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内容
武述文
（1905—1926）
乳名武僧群，又名武海霞。出生于内丘县武家庄村一富裕农家。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学习，14岁考入内丘县立高级小学。民国11年（1922）考入当时在北方颇有影响、进步思想活跃的保定育德中学。其父曾劝其改读师范，他说：“育德中学的师生思想进步，我要在那里发愤读书，多掌握知识，有机会继续深造，以后报国为民。”他在校间，勤奋学习，节衣缩食，用省下的钱购买进步书刊阅读。还常以笔名“维生”向天津一些刊物撰写文章。他积极探求真理，公而忘私，乐于助人；虽生于富裕农家，却十分同情贫苦的工农，常拿自己的生活费去资助别人。民国12年（1923），他在校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和为民众求平等、争自由的革命斗争。次年夏天，述文从育德中学回家度假，他利用人们在内丘城关东庙处看戏的机会，走上戏台，慷慨激昂地向群众揭露军阀的暴行，号召群众捐款支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民国15年（1926）中学毕业后，任中共保定市委委员，负责统战工作。是年，8月13日夜，在清苑苗圃参加市委全会。会议结束后，武述文和王志远、刘秀峰等回保定市委机关驻地石家花园（现保定市西关小集街5号）休息，被叛徒王永福、张华亭告密。军阀吴佩孚部下阎治堂的第三军包围了清苑苗圃和石家花园。述文在越窗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1岁。民国27年（1938），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追悼大会上，追认武述文为革命烈士。
王庭炜
（1879—1933）
字耀堂，光绪五年（1879）生于内丘县南杨寨村一个田产颇富的诗书家庭。天资聪慧，喜书好学。清末时中秀才，其父谢世后，接替其父与李姓合资经营“兴盛隆”煤栈。为人厚道，助人施乐。民国初年，兵事骚扰，业务萧条，弃商归家，耕读兼顾，常以诗书传后，勖勉后嗣以忠孝为本，待人以谦让为先。其母有疾，朝夕左右，亲奉汤药，从不惹老人生气。其伯母患病，虽分门另居，他也资粮奉养，有求必应。老人偶有郁结，即善言相慰。对乡党同样礼让为重，以和为贵。家人与邻里口角，即制止家人，随之登门“赔礼认错”。不慕名利，乐衣食淡泊，宁静恬然自居。友升三于陕西居高官，数函约其赴陕任事，皆借以病辞。虽家产宽余，却以俭为美德，素食粗味。常以汉杨震“四知”的故事启迪后辈，让后辈懂得“从俭入著易，从奢入俭难”，“俭可养廉，廉可生威”，以及“有文事必有武备”、“和为贵，谦受益”等道理。
晚年身患重瘟，痊愈后，体渐不支，遂于乡间教晚辈书法。他的书法，上宗晋唐，出二王；又主学颜鲁公，兼虞、欧、赵诸名家。融各家之长，独具一体。因其王姓，故时人称其“王体”。其书宗王而非尽王，宗颜而非尽颜。其字之神韵王也，其结构欧虞也，其丰腴骨劲，法则颜也。有颜帖《勤礼碑》、《多宝塔》、沙河县出土之《神道碑》；欧帖《九成宫醴泉铭》；右军帖《黄庭经》、《东毅论》等碑帖。民国20年（1931）又得西安碑林刻书法法则，故大开书风，其书更“劲健遒丽”、“神韵自然”、“气势雄浑流畅”、“骨劲秀雅而不柔媚”，一时名噪地方，誉孚邢襄。府、县及至各大村镇大小商号牌匾，诸如邢台府城的“醴泉涌”酒家，县城的“隆茂苏”布疋百货店，“兴盛泰”粮店，“慎记”药店，“恒裕昌”铁货店，“大生号”文具店，柳林“大鑫号”杂货店，西庞村韩庆祥家门匾“淑慎贞慈”，自家门额“谦受益”等。县城城隍庙戏楼石柱楹联“寓褒贬，别善恶，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通古今，若亲目”，为庭炜亲编亲书。其碑帖尚有：真楷唐柳宗元《箕子碑》、晋王右军《兰亭序》、明张溥《五人墓碑记》等。他既善书，又悟书理，他论书，一讲体如鹰、势如龙。“体”指字之形态，俊建如鹰，立站飞翔英气勃勃、劲健多姿；“势”指结构、章法、布局、成章成篇，其势如龙，首尾照应，雄浑生动，出骨气，显气韵，见形势，若呆滞失神，不成书法。二讲书贵自然，即通过依法苦练，反复为功，达到自然美妙之境界。三讲多用中锋，用中锋则心正，笔画圆润如玉，活泼如惊蛇，有立体感。四讲多练多写必依法则。王庭炜于民国22年（1933）病故，享年54岁。后人赞他“高文健笔科场手，白发青衫澹泊人”。
宁献庭
（1881—1936）
字升三，内丘县十方村人。天资聪慧，五岁开始在家由父宁衡平（县廪生）授书，兼习少林武术，后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4岁欲外出求学，父亲患病，只好辍学在家，一直侍奉，六年后父病愈。20岁入保定高等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回内丘创办警务所，兼任所长，亲自督率警务训练。在职期间，艰苦务行，造福地方，禁赌辑盗，修路栽树，卓有成绩。辛亥革命暴发后，加入同盟会，投入反清斗争。曾联络邢台、内丘、临城等铁路沿线各警务所，欲在京汉铁路顺德段阻止镇压革命的清兵车通过。中华民国成立后，当选为顺直省议会议员。
民国9年（1920），宁献庭因母病故，奔丧归家，以孝道为重，暂留家乡四年，奉养老父，直至送终。
民国13年（1924），国民军胡笠僧将军邀宁随军办理兵站，初进驻通州喜峰口，后返师北平（北京），又响应北伐移师南下，往返数千里，随军筹备运输。次年春，胡笠僧病故，岳西峰将军继任，仍委任宁办理兵站事宜。
民国16年（1927）春，由好友耿寿伯介绍，入杨虎城部任军需官，驻防山东营县、诸城一带。宁时时遵循杨将军的不扰民政策，苦心筹措饷糈，随着杨虎城部从山东移防河南。后他所在的南阳部升编为第七军旋移洛阳，又升编为第十七路军。移防沿途中需设兵站，宁相继被委任以兵站处长、第十七路军兵站支部部长等职。民国19年（1930）冬，随军到陕西，任兵站分监，行军千里，军需从无匮乏，后被任命少将参议，赞翊军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东三省，宁献庭关切国家存亡大事，告诫部下：“东北兴亡，华北告急，吾中华儿女岂不痛心，大家应各尽其能，保家卫国。”为实现抗日救国理想，广交有志之士，先后结交了王铁珊（冯玉祥部下）、邵力子（国民党要员）、杜承赋（民盟西北支部主席）、李锡九（后曾任河北人民政府副省长）等，积极联络抗战活动。
民国21年（1932）春，甘肃省宣慰使孙蔚如电邀宁接收烟亩罚款处。是年9月，受命代理陕西省财政厅长，仅用一星期时间，筹办省库券300余万元，划作教育经费开支，维持学校正常上课。次年春，烟亩罚款处改为禁烟委员会，宁任委员长，建议颁发禁烟牌照，按亩纳税，除祛摊派旧习。六月，邵力子主政陕西，宁受命任陕西财政厅长，时陕西灾荒，财政异常困难。他毅然停止各地驻军军饷地方派款，改由财政厅直接支领，统一了财政收支制度，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多项。其间也曾兼任禁烟总局局长，陕西省银行董事长及富秦钱局董事长等职，建树良多。他常讲：“理财以养民为先，率物以廉正为主。”他一身清正，公私分明。当时财政厅、禁烟总局每月有数千元特别经费，他可自由支配，而上级派来的监督员、专员想伸手私分。他不私自动用，致使别人也不敢动用。他一直加紧肃清烟毒。有人向他献策说：“省财政艰窘，烟款补助裨益不小，原定六年禁绝，分三期，在第一二期仍令多种，收数讵不宽裕。”他却慨然说：“烟毒之害举世所悉，惜不得立为禁绝耳，若维计收入，轻视禁令，饮鸩止渴，为患实烈，我不忍为也。”他待人宽厚，严以律已，生活俭朴，常住在旧房内，要求子女粗食布衣，外出不许坐他的汽车，不许私自支配佣人，每年暑期责令子女回乡务农，学习农活。还常告诫子女要“轻富贵，重品德；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其子宁毅武在邢台省立十二中参加共产党，遭国民党特务追捕。宁献庭知道情况后，安慰儿子说：“只要不做见不得人的事，光明磊落，怕什么！”责令其继续上学。
宁献庭十分看重教育强国利民之大计。早在民国13年（1924），他任内丘警务所长时，全县只有简师一所、完小一所，在校人数不足五百人，看到内丘县的教育太落后，为使更多儿童能入学读书，他结合数友，在县城创建了崇德小学（崇德意为“轻富贵，重品德、以德服人”）。在兰州工作时，资助过兰州第一中学和兰州实验小学。到西安任职后，资助过阜仁中学、培华职业学校和同村小学。他深知祖籍盛产棉花，一直沿用手工方法生产土布，若不积极改良纺织技术，将被外国的洋布挤出市场，这促使他有了兴办职业学校的心愿。民国24年（1935），他开始捐集资金，为内丘筹办明德职业学校。计划筹资10万元，初步集到4万元，其中有杨虎城将军捐的1万元和宁本人捐的1万元，还有孙慰如、邵力子二人各捐5000元，其余的如内丘县刘光沛、王贞文、赵呈梓以及在陕人士郑真咪、李汉乔等都积极予以赞助，校址拟在内丘城南关，因地价昂贵，宁本人捐出自家的100余亩地作校址，以补资金的欠缺，改建到县城西南的十方村村东沙丘上。学校定名为“内丘县私立明德初级职业学校”。杨虎城将军亲自书写了校牌，邵力子为其撰写了门上楹联：“明德育才，振兴中华根本；职业创举，发扬爱国精神”。校内建有师生宿舍、办公室、图书室、试验室、传达室以及体育场、实习工厂等。并购置图书两万余册、织染小型设备一套，学生从邢台、内丘、临城、尧山等县招收，从保定等地聘来有专长的教师19人，还从陕西请回了地下共产党员王白石任教务主任。明德职校是当时冀南唯一的一所民办职业学校，开办近两年，不幸日本侵占华北，内丘沦陷，明德职校无奈停课，学校师生纷纷加入到抗日斗争行列。
宁献庭一生俭朴无华，极有爱国热情。民国25年（1936），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他事先得知，深表赞许，可惜他当时病危床榻，无力以赴，后于12月17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於西安，享年55岁。他去世后，其子女受之教诲和感召，将他所用的汽车，捐献给红十字会，以支援抗日救亡工作。1950年，其子女将其父生前准备用于建筑明德职校第二期工程的1万元资金从银行取出，捐献给了内丘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充当教育经费。
其孙宁长珊现任陕西省劳动和保障厅厅长。后裔大多在西安市落户。
施恒清
（1894—1941）
字连波，号老连，乳名兵子，内丘县史村人。自幼家贫，度日艰难。15岁就到石门机器厂谋生。其父办事公道，为人正直忠厚，他深受影响。他于1922年在共产党人张昆弟领导下开展正太铁路工人运动，并代表正太铁路工人到北平香山碧云寺参加全国工人代表会议，回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张昆弟组织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总工会委员兼石门分会会长。不久，发生了法国总办拉巴叶指派工头打伤工会委员赵永庆事件。为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权利，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举行第一次大罢工，经过艰苦斗争，历时12天，取得了罢工胜利。1923年2月1日，作为正太铁路工会代表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亲眼看到吴佩孚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4日返回石门，他立即召开工人大会，揭发控诉吴佩孚捣毁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罪恶行经。为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选派工人纠察队，赴京汉铁路助威，到正定工会慰问。又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举行第二次声援罢工，阻止了京汉铁路上由北开往郑州镇压工人运动的兵车。同月9日，为了工人安全和革命少受损失四处奔走，不幸被捕。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重金收买，他都不为所动，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被释放。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正太铁路总工会被迫解散，他暂时与党失去联系。1925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彭真到石门开展工人运动，施恒清才同组织取得了联系，恢复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29年，在他和王风书努力下，恢复了正太工会组织，施恒清被选为工会恢复后的首届常务理事。1932年他领导工会和进步职员，提出改善工人生活，恢复“二七”失业工人工作的口号，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使30多名工人恢复了工作，全路工人加薪一次，工作时间也由10小时改为8小时。还组织工人成立了铁路员工消费合作社并兼合作社的常务董事。他主编了《正太路工会月刊》，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工人同帝国主义、资本家作斗争。
正太铁路沦陷后，他丢下七旬老父、妻子和三个孩子，按党的指示率百余名工人组成正太游击队，后编入一二九师，在太行山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夏，施恒清被调往中共晋东地委任工委书记兼正太沿线工人联合会主席。他威望高，工作积极主动，使沦陷后的工会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取得很大的成绩。由于长期艰苦斗争，不幸身染重病，党组织让他去延安疗养，他不愿给组织添麻烦，坚决不去。1941年夏，在山西和顺县槐沟村陆军医院病故，享年57岁，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和泰
（1905—941）
字培元，内丘县张夺村人。少时聪颖好学，乡邻称他“过目不忘”。14岁，带几十元钱只身入京考入中学，未毕业又考入燕京大学。在大学功课门门皆优。他努力学习外语，接收外来革命思想。精通英法日德俄五国文字。素怀救国之心，曾在北方杂志发表政论文章，抨击社会弊端，文章指出：燕京大学皮鞋多、外国人多、西服多，是贵族学校。同时称赞：清华大学图书多，搞科研的人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大学毕业后，到唐山一中学任教务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他离校到南方开展抗日工作，后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艾思奇一起主讲哲学。他精通业务，教育有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学员欢迎。1941年和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渡延河去开展工作，船翻溺水身亡。年仅32岁，追悼会在延安举行，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称其为“青年哲学家”。
王贞文
（1893—1943）
