鞍山市图书馆

十六噸輕軌成廢品了——底座不直。这个質量事故，發生在1956年3月中旬、中型廠矯直乙班。段長組織工人用錘子敲打來挽救。可是，全班三十六人整敲了一天，幾十根輕軌中，能算得上二級品的，只有四根。全班工人都直着急。推鉄工王大貴眼看着一百多根國家急需的鋼材作廢，心裏也很难过。这是外廠的訂貨，馬上就会影响國家建設。不能叫它報廢！王大貴用心捉摸，提出了一項合理化建議：利用現成的110方鋼，截成六百粍，兩头焊上，把輕軌放在方鋼之間，然後用皮帶压力机矯直。十六噸廢輕軌復活了——全部成了一級品。
  王大貴挽救了十六噸輕軌。这件事，咋听起來，眞叫人驚訝。因为不久前，王大貴还是全廠出名的老落後呵！的確，王大貴从1953年3月入廠以來，不但不好好幹活，还好打仗。屋裏屋外打个遍，与本班工人打仗很平常，就是成品、檢查站和記錄的工人也沒有例外。
  矯直工、党員姜德芝，从1953年起，党組織就指定他帮助王大貴轉変。三年來，他苦口婆心，數不淸曾經帮助过王大貴多少遍。王大貴沒房子住，团組織發動团員帮他盖；看見王大貴累了，老姜把矯直机調整好下來帮他幹一会兒；什麽道理沒对他講过呵，有時一談就是幾个鐘头。王大貴心裏也有些感動：「老姜对我的帮助眞像親哥兒倆一样。」可是談一次話好不了兩三天。还有乾脆談崩了的時候，那時王大貴就把手一擺，不耐煩地說：「別給我談这一套了，这我全明白，我就是在这个崗位幹不好。」一个人耐性也有一定的限度，到1955年下半年，老姜眞泄气了。他很难过地对王說：「王大貴呀，王大貴，你算眞够样啦！」
  在工業高潮中，党組織又从新指定老姜帮助王大貴。党小組会上，認眞分析了王大貴三年沒轉変的原因，一致認为是党員做思想工作缺少办法，只会用大道理來來回回推車。得出結論：光講大道理，治不了思想病。
  可是，王大貴的思想病在哪裏呢？姜德芝仍然茫無头緒。他向党組織要求，由他和曹永庫、田容成一起來帮助。三个人正面了解，側面打听，認为他落後的原因是兩个：一是对領導有意見；二是三年沒調整工資，对掙189分可能有意見。針对这兩个問題找他談話。他承認对領導有意見，但是不願意談出來。至于工資，他說：「我有啥意見，比我早來的还有掙189分的。」这条道沒走通。
  从和王大貴較接近的工人那裏，了解到王大貴的出身歷史：从十五歲起，就在資本家手下当織襪工、学五金，做小買賣。開口駡举手打是長年养成的惡習。
  党小組会上，又硏究了王大貴的思想，認为他的特點是个性倔强，不怕硬，人很聰明。1954年曾經提过一項合理化建議。那時候吊大角鋼用的鋼繩一天用兩三付，六十米長的鋼繩就因为断了不能用。王大貴建議用七分廢管套在容易断的那節繩子上。因为实現了这个建議，大大减少了鋼繩的浪費——由每天用兩三付改为每十天用一付。但是領導上沒有重視王大貴的这种積極性，直到1955年反浪費展覽時，才發現这項建議是王大貴提的，而且还被鮑鳳池窃取了一半荣譽。三年來，就因为他有爱打仗的惡習，領導上不關心他，不敎育他，反而一味采用惩罰的方法对待他。这样，就嚴重伤害了一个工人的自尊心，損害了他的主人翁的荣譽感。幾年來，对党員、工長田荣臣缺乏民主作風、不依靠群众等錯誤的思想作風，党組織曾經進行过多次批評，責令他在党員大会和党小組会上做檢討。田虽較前有所克服，但沒有讓他公開向王大貴承認錯誤。因此，必須要从耐心啓發、提高他的階級覚悟、增强他的工人階級的責任感着手，向他檢討过去領導上的粗暴的領導方法，帮助他消除障碍進步的疙疸。
  經过姜德芝、曹承庫、团組長賴玉先等耐心的說服敎育，和檢查过去領導上的缺點，幷通过当前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势，啓發他的覚悟。王大貴轉変了，幷向姜德芝傾吐了蹩了幾年的眞心話：
  「这三个年头，我这样落後，就是因为和田段長蹩着一口气。他的权利太大了，对我从來沒有帮助过，除開批評，就是处分、調動我崗位。資本家就是这样——誰有权利誰就使喚。
  「那年無縫廠開工，咱們給它加工管坯。我的風鏟不好使，眼瞅着別人都鏟完兩根了，我光顧收拾工具，連半根也沒鏟完。心裏焦急，就和馮憲章倆商量，燒根鉄条捆住風鏟头，才五、六分鐘的工夫，加工組長就向田組長彙報（那時候田是組長），田組長來了就訓斥我：『你为啥要滑不幹活！』我說：『我在收拾工具。』他連瞅也不瞅又訓開了：『你就是要滑！为啥別人的工具就好使？你的客覌也太多了。』我一生气就說：『我不幹了，你派別人去！』这下田組長更來勁兒了，下命令說：『調動你的工作！』我說：『調吧！你是領導，我是工人。』兩小時調動了三个崗位。从这就蹩上这口气。
