缺乏共产党人应有的风度。究竟为什么听了人家的意見，就覚得委屈呢？如若追一下根，溯一下源，原因无它，这是因为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还隐藏着一种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他們把群众，把他領导下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把党外人士，看做是属于自己管的手下人。我是管你們的，你們是归我管的，你們应該听我的，而我可以不听你們的。我有权批評你，你没有权批評我。我是天下第一，老子革命有功。这些观点，当然是极端錯誤的。有些同志还往往缺乏說服的本領，乞求于簡单的行政命令，結果事情办不好，而且脱离了群众。这种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說得好听些是骄傲自滿的态度，說得不好听些，就是不自覚的多多少少受到了一些反人民的国民党的影响。我們的同志只有当人民公仆的义务，没有当人民上司的权利，今天没有这个权利，一輩子也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小没有这个权利，功劳天大也没有这个权利。不革除这种隐藏着的观点，就不能革除随着这种观点而来的严重的官僚习气。由此看来到底是我們某些同志委屈了人家，还是人家委屈了我們？这是值得我們共产党員深思的。
有人有“难”、有“急”的情緒。是的，現在的許多事情是比从前的复杂得多了。从前只要有阶級斗爭的本領就行了，現在要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領，要有向自然界作斗爭的本領，要有管理国家，建設国家的本領。我們缺乏这些本領是事实。但是共产党人不能在“难”字的面前低头，不应該知难而退，而应該虚心学习，知难而进。如果一反这种精神，把問題簡单化，一旦发生問題就想压服一下，这自然是不行的。有些同志遇到問題，碰到了矛盾，不先反求諸己，急于去分清群众的是非，却不急于分清自己的是非。批評人家振振有詞，要求人家服貼，被人批評就扭扭怩怩，不肯认錯。或者气急敗坏，不是恨不得想把批評者一棍子打死，就是惊慌失措，覚得大事不好了。中国是这样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海是这样一个六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我們能够說我們所有的事都能办得很好嗎？所有的問題都能解决得妥善无缺嗎？我們共产党人能把所有的問題看得一清二楚嗎？不能。旣然不能，那么党外的朋友，广大的群众，他們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側面看到許多情况，提出許多問題，他們把我們所不知道的，没有看到、没有想到的問題、錯誤和缺点告訴我們，提醒我們，这豈不很好嗎？我們对待党外朋友的批評，应該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党外的朋友勇于批評我們，监督我們，能够和我們眞誠相見，推心置腹地說話，这是糟得很呢，还是好得很呢？古人說，“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誨乎”，党外朋友爱我們才批評我們。我們說这好得很，这是中国从禹湯文武起，一直到民国历代所没有出現过的，也不可能出現的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我們有些同志嘴里天天說要联系群众，团結群众，要走群众路线，要虚心听取群众意見，这似乎是革命者的口头禅了。群众提意見了，又害怕得要死。我們常常以“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一些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怕革命的人；我們的某些党員同志，对待党外人士的意見，采取“怕”、“屈”、“难”、“急”的态度，这和“叶公好龙”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須知，建設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不容易的，不是我們一党之力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团結一切可能团結的力量，調动一切可以調动的积极因素来协力以赴。而要做到这一点，則必須正确地处理当前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順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大变化，一个大关。我們的同志要充分认识新情况的大变化，要有充分的准备来过这一关。三国志上的关羽，过五关的办法是斬了六名大将，我們过关的办法不是斬将，而是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改造自己。
什么是我們的架子？我們的架子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官派；就是党員优于非党員高人一等的貴族观点；就是老革命，老資格的臭气势、臭派头；就是自命不凡，特殊自居，脱离群众的生硬僵死的官僚主义。把架子放下，老老实实地向党外人士学习，向劳动群众学习，为了六亿人民的大利益，我們要下决心整掉我們自己的不良作风，填平我們与群众之間的鴻沟，消除与党外朋友的思想上的壁障。总之，党外的紛紛议论好得很，应当继续展开，这对于改正我們的缺点和錯誤是极为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