字介石，内丘县冯村人，生于绅士家庭，为人忠信，仗义疏财。早年曾从事小学教育，为义校施舍田地40亩，免费教育全村儿童。民国9年（1920）大旱，颗粒无收，村民饥荒，他将家存积粮分给村民度灾。邻村来求粮者也让其满意而归。农忙时，把家中一头大牛拴在家门口，无偿提供无牲口的农户随便牵去使用。民国19年（1930），山东一匪首侯福宝，纠集百余匪徒盘踞在宋村，经常四处掠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一次县警备队王伏山带队南巡，行至宋村河滩，其枪枝全被侯福宝等土匪抢去。此后，侯福宝更加猖獗。王贞文会同吴村的李如兰、北良村的石振周，于民国24年（1935)2月联合成立了内丘县东南民众自卫团。王贞文为团首，李如兰、石振周为副团首，枪支由几个大户摊出，团丁200余人。4月13日傍晚，土匪到北良村抢劫，被自卫团击退，王贞文考虑匪徒决不会甘心，就迅速串联周围13个村的民众，连夜将宋村匪点包围，双方激战一夜，至次日十一点，全歼匪徒百余人，匪首侯福宝被击毙。从此卫民团名声大振，附近村民纷纷加入，团丁由200多人增加到500余人，有枪400余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邢台、内丘一带。国民党中央军残部100余人在邢台西北潭村扰害村民，王贞文闻后率团去围剿，将其赶跑，获战马数匹。民国27年（1938）初，以杨秀峰为首的共产党冀西游击队的宣传队一行20余人，到内丘南部开展敌后工作，与王贞文的民团发生冲突。杨秀峰为争取这支地方武装，派李艺林等去吴村会见了王贞文，向他讲解了共产党的“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革命道理。尔后杨秀峰又在临城赵庄亲自接见王贞文等人。王贞文于民国27年（1938)12月15日率团在吴村召开的抗日救国大会上，宣布内丘东南民众自卫团正式加入冀西抗日游击队。这支地方武装被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十一旅三十团，成为太行山区的主要抗日力量之一。后因工作需要，王贞文、李如兰留守冯村搞地下联络工作，王贞文任联络站站长。民国29年（1940)2月，晋冀鲁豫辖区政府任命王贞文为辖区参议员。王贞文长期做地下革命工作，被敌人密探得知，民国30年（1941）秋后的一天早晨，内丘城的日伪宪兵20多人突然闯到冯村抓捕王贞文。王贞文迅速逃往村外，敌人就将王贞文的大儿媳、大女儿及表兄赵国贞抓到内丘城。日伪托人带信讯逼王贞文缴出枪支。王贞文说：“身可杀，户可烧，边区政府赋予的抗日武器不可缴。”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革命工作，王贞文得了肝硬化病，于民国31年（1942)3月病故，享年50岁，葬于故里。
贾庆虎
（1916—1945）
乳名小脏，内丘县下马庄村人。童年家贫困养成了不畏权势，不欺孺弱的豪爽性格。1940年夏，他被日军抓去在任庄东岗给日本鬼子修碉堡时，贾庆虎带动民夫消极怠工，为此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湿透衣衫。他暗下决心，鬼子不让咱过安稳日子，咱也不能让他们好受。他同几位好友一起商量组织起来，要和敌人斗争。当时在申家洞已参加了抗日政府工作的申庆，正和本村的申风商量成立抗日游击小组。贾庆虎的行动得到了抗日政府的支持，于是三人成立了抗日游击小组。抗日区政府在缺枪缺弹药的情况下，给了申庆他们两支步枪、十几颗手榴弹。从此这支游击小组便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武装抗日斗争，搞情报，割电线，埋地雷，抓汉奸，不断袭击敌人。1942年2月贾庆虎加入了共产党，3月，日军经下马庄向西修公路，打算蚕食太行抗日根据地。贾庆虎带领游击小组扒公路、拆桥梁，不断出击，有力配合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5月，抗日政府决定从独立营抽调部分骨干，并吸收敌后抗日青年组建保家民团。贾庆虎发动和组织本村16名青年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保家民团从秘密活动发展到公开出击，在敌后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搅得敌人不得安宁。贾庆虎当时任支团团长。1944年秋，内丘抗日军民开始局部反攻，摧毁了敌人两道封锁线，把游击区推进到了下马庄以东。为加强领导，抗日政府成立新四区。贾庆虎负责四区武装委员会工作。他和兄弟区搞联防，严密封锁敌人，吓得申家洞红门碉堡里的日伪军挨饿也不敢出来抢粮了。
1945年5月25日，杨庄据点出动日伪军30多人，经下马庄给红门碉堡送给养，区武会知道消息后赶到下马庄南岗伏击日军。这时，贾庆虎因事在家听到消息，匆匆去参战，在村南河滩与敌人相遇。伪军中有人认识他，被日伪抓住，要押回杨庄据点。贾庆虎说：“到杨庄也是死，我家祖坟就在这里，到坟上给老子送终吧”，说完扭头拐向南走，几名伪军追上来说：“跟我们走，有你的好处”，贾庆虎怒斥道：“我只求一死，决不当汉奸。”当贾庆虎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时，埋伏在岗上的武委会人员就向敌人猛烈开火，贾庆虎回身夺敌人的枪，不幸被另一个伪军从背后开枪打中，当场牺牲，年仅29岁。葬于故里。
李振邦
（1917-1945）
生于内丘县中张村一贫苦农家，其父去世，振邦卖杂货养活一家老小。1939年春，中共尧山县委在内东区（内丘铁路以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尧山边区区委。区委派振邦当伪保长，明里替敌人派丁派捐，暗中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活动。
1940年初，中共尧山县委在边区成立了一支40多人、20多支枪的抗日武装队伍，振邦任队长，被称为“振邦队”。他们在敌后秘密活动，对日伪军频频出击，先后端掉金店、双碑两处敌炮楼，突袭西阳车站，日伪军听到“振邦队”三个字就吓得胆战心惊。
1943年秋，尧山边区成立区政府称尧山为第四区，“振邦队”改名“四中队”。一天，日伪大队长乔墉带200多人到石家庄、翟庄村一带抢粮，抗日冀南军分区25团5连、尧山县大队和“振邦队”埋伏在路沟边，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抗日队伍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狼狈逃窜。40多名伪军向北逃命，正撞入振邦队的火力网，这时，李振邦高喊：“我们是振邦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伪军一听振邦队，立刻全部缴枪投降。这一仗，“振邦队”缴获两挺机枪，30多支步枪。伪军大队长乔墉逃回内丘县城很久不敢出城。日伪军对振邦队，怕得要命，恨得要死，派密探四处探察振邦队行踪，并放火烧了振邦家的房屋。
1945年2月13日，“振邦队”和县大队卫生队及部分区委约50人开赴尧山县双碑村，准备第二天召开军民大会。由于汉奸告密，部队一进村就被200多日伪军包围，振邦队几次突围都被敌人的密集火力压回。为保同志们安全，振邦一边组织部队反冲锋，一边组织区委和卫生队突围。伪军大队长张振元高喊要李振邦投降，李振邦率部队掩护部分队员安全突围后，振邦子弹用尽，腿部负伤，不幸被俘，敌人对其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李振邦坚贞不屈，于2月24日傍晚慷慨就义，年仅28岁。
房九长
（1912—1945）
内丘县西丘村人。1941年，房九长被日军抓到内丘城当伪保安队员，后调到刘家庄炮楼。经郝振江、老赵、李欣等抗日工作人员多次对他进行教育，使他投入到抗日工作中来，他在刘家庄炮楼为抗日斗争做了不少工作。1942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房九长被调到阎王山炮楼，他为抗日人员提供了不少情报。第二年他被调到东庞炮楼。内丘县独立营南保家民团要拔掉东庞炮楼。东庞炮楼高三层，周围壕深丈二。要拿下它，不能强攻只可智取。1943年8月24日，抗日七区副区长王淮和敌工站站长宁殿魁要房九长作内应。当晚房九长值勤，他悄悄下了伪队长的手枪和其他部分保安员的枪枝，放下楼梯吊桥，保家民团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这座炮楼，房九长加入了保家民团，并担任副班长。日伪军为报复他，将他家洗劫一空。1945年2月27日晚，保家民团协同主力部队要炸日军南进的列车。房九长带领战士在铁路边打伏击。列车被炸翻，战斗激烈，在冲锋时房九长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宁文小
（1921—？）
内丘县米家沟村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民兵游击队小组组（队）长、区干队队长。他经常带领民兵以“就窝捕捉”、“寻机捕捉”等战法打击敌人。1942年，在本县二区南白芷村，他击毙了瓮山炮楼敌警长和3名伪军。1943年在本县柳林集上，击毙了罪大恶极的敌特务队长；同年6月带领十几名游击队员，智取了瓮山炮楼，俘虏日伪军20人，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1944年，他带领游击队配合军分区独立营一举攻下了鱼脊岭炮楼，消灭日军19人，活捉4人，缴获步枪19支，机枪1挺，掷弹筒1具。同年，还在一次战斗中缴获敌机枪一挺。宁文小机智勇敢，带领民兵多次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1944年11月，他光荣地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边区政府、太行军区授予他“智勇兼备的民兵杀敌英雄”荣誉称号；赠给他一面锦旗，上写“智勇兼备”，和一支“三八大盖枪”。死后葬于故里。
（选自《河北省军事志》）
滑德铭
（1882—1946）
字敬之，内丘县武家庄村人。清末秀才，从保定育德中学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曾任河北省建设厅大地测绘科科长、稽正技术职称。民国23年（1934）调黄河工务局任测量队队长、总工程师。后任黄河河务局局长。一生主要搞大地测绘，堵塞黄河决口贡献突出。民国35年（1946）积劳成疾，病逝于治黄工地，享年64岁。葬于故里。
梁振江
（1925—1948）
内丘县大良村人，祖父被日军杀害，父亲病死。他18岁到井陉煤矿当了工人，后当了矿警。民国36年（1947）初夏，解放军接管煤矿，梁振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他作战英勇，立过功，被提升为班长。11月解放石门（石家庄市）战役打响，梁振江带领战士，凿墙爬到隔壁敌人师部，巧妙伪装懵骗了敌人，逼迫敌人投降，缴获了敌人大炮坦克，消灭了敌人火力点。他又机智勇敢地迫使敌人哨兵乖乖投降。在解放石门的巷战中，他带领全班战士，只用了一枚手榴弹，就俘虏敌500多名，还缴获了许多枪炮坦克，荣立特等功，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夺取城市的巷战战术，被萧克将军认为是巧妙巷战的典范，梁振江被誉为“石门打出来的一枝花”。当时《晋察冀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内丘县人民政府为他家挂了光荣匾，还唱了三天大戏。1948年12月在新保安战斗中牺牲。年仅23岁，葬于故里。
刘允生
（1871—1954）
字子元，号一真，内丘县北良村人。幼年时不爱嬉戏而喜清幽。因文章写得好，20岁便誉满乡里。被北良、北良屯两村聘为塾师，他边教书边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结识了一游访道士，此人精通针灸医术，刘允生虚心请教，数年如一日，光绪二十七年（1901）辞教行医，针灸医术远近闻名，就医者络绎不绝。他以针引刺可使痈疽移位使其移至安全处，然后大化小，小化了，直至痊愈。民国3年（1914）应约到邢台行医，民国5年（1916）后在顺德府召开的九县一府针灸测试会上，他的理论和技法均名列前茅，医界公推他为“案首”。民国8年（1919）写成《针灸药全图》共四册，分内、外、妇、儿四科。前半部详细阐述了针灸的来源与特点。后半部，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学说阐明经穴主病及针灸治疗关系，银针形象地称为“金冠大王”，把人身三百六十余穴人格化为将帅进行差遣，把疾病称为妖邪，何妖邪宜用何将帅去平复，生动形象，易记易传。七七事变后，定居邢台，潜心行医，广施仁术。为群众看病，不论高低贵贱，不计贫富差异，均尽善尽心诊治，以济世救人为本。以仁以义为重。他凭借医技微薄收入安度晚年，1954年谢世，享年84岁。葬于故里。
安九仁
（1910—1964）
又名安合义，出生于内丘县小西村一贫农家庭。1939年参加工作，任村政权生产委员，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并领导群众开展减租清债，斗争恶霸地主的斗争。1948年3月调内丘县抗日政府二区任组织委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先后出席过县、专署、行署及边区政府的劳动模范大会，命名为“劳动英雄”。1949年到邢台地委党校学习，1950年到省党校学习，后又到正定建设学院学习二年。1951年8月－1963年2月在邢台县银行工作。1963年2月调内丘任中共侯家庄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59年－1961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分配到邢台县最困难的会宁公社白塔村包队，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群众粮食产量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后患癌症仍坚持工作，为多干工作不肯住院，他说，明明知道自己不行了，何必再让国家花那笔冤枉钱，不如趁能动多干点工作。在县委强行指令下，他才勉强住院治疗，终因医治无效谢世，享年54岁。葬于故里。
赵振武
（1906—1969）
内丘县东庞前街村人。1922年考入邢台第四师范学校，1924年因参加闹“学潮”被开除而辍学。后曾在任县当过小学教师。1931年1月考任国民政府内丘县第二区（金店区）区长。他思想进步，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虐待民众恨之入骨。是年夏天，经中共尧山县委书记常子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内丘县域内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入党后在金店一带发展党员，建立了内丘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内丘金店支部。他积极参加中共冀南特委、任县中心县委领导的农民斗争，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怀疑，1934年撤销了他第二区区长的职务。回到东庞村家乡后，他积极发展中共党员，组建东庞村党支部。1936年参加冀南农民暴动，因失败被捕，被关入尧山监狱。当时的党组织花钱把他赎出狱，敌人放他出城后，打算派人把他刺死。他躲过敌人刺杀，逃出尧山，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曾在宋哲元的部队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太岳区找到了党组织。全国解放后在西康省（现四川省）任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肃反中因精神受刺激，不能正常工作，于1956年病退回家。他是党的高级干部，退休金高，乡亲有了困难他都帮补。还经常买些书让年轻人读。他的晚年是在乡亲们中间度过的，乡邻都敬仰尊重他。赵振武为建立中共内丘基层党组织做出巨大贡献，这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69年病逝家中，享年63岁，葬于故里。
李冠军
（1906—1974）
字凯三，内丘县东张麻村人，出身书香门弟，自幼酷爱书法。6岁随父读书，14岁升邢台省立十二中学，25岁时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政系。曾在梁启超创办的杂志社当录士，常练习书法。曾任中国国民党内丘县党部执行委员。
在金店教书期间，传授其赵体书法，为人写了不少碑文、条幅等书法作品，后到陕西咸阳等地给几家秦腔剧团改编剧本。他的书法造诣很深，其书法闻名于内丘、任县、尧山、临城等县，名气很大。小楷、正楷、行书、草书都有成绩。其书法在内丘县东部影响大，学他书法的人很多。其书法作品多为人临摹收藏。今金店一带受其书法影响，爱好书法常年练笔的人数不胜数，成为内丘县的书法之乡。享年68岁，葬于故里。