  「有一回，我侍候檢查站檢查成品，因为那些角鋼毛病多，檢查得慢，我就翻得慢。田組長不問原因，到我跟前就瞪兩大眼，粗声粗气地命令說：『快點翻！你乾脆在要滑！』听了眞蹩气。我也沒好声气地对他說：『給我走远點！』这不是明明在踩我的小脚嗎？要不倆人在翻鋼怎就光扣我？越尋思越有气，順手就又巴拉了他一下，說：『你來幹幹我看看。讓我來当一会兒領導，你來当一下工人試試。』田組長二話不說，就又下命令：『停止你的工作！』我不理他了。我說：『我來廠就是为了幹活，你沒权利停止我。』他接着就又想个花招來整我：『軋角鋼去！』我的思想就越不高兴。心裏想：『你是領導有权利处理我。我是工人就不会磨洋工？』明明一下子可以軋过來的鋼，我軋他三下。于是田組長又把我調去切断，还是供应不上。調我挂吊車，又是不赶趟。叫我去挑切断，还是幹不好。又叫我去当入鉄助手，还是不好好幹。田組長急眼了，命令說：『挂成品勾去！』總共八小時，田組長竟調動了我七次崗位，你說說，我王大貴还算个什麽人呵！一个党員行政領導，就这样对待工人嗎？这口气越蹩越來勁。我尋思工作搞好了，还不是你田組長升官發財，工人不是你的親戚，反正撈不上漲工資。可咱們是联系生產，好、坏都有我一份。一分鐘分明能出兩根鋼材，我就叫它出一根。我反正大錯誤不犯，小錯誤不断，送法院又不够条件，看你田組長能拿我王大貴怎麽办？
  「我落後出名了。是凡有錯，別人也想往我身上推，領導也就把它記在我的賬上。头年6月，有一天田組長讓我去取样打爐号，路过切断机，甲班工人刘維庫在那裏。咱班的張換良和崔廣义倆逗着刘維庫玩兒，故意把搬子給他藏起來。沒想到刘維庫到田組長那裏吿我的狀。田組長不問靑紅皂白叫人找我回去，就嚴厲地質問我：『你幹啥把人家的工具藏起來，想往家拿？』我气得心裏直冒火，反問他：『是誰当你說的？』刘維庫在一边斜着个眼，裂个大嘴連諷帶刺地說：『你們瞅，他还裝好人呢！』我气急了大声說：『我要偷，怎不偷机器？』說着把刘維庫拉过來就給他一巴掌。好，这样小看人？落後就够受的啦，还給安上个「小偷」名？这回我被記了个大过。还在全廠職工大会上，分三班做了檢討。我打人是应該受处分。可是难道田組長就这样当領導嗎？
  「舊社会，我在資本家手裏遭过罪。新社会我处处拿它倆对比。都說工廠是工人的，工人階級当家做了主。可說实在，我沒这个体会。1954年底，我老婆生第二个孩子，才五天，連孩子帶她都病倒了。住了医院，光伙食一天就得一元。大孩子在家沒人看，沒法把岳母接來帮兩天。生活实在困难哪。我咬咬牙，硬着头皮向工会請求救济。可是工会組長和跟班工会主席都說：『你养活老丈母娘，不能救济！』我說：『老婆住了院，沒老丈母娘帶孩子我怎能來上班呵！』工会拒絕帮助。我从头凉到脚。心裏想：当家作主就这样当法呀！
  「我知道，这些年，党員和团員都为我費了不少心血。这以前，我对你們全是口是心非。我思想上有这麽些問題，蹩着这麽一口气，給我講道理又怎麽能入門？这兩回，你們的話說到我心裏去了。我听了句句是理。農業合作化了，工商業也忽拉一下子改造了。我是農村窮家出身。那工夫張家向李家借把鋤头都借不動，如今把土地、農具都自動交給合作社。有誰比資本家更尖滑，在党和毛主席正確領導下，連他們都甘心情願把財產拿出來公私合营，齐心协力奔社会主义。我，一个年輕工人，兩手攢空拳，我沒坏心眼，怎麽連他們都不如呢？就因为和領導蹩这口气，故意不好好幹？何况正像你說的田段長也年輕，只是領導作風上有缺點，他也是一心一意为了搞好生產呀。因为認識不到这，我一糊塗就幾年。」
  王大貴把心上的疙疸解開以後，就自動訂了个人規劃。从2月份以來，他在努力执行着。打架的惡習早已經克服。过去幹活不順心時，一个人頂不了半拉子，現在除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还主動帮助別人。幷且積極提合理化建議，有兩項已經被采納。
  現在，王大貴已經被評为廠的先進生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