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市图书馆

请你不要说我疯了，我曾亲手用整张的大报纸卷过半斤装的巨型纸烟，强令别人吸过，这是真的！荒唐吗？奇特吗？然而，在那段充满着荒唐与混乱的生活中，每一种下流卑劣的勾当又都涂上了时髦的油彩。请你耐心地听我从头讲起吧——
  人不知什么时候得病，近来，我的脖后正中间的地方——也就是俗语说的“睁嘴窝”那地方长了一个脓包，里头一蹦一蹦的，疼痛难忍。看到的人都惊骇地告诉我：“这是砍头疮，你得赶快治疗，若不抓紧治，病毒感染，发起高烧，就有生命危险。”我被吓得心惊肉跳，赶紧跑进医院。
  就这样我住进了矿山医院二病房五号病室。护士同志和蔼地告诉我：“曲师傅，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郑大夫给你来看病。”
  郑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心弦被重重地拨了一下，象受惊似地抖颤着，后脖上的脓包也一抽一抽地在收缩的疼痛着。
  没容我多想，门吱的一声开了，进来的果然是郑大夫。郑大夫今年有四十七、八岁，中等个，长方脸，一双不大的眼睛却格外有神。他脖上挂着听诊器，走到我的床前，以命令式的口吻简单地说了句：“转过身去。”
  我一听这不高不低的四个字，心就发凉了，暗想，这下糟了，落到了他的手里！
  我缓缓地转过身去，背对着郑大夫。他用手轻轻地扒开我脖后的头发，试着按疮周围的肿面，问我：“几天了？”我答道：“四、五天了。”“怎么不早点来治呢？”“我一开始没当回事儿。有什么好办法吗？”“治治看。”随后，是好一阵的沉默，我也不敢多问，等待着他的裁判。但是，他写完病历以后，扭身就走了。起初我感到他对我有一种威压似的，他一走，我立即感到象卸掉沉重的包袱一般轻松愉快。我轻轻地咳嗽两声，擦擦额角上的汗。刚刚转过身来，郑大夫又立在我面前了：“你量量体温。”他拿着体温计，仔细地看看水银柱，甩了两下，又看看，递给了我。我低着头接过体温计，迅速地撩起衣襟，一下子夹在腋下。郑大夫看着我的动作，似乎要说什么，但却没有说，只是乘我躺下的当儿，把掉在地上的被角拾起，然后又双手提着被给我盖在身上。他转身要走，同病室的一位快嘴病号顺口问了一句：“郑大夫，怎么你送体温计，护士呢？”郑大夫一边朝外走，一边微笑着回答道：“谁送还不一样。”
  望着郑大夫的背影，我心里暗暗嘀咕：“我来医院，这是自找上门呀，唉！有什么办法呢？闲言少叙，凭天由命吧！”
  走廊上传来护士那分外谨慎轻盈的脚步声。护士来取体温计了。
  这时，从四号床传过来一阵剧烈的咳嗽，护士同志闻声走了过去，只见四床的病号手指间夹着一支纸烟正有滋有味地吸着，护士急了，上前一把夺过来，高声大气地说：“你呀，你呀，郑大夫告诉你多少回了，你这样做过肺部手术的人不要吸烟，可是，烟瘾一来，你就什么都忘了，你若是再不记着，就把你的烟全部没收。”
  这一阵劈头盖顶地批评，真把四床病号造懵了，他小心翼翼地辩解道：“烟瘾一来，我实在有点挺不了……以后我不吸了。”这几句自我检讨，似乎使护士的怒气消了些，可是，她还是严厉地说：“你要是再吸，我就告诉郑大夫！”话音落地，四床病号象触了电似的，笑嘻嘻地哀求道：“好护士同志，你可别告诉郑大夫，我求求你。再违犯，你怎么处罚我都领，行吧？”护士看着他这副可怜相，“咯咯”地笑了，同病室的其余人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唯独我没有笑，我双眼盯着四床病号扔到地上的那支烟，只见这支烟逐渐变粗变长，终于变为一支巨型的纸烟……，突然象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搅动着我的五脏六腑，我的心在隐隐作痛，记忆的烟圈渐渐地套住了我……
  那是一九六八年初，我被抽调在矿专政队里当队员。郑大夫戴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被关进“牛棚”。一次，我们命令郑大夫笔直地跪在水泥地板上静思默想自己的“罪行”，同室的另一位专政对象，看他跪得太累了，便偷偷地递给他一截烟头让他吸两口解解乏。这对于处在危难之中的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关怀和安慰呀！就在这时，我们的队长气势汹汹地闯进屋里，以响当当“左派”那种特有的威严目光把屋里的人们扫了一遍，蓦地，他发现郑大夫扔掉的一截烟头，恶狠狠地朝郑大夫吼叫道：“谁让你不请示就抽烟！你不老实，小心砸碎你的狗头！”随即，他奔到办公桌前，从报纸夹上“唰——”扯下一张报纸，吩咐我卷一支烟。天哪，卷烟都用蝇头小纸，哪有用整张的大报纸卷烟的呢？这烟就是卷出来，也无法吸呀！我犹豫了一下，但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呀！这个虚伪透顶、荒谬已极的信条当时成为我们这些人忠守不渝的玉律，是支使我们行动的发条。我顺从地卷好了一支足有一尺半长，瓶口那么粗的巨型纸烟，队长伸手接过去，气呼呼地递给了郑大夫，喝令道：“你不是爱吸烟吗？这支烟限你半小时内吸完！若不吸完，别怪我的皮鞭子不客气！”郑大夫伸出颤抖的瘦骨嶙嶙的双手，划根火柴点着，眉头锁得紧紧的，一声不响地吸着，一股一股的浓烟从郑大夫的嘴里吐出来，豆大的汗珠从郑大夫蜡黄的脸上滴落下来，巨型的烟卷一截一截地化为浓烟，灰烬，逐渐地缩短，“啊——”一声撕裂人心的惨叫，他终于昏厥过去……