刘从荣
（1926—1981）
乳名刘拴根，内丘县白塔村人，家庭出身贫寒，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性格。1942年，年仅十六岁，参加了冀西抗日游击队，任部队医院护士。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白塔村团支部书记、副村长、生产大队长、党支部书记、侯家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内丘县革命委员会常委等职。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2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
1963年夏，特大洪涝灾害将白塔村半个村庄冲走，河滩地全被大水冲毁严重遭灾，村里人普遍产生了迁村躲灾的消极思想。刘从荣时任生产大队长，第一个站出来鼓励群众战胜灾难，重建家园。他勇当领头雁，是年冬，群众推选他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身先士卒，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开始了艰苦创业。当时，他的二儿子正患有重病，自己也常犯胃病，他都不顾这些，背上行李带着群众进驻离村八里的东峪沟。在冰天雪地中搭工棚，垒灶台，安营扎寨，进行修田造地。其间，刘从荣的二儿子病危，多次捎话到工地上，他始终没有回家看看，他说：“修地是大事，村里有医生，我帮不上忙。”直到儿子病死，他仍坚持在修田工地上。他的行动极大地激励了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大伙憋足了干劲，这年过春节他们都没停工，一冬一春造地126亩。
随后，刘从荣又带领群众在九龙岗修田造地。九龙岗造田苦在扛石头，从岗上扛石只有一条羊肠山路。刘从荣带头扛石。沿着羊肠小路苦干，经过一冬一春的奋战，扛石13000多立方米，垒筑梯田坎一百多道，修造水平梯田三十多亩。为使旱田变水田，还开挖了一条长达1500多米的盘山水渠，建起3座扬水站。
1966年始，刘从荣拖着多病的身子带着群众在南河滩修田造地，历时十多年，他们夏顶烈日，冬战酷寒，上半月搞夜战，下半月起五更，经过苦苦奋战，终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修出了四百多亩田地。期间他的26岁的大女儿突然患病死亡。没几天，他的亲兄弟又因病去世。他草草料理好家事，不听劝阻，又回到工地上。终于造田几百亩，在深山区实现了一人一亩田。解决了全村群众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交纳了爱国粮。
1970年，刘从荣决定带着群众在村前白龙河上修建一座拦河大坝（胜天大坝），使河滩田实现自流灌溉。当时，他患有严重贫血、胸膜炎和胃溃疡等病。隆冬时节，他忍着病痛和群众一起站在没膝深的水中，挖石清基，手被冻在石头上，一扯一层皮，鲜血直流。经一个冬春的苦干，终于建成了长175米的“胜天大坝”。后来，又使大坝延伸到了2000多米。
1976年，刘从荣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愿望，他带领群众自烧砖瓦，组织了建筑专业队，自力更生，坚苦奋斗，于1977年4月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堪称山区里一大奇观。随后又投资30万元盖楼三排250间，盖新瓦房180间，使大多农户住进了新房。同时购置大型农机具28台，在全县第一个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十几年来，刘从荣还带领群众植树造林5000余亩，使白塔村荒山披绿，容颜一新。成为省地治山的著名典范。《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等报刊刊登了白塔村的先进事迹。
1981年，刘从荣终因多年积劳成疾，身患癌症病故，享年55岁。为颂其功德，1985年，中共内丘县委、县政府为其立碑以示表彰。
郭玉栋
（1923—1983）
临城县李家庄村人，其祖父曾任临城县抗日政府参议员，其父为李家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家庭的熏陶下，郭玉栋18岁（1941年）就在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先后在临城县赵庄村、内丘县小西村抗日小学、抗日完小任教师和校长。内丘县城解放后，1945年9月任内丘县城完小校长。其间，为内丘和临城县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这些学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作出了贡献，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郭玉栋于1948年始，先后在内丘县民政、政府等部门工作。1952年先后任内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中共内丘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副书记。1959年调河北师范大学任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1962年又调回内丘任内丘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内丘县委书记、中共邢台地委委员等职。
郭玉栋为内丘的工农业发展作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为推广棉花种植，引进先进技术及优良品种开了先河。为内丘的基础设置建设，内丘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付出了大量心血。农业合作化时期，他培养了很多农业先进典型，如邓村村的邓不喜、金店村的关满祥、河巨村的郭老焕都是国家及省劳动模范，这些典型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63年，内丘县发生特大的洪水灾害，马河水库危在旦夕，郭玉栋带领县直机关140多名干部迅速赶到水库，指挥抗险，跳进溢洪道中疏通洪流。他不顾个人安危，亲临抗灾救灾第一线，查险情、救群众。洪水过后，他亲自送粮到受灾严重的十个村庄，领导灾民重建家园。
郭玉栋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办事公道，体察民情，没有官架子，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生活简朴，清正廉洁。他在内丘任职多年，一家五六口人住在两间小屋里，骑着旧自行车，走遍了内丘的山山水水，300多个村庄。他经常在乡下蹲点，吃派饭，睡通铺，用蹲点的经验指导全县工作。每当夏收季节，他拿把镰刀和机关人员汗流浃背帮生产队抢收庄稼，没有半点县长的架子。他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生活，帮知识分子解决实际问题，用知识分子之所长，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那个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年代里，郭玉栋这么重视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
郭玉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平反落实政策后，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他对党对人民仍赤胆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争名不争利，仍埋头工作，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工作。特别是在落实政策时期，找他的人整天围在门口，他都一件件落实。他亲手纠正了一件件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出了突出贡献。由于工作繁忙，不幸身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83年病逝，享年60岁。中共内丘县委在内丘礼堂为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人自动前来为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内丘的好县长、好书记送行，场面十分感人。
和聚海
（1912—1984）
又名和二会，绰号和阎王。内丘县大和庄村人。少时务农，家境贫寒，性情耿直，待人和气，同情穷人。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内丘独立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前后，在内丘县独立营、冀西游击队任班长、副排长、指导员，曾参加过“百团大战”、京汉铁路破袭战及临城、赞皇、武安、涉县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多次战斗。
1940年4月至1947年12月在内丘县公安局工作，在任侦察股长期间，破获了很多重大敌特案件，除掉了很多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汉奸和特务。在抗击日军侵略和锄奸反特斗争中，和聚海英勇无畏，视死如归，胆大心细，常来往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探敌情、搞情报，捉汉奸、除恶霸，敌人闻之丧胆，视他为“活阎王”，和聚海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锄奸英雄。
柳林伪乡长李保子报告日本人，把两个抗日交通员杀害了。和聚海欲除掉这个汉奸，他打听到李保子要去老树围村给人吊唁，就借此机会，在半路上将其逮住，押至一个寺庙中除掉。
柳林伪警察所的特务分子王刚太，乱收民财，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有一天，和聚海带人准备到小房岗枪毙王刚太，王不在，后知王到马河村吃饭，他们就潜伏等候。午饭后，王刚太和六名伪警察朝小房岗走来，和聚海只一枪就将王刚太打死，余者闻风逃窜。
后表山伪乡长秦家年是个无恶不作的敌情报员。一天，和聚海和王淮、孟范连等趁秦家年兄弟结婚之际，扮成贺喜的，正好秦家年在后院出现，和聚海上前揪住秦的衣领，王淮按其腰，他们将秦家年押至胡里村，召开大会，当即枪决。
和聚海在内丘公安局工作期间和同事一道，共锄奸100余人次。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地方抗日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后，任太行行署公安侦察员。1949年任邢台公安处侦察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时刻在伺机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和聚海又由邢台公安处和河北公安厅先后派往章村煤矿和峰峰矿区隐蔽下来，做秘密侦察工作，先后以下井当矿工和卖花生、开缝纫店做掩护，深入虎穴，秘密追踪侦察，到兰州终于将敌特一网打尽，破获了公安部一直在追捕的一个重大敌特团伙。使敌人妄想破坏的阴谋未能得逞。
1955年5月至1959年9月调回邢台公安处工作。1959年9月至1962年在内丘城关公社工作。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从事什么工作，从不居功自傲，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待人宽厚，心地善良。1962年因病退休，享受县级政治生活待遇。在家养病时，他依然乐善好施，经常周济有困难的乡亲邻里，有时乡亲为钱找上门来，他慷慨解囊，毫不犹豫，即使手头一时无钱，马上去信用社借支，也不让来的乡亲失望。他实事求是，原则性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造反派”找他搞“外调”，要他在他们事先写好的材料上签字，在原则问题上，他不妥协、不让步，用坚决和明朗的态度回绝了很多不真实、不客观的所谓证明材料。保护了很多干部免遭迫害。但不幸于1984年因病去世，享年72岁，葬于故里。
邓不喜
（1924—1984）
内丘县邓村人，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拾柴，打短工，下地务农，卖过馍馍。读过两年小学，不善言辞。
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任乡武委会委员，村治安员。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邓村最早的三位党员之一。在土改运动中，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他带领邓村民兵，赴太原、赞皇前线，抬担架、送公粮，积极领导和参加支前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挨家挨户串连动员，动员了48户，于1953年冬成立了邓村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任社长。1954年冬，经过充分发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了，在全村范围内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后来全县闻名的邓村建国社。合作社改为生产大队后，他一直担任邓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
邓不喜不怕苦不怕累，沤心沥血，带领全村群众发展经济，壮大集体力量，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邓村先后购置各种车辆，农机具200多台（件），大小牲口180多头，建学校，建办公室，建仓库，建牲口棚等房屋200多间，努力改善村学校、大队办公条件，壮大集体经济，增加集体和群众收入。先后办起养鸡场，养猪场，开了花坊、油坊等副业摊点十几个。
为提高农业产量，他组织了农业技术专业队。玉米、花生、山药都曾在天津省会展览馆展出过，植棉组成绩尤其突出。他组织的乔小香为组长的植棉组，创下亩产皮棉50公斤的高产量（当时普通亩产只有15公斤）受到国务院奖励。
1958年12月邓不喜荣获全国农业劳模称号，出席了全国农业劳模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大会还为其颁发了奖品、奖章、证书、书籍等。国务院颁发的奖状还有周恩来亲笔签名。同时邓村大队也荣获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1963年邓不喜率领全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把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1964年，为实现经济好转，邓不喜团结干部群众共同艰苦奋斗，仅用了七天时间就完成了村里的办电工作，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邓不喜同志遭受了不公平待遇，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还被撤了职，从此邓不喜同志离开了邓村领导班子，当上了饲养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邓不喜同志平了反，他又挑起了邓村支部书记的重担。
