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张二雄
  （？-1937）
  字允明，内丘县东关村人。张自幼不务正业，吃喝嫖赌，偷窃扒索，为害乡里。其父迫于民愤曾将他捆起欲以活埋，经亲朋说情，将其逐出家门，令其永世不得回家。张二雄离家投到军阀孙传芳部下。张二雄凭着自己的剽悍和刁钻深得孙的赏识器重，由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上海九江镇守使。孙传芳被北伐军打垮后，张二雄潜归内丘老家。借昔日的余威和官衔，县府官员对他刮目相看，争相巴结。内丘县的新任县长，无不登门拜访。1936年内丘在任县长还为张二雄送了“万民伞”之金字匾。张二雄又在北街盖了一座公馆，馆额题曰“瑞威将军府”。1937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内丘城，张感到内丘城已不是存身之地，便携妻带女往西逃至地处丘陵的柳林镇栖身。为防止溃兵骚扰，保护本地利益，当地一些绅士，如神头村郝聪、柳林镇刘启元、柳林沟村沈连凤、马河村陈庆林等出面召集丘陵各村头面人物，共同商议，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组织起一个民团，并推举张二雄、郝聪为正副团长。民团成立后，由张二雄率领，在半月之内到岭底赛和临城县石城、青羊头等地打走三次溃兵，因此张二雄在民众中有了威望，民团声势大振，力量日渐壮大。西至白芷川，东至马河、仙人村的丘陵地带六十多村庄全成了张二雄的势力范围。1937年末，杨秀峰率冀西抗日游击队赴内丘、临城开辟抗日根据地。张二雄在群众中大肆诋毁抗日游击队，并扬言“八路即八路匪，冀游即冀游匪，均需剿灭之！”冀西游击队从抗日大局出发，还是决定争取张二雄共同抗日，杨秀峰总队长与张二雄谈判后，张二雄又秘密进县城和日军挂上钩，日方允委张二雄为内丘县伪县长。张二雄决意投靠日军为奸。同年12月13日，在内丘县田白芷村，被七六九团和冀西游击队枪毙。
  刘三
  （1913—1942）
  内丘县东文孝村人，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其父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其母却是一个悍妇。刘三长得中等偏瘦身材，三角眼，满脸麻子，他抬手准开枪，杀人不眨眼。
  刘三20岁左右，曾做牲口经纪人，但所得佣金，不能满足他的花销。在此期间他结交了一些“江湖人物”，开始干起了偷盗、抢劫、绑票的勾当。
  由于刘三生性凶残，心狠手辣，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团伙。远在山东的两个表兄弟（一个叫二群、一个叫花狗）来此入伙后，使他如虎添翼。
  刘三经常夜间出去，采取绑票的方式抢夺财物，目标主要是富裕大户。刘三的疑心很大，十分警觉，吃饭、休息、睡觉的时侯都要选择不易遭袭的地方。刘三对与其有矛盾或得罪了他的人从不手软，就连他自家的叔叔也被他当着劝说人的面枪毙。有一次刘三在村里遭到突然袭击，逃到村北的高梁地里把枪丢了，便硬说是在那里干活的同村人刘金城拾了他的枪，并让其交出枪或赔钱，在刘三的威逼下，他只好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卖到常丰村，还了他的账。刘三娶有两房媳妇：正房原是嫁给了大留村一户人家，可就在她出嫁的当天，刘三带着人马赶到大留村去“接”人，竟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硬是堂而皇之地“接”了回来。二房是官庄村人，会骑马、打枪。凡是路过本村或是走村串乡来本村做小买卖的人，只要刘三看着不顺眼或怀疑是探子，就将其活埋。至今村民在整修土地时，还不断发现有“立骨”（因活埋而竖立着的尸骨）出现。
  日本侵略军极欲拉拢控制刘三，刘三与日本人在村东三官庙进行了商谈，并达成了协议。日本人任命刘三为东文孝一带的自卫团团长。刘三有了日本人的“册封”，势力扩展得更快，逐渐控制了南到官庄，北到双碑几十个村庄。
  在刘三的地盘上，每个村里的大户都必须向他“进贡”。起初双碑村的人感到离东文孝较远，不愿对其“称臣纳贡”。刘三就马上组织了六七十人，骑着马、带着枪赶到双碑村，当场开枪打死多人，将大户人家的大闺女、小媳妇共84人和数匹骡马掳至东文孝村。后经中间人说和：抢来的骡马全部归刘三等人，抢来的人按每人每天4块大洋计算，付款后由家人接回。
  刘三对经过他地盘的人马、货物等也不轻易放过。有一次邓村的几辆拉炭的骡子大车，被刘三劫下。官庄的巩老汪立刻带领人马赶到，与刘三的人马展开激战。由于巩的人马枪少，被当场打死13人，其余的人伤的伤、逃的逃，剩下没几个人时，巩才认出刘三，于是高声喊道：“三弟，三弟，别开枪！我是官庄巩老汪。”刘三听到巩的求饶，才让他的人停了火。后经巩说和，才由邓村的红枪会将其尸体运回。但并未归还抢劫的骡子大车。
  为了改造和争取刘三，中共抗日组织曾派东文孝村地下党员张延生（俗名张五妮）与其接触，但刘三仗着有40多号人马、30多支长枪、20多支短枪，既不归向共产党，也不与日伪军走得太近。
