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80年代中期，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初步富裕起来的农民，红白事开始大操大办。一桩婚事下来，得花三四千元，不但把家里的积蓄花个精光，婚后欠下一大笔外债的农户也越来越多。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民，很难承受如此之大的开支，但碍于面子，谁都不肯把红白事的规格降下来，反而攀比之风越来越大。农民对此反映特别强烈，照这样发展下去，没钱的受不了，有钱的也有意见。怎么才能刹住这股挥霍浪费之风呢？
  1986年南大江村党支部书记刘春景主持召开了支部会，分析了这种大操大力的坏处，觉得再发展下去，群众经济上难承受，一个“事”办下来，有的家里的日子就给毁了，套脖子债几年也还不清。村风也影响坏了，乱七八糟的事，也可能因为再次受“穷”而露头。可怎么管法？还要讲究个方式方法。他们研究决定成立“红白理事会”，由平时经常管村里红白事的人当会长，党支部再配个人协助管理，按勤俭节约的原则立上个章程。以后村内所有红白事都由理事会按章程操办，干部带头，任何人不能违背。
  三天以后，由村委会推荐，董新喜和刘振乱（原村里操办红白事的总管）任会长，支部委员孟建华任副会长，村里的几个厨师任会员，并制定了章程，然后召开村民大会正式通过。一、提倡结婚戴花行鞠躬礼；举丧事戴黑纱，扎花圈。二、办红白事不准大唱大演；办白事不准演奏封建迷信节目和曲调。三、禁止赠送高档礼品。四、参加婚丧人员，除家人亲友外，其它人不超过30个，费用控制在300元之内。五、结婚时女方不要彩礼。六、白事孝子不再磕头，不允许小孩参加。
  “红白事理会”成立后，遇到的第一桩婚事是孟胜金的儿子孟世妮结婚。孟胜金找到刘春景，说什么也不干，怕自家按章程办了，以后执行不下去。春景把十来户准备结婚的事主，都叫到村办公室，给各家主事人开会，郑重告诉他们：都必须按理事会的章程办。没买肉的不要买了，准备杀猪的不要杀啦；买好烟的搁到供销社代卖了吧。一宣布，没有一个反对，全都赞成。孟胜金也乐意地接受了。
  到孟世妮结婚的那天，由理事会列出帮办人名单，贴在世妮家门口，大队干部在那里把门，事前多订的帮办人都辞退了。偏要去的，被毫不留情面地给轰了出去。没名字的人再也不敢去了。晚上，没有大摆酒席，只摆了一个方桌，上边放上酒和喜糖。来的人到新房看看，吃两块喜糖，会喝酒的喝两盅酒，欢欢喜喜地离去了。
  头两家都照章程办了，挺顺利。到了第三家轮到了木匠李成发的儿子李玉海结婚，事理会碰了钉子。李成发会做木匠活儿，全村人都用得着，本人在村里威信也挺高。儿子结婚，想大闹一下，两班乐队都已请好，还想请戏班子唱戏，又订了好几辆汽车。会长找他，他说：我得大闹，答谢答谢乡亲。会长怎么做工作也说不通，就去找刘春景，春景和新喜、振乱一起去做工作，怎么也做不通。第三个晚上，突然通了。原来他那儿媳也是本村人，因村团支部做了这对青年人的工作，一做，就通了。结果喜事办得挺顺当。还节省了不少钱。
  自此以后，理事会按照章程办事，一直抓了下去。新媳妇是外村的、外县的都去做工作。结婚的不下百户，没有一户违反章程。
  白事比红事要简单些。理事会平常就造舆论做宣传：老人活着多孝顺，去世后丧事从简，这才是真正的孝顺。村民高新房家里本来就不富裕，1986年半年之内连续去世了两位老人。要是按往常的办法，新房家的日子就没法过了。可理事会给操办的，每次才花几十元。会长当着帮忙的人宣传：“新房家穷，你们都回家吃饭吧！”。都痛痛快快回去了，还都感觉这样做确实应该。
  南大江“红白理事会”的成功经验汇报到县里，立即引起了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感到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应当在全县推广，赶紧向县委书记崔宝玉做了汇报。一个“红白理事会”，摆到了崔宝玉的面前，这件事立刻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觉得在全县范围内应该有一个婚丧文化的道德规范，重要的是教育广大农民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抓好这件事，对搞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召集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决定将南大江“红白理事会”的经验在全县推广。于是县委成立了柏乡县“红白理事会”领导小组，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挂帅，民政局主抓，工会、共青团、妇联、人武部都参加。一时间，柏乡121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红白理事会”。经过各村“红白理事会”的努力工作，1986年全县近两千桩红白事，每桩事平均节省约700元，一年下来，节省费用140余万元。
  “红白理事会”，从1986年初柏乡县南大江村民首创，两年间即扩展到数万个村庄，遍及河北农村和相当数量的城镇街道；农民自治组织的大量涌现，把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统统管了起来，有效地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邢台日报》、《河北日报》、《农民日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杂志社，都先后发表了有关报道，新华通讯社为此发了通稿。于是，一个蜚声邢台、河北乃至全国的“红白理事会”自此而诞生，乃至蔓延开去，使数千万农民拍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