邓不喜同志不计较过去的恩怨，全身心地投入到邓村的生产建设中去。兴修水利，平整土地，铺设防渗管道，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扩大铁编厂、农业试验场的规模，使邓村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效益飞快提高，三年迈了三大步。在《河北日报》1978年8月18日，1979年7月23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上下左右齐动手，四面八方来堵截》和《半年来的变化辩倒了歪歪理儿》等文章，当年夏粮总产超过100万公斤，给国家拿贡献超过50万公斤。邓村又被评为县、地、省先进单位。
1982年邓不喜同志积劳成疾。1984年10月因肺气肿发作，抢救无效，在邢台人民医院病逝，享年60岁，葬于故里。
杜墨堂
（1939—1985）
内丘县李田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立志像邢燕子回乡青年那样改变家乡的面貌。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李田村会计、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
1976年春，杜墨堂到河南新乡探望一个亲戚时，从一位退休的商标厂师傅那里了解到做商标装潢很有前途。回村后即召集干部群众，商议决定建商标厂。资金匮缺，他求亲借友，发动群众集资。他三顾茅庐，从上海请来了师傅，他亲自侍候师傅衣食住行，为其当司务长。诚心所至，很快在全县办起一个最大的乡镇企业，使一个村办商标厂跻身省内先进行列，蜚声晋冀鲁豫四省，实现年利润22万元。企业摊点从无到有发展到16个，从业人数达180多人，全村经济总收入由1974年的13万元提高到1984年的105万元，人均收入由50元提高到500元，公共积累达30多万元。1981年村里建了一座大水塔，家家用上了自来水。1983年大队投资2万元，补助220户买了220台电视机，成为内丘县第一个电视村。到1984年，全村370户中有210户盖上了新房。
杜墨堂以帮助关心孤寡贫困户为已任。常常放下自己的事去帮助他人。他家有台拖拉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谁说要用就派大儿子开着拖拉机，赔着柴油钱，不求任何报答，为乡亲们运粪、耕地。杜墨堂对人和善可亲，对已却要求严格，他身为村干部，从没滥用权力做过优亲厚友的事，更未沾过集体或他人一点便宜。他的外甥和儿子想进村里的商标厂工作，他以不够条件为由，拒之门外。他家翻新房屋，别人争相要帮工帮料，都被他婉言拒绝。干起工作来丢家舍命，一心扑在为集体谋富裕上。李田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富有的村庄，成为全县农村致富的典型，杜墨堂也成为农村干部学习的榜样。
1985年8月23日，在扩大村商标厂时，他心脏病数次发作，仍坚持在工地，最后昏倒在工地，抢救无效，以身殉职。年仅46岁。噩耗传出，全村干部群众无不痛惜。感念他多年率众致富，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乡亲们痛哭失声。杜墨堂逝世后，中共内丘县委、内丘县人民政府根据他生前表现，授予他“模范党支部书记”光荣称号，并为其撰文立碑，以激励后人。
张荣妮
（1924—1988）
又名张荣，女，内邱县黄岔村人。1942年参加抗日工作。任冀南二分区地下交通员。一夜能行百多里，当地人称“飞毛腿”。1943年春，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扫荡，使内丘原有地下交通站受到严重破坏。敌人为断绝冀南与太行抗日根据地组织的联系，顺平汉路挖了十几里长的深沟，只在河村留有东西通道。为了打通冀南与太行抗日的交通联系，又不引起敌人注意。二分区领导首先想到了原在一分区工作后打入敌人便衣队的郭永善。他是河村人。先让他回家“休养”，再找一个女交通员与其结成夫妻，当时二分区交通站只有张荣妮合适，领导找她一谈，她以革命利益为重，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没有仪式，没有嫁妆，背上20个烧饼走到郭家就算结了婚，建立了秘密地下交通站。从结婚到抗战胜利两年多的时间里，为党和八路军护送干部100多人，传递情报、信件、物资不计其数，从未发生过事故。人们称赞张荣妮为跑交通把终身大事都献给了抗日事业。抗战胜利后，她不争名不争利，没有向组织要报酬，默默无闻地过起了庄稼日子，直至去世，享年64岁，葬于河村。
彭惠民
（1917—1985）
河北省交河县西辛店乡彭家庄村人（原河北省阜城县蒋坊乡彭家庄），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人口很多，父母发誓全家吃糠咽菜借贷也要供出一个识字的孩子。因此，他有幸上了两年的私学，后因家庭实在困难，辍学回家干活。但从来书不离手，勤奋好学。
他15岁外出给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每天清早，天不亮就要起床挑满三大缸水，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清理马厩，喂夜草。但是他充分利用地主家书多的条件，勤学苦学，经常看书到深夜。他常跟别人说，喂马看书两不误。
1940年初，经原启蒙教师王老师（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原任河北阜城县县长）介绍参加了抗日工作，在阜城县四区王厂村以当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白天从事教学工作，晚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逃避敌人的检查装扮成庄稼人，深入农村，宣传群众开展斗争，为老乡浇园拧辘辘，手上的茧磨得很厚，逃过了敌人一次次的搜捕和封锁线的检查。一次敌人怀疑他是地下党，把他抓了起来，严刑拷打，他拒不承认，经地下党组织营救和老乡村民努力联名做保，加上敌人也苦于拿不到证据，才被放了回来。在华北“五一”大扫荡期间，他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日夜奔波带领群众坚壁清野，有时一整天才能啃上个凉窝窝头。他历任阜城县二区、四区助理员，秘书、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20世纪50年代初，相继任阜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副县长，柏乡县委副书记、内丘县委副书记兼拖拉机站站长、内丘县常委、副县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后任内丘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朱庄水库后勤副主任、内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党号召干部家属下乡落户，为了带动全县这项工作，他第一个报名全家落户到农村，一呆就是20多年。20世纪70年代内丘县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当时群众思想顾虑很多，抵触情绪大，工作很难开展。他第一个报名，也是第一个让自己的女儿、儿媳做了结扎手术。1963年太行山发大水，他分包马河等水库防洪工作，家中的房子因连降暴雨坍塌，他却没有回家看一眼，周围好心人冒雨帮他家搬到安全的地方。他日夜泡在水中带领干部群众抗洪护坝，七天七夜没合眼，双腿红肿溃烂，有的地方露出了骨头，最后被抬回了家。
他工作务实，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内丘县300多个村，村村都到过。下乡他都是骑自行车，不管严冬酷暑，从不坐车，大部分时间直接深入到田间地头，向农民群众了解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看法，有什么要求和实际困难。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助人为乐。多次帮换面和买化肥的农民推排子车，当群众得知他就是县长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为此《河北日报》、《邢台报》记者多次报道过他的有关先进事迹。他第一次定级时就是行政15级，以后在多少年的调级中，每次他都主动让给别的同志调，直到最后全国普调，才算长了一级工资，也是最后的一次升级。
他一生粗茶淡饭，从不挑拣，穿的是平常老百姓的衣服，几乎没有一件没有补丁的衬衣衬裤。一次在石家庄省委召开的大会会堂门口，因他穿着太朴素而被门岗挡驾，掏出证件后才被放行，被传为笑话。他一辈子骑了一辆旧自行车，戴了一块手表。理发不到理发店，找个人推推了事，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召开全家忆苦思甜会，教育子女不忘旧社会的苦日子，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继承勤俭持家的家风，常讲俭以养德的道理。要求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为人民干事，在他的影响下家中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都舍不得吃，孩子放学后就去捡废铁烂玻璃，当地群众为此编了个顺口溜：奶奶卖鸡旦，孙女捡乏碳，闺女拾麦子，县长不用管。
他清正廉洁，不贪钱权。办公用的稿纸信封他一张也不让孩子用，报纸一张也不让往家拿。他常教育家属孩子，公家一分钱的光也不能沾。每年下乡时间很多，不论是到乡还是到村入户，吃过后当场算账付钱。1960年困难时期，城东的一位村干部用排子车送来了萝卜条、山药干等农产品，那时真是救命的东西。他让原封不动地拉了回去，这位干部眼里含着泪边走边说：你这官当的也太清了。1983年12月年满66周岁的彭惠民经组织批准离休，享受副地级待遇。离休后，他坚持到农田干活不图清闲，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
1985年10月13日凌晨，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8岁。死后葬于故里。
常继忠
（1901—1986）
内丘县九宅会村人。1937年10月的一天常继忠在村边放牛，遇见冀西民训处的李介民。李动员他参加抗日，他说：“我不识字，光会放牛，怕是干不了”。李介民说：“送送信，跑跑腿总行吧？”从此，常继忠边干活边做抗日工作。李介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接受了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建立自卫队的任务，在李介民的指导下，很快发展了本村刘宗林、刘宗录、刘宗秀、常德心、刘灵栓、刘宗保等加入共产党，成立了山区第一个支部——九宅会村支部，常继忠任支部书记。1938年4月一区工委（白鹿角）成立，常继忠担任区委书记。8月任中共临内县委内丘分委委员。1941年，到内丘东部西阳村开辟敌后抗日工作。
西阳村靠近官庄车站，站内驻有日本兵一个小队，设有伪警务段、警察所、伪自卫团、日本特务机关（新民会）、警备小队等。继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秘密抗日活动，发展敌占区党组织，除奸灭霸，在车站贴传单，护送抗日志士路过敌占区，为根据地送油墨、纸张、铅字、印刷机及军需物资。1943年10月，继忠任中共内丘县委敌工部部长。1947年1月任中共内丘县委书记。后调到河南省鹤壁市任市总工会主席，后在河南离休。1986年去世，享年85岁。
王贵申
（1931—1987）
内丘县胡里村人。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曾参加平津、淮海、上党、陇海、渡江等战役，被授予“一级杀敌英雄”称号。1949年，从陆军转为空军，历任学员，飞行大队长、团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曾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曾率部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上级通报表彰。1985年离休，1987年4月19日因心肌梗塞在唐山市病逝，享年56岁。
安生长
（1912—1989）
乳名安福长，内丘县庄和村人。汉族，贫农出身，幼年只在小西村舅父家读过一个月书，10岁便给地主放羊。民国27年（1938)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中共白鹿角区区分委委员、中共白鹿角、侯家庄区区委书记、中共内丘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内丘县委书记、邢台地委委员、邢台地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邯郸行政专署山区建设委员会主任、邯郸专署畜牧部长、邢台地区山区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曾先后两次在内丘任县委书记。1963年邢台遭水灾，他在内丘任抗洪抢险总指挥。处处关心群众疾苦，救灾中他提出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主张，同党中央的抗灾方针非常吻合，体现了其较高的领导艺术。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曾任垮台后，内丘县委顾问小组组长，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拨乱反正，做了大量的工作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少“左倾”错误。一生廉洁勤政、作风干练果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因病退休，按照党的干部政策改为离休，享受地市级政治生活待遇。1989年4月5日，病故于内丘县城。享年77岁，葬于故里。
张玉林
（1914—1989）
出生于内丘县黄岔村一贫苦农家，1966年定居内丘北街村。从小以拾柴、打短工艰辛度日。
1938年2月，经中共内丘县委分委书记刘振邦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振邦问他：“革命是会有牺牲的，你怕不怕死？”他坚定的回答：“我已是党的人了，上刀山下火海俺都不怕！”从此，他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在抗日斗争岁月里，他的家成了养护伤员和地下党联络的地方。其弟是地下交通员；母亲在家照料伤员；妹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进深山攀悬崖为伤员采药。
1941年，张玉林任内丘县五区区委书记。敌人先后抓了他三次未抓到。一次他刚刚接到去山西执行任务的通知，敌人却把他弟弟抓住扣在城里南关庙里。扬言说张玉林不前来自首，就杀掉他弟弟张玉文。张玉林得知后对战友们说：“我不能为自己小家庭而误了革命的大事。”就义无反顾地到山西执行任务去了。
1945年，张玉林任内丘县公安局长。9月间，解放内丘城战斗打响后，他带领公安局人员配合八路军从西南城墙攻入内丘城。县城解放后，他带领公安人员对敌、伪、特及土匪、恶霸进行肃清和镇压，为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2月至1951年8月任中共内丘县委组织部长。
1951年9月至1953年4月，张玉林任内丘县政府县长，其间在中央政法干校学习过。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任峰峰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邯郸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邯郸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务。
