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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2日消息】中國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第二届全國委員会常务委員、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陈伯達，2日在人民政协全國委員会全体会議上，作「中國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報吿。
  陈伯達說：中國農村現在正在經歷着一次新的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
  他接着說，1955年下半年，中國農民結束了自己在三岔路口上的搖擺不定。不僅是廣大的貧農群众，而且还有廣大的中農群众，他們抛弃了資本主义的道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到今年一月底的統計，入社的農戶已經占全國總農戶數的78%，共有9,281万多農戶，其中屬于高級社的農戶为2,459万戶。这就是毛澤东同志所說的：「中國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変化」，虽然多數的合作社到今天为止，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質的，但是農民只要踏上这一步，那就是在基本上解决了个体經营和合作經营的矛盾，因而向全社会主义再進一步，已經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而且全國合作化的群众运動一經形成，便非把革命推進到底不可。陈伯達接着引述了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規定的在全國范圍內完成農業合作化的進度。他說，根据各地方現在的進度和農民群众的熱情看來，这是一个完全能够实現幷且还有可能提前实現的計劃。農業合作化运動的迅速前進，使富農最後地被孤立起來，党的限制富農的政策已經轉到消滅富農作为一个階級的政策，農村的資本主义正在走向滅亡。事实的結論是：在中國共產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英明領導下，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到現在已經得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勝利。
  陈伯達指出，这个社会主义性質的革命，是一个比起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要深刻得多的革命。这是最後一次挖農民窮根的革命。他說，在封建地主階級被推翻後，農民分了土地，但他們繼續是分散的，只要这样的狀态存在下去，也就会成为資本主义統治的經济基礎，新的剝削階級——富農就会象过去封建地主的宰割他們一样，一个一个地來吞幷他們，土地必將重新集中在剝削者的手中。要避免这样的命运，那就要農民不是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是应該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再繼續革命下去，在和工人階級形成鞏固的联合的条件下，進行農民本身的联合，把土地的經营有計劃地統一起來。陈伯達引述了河北省和吉林省的兩項關于土地改革後農村中土地買賣的典型材料，指出了在事实上存在的这样的規律，即：在合作化运動開展以前，土地的買賣是逐年增多的，其中失地的多數是貧農；但也有中農，他們幷因此下降为貧農。在合作化运動開展以後，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土地的買賣逐年减少了；在实現了基本合作化或完全合作化的地區，土地買賣就基本上停止下來或完全停止下來了。
  陈伯達說，中國的農業合作化运動能够在最近短短的幾个月內，这样迅速地卷入了極其廣大的群众，是由于有下列的幾个主要的因素。
  （一）中國農民的革命性。中國農民在長時期內受到外國帝國主义者、地主、買办、富農的各种殘酷掠夺，大多數在实际上是半無產者。这个在農村中數量極大的半無產階級，生活驚人地窮苦，富有很大的革命性，在兩个革命中都成为農村革命的主力，幷帶動了其他的農民（中農），結果使中國的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変成为非常革命的農民。有些人總認为農民是保守的，怀疑他們能否接受社会主义。有些人承認農民的兩重性，但是在实际上也總是片面地强調了他們的保守性，而忽略了他們的革命性。对于改造農民的問題有各种怀疑派。但是这些怀疑派都錯了。第一，有保守的農民，有革命的農民。如果某些國家的農民在某种条件下成为比較保守的農民，为什麽象在中國这种条件下的農民不能成为非常革命的農民呢？第二，一切事物都不会是固定不変的，为什麽農民的兩重性就老是不会起変化呢？第三，要看農民追隨的是那一个階級，是資產階級还是無產階級？中國農民也曾經追隨过資產階級，但結果一無所得，而在追隨了無產階級之後，却得到了一連串的勝利，因此，在農民群众中就作出了一个普遍的結論：「跟共產党走，听毛主席的話，是不会錯的」。为什麽已經从事实上得出这样結論，幷从而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農民群众是不可靠的呢？