  十年过去了，现在郑大夫的那一声惨叫又回响在我的耳边，那支巨型纸烟好象又在我面前点燃着。我心里喊叫着：罪过啊罪过！罪恶的卑鄙的过去使我追悔莫及。我这次来住院，实在处于无奈，如果不是病魔把我押送到这里，我自己是决不会送上门来的！凭他郑大夫“关照”吧！
  打针，吃药，换药，化验……连续两天的治疗过去了，可是，疗效不佳，两天里，我的脑海里总出现郑大夫的面影，多么一个令人难以琢磨的人啊！两天里，他总是默默地给我看病，除了问起有关此病的事而说一两句话以外，其余竟一句话也没有，我默默地观察着郑大夫对我的态度。
  早晨，郑大夫披着一缕阳光走进病室，来到我的床前，看我脖后的疮仍不见好，问道：“你以前试用过溶血疗法吗？”我连听都没听说过，连忙回答：“没用过，从来没用过。”“哦，”郑大夫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办法，可以试试。”
  下午，护士拿着针盒来说要抽我的血，我奇怪了——抽我的血干啥？护士见我迟疑，用手扬起一张纸单子，乐呵呵地说：“你看这单子。”我定睛一看，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画着一幅表格，似乎标明着多大年龄该抽多少CC血，掺对百分之几的药。护士见我愣愣地看表格，就进一步解释说：“你的病，郑大夫可费心思哪。郑大夫这几天熬到挺晚才睡，他查找很多医学资料，提出了一个溶血疗法的医疗方案。这个疗法也就是抽你一点血，加进药，再给你注射，这是一种比较有效的疗法。”
  是吗？我僵冷的心突然热起来。我知道：郑大夫家离医院足有五里地，又没有通勤车，他每天花费在路上就得两个来钟头，还为了我熬夜查找资料，难道他对于我一点隔阂也没有了吗？难道他的心竟然象水晶一样，没蒙上一丝一缕嫉恨的烟尘吗？难道他在静静地深夜，一边查找资料的时候，他就没有想到，他所精心治疗的患者正是曾经得意一时，摧残过他，折磨过他的仇人吗？
  这一系列的问号撞击到我的胸壁上又弹回来，产生极大的反作用力。我要扪心自问：当你为身陷囹圄的郑大夫制作巨型纸烟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的理智哪里去了呢？我的胸中有点发疼，我将何以在这春光浩荡的大好人间掏示一下我这颗悔恨过的心呢？
  施用溶血疗法当天，郑大夫便成了我们病室的常客。他站在我的床前，温存地注视着我，有时，用手摸着我的腕部，体察我的脉搏；有时亲手解开我的钮扣，给我夹好体温计。并且一再嘱咐我：“得这种病很遭罪，不要急躁。”问我睡眠怎样，吃饭香不香？同病室的人都说我受到了郑大夫的“特殊优待”，他们哪里知道，我这颗焦灼的心如今是一种啥滋味呢？
  晚饭后，郑大夫含着孩子般的笑容又来了，他悄悄地走到我的床前，神秘地对我说：“小曲呀，你入院后，怎么不爱玩了？”我茫然失措，不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忽然，我的眼前悉索地掠过一团碎银般的光，我定睛一看——啊，九连环，闪光的九连环，郑大夫给我借九连环来了。我惊喜地抓在手里。郑大夫深情地回顾说：“十年前，咱们在一起时，我记得你对这玩艺爱不释手，你不能扔掉它呀！”我噙着感激的热泪，用颤抖的声音说：“太谢谢你了，郑大夫。”郑大夫笑着说：“给大家表演一下吧。”我手里拿着九连环，忘情地舞弄起来，经过左翻右动，九连环的不解之谜终于解开了……
  溶血疗法果然奏效，经过一星期，我就痊愈了。郑大夫为我解除了疾病的疼痛和思想上的苦恼，德心难忘。在凉台上，我找到了郑大夫，他穿着一件洁白的大衣，两眼闪射着慈善的目光，温和的春风抚摸着他那略见斑白的头发，我走上前去握住他那双手，疚愧地说：“郑大夫，我这次有病——得了砍头疮，我犯了砍头之罪，可是，你却给我治好了，想想过去我那样地对待你，我可真对不起你呀！”
  郑大夫扬起手捋一捋饱经风霜略显斑白的头发，双目炯炯地注视着远方，神色庄重地说：“过去的旧账，就不要纠缠不休了，咱们的仇恨都应记在万恶的‘四人帮’身上。给你治病，作为一个大夫来说，这是我应尽的职责。把同志们的病治好，大家都精力充沛，同心同德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我的心愿。”
  我的心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愈捏愈小，不知怎的，两颗泪珠从眼角里淌出来，我一下扑到郑大夫那宽大浑厚温暖的怀抱里。
  啊，世上对人的谴责有多种多样：有声严厉色的，有拳打脚踢的……但是，哪有用这种纯正无私的火热之情的谴责更深刻更有力更尖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