张玉林身居要职，公务繁忙，还处处关心群众之痛痒。他身边一个打字员小陈，家庭负担重，生活很困难。他就把上级给自己增加的一份工资主动拨在小陈的名下。1966年3月邢台大地震，这时，张玉林已身患疾病。他不忘灾区群众。把自己仅有的一件皮大衣和一个月的全部工资捐给了隆尧重灾区。
1966年5月，张玉林因病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回到内丘，在北街村定居。离休后享受正地级待遇。
离休后他不是呆在家里静心养病，而是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生产队生产情况。他发现北街村造成农业产量低的原因是土质差、缺肥少粪，就背起粪筐，天天拾粪。一年三百六十天，日积月累，拾的粪象座小山。他把拾到的粪全部交给生产队。生产队要给他记工分。他说：“国家给发着工资，要啥工分！”
他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队长安排他干点轻活儿，他偏要和年轻人干一样的重活儿。春季，他挑头组织了一个浇地突击队，自己当队长，有时干个通宵。最忙时他能几天不回家。有一次半夜停电，他让别人回家，他在地里等电。家里人等得久了就到地里找。这时，他正靠在机井旁一棵树下，浑身打着颤。医生一量体温，烧39度多。可是，张玉林打针吃药休息了半夜，第二天一早又扛着铁锨到地里去了。
麦收季节，张玉林挥镰割麦打头阵，休息时还为社员磨镰刀；回家路上，他把散落在道边的麦穗一个个捡起来送到场里。一回到家，他浑身象散了架，老伴儿给捶背掐腿，家里人都心疼地掉眼泪。生产队干部们过意不去，瞒着他给他家里送来100公斤小麦。他知道后，硬是叫老伴退了回去。参加劳动十几年，他没要集体一分钱、一斤粮。张玉林看到一块废场闲置着，就带领大家平整出一块20亩大的地块，自己拿出200块钱购来稻种，求师访友学种稻谷。秧苗出来了，他一有空就到田里锄草、施肥、治虫，在他辛勤劳作下，稻谷丰收了。北街人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打心眼里感激老张啊！
1971年他提出要为生产队办一个养猪场。他为了给生产队节约开支，就带领社员从砖厂拾回一车车砖头，建起了20间猪舍。由于生产队资金紧张，他从自己腰包里拿出500元钱买粉碎机、铡草机和猪仔，还组织一个十余人的养猪小组。从此，生产队的农作物秸秆都经猪场“加工”成肥料运回农田，每年向国家交售200多头生猪，给生产队带来可观的收入。他还经常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一个小队长觉得当干部吃亏想辞职，张玉林把他叫到家里，和他谈心一直谈到深夜，终于做通小队长的思想工作，还拿出50元钱帮他解决生活困难。村里大事小事没有他不管的。谁家闹矛盾，他去化解；邻居有纠纷，他去“熄火”。
1989年7月12日，张玉林在家病逝，享年75岁。北街村委会为了表示对张玉林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于1990年10月1日在他的安葬地（李阳河南岸）立了一块碑石，赞誉他“坚定信念，忠贞不渝；一生为公，无私奉献”。
李书魁
（1919—1990）
邢台县卫鲁村人，又名秋魁。1946年参加工作，1956年在内丘县联社医药经理部任职同时行医，同年4月至1957年8月任内丘县城关医药经理部经理兼医生。1957年9月至1958年6月任内丘县药材公司经理兼中医师。1959年2月至1990年先后在内丘县人民医院、内丘县中医院工作，曾任内丘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副院长、内丘县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被评为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从医40多年，善长中医内科，对治疗高血压病及脑动脉硬化偏瘫等病有专长，曾在医学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篇。曾执教亲传中医学徒27名，经主管部门考试全部合格，被分配在各医疗单位，有的成了中医战线上的骨干。1990年病逝于内丘，享年71岁。
张文
（1909—1991年）
内丘县新城村人，因枪法好，喜打猎，特别是打兔子一打就中，绰号“兔子文”。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冀西游击队三支队，常担任侦察工作，因杀敌有功，被誉为“太行军区一级杀敌英雄”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二级杀敌英雄”。
张文性格刚烈，剽悍勇敢，胆大机智。一次，日本人进家捉鸡，张母不让，被日军踹倒在地。张文上前夺了鸡，顺手仍到了房上，日本兵端枪就刺，他闪身躲过攀梯上了房，日本兵扔下枪就上房，刚爬到半路，张文掀翻梯子将日本兵摔个半死。1940年的一天他奉命进城摧粮，在西门外碰见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张文闪身墙后，等敌人走近，一枪将敌人打下马来，夺枪上马飞奔而去。张文夺枪的事，被一汉奸告密，日军派部抓住了在家隐蔽、暗中搞侦察工作的张文，将其打成重伤。后被党组织营救，在根据地养伤。伤还未好就请战下山要除掉告他的汉奸刘某。那天张文掖着短枪混进城，正好遇上刘某，挤到前边紧攥住了刘的手，把刘某吓得六神无主，张文低声说：”是朋友送我出城。”用枪推着刘某直奔西河。黑夜中将刘某押到山里，审讯后处决。
一天张文化装进城侦察，被抓进宪兵队，押进杨庄据点，敌人想杀张示众。日军将他一顿毒打，脱光衣服，五花大绑扔进木笼，并派专哨看守。后来，敌人外出执行命令，据点空虚，张文在另一被抓战士的帮助下逃出虎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图名不争利，不给国家找麻烦，张文在新城过着庄稼人的日子。
1991年10月，在家乡病逝，终年82岁，葬于故里。
常致意
（1900—1991）
又名常之仪、常子敬，隆尧县重贤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县、尧山、隆平、内丘一带做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并任中共尧山县委第一任书记。在内丘建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金店村党支部，发展第一个党员赵振武，为内丘建立中共组织作出重要贡献。1934年被捕入狱，1937年获释后与党失去联系。后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教导团。次年参加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会议，编入陈再道的东进纵队，受政委宋任穷指派，先后在尧山战委会、县战委会任部长。1939年调尧山抗日政府任文教科科长兼秘书，1941年以尧山参议员身份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大会，会后留下做政府法规编整工作。1942年二次被捕获释后，考入北平中国佛教学院，回乡后由刘子厚等人介绍先后任任县邮政局副局长、隆尧县尧城镇完小校长、隆尧县文化馆馆长、邢台专署监察处秘书、内丘中学副校长、内丘县人大常委、隆尧县政协委员、河北省佛教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在内丘中学工作期间，他管理图书，根据教学需要，为购上好书，再苦再累也乐意去。他视书如命，有了空闲就修补旧书破书，又粘又补无不尽心修整，百般呵护。对借书者百借不厌，百问不烦。他是位图书收藏家，有藏书数万册，其中有不少善本孤本。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中学的教师有了疑难总去问他，每问必有收获，使青年教师都受益匪浅。当时二十四史原版本极缺，他通过学生刘子厚（时任河北省省长）的关系，为内中图书馆购进一套二十四史。到了晚年他在邢台地区党史部门当顾问，为提供党史资料，整天风尘仆仆奔跑在内丘邢台之间。他一生还酷爱书法，造诣很深，几十年如一日，练笔不辍。1982年从内丘中学离休，1985年享受正县级待遇，1989年开始享受地专级待遇，1991年1月1日在隆尧县城病逝。享年91岁。葬于故里隆尧县重贤村。
杨文志
（1942—1992）
内丘县史村屯村人，上中学时就爱上了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前在地区报纸就发了不少通讯、散文和小说。他和其他文学作者成立了内丘县第一个文学创作组，团结一帮文学爱好者，互相激励，竞相创作，对内丘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在《邢台日报》、《河北日报》发过不少散文小说，其《风格水》、《传枪》均获好评。曾在村里当过小学代课老师，后被聘到工商局从事公文写作工作，兼往报纸上写通讯报道，后又转到冯村公社办公室从事公文写作工作，还在宣传部，党史办，文化馆帮助工作。在文化馆工作期间，他办文艺刊物，培养文学作者。忙忙碌碌十几年没有正式工作是临时工，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杨文志在县三套集成办公室和其他同志编撰了内丘三套集成的故事卷、歌谣卷。后调到地区三套集成办公室帮助工作，1988年，因三套集成获奖，靠自学成材，才转成了国家干部。1989年5月调到地方志办公室任副主任，1990年任政协副主席。他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散文家协会会员、省地方志协会会员。1992病逝，享年51岁，葬于故里。
董继增
（1951—1993)
1951年出生于内丘县城关镇。1968年参军，1971年复员后在本县参加邮电工作，历任机务员，技术负责人，邮电局副局长。1988年4月调沙河市邮电局任局长。
当时沙河只有400多门手摇电话，他通过贷款、集资和多接多个工程队大会战等方式，高速度建起了沙河市邮电通讯大楼，安装千门程控电话。他再接再厉，于1991年9月2日开通了六七个支局的程控电话。他还快速发展了第一批太行山区农村电话村，实现了市农直拨，使长话、市话、农话合为一网。在改变邮电条件的同时，还积极打破常规转换经营机制，实行包效益、包质量、包管理的三包办法，实行弹性工资制，实行专业分营，横向协作，纵向自决等体制，还引入风险抵押等办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刺激发展电话市场，扩大储蓄业务，成立农民集邮协会等系列改革措施，使沙河市邮电业务量，持续高速增长。上任5年，固定资产增长近7倍，企业效益翻两番还多，成为全地区收入大户，连年被评为地、市先进单位。
董继增工作拼命干，还很关心群众，千方百计集资为职工盖住房，努力安排职工子女就业，不安排自己儿子，职工住新房自己不住，把自己的奖金捐为职工自学奖励基金。
他干工作不要命，冒雨抢修电线一干十二个小时，翻几十里大山接着还干。1990年后患了高血压，头晕、面神经中风麻痹、口眼歪斜等病，拒绝住院。口吐鲜血，休克过去仍不住院，终于在工地上突发脑溢血昏倒，经抢救无效于1993年5月4日去世。年仅42岁，葬于故里。
沙河市委、市政府追认其为优秀共产党员、振兴沙河特等功臣。邢台邮电局追认他为“优秀干部”“发展邮电事业功臣”等。河北省发出通知，号召全省邮电部门开展向董继增学习的活动。
赵继普
（1919—1993）
号蓬山峰，内丘县磨窝村人，高小毕业。1945年在南岭抗日小学代课，10月回本村任教，1951年调内丘县文化馆工作，曾任副馆长。
他一生酷爱书法，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水为墨，房顶为纸，苦苦研练，几十年如一日，终于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书法被人称为“赵继普体”，自成一家，深受群众喜爱。他生活简朴，性情随和，有求必应。每逢春节，磨窝村家家门上贴的全是他写的对联，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县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匾、牌、对、碑比比皆是，无论官家、商家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求字，均慷慨赠予。他亲手培养了一批书法爱好者，为内丘县的书法事业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他还酷爱太极拳，强健身体，锻炼性格，一说起太极功夫来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另外，他对文物普查、民歌、村名歌收集整理都颇有建树。
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省市书法展，并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收藏。他是内丘县最早的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1993年病逝。享年74岁，葬于故里。
姚二青
（1941—1993）
内丘县滩里村人。1965年在天津美术学院毕业。曾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后调到省电视台。1984年任河北广播电视厅党委委员，河北电视台专题部主任。1987年被评为副编审。美术作品曾在《民族画报》，《河北画报》、《河北日报》等发表。其中《十年成林》、《有志者》参加京津和全国版画展后又到日本展出。创作的作品主要有连环画《鲁迅》、《春之曲》、《抗美援朝组画》、《抗洪救灾组画》、《太行新貌组画》。1981到1984年担任电视剧《冰与火》、《巧姐摆宴》、《懿贵妃》制片主任。自编自拍的专题片《清东陵游记》，在中央台播出后，还翻译发行到东南亚各国演出。他编拍的《欢歌盛舞庆新春》获全国优秀节目二等奖，《绿色夏令营》获全国优秀专题片二等奖。其主要著作有《电视摄影构图》、《色彩在电视中的应用》、《西太后篡权记》摄影连环画上下册。姚二青特别关心家乡宣传事业，他与县内部门共同拍摄了反映富岗山庄党支部书记、西石河党支部书记及县水泥厂厂长等人的电视专题片，在省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对宣传县内重要典型作出了显著贡献。他是河北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版画研究会理事。1993年因突发心脏病猝死，年仅53岁。
石璞
（1925—1995）
内丘县北良村人。1937年考入中学，因“七七事变”失学。1939年至1941年在内丘城内私立西街学校学习。1944年在内丘县委敌工部工作，多次潜入敌占区侦查敌情，圆满完成工作任务。1945年9月参加解放内丘城的战斗。10月调内丘县委宣传部工作，并担任《太行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通讯员。1946年调内丘县政府任教育科副科长，编办县府报纸《大众报》，对配合当时的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6月调到邢台地委宣传部工作。
1950年11月，调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1951年6月调河北省总工会，任秘书科副科长。在此期间，负责编辑半月刊《河北工运通讯》、《工运简报》。
1958年，调河北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工业部主任，农村部主任，编委等职务。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写和撰写了一批重点典型报道和重要社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