總之，我們必須对于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必須用辯証法的覌點去覌察各种事情的変化。比如關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也应該这样去覌察。許多資本主义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它們的条件下成为非常反動的資產階級，但在原來是被压迫民族的中國条件下的民族資產階級为什麽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同盟者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这样偉大変革的环境中，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影响下，民族資產階級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問題上所表現的兩重性为什麽不可能起変化，而終于从覌望态度轉到釆取積極的态度呢？民族資產階級也曾經追隨过外國帝國主义和買办官僚資產階級，但結果一無所得，而在追隨無產階級之後，却看到了祖國的日益强盛和祖國的極其美麗的將來，他們考慮到國內外种种的政治因素和經济因素，为什麽不可能也下决心跟共產党走而准备放弃自己剝削階級的地位，准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把自己从剝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動者呢？最近在資本主义工商業中出現的公私合营的高潮，在事实上也把这些問題解答了。
  （二）党的正確的群众路綫。如大家所知道，我們对于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人階級执政的國家政权領導下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因为是自上而下的革命，所以就可能出現兩种理解，兩种做法。一种理解，就是說，非馬克思主义的理解，認为这旣然是自上而下的革命，那末，就用不着去認眞地發動農民群众，用不着注意農民群众的自覚，它就可以經过單純的行政手段來实現，因此，就企圖用「恩賜」的办法，用「官办」的办法，而憑他們主覌的估計，有時候釆取强迫命令入社的形式，有時候也可以釆取大批解散合作社的形式。另一种理解，就是說，馬克思主义的理解，則認为这个革命，也和一切大革命的規律一样，它要得到勝利，必須取得群众的拥護，必須依靠群众的自覚，群众的决心，群众自己的動作，而要使農業合作化运動成为眞正廣大群众的自覚的运動，就必須用一系列的办法，是積極地引導群众覚悟，發動群众的办法，而不是消極等待和听任群众自流的办法，是把必要的行政設施和群众运動密切地互相結合起來的办法，而不是把行政設施和群众运動互相孤立起來的办法。这是党的正確的群众路綫。毛澤东同志「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吿，集中了我國多年農業互助合作运動的經驗，進一步地具体化了党歷來所执行的这个群众路綫。毛澤东同志嚴格地批判了那成为群众絆脚石的保守主义，同時又嚴格地和那「欲速則不達」的命令主义區別出來，而提出了以下的党的方針：第一，必須認眞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第二，应該分別農民群众的經济地位和覚悟程度，分批分期地加以組織起來，而首先是將經济地位貧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們（約占農村人口60%到70%），按其覚悟程度，分作多批組織起來，然後再去吸收富裕中農。正是党的这样一个積極的、同時又是有次序的發動群众進行組織合作社的規劃，促進了農業合作化运動以人們所意想不到的速度前進。
  （三）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实例日益众多地給農民証明了它比个体經济的巨大优越性。劳動生產率的比較正是說明了这一點。許多事实已經說明：農業生產合作社一經組織起來之後，只要經营得好，就能够在四、五年內，或者在比較四、五年还多一些的幾年內，也有一部分甚至不要四、五年，增加一倍左右的產量。正因为在農民中已經有了許許多多这样的活的榜样，正因为它們提高劳動生產率的优越性鼓舞了廣大農民，毛澤东同志「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吿便一下子突破了右傾保守思想的束縛，而及時地对于促進農業合作化的高潮起了極其巨大的動員作用。高級合作社对于群众的吸引力，道理也是同样。因此，初級合作社發展到一定時候，將不可免地要轉为高級合作社。只要今年一年農業丰收，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优越性就会表現得更明顯，那末，大量農民就会向更高处指望，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就將要比我們預定的計劃更早地实現。縣、區、鄕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全面生產規劃，將促進小社幷成大社，同時將促進初級社升为高級社。