  1942年，在刘永路（原为刘三同伙）的提议下，在村外的一个破窑里一起秘密制定了枪杀刘三的计划。是晚，张延生将一台留声机拿到刘三家，在大家听戏兴趣正浓之时，刘永路凑到刘三身边，趁其不备，向其连开两枪，刘三的二房上前阻拦，也被刘永路当场开枪打死。后张延生在逼刘母交出财物时，将刘母枪毙。是年，刘三只有29岁。刘三死后，其手下立刻分崩离析。
  李明信
  （1926—1946）
  原名李中亮，道号智生选，内丘县张夺村人。10岁入金钱九宫道，12岁拜王思祯为师。（王思祯是九宫道“中络”首脑），与日伪头子邢台道尹王某关系极密，并利用其宗教宣传“王道乐土”，还为日伪搜集八路军抗日军政情报。李明信三年出师后，也以摆香堂传道为掩护，在内丘、石门、临城等地搜集八路军情报，先后为日伪内丘县保安队队长乔墉、日本特务后藤、伪军铁板团司令许铁英效劳。日军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先遣第二军中将总指挥陈振军，当上了少将参议。以后，李又通过五台山普化佛教会会长李云亭结识了中华东北复兴建国军总司令姜护国，当上了少将军事委员。1946年初，又通过伪满皇族庆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敌后工作委员会东北四省分会军事委员。不久，他就跟姜护国、李云亭和第五军军长边国昌到东北搞建军活动，还被分配到哈尔滨作收编土匪工作，被引荐结识了哈尔滨普济佛教会头面人物李万发。李万发当时是哈尔滨普济佛教会实际负责人，经他把李明信“活佛”的情况一宣传，参加“九宫道”的人越来越多。为筹备反革命活动经费，李明信自己规定，凡要求入教的人，都要先“顺性”（一种宗教仪式），并交“顺性”钱36元，再交360元领一袋“圣米”（内装黄米三两六钱），仅此项他就其骗了50万元。同时他还打着教会的名义，趁自己20岁生日之机，收了800名教徒给他的祝寿钱9.7万元。另外他到哈尔滨两个月，就公开收了两个“娘娘”。还利用“顺性”后看守香堂和给“活佛”做针线活之际，假借老母娘娘旨意，奸污了十多个年轻女教徒，并挑选了8个年轻教徒，整天为他端茶送饭，称这些女教徒是他的“八大阴阳护身”。
  1946年6月，李明信在教徒中组织暴动组织，成立了八大处：一二处（参谋处）、天宝处（军械处）、佛法处（军法处）、通灵处（通讯联络处）、包罗处（服装处）、疗难处（卫生处）、运通处（财政处）、罗汉处（副官处），委任了处长。到8月，李明信发展教徒3000多名。他让李万发制作了大旗、令旗、令箭供暴动使用。他指定了暴乱时东西南北各路的总领，他自任大法师，指挥全军，他又勾结南京中央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姜鹏飞，商定二十八日凌晨二点暴乱。在暴乱前两天，姜鹏飞想拉拢在中共吉黑军区后勤部敌伪财产管理处当科长的佟琦参加他们的暴乱。佟琦立即将情报报给后勤部长张永励。张又迅速报给中共中央北满局的陈云。经商议，决定让哈尔滨市公安局和社会部共同侦破，李明信及其主要骨干暴徒被逮捕归案，于9月10日在道外街公园，将李明信、姜鹏飞枪毙。
  巩老汪
  （？—？）
  内丘县官庄村人，1942年前后曾是官庄一带最大的土匪头子。他身材魁梧，不善言谈，粗通文字，狡诈险恶，心狠手辣，自封团长（其土匪武装称官庄团）。他有兵、有枪，官庄一带的大小股土匪全听他的指挥，周围各大乡的乡长及村里的头面人物、恶霸、地痞流氓大多到官庄“朝拜”他，伏首听命。巩老汪和任县、南和、隆平、尧山等县的大小土匪头子都有联系。当时，官庄一带有巩老汪在，外县的土匪都不敢在这一带绑架、骚扰。巩老汪一般也不在本地行恶，故本地百姓有让巩老汪当保护伞的幻想。官庄是临京汉铁路的集镇，不少店铺都有巩老汪的股份。日本侵略军占领内丘后，巩认枪不认人。抗日组织及八路军多次派人争取他，他认为八路军和“日军”都不好惹，就搞两面派周旋。伪内丘县长许国宪带领日军及大队人马，两次到官庄和巩老汪密谈，给巩40条枪，委任巩当警备队大队长，仍驻防官庄车站一带交通要塞。内丘解放，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八路军某部派王文录去争取巩老汪，让巩的人马就地听侯改编，或拉队伍到任县听侯改编，巩拒绝。又带人马到石门（石家庄）以南为匪，后被八路军击毙。
  乔墉
  （？－？）
  内丘县西关人，生死年月不详。日本侵略军入侵内丘后，他甘心当汉奸，出任警备大队长。
  1942年7月中旬，抗日武装内丘保家民团进入第二道封锁线以东地区，配合前方办事处，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曾深入城西关擒获乔墉之父，对敌伪震动很大。8月军分区敌工总站派王白石去争取乔墉转向抗日。王持军分区司令员秦基伟的信，通过抗日关系人刘枫义（内丘常丰人）先后三次进入内丘城与乔墉接谈，乔以“曲线救国”为由拒绝参加抗日。
  1942年冬天，中共尧山县委书记苏本固派邵星去争取乔墉，邵星与乔墉是同学。一是劝他少办坏事；二是力争拉过来。但乔墉坚持顽固立场，拒绝与邵星谈判，还差一点杀害了邵星。
  1945年，内丘解放后，乔墉逃亡台湾。后病逝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