1972年，调河北省教育局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河北教育》总编辑，省教育局副局长。1983年省教育局改为教育厅后任副厅长、党组副书记，1986年省教育厅改为教委后任顾问。在此期间兼任《河北教育》总编辑、《初中生周报》总编辑。担任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理事、河北教育总会第二届会长、《晋察冀边区教育史》副主编、河北省地方教材审查委员会主任、农村小学复试教材编委会副主任。
在省教育局、教育厅、教委工作期间，按照省委关于办好农村中小学的意见，和党组成员一起，多次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艰苦细致的工作，指导全省进行了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等方面进行一些开拓性工作，为河北省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石璞1989年离休后，于1991年担任省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他不顾年事已高，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动员、组织广大离退休老教师、老教授、老教育工作者，采用报告会、专题讲座等形式，为国家培养“四有”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1995年9月23日因病在石家庄逝世，享年70岁。
郝维春
（1913—1999）
内丘县羊峪村人。1945年，定居在县城北街村，1938年入党，1945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5月至1943年2月，先后任内丘县农民救国会主席、内丘县工人救国会主席、内丘县抗日县政府第四区区长、内丘县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等职。积极动员农民参加抗日，发展抗日武装力量。1942年，在侯家庄一次集会上，站到戏台上，揭露日军暴行，号召青年参军，动员群众捐粮物支持抗日，一个月内就有100多人参军，捐粮物十几大车。
1943年2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多次被评为练武标兵、劳动模范，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1945年毕业后，被任命为太行一分区人民武装委员会政工部部长。1948年，任赞皇县抗日县政府县长。半年后，到华北党校学习，3个月后到北平丰台区南待命。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先后任十五区区长、丰台区区长。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清除国民党残存势力，收缴武器，保护军用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农业部物资局局长。因工作突出，多次受到表彰，两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1957年1月，调农垦部，先后任主任、局长、人事司长等职，多次受到奖赏。1959年10月作为农垦战线上的特邀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和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看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
1964年响应号召，报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江国营农场工作，任党委书记兼场长。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农场工作8年，扩展耕地5.5万亩，使西江农场成为全国颇有名气的大型综合性农场。
1972年5月，离职休养，被安置在桂林老干部休养所。因思念故土，1972年底回到内丘，担任离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1976年，内丘县委聘请其为顾问，为县委出谋划策，发挥余热。他还拿出积蓄在北街租房，置办桌凳玩具，创办一座幼儿园，能容纳百多名儿童，解决了部分干部职工的难题，受到广泛好评。1999年4月病逝，享年86岁，葬于故里羊峪村。
王白石
（1910-2000）
内丘县清修村人，1910年11月出生。1932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太行一分区政治部总务科长，敌工站站长，邢台市政府市政科科长，邢台县公安局局长，河北省公安厅人事处科长，唐山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河北省监察厅处长，中共内丘县委副书记，邯郸市农机局局长，邢台地区工业局局长，中共邢台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邢台分院检察长，1985年10月离休，享受省级干部待遇。
他在河北第四师范上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先进分子。放假期间，利用内丘城大庙会的机会散发革命传单登台发表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反帝反封。他在内丘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他建立的清修党支部是内丘县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他在宁献庭创办的“内丘县私立明德初级职业学校”任教期间，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在内丘工作期间，他主管工业，通过学习了解，深深了解到发展工业对一个县的经济增长将起到巨大的作用。于是他积极奔走，千方百计通过关系从外贸部购来一套机械设备，创办了内丘县东关机械厂和面粉厂、建材厂，当时他购到的机械设备是国家级的先进设备。为内丘县的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迫害，但他敢于碰硬，敢于承担责任，他爱憎分明敢说敢干，不屈服不怕斗，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批斗他的人把他的头摁下去，他顽强地挺起来，那颗始终高仰的头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
2000年2月1日病逝，享年90岁。
（1905—1926）
乳名武僧群，又名武海霞。出生于内丘县武家庄村一富裕农家。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学习，14岁考入内丘县立高级小学。民国11年（1922）考入当时在北方颇有影响、进步思想活跃的保定育德中学。其父曾劝其改读师范，他说：“育德中学的师生思想进步，我要在那里发愤读书，多掌握知识，有机会继续深造，以后报国为民。”他在校间，勤奋学习，节衣缩食，用省下的钱购买进步书刊阅读。还常以笔名“维生”向天津一些刊物撰写文章。他积极探求真理，公而忘私，乐于助人；虽生于富裕农家，却十分同情贫苦的工农，常拿自己的生活费去资助别人。民国12年（1923），他在校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和为民众求平等、争自由的革命斗争。次年夏天，述文从育德中学回家度假，他利用人们在内丘城关东庙处看戏的机会，走上戏台，慷慨激昂地向群众揭露军阀的暴行，号召群众捐款支持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参加五卅惨案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民国15年（1926）中学毕业后，任中共保定市委委员，负责统战工作。是年，8月13日夜，在清苑苗圃参加市委全会。会议结束后，武述文和王志远、刘秀峰等回保定市委机关驻地石家花园（现保定市西关小集街5号）休息，被叛徒王永福、张华亭告密。军阀吴佩孚部下阎治堂的第三军包围了清苑苗圃和石家花园。述文在越窗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1岁。民国27年（1938），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追悼大会上，追认武述文为革命烈士。
王庭炜
（1879—1933）
字耀堂，光绪五年（1879）生于内丘县南杨寨村一个田产颇富的诗书家庭。天资聪慧，喜书好学。清末时中秀才，其父谢世后，接替其父与李姓合资经营“兴盛隆”煤栈。为人厚道，助人施乐。民国初年，兵事骚扰，业务萧条，弃商归家，耕读兼顾，常以诗书传后，勖勉后嗣以忠孝为本，待人以谦让为先。其母有疾，朝夕左右，亲奉汤药，从不惹老人生气。其伯母患病，虽分门另居，他也资粮奉养，有求必应。老人偶有郁结，即善言相慰。对乡党同样礼让为重，以和为贵。家人与邻里口角，即制止家人，随之登门“赔礼认错”。不慕名利，乐衣食淡泊，宁静恬然自居。友升三于陕西居高官，数函约其赴陕任事，皆借以病辞。虽家产宽余，却以俭为美德，素食粗味。常以汉杨震“四知”的故事启迪后辈，让后辈懂得“从俭入著易，从奢入俭难”，“俭可养廉，廉可生威”，以及“有文事必有武备”、“和为贵，谦受益”等道理。
晚年身患重瘟，痊愈后，体渐不支，遂于乡间教晚辈书法。他的书法，上宗晋唐，出二王；又主学颜鲁公，兼虞、欧、赵诸名家。融各家之长，独具一体。因其王姓，故时人称其“王体”。其书宗王而非尽王，宗颜而非尽颜。其字之神韵王也，其结构欧虞也，其丰腴骨劲，法则颜也。有颜帖《勤礼碑》、《多宝塔》、沙河县出土之《神道碑》；欧帖《九成宫醴泉铭》；右军帖《黄庭经》、《东毅论》等碑帖。民国20年（1931）又得西安碑林刻书法法则，故大开书风，其书更“劲健遒丽”、“神韵自然”、“气势雄浑流畅”、“骨劲秀雅而不柔媚”，一时名噪地方，誉孚邢襄。府、县及至各大村镇大小商号牌匾，诸如邢台府城的“醴泉涌”酒家，县城的“隆茂苏”布疋百货店，“兴盛泰”粮店，“慎记”药店，“恒裕昌”铁货店，“大生号”文具店，柳林“大鑫号”杂货店，西庞村韩庆祥家门匾“淑慎贞慈”，自家门额“谦受益”等。县城城隍庙戏楼石柱楹联“寓褒贬，别善恶，廿二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通古今，若亲目”，为庭炜亲编亲书。其碑帖尚有：真楷唐柳宗元《箕子碑》、晋王右军《兰亭序》、明张溥《五人墓碑记》等。他既善书，又悟书理，他论书，一讲体如鹰、势如龙。“体”指字之形态，俊建如鹰，立站飞翔英气勃勃、劲健多姿；“势”指结构、章法、布局、成章成篇，其势如龙，首尾照应，雄浑生动，出骨气，显气韵，见形势，若呆滞失神，不成书法。二讲书贵自然，即通过依法苦练，反复为功，达到自然美妙之境界。三讲多用中锋，用中锋则心正，笔画圆润如玉，活泼如惊蛇，有立体感。四讲多练多写必依法则。王庭炜于民国22年（1933）病故，享年54岁。后人赞他“高文健笔科场手，白发青衫澹泊人”。
宁献庭
（1881—1936）
字升三，内丘县十方村人。天资聪慧，五岁开始在家由父宁衡平（县廪生）授书，兼习少林武术，后入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4岁欲外出求学，父亲患病，只好辍学在家，一直侍奉，六年后父病愈。20岁入保定高等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回内丘创办警务所，兼任所长，亲自督率警务训练。在职期间，艰苦务行，造福地方，禁赌辑盗，修路栽树，卓有成绩。辛亥革命暴发后，加入同盟会，投入反清斗争。曾联络邢台、内丘、临城等铁路沿线各警务所，欲在京汉铁路顺德段阻止镇压革命的清兵车通过。中华民国成立后，当选为顺直省议会议员。
民国9年（1920），宁献庭因母病故，奔丧归家，以孝道为重，暂留家乡四年，奉养老父，直至送终。
民国13年（1924），国民军胡笠僧将军邀宁随军办理兵站，初进驻通州喜峰口，后返师北平（北京），又响应北伐移师南下，往返数千里，随军筹备运输。次年春，胡笠僧病故，岳西峰将军继任，仍委任宁办理兵站事宜。
民国16年（1927）春，由好友耿寿伯介绍，入杨虎城部任军需官，驻防山东营县、诸城一带。宁时时遵循杨将军的不扰民政策，苦心筹措饷糈，随着杨虎城部从山东移防河南。后他所在的南阳部升编为第七军旋移洛阳，又升编为第十七路军。移防沿途中需设兵站，宁相继被委任以兵站处长、第十七路军兵站支部部长等职。民国19年（1930）冬，随军到陕西，任兵站分监，行军千里，军需从无匮乏，后被任命少将参议，赞翊军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东三省，宁献庭关切国家存亡大事，告诫部下：“东北兴亡，华北告急，吾中华儿女岂不痛心，大家应各尽其能，保家卫国。”为实现抗日救国理想，广交有志之士，先后结交了王铁珊（冯玉祥部下）、邵力子（国民党要员）、杜承赋（民盟西北支部主席）、李锡九（后曾任河北人民政府副省长）等，积极联络抗战活动。
民国21年（1932）春，甘肃省宣慰使孙蔚如电邀宁接收烟亩罚款处。是年9月，受命代理陕西省财政厅长，仅用一星期时间，筹办省库券300余万元，划作教育经费开支，维持学校正常上课。次年春，烟亩罚款处改为禁烟委员会，宁任委员长，建议颁发禁烟牌照，按亩纳税，除祛摊派旧习。六月，邵力子主政陕西，宁受命任陕西财政厅长，时陕西灾荒，财政异常困难。他毅然停止各地驻军军饷地方派款，改由财政厅直接支领，统一了财政收支制度，并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多项。其间也曾兼任禁烟总局局长，陕西省银行董事长及富秦钱局董事长等职，建树良多。他常讲：“理财以养民为先，率物以廉正为主。”他一身清正，公私分明。当时财政厅、禁烟总局每月有数千元特别经费，他可自由支配，而上级派来的监督员、专员想伸手私分。他不私自动用，致使别人也不敢动用。他一直加紧肃清烟毒。有人向他献策说：“省财政艰窘，烟款补助裨益不小，原定六年禁绝，分三期，在第一二期仍令多种，收数讵不宽裕。”他却慨然说：“烟毒之害举世所悉，惜不得立为禁绝耳，若维计收入，轻视禁令，饮鸩止渴，为患实烈，我不忍为也。”他待人宽厚，严以律已，生活俭朴，常住在旧房内，要求子女粗食布衣，外出不许坐他的汽车，不许私自支配佣人，每年暑期责令子女回乡务农，学习农活。还常告诫子女要“轻富贵，重品德；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其子宁毅武在邢台省立十二中参加共产党，遭国民党特务追捕。宁献庭知道情况后，安慰儿子说：“只要不做见不得人的事，光明磊落，怕什么！”责令其继续上学。
宁献庭十分看重教育强国利民之大计。早在民国13年（1924），他任内丘警务所长时，全县只有简师一所、完小一所，在校人数不足五百人，看到内丘县的教育太落后，为使更多儿童能入学读书，他结合数友，在县城创建了崇德小学（崇德意为“轻富贵，重品德、以德服人”）。在兰州工作时，资助过兰州第一中学和兰州实验小学。到西安任职后，资助过阜仁中学、培华职业学校和同村小学。他深知祖籍盛产棉花，一直沿用手工方法生产土布，若不积极改良纺织技术，将被外国的洋布挤出市场，这促使他有了兴办职业学校的心愿。民国24年（1935），他开始捐集资金，为内丘筹办明德职业学校。计划筹资10万元，初步集到4万元，其中有杨虎城将军捐的1万元和宁本人捐的1万元，还有孙慰如、邵力子二人各捐5000元，其余的如内丘县刘光沛、王贞文、赵呈梓以及在陕人士郑真咪、李汉乔等都积极予以赞助，校址拟在内丘城南关，因地价昂贵，宁本人捐出自家的100余亩地作校址，以补资金的欠缺，改建到县城西南的十方村村东沙丘上。学校定名为“内丘县私立明德初级职业学校”。杨虎城将军亲自书写了校牌，邵力子为其撰写了门上楹联：“明德育才，振兴中华根本；职业创举，发扬爱国精神”。校内建有师生宿舍、办公室、图书室、试验室、传达室以及体育场、实习工厂等。并购置图书两万余册、织染小型设备一套，学生从邢台、内丘、临城、尧山等县招收，从保定等地聘来有专长的教师19人，还从陕西请回了地下共产党员王白石任教务主任。明德职校是当时冀南唯一的一所民办职业学校，开办近两年，不幸日本侵占华北，内丘沦陷，明德职校无奈停课，学校师生纷纷加入到抗日斗争行列。