  陈伯達接着回答了「在还不能实現農業机械化的時候就实現農業合作化究竟是否妥当」的問題，關于这點，他說，毛澤东同志在他的著作中也已經作了明確的說明：「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条件下……，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机器。」有了農業合作化，却还沒有实現農業的机械化，算不算得社会主义呢？我們說：問題不是什麽算得不算得，而是事实究竟是什麽。在我們这里，如果完成了高級的農業合作化，如果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屬于公有的，合作社的人們的互相關系只是合作和互助的關系，而幷沒有剝削和被剝削的關系，这不是社会主义是什麽呢？斯大林在「論苏联土地政策的幾个問題」著作中曾經將苏联那時只是把農民原有生產工具集合在一塊耕种的初步集体農莊叫做「手工工場時期」的集体農莊，这是一个很好的比拟。人們承認資本主义有过一个手工工場的時期，为什麽社会主义的農業就不能有如象这样的時期呢？为什麽我們不能經过農業合作化的革命來迅速地为技術的革命開辟最廣闊的道路呢？这些道理都是可以不辯自明的。
  陈伯達說，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我國人民在毛澤东同志的領導之下，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为發展農業生產力和在農業方面改造我國自然界的第一个宏偉的計劃。这是集中了我國各地區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已有的增產的經驗而訂出來的計劃。这是一个有根据的、可靠的、能够实現的計劃。談到關于農業增產的問題，陈伯達指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有兩个增產的指标，即粮食和棉花的增產的指标。粮食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所以粮食增產的指标又是各种農作物增產的最主要的指标。「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所規定的12年粮食增產指标，主要的是依靠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在这方面，陈伯達駁斥了所謂「土地肥力遞减律」和「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錯誤論調。他說，許多材料說明，合作社的農業生產一般是逐年增加的。由于合作社有巨大的抗灾能力，即使遇到某些天灾，許多合作社也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增產。我們有許多合作社已經办到四年，办到五年了，却依然是优越性。陈伯達列举了河北、山东、河南各一个合作化的鄕和廣东的一个「千斤縣」的每畝平均產量，指出这一事实，即：这些地區的粮食每畝平均產量都已經超过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准备在12年內爭取達到的指标。他說，这些只是个別例子。但是这些个別例子，也就是表現了農業合作化後所可能發掘的土地潜在力量。当然，「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所規定的增產指标是要經过很大努力才能達到的。
  陈伯達說，農業生產合作社多年來建立了許多關于改良土壤、提高土地肥力的榜样。他具体介紹了載在「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書里面的兩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以農業劳動模范李順達而著名的山西平順縣西溝鄕。第二个例子是山东曲阜縣陈家莊。陈伯逹說，「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書中还載有其他的改良土壤和保持水土的許多事例，其中有一篇的題目是：「依靠合作化開展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在農民个体經营的時候，存在了不能抵抗自然灾害的襲擊而致水土流失、削弱土地肥力的現象，但在合作化之後却能够有效地甚至在短時間內提高土地的肥力。这就是我國農業經济的大変化。隨着我國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國家大規模水利的建設、農業技術改革的進行，也就更將为不断地增進土地肥力和增加農產品而創造更多的条件。
  陈伯達說，有些惡意的外國人散布一些所謂「中國人口太多，粮食困难，因此会進行侵略」的种种可惡的言論。現在我國也还有些人相信馬尔薩斯荒謬的「人口过剩論」。但是所謂「土地肥力遞减律」的破產，同時也就說明了馬尔薩斯的人口論的破產。按照「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准备在12年內所要達到的粮食增產指标，即比現在的粮食產量增加到一倍以上，那末，在我國至少也还可以再容納六億人口。在12年以後，当然又有更大的農業發展的远景。
  陈伯達最後說解决粮食問題的道路是使農業的生產从个体經济制度过渡到合作化制度。去年夏季以來，毛澤东同志从提出農業合作化問題到提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已使我們走上了順利地解决这个問題的軌道。我們現在已經完全可以看見：我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將在一个比較順利的國內条件下前進。我國社会主义工業化的事業已經可以指望有一个可靠的粮食和工業原料的基地。在新的基礎上鞏固起來的工農联盟，已經使我們偉大的人民共和國成为不可战勝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