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在“四人帮”当道时，这恶势力是颇盛的。人们都记得一九七五年末和一九七六年初，一批老干部刚刚出来工作，这恶势力便举起了棍子。于是，一边是埋头搞整顿，医治多年的创伤；另一边则是棍子挥舞——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一时间，为国为民忘我奋斗的各级干部，成了十恶不赦的“还乡团”；饱食终日，不做工作（岂止不干工作，还专踩实干家后脚跟）的人，竟成了“清白官”，有的甚至平步青云，接连加官晋级，成了显赫一时的功臣。这使人们再次长了见识：只埋头苦干不行，光兢兢业业也不够。必须时时防备同一营垒的人从后面的偷袭。时至今日，“向前看”的呼声虽然强烈，一些干部想甩开膀子抓工作，却恐后、顾后，总有那么点不放心。
  这余悸并非庸人自扰，因为“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多年无休无止的“阶级搏斗”造就了这样一种干部：不懂业务，干不来实事，或者根本不想干实事。他们最最习惯的，就是在几句革命口号的掩护下，争宠弄权，以整人为事。当前在某些单位的领导班子中，仍存在着这样不干实事，专门整人的人。他们一身懒肉，德才欠缺，业务不通，工作不做；对下拨弄是非，对上屡进谗言；眼睛盯着别人毛病，手里抓着别人把柄；口喊革命口号，心想如何得宠。特别是对实干家们，他们嫉贤妒能，以自己不懂业务为荣，以会给人上纲上线为能，自己不干，还千方百计拆台，对人家的工作评头品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让你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对这样的人，勤恳工作的同志真是又气又忧，而忧比气更甚，谁知何时，或打来一闷棍，或进上一谗言，或捅开一漏洞，或设下一陷井……，让你防不胜防，无所措手足。
  这不干实事又专门整人的恶势力，在我国历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战国时屈原可谓实干家，《史记》记载他“博闻疆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就遇上了这恶势力。与他同级的上官大夫靳尚，“争宠而心害其能”。有一次楚怀王让屈原草拟法令，稿子还未写好，靳尚就想夺过去看。屈原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不让他看。于是靳尚就拨弄是非，说屈原不守机密，拟法令的事人人都知道了。还说屈原每次公布法令都自夸“非我莫能为也”，使楚怀王渐渐疏远屈原。靳尚这样的人，历史上称为奸臣，以后历代均有，如唐李义府，宋秦桧，明严嵩等。奸臣横行，在封建制度下不足为怪。因为封建制度是私有制度，封建统治者时刻想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奸臣围前围后，投其所好，诬陷忠良，正迎合和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私利。到了明成祖和明宪宗时，甚至依靠宦官，专门设置了东厂和西厂这样的特务机构，用来监督官员中的反对派，为封建统治者做耳目，整人成了一些人的生计。
  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属于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干部的责任，不再是向哪个人负责，而是向全体人民负责。这就需要广大干部光明磊落，廉洁奉公，扎扎实实，埋头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四人帮”时出现的“卖盐的喝淡汤，干工作的不吃香”这一局面，乃是历史暂时倒退的一种反常现象。打倒“四人帮”后，不干实事专门整人的人，开始为大家所厌弃。随着社会风气的改变，干部制度的改革，这样的人将越来越无施展之地。莫不如趁早多学点真本领，少搞点歪门邪道，学着做个好干部。
  同时，为了解除实干家们的后顾之忧，各级组织部门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实干家们殿后，象叶副主席在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对于极少数经过耐心教育仍然坚持错误态度，坚持闹派性的干部，对于极少数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严重衰退的干部，我们要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不能让他们阻碍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