宁献庭一生俭朴无华，极有爱国热情。民国25年（1936），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他事先得知，深表赞许，可惜他当时病危床榻，无力以赴，后于12月17日因肝癌医治无效谢世於西安，享年55岁。他去世后，其子女受之教诲和感召，将他所用的汽车，捐献给红十字会，以支援抗日救亡工作。1950年，其子女将其父生前准备用于建筑明德职校第二期工程的1万元资金从银行取出，捐献给了内丘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充当教育经费。
其孙宁长珊现任陕西省劳动和保障厅厅长。后裔大多在西安市落户。
施恒清
（1894—1941）
字连波，号老连，乳名兵子，内丘县史村人。自幼家贫，度日艰难。15岁就到石门机器厂谋生。其父办事公道，为人正直忠厚，他深受影响。他于1922年在共产党人张昆弟领导下开展正太铁路工人运动，并代表正太铁路工人到北平香山碧云寺参加全国工人代表会议，回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张昆弟组织正太铁路总工会，任总工会委员兼石门分会会长。不久，发生了法国总办拉巴叶指派工头打伤工会委员赵永庆事件。为改善工人生活，保障工人权利，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举行第一次大罢工，经过艰苦斗争，历时12天，取得了罢工胜利。1923年2月1日，作为正太铁路工会代表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亲眼看到吴佩孚对工人运动的残酷镇压。4日返回石门，他立即召开工人大会，揭发控诉吴佩孚捣毁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罪恶行经。为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选派工人纠察队，赴京汉铁路助威，到正定工会慰问。又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举行第二次声援罢工，阻止了京汉铁路上由北开往郑州镇压工人运动的兵车。同月9日，为了工人安全和革命少受损失四处奔走，不幸被捕。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重金收买，他都不为所动，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被释放。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正太铁路总工会被迫解散，他暂时与党失去联系。1925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彭真到石门开展工人运动，施恒清才同组织取得了联系，恢复了正太铁路总工会委员等职。1929年，在他和王风书努力下，恢复了正太工会组织，施恒清被选为工会恢复后的首届常务理事。1932年他领导工会和进步职员，提出改善工人生活，恢复“二七”失业工人工作的口号，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使30多名工人恢复了工作，全路工人加薪一次，工作时间也由10小时改为8小时。还组织工人成立了铁路员工消费合作社并兼合作社的常务董事。他主编了《正太路工会月刊》，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工人同帝国主义、资本家作斗争。
正太铁路沦陷后，他丢下七旬老父、妻子和三个孩子，按党的指示率百余名工人组成正太游击队，后编入一二九师，在太行山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8年夏，施恒清被调往中共晋东地委任工委书记兼正太沿线工人联合会主席。他威望高，工作积极主动，使沦陷后的工会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取得很大的成绩。由于长期艰苦斗争，不幸身染重病，党组织让他去延安疗养，他不愿给组织添麻烦，坚决不去。1941年夏，在山西和顺县槐沟村陆军医院病故，享年57岁，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
和泰
（1905—941）
字培元，内丘县张夺村人。少时聪颖好学，乡邻称他“过目不忘”。14岁，带几十元钱只身入京考入中学，未毕业又考入燕京大学。在大学功课门门皆优。他努力学习外语，接收外来革命思想。精通英法日德俄五国文字。素怀救国之心，曾在北方杂志发表政论文章，抨击社会弊端，文章指出：燕京大学皮鞋多、外国人多、西服多，是贵族学校。同时称赞：清华大学图书多，搞科研的人多。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大学毕业后，到唐山一中学任教务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他离校到南方开展抗日工作，后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和艾思奇一起主讲哲学。他精通业务，教育有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很受学员欢迎。1941年和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渡延河去开展工作，船翻溺水身亡。年仅32岁，追悼会在延安举行，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称其为“青年哲学家”。
王贞文
（1893—1943）
字介石，内丘县冯村人，生于绅士家庭，为人忠信，仗义疏财。早年曾从事小学教育，为义校施舍田地40亩，免费教育全村儿童。民国9年（1920）大旱，颗粒无收，村民饥荒，他将家存积粮分给村民度灾。邻村来求粮者也让其满意而归。农忙时，把家中一头大牛拴在家门口，无偿提供无牲口的农户随便牵去使用。民国19年（1930），山东一匪首侯福宝，纠集百余匪徒盘踞在宋村，经常四处掠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一次县警备队王伏山带队南巡，行至宋村河滩，其枪枝全被侯福宝等土匪抢去。此后，侯福宝更加猖獗。王贞文会同吴村的李如兰、北良村的石振周，于民国24年（1935)2月联合成立了内丘县东南民众自卫团。王贞文为团首，李如兰、石振周为副团首，枪支由几个大户摊出，团丁200余人。4月13日傍晚，土匪到北良村抢劫，被自卫团击退，王贞文考虑匪徒决不会甘心，就迅速串联周围13个村的民众，连夜将宋村匪点包围，双方激战一夜，至次日十一点，全歼匪徒百余人，匪首侯福宝被击毙。从此卫民团名声大振，附近村民纷纷加入，团丁由200多人增加到500余人，有枪400余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侵占邢台、内丘一带。国民党中央军残部100余人在邢台西北潭村扰害村民，王贞文闻后率团去围剿，将其赶跑，获战马数匹。民国27年（1938）初，以杨秀峰为首的共产党冀西游击队的宣传队一行20余人，到内丘南部开展敌后工作，与王贞文的民团发生冲突。杨秀峰为争取这支地方武装，派李艺林等去吴村会见了王贞文，向他讲解了共产党的“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革命道理。尔后杨秀峰又在临城赵庄亲自接见王贞文等人。王贞文于民国27年（1938)12月15日率团在吴村召开的抗日救国大会上，宣布内丘东南民众自卫团正式加入冀西抗日游击队。这支地方武装被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十一旅三十团，成为太行山区的主要抗日力量之一。后因工作需要，王贞文、李如兰留守冯村搞地下联络工作，王贞文任联络站站长。民国29年（1940)2月，晋冀鲁豫辖区政府任命王贞文为辖区参议员。王贞文长期做地下革命工作，被敌人密探得知，民国30年（1941）秋后的一天早晨，内丘城的日伪宪兵20多人突然闯到冯村抓捕王贞文。王贞文迅速逃往村外，敌人就将王贞文的大儿媳、大女儿及表兄赵国贞抓到内丘城。日伪托人带信讯逼王贞文缴出枪支。王贞文说：“身可杀，户可烧，边区政府赋予的抗日武器不可缴。”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坚持革命工作，王贞文得了肝硬化病，于民国31年（1942)3月病故，享年50岁，葬于故里。
贾庆虎
（1916—1945）
乳名小脏，内丘县下马庄村人。童年家贫困养成了不畏权势，不欺孺弱的豪爽性格。1940年夏，他被日军抓去在任庄东岗给日本鬼子修碉堡时，贾庆虎带动民夫消极怠工，为此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湿透衣衫。他暗下决心，鬼子不让咱过安稳日子，咱也不能让他们好受。他同几位好友一起商量组织起来，要和敌人斗争。当时在申家洞已参加了抗日政府工作的申庆，正和本村的申风商量成立抗日游击小组。贾庆虎的行动得到了抗日政府的支持，于是三人成立了抗日游击小组。抗日区政府在缺枪缺弹药的情况下，给了申庆他们两支步枪、十几颗手榴弹。从此这支游击小组便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武装抗日斗争，搞情报，割电线，埋地雷，抓汉奸，不断袭击敌人。1942年2月贾庆虎加入了共产党，3月，日军经下马庄向西修公路，打算蚕食太行抗日根据地。贾庆虎带领游击小组扒公路、拆桥梁，不断出击，有力配合了抗日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5月，抗日政府决定从独立营抽调部分骨干，并吸收敌后抗日青年组建保家民团。贾庆虎发动和组织本村16名青年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保家民团从秘密活动发展到公开出击，在敌后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搅得敌人不得安宁。贾庆虎当时任支团团长。1944年秋，内丘抗日军民开始局部反攻，摧毁了敌人两道封锁线，把游击区推进到了下马庄以东。为加强领导，抗日政府成立新四区。贾庆虎负责四区武装委员会工作。他和兄弟区搞联防，严密封锁敌人，吓得申家洞红门碉堡里的日伪军挨饿也不敢出来抢粮了。
1945年5月25日，杨庄据点出动日伪军30多人，经下马庄给红门碉堡送给养，区武会知道消息后赶到下马庄南岗伏击日军。这时，贾庆虎因事在家听到消息，匆匆去参战，在村南河滩与敌人相遇。伪军中有人认识他，被日伪抓住，要押回杨庄据点。贾庆虎说：“到杨庄也是死，我家祖坟就在这里，到坟上给老子送终吧”，说完扭头拐向南走，几名伪军追上来说：“跟我们走，有你的好处”，贾庆虎怒斥道：“我只求一死，决不当汉奸。”当贾庆虎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时，埋伏在岗上的武委会人员就向敌人猛烈开火，贾庆虎回身夺敌人的枪，不幸被另一个伪军从背后开枪打中，当场牺牲，年仅29岁。葬于故里。
李振邦
（1917-1945）
生于内丘县中张村一贫苦农家，其父去世，振邦卖杂货养活一家老小。1939年春，中共尧山县委在内东区（内丘铁路以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尧山边区区委。区委派振邦当伪保长，明里替敌人派丁派捐，暗中掩护中共地下人员活动。
1940年初，中共尧山县委在边区成立了一支40多人、20多支枪的抗日武装队伍，振邦任队长，被称为“振邦队”。他们在敌后秘密活动，对日伪军频频出击，先后端掉金店、双碑两处敌炮楼，突袭西阳车站，日伪军听到“振邦队”三个字就吓得胆战心惊。
1943年秋，尧山边区成立区政府称尧山为第四区，“振邦队”改名“四中队”。一天，日伪大队长乔墉带200多人到石家庄、翟庄村一带抢粮，抗日冀南军分区25团5连、尧山县大队和“振邦队”埋伏在路沟边，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抗日队伍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狼狈逃窜。40多名伪军向北逃命，正撞入振邦队的火力网，这时，李振邦高喊：“我们是振邦队，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伪军一听振邦队，立刻全部缴枪投降。这一仗，“振邦队”缴获两挺机枪，30多支步枪。伪军大队长乔墉逃回内丘县城很久不敢出城。日伪军对振邦队，怕得要命，恨得要死，派密探四处探察振邦队行踪，并放火烧了振邦家的房屋。
1945年2月13日，“振邦队”和县大队卫生队及部分区委约50人开赴尧山县双碑村，准备第二天召开军民大会。由于汉奸告密，部队一进村就被200多日伪军包围，振邦队几次突围都被敌人的密集火力压回。为保同志们安全，振邦一边组织部队反冲锋，一边组织区委和卫生队突围。伪军大队长张振元高喊要李振邦投降，李振邦率部队掩护部分队员安全突围后，振邦子弹用尽，腿部负伤，不幸被俘，敌人对其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李振邦坚贞不屈，于2月24日傍晚慷慨就义，年仅28岁。
房九长
（1912—1945）
内丘县西丘村人。1941年，房九长被日军抓到内丘城当伪保安队员，后调到刘家庄炮楼。经郝振江、老赵、李欣等抗日工作人员多次对他进行教育，使他投入到抗日工作中来，他在刘家庄炮楼为抗日斗争做了不少工作。1942年，日寇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蚕食政策，房九长被调到阎王山炮楼，他为抗日人员提供了不少情报。第二年他被调到东庞炮楼。内丘县独立营南保家民团要拔掉东庞炮楼。东庞炮楼高三层，周围壕深丈二。要拿下它，不能强攻只可智取。1943年8月24日，抗日七区副区长王淮和敌工站站长宁殿魁要房九长作内应。当晚房九长值勤，他悄悄下了伪队长的手枪和其他部分保安员的枪枝，放下楼梯吊桥，保家民团一枪未发就拿下了这座炮楼，房九长加入了保家民团，并担任副班长。日伪军为报复他，将他家洗劫一空。1945年2月27日晚，保家民团协同主力部队要炸日军南进的列车。房九长带领战士在铁路边打伏击。列车被炸翻，战斗激烈，在冲锋时房九长腹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宁文小
（1921—？）
内丘县米家沟村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民兵游击队小组组（队）长、区干队队长。他经常带领民兵以“就窝捕捉”、“寻机捕捉”等战法打击敌人。1942年，在本县二区南白芷村，他击毙了瓮山炮楼敌警长和3名伪军。1943年在本县柳林集上，击毙了罪大恶极的敌特务队长；同年6月带领十几名游击队员，智取了瓮山炮楼，俘虏日伪军20人，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1944年，他带领游击队配合军分区独立营一举攻下了鱼脊岭炮楼，消灭日军19人，活捉4人，缴获步枪19支，机枪1挺，掷弹筒1具。同年，还在一次战斗中缴获敌机枪一挺。宁文小机智勇敢，带领民兵多次出色地完成战斗任务。1944年11月，他光荣地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边区政府、太行军区授予他“智勇兼备的民兵杀敌英雄”荣誉称号；赠给他一面锦旗，上写“智勇兼备”，和一支“三八大盖枪”。死后葬于故里。
（选自《河北省军事志》）
滑德铭
（1882—1946）
字敬之，内丘县武家庄村人。清末秀才，从保定育德中学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曾任河北省建设厅大地测绘科科长、稽正技术职称。民国23年（1934）调黄河工务局任测量队队长、总工程师。后任黄河河务局局长。一生主要搞大地测绘，堵塞黄河决口贡献突出。民国35年（1946）积劳成疾，病逝于治黄工地，享年64岁。葬于故里。
梁振江
（1925—1948）
内丘县大良村人，祖父被日军杀害，父亲病死。他18岁到井陉煤矿当了工人，后当了矿警。民国36年（1947）初夏，解放军接管煤矿，梁振江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他作战英勇，立过功，被提升为班长。11月解放石门（石家庄市）战役打响，梁振江带领战士，凿墙爬到隔壁敌人师部，巧妙伪装懵骗了敌人，逼迫敌人投降，缴获了敌人大炮坦克，消灭了敌人火力点。他又机智勇敢地迫使敌人哨兵乖乖投降。在解放石门的巷战中，他带领全班战士，只用了一枚手榴弹，就俘虏敌500多名，还缴获了许多枪炮坦克，荣立特等功，并加入了共产党。他夺取城市的巷战战术，被萧克将军认为是巧妙巷战的典范，梁振江被誉为“石门打出来的一枝花”。当时《晋察冀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内丘县人民政府为他家挂了光荣匾，还唱了三天大戏。1948年12月在新保安战斗中牺牲。年仅23岁，葬于故里。
刘允生
（1871—1954）
字子元，号一真，内丘县北良村人。幼年时不爱嬉戏而喜清幽。因文章写得好，20岁便誉满乡里。被北良、北良屯两村聘为塾师，他边教书边学医，光绪十八年（1892）结识了一游访道士，此人精通针灸医术，刘允生虚心请教，数年如一日，光绪二十七年（1901）辞教行医，针灸医术远近闻名，就医者络绎不绝。他以针引刺可使痈疽移位使其移至安全处，然后大化小，小化了，直至痊愈。民国3年（1914）应约到邢台行医，民国5年（1916）后在顺德府召开的九县一府针灸测试会上，他的理论和技法均名列前茅，医界公推他为“案首”。民国8年（1919）写成《针灸药全图》共四册，分内、外、妇、儿四科。前半部详细阐述了针灸的来源与特点。后半部，以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学说阐明经穴主病及针灸治疗关系，银针形象地称为“金冠大王”，把人身三百六十余穴人格化为将帅进行差遣，把疾病称为妖邪，何妖邪宜用何将帅去平复，生动形象，易记易传。七七事变后，定居邢台，潜心行医，广施仁术。为群众看病，不论高低贵贱，不计贫富差异，均尽善尽心诊治，以济世救人为本。以仁以义为重。他凭借医技微薄收入安度晚年，1954年谢世，享年84岁。葬于故里。
安九仁
（1910—1964）
又名安合义，出生于内丘县小西村一贫农家庭。1939年参加工作，任村政权生产委员，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生产自救，支援抗日，并领导群众开展减租清债，斗争恶霸地主的斗争。1948年3月调内丘县抗日政府二区任组织委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先后出席过县、专署、行署及边区政府的劳动模范大会，命名为“劳动英雄”。1949年到邢台地委党校学习，1950年到省党校学习，后又到正定建设学院学习二年。1951年8月－1963年2月在邢台县银行工作。1963年2月调内丘任中共侯家庄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59年－1961年国家暂时困难时期，分配到邢台县最困难的会宁公社白塔村包队，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使群众粮食产量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后患癌症仍坚持工作，为多干工作不肯住院，他说，明明知道自己不行了，何必再让国家花那笔冤枉钱，不如趁能动多干点工作。在县委强行指令下，他才勉强住院治疗，终因医治无效谢世，享年54岁。葬于故里。
赵振武
（1906—1969）
内丘县东庞前街村人。1922年考入邢台第四师范学校，1924年因参加闹“学潮”被开除而辍学。后曾在任县当过小学教师。1931年1月考任国民政府内丘县第二区（金店区）区长。他思想进步，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虐待民众恨之入骨。是年夏天，经中共尧山县委书记常子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内丘县域内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入党后在金店一带发展党员，建立了内丘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内丘金店支部。他积极参加中共冀南特委、任县中心县委领导的农民斗争，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宣传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怀疑，1934年撤销了他第二区区长的职务。回到东庞村家乡后，他积极发展中共党员，组建东庞村党支部。1936年参加冀南农民暴动，因失败被捕，被关入尧山监狱。当时的党组织花钱把他赎出狱，敌人放他出城后，打算派人把他刺死。他躲过敌人刺杀，逃出尧山，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曾在宋哲元的部队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太岳区找到了党组织。全国解放后在西康省（现四川省）任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肃反中因精神受刺激，不能正常工作，于1956年病退回家。他是党的高级干部，退休金高，乡亲有了困难他都帮补。还经常买些书让年轻人读。他的晚年是在乡亲们中间度过的，乡邻都敬仰尊重他。赵振武为建立中共内丘基层党组织做出巨大贡献，这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1969年病逝家中，享年63岁，葬于故里。
李冠军
（1906—1974）
字凯三，内丘县东张麻村人，出身书香门弟，自幼酷爱书法。6岁随父读书，14岁升邢台省立十二中学，25岁时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法政系。曾在梁启超创办的杂志社当录士，常练习书法。曾任中国国民党内丘县党部执行委员。
在金店教书期间，传授其赵体书法，为人写了不少碑文、条幅等书法作品，后到陕西咸阳等地给几家秦腔剧团改编剧本。他的书法造诣很深，其书法闻名于内丘、任县、尧山、临城等县，名气很大。小楷、正楷、行书、草书都有成绩。其书法在内丘县东部影响大，学他书法的人很多。其书法作品多为人临摹收藏。今金店一带受其书法影响，爱好书法常年练笔的人数不胜数，成为内丘县的书法之乡。享年68岁，葬于故里。
刘从荣
（1926—1981）
乳名刘拴根，内丘县白塔村人，家庭出身贫寒，从小养成吃苦耐劳的性格。1942年，年仅十六岁，参加了冀西抗日游击队，任部队医院护士。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白塔村团支部书记、副村长、生产大队长、党支部书记、侯家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内丘县革命委员会常委等职。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2年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
1963年夏，特大洪涝灾害将白塔村半个村庄冲走，河滩地全被大水冲毁严重遭灾，村里人普遍产生了迁村躲灾的消极思想。刘从荣时任生产大队长，第一个站出来鼓励群众战胜灾难，重建家园。他勇当领头雁，是年冬，群众推选他任村党支部书记。他身先士卒，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开始了艰苦创业。当时，他的二儿子正患有重病，自己也常犯胃病，他都不顾这些，背上行李带着群众进驻离村八里的东峪沟。在冰天雪地中搭工棚，垒灶台，安营扎寨，进行修田造地。其间，刘从荣的二儿子病危，多次捎话到工地上，他始终没有回家看看，他说：“修地是大事，村里有医生，我帮不上忙。”直到儿子病死，他仍坚持在修田工地上。他的行动极大地激励了群众，无不为之感动，大伙憋足了干劲，这年过春节他们都没停工，一冬一春造地126亩。
随后，刘从荣又带领群众在九龙岗修田造地。九龙岗造田苦在扛石头，从岗上扛石只有一条羊肠山路。刘从荣带头扛石。沿着羊肠小路苦干，经过一冬一春的奋战，扛石13000多立方米，垒筑梯田坎一百多道，修造水平梯田三十多亩。为使旱田变水田，还开挖了一条长达1500多米的盘山水渠，建起3座扬水站。
1966年始，刘从荣拖着多病的身子带着群众在南河滩修田造地，历时十多年，他们夏顶烈日，冬战酷寒，上半月搞夜战，下半月起五更，经过苦苦奋战，终在乱石滚滚的河滩上修出了四百多亩田地。期间他的26岁的大女儿突然患病死亡。没几天，他的亲兄弟又因病去世。他草草料理好家事，不听劝阻，又回到工地上。终于造田几百亩，在深山区实现了一人一亩田。解决了全村群众的吃饭问题，还为国家交纳了爱国粮。
1970年，刘从荣决定带着群众在村前白龙河上修建一座拦河大坝（胜天大坝），使河滩田实现自流灌溉。当时，他患有严重贫血、胸膜炎和胃溃疡等病。隆冬时节，他忍着病痛和群众一起站在没膝深的水中，挖石清基，手被冻在石头上，一扯一层皮，鲜血直流。经一个冬春的苦干，终于建成了长175米的“胜天大坝”。后来，又使大坝延伸到了2000多米。
1976年，刘从荣为了实现他心目中“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愿望，他带领群众自烧砖瓦，组织了建筑专业队，自力更生，坚苦奋斗，于1977年4月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堪称山区里一大奇观。随后又投资30万元盖楼三排250间，盖新瓦房180间，使大多农户住进了新房。同时购置大型农机具28台，在全县第一个实现了农业机械化。
十几年来，刘从荣还带领群众植树造林5000余亩，使白塔村荒山披绿，容颜一新。成为省地治山的著名典范。《人民日报》、《河北日报》等报刊刊登了白塔村的先进事迹。
1981年，刘从荣终因多年积劳成疾，身患癌症病故，享年55岁。为颂其功德，1985年，中共内丘县委、县政府为其立碑以示表彰。
郭玉栋
（1923—1983）
临城县李家庄村人，其祖父曾任临城县抗日政府参议员，其父为李家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家庭的熏陶下，郭玉栋18岁（1941年）就在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先后在临城县赵庄村、内丘县小西村抗日小学、抗日完小任教师和校长。内丘县城解放后，1945年9月任内丘县城完小校长。其间，为内丘和临城县培养了一大批学生，这些学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新中国作出了贡献，不少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郭玉栋于1948年始，先后在内丘县民政、政府等部门工作。1952年先后任内丘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中共内丘县委书记处书记，县委副书记。1959年调河北师范大学任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长。1962年又调回内丘任内丘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内丘县委书记、中共邢台地委委员等职。
郭玉栋为内丘的工农业发展作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为推广棉花种植，引进先进技术及优良品种开了先河。为内丘的基础设置建设，内丘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付出了大量心血。农业合作化时期，他培养了很多农业先进典型，如邓村村的邓不喜、金店村的关满祥、河巨村的郭老焕都是国家及省劳动模范，这些典型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63年，内丘县发生特大的洪水灾害，马河水库危在旦夕，郭玉栋带领县直机关140多名干部迅速赶到水库，指挥抗险，跳进溢洪道中疏通洪流。他不顾个人安危，亲临抗灾救灾第一线，查险情、救群众。洪水过后，他亲自送粮到受灾严重的十个村庄，领导灾民重建家园。
郭玉栋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办事公道，体察民情，没有官架子，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生活简朴，清正廉洁。他在内丘任职多年，一家五六口人住在两间小屋里，骑着旧自行车，走遍了内丘的山山水水，300多个村庄。他经常在乡下蹲点，吃派饭，睡通铺，用蹲点的经验指导全县工作。每当夏收季节，他拿把镰刀和机关人员汗流浃背帮生产队抢收庄稼，没有半点县长的架子。他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十分关心知识分子生活，帮知识分子解决实际问题，用知识分子之所长，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在他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在那个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年代里，郭玉栋这么重视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
郭玉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冲击，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平反落实政策后，又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他对党对人民仍赤胆忠心，不计较个人恩怨，不争名不争利，仍埋头工作，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工作。特别是在落实政策时期，找他的人整天围在门口，他都一件件落实。他亲手纠正了一件件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出了突出贡献。由于工作繁忙，不幸身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83年病逝，享年60岁。中共内丘县委在内丘礼堂为其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人自动前来为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内丘的好县长、好书记送行，场面十分感人。
和聚海
（1912—1984）
又名和二会，绰号和阎王。内丘县大和庄村人。少时务农，家境贫寒，性情耿直，待人和气，同情穷人。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内丘独立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前后，在内丘县独立营、冀西游击队任班长、副排长、指导员，曾参加过“百团大战”、京汉铁路破袭战及临城、赞皇、武安、涉县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多次战斗。
1940年4月至1947年12月在内丘县公安局工作，在任侦察股长期间，破获了很多重大敌特案件，除掉了很多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汉奸和特务。在抗击日军侵略和锄奸反特斗争中，和聚海英勇无畏，视死如归，胆大心细，常来往于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探敌情、搞情报，捉汉奸、除恶霸，敌人闻之丧胆，视他为“活阎王”，和聚海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锄奸英雄。
柳林伪乡长李保子报告日本人，把两个抗日交通员杀害了。和聚海欲除掉这个汉奸，他打听到李保子要去老树围村给人吊唁，就借此机会，在半路上将其逮住，押至一个寺庙中除掉。
柳林伪警察所的特务分子王刚太，乱收民财，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有一天，和聚海带人准备到小房岗枪毙王刚太，王不在，后知王到马河村吃饭，他们就潜伏等候。午饭后，王刚太和六名伪警察朝小房岗走来，和聚海只一枪就将王刚太打死，余者闻风逃窜。
后表山伪乡长秦家年是个无恶不作的敌情报员。一天，和聚海和王淮、孟范连等趁秦家年兄弟结婚之际，扮成贺喜的，正好秦家年在后院出现，和聚海上前揪住秦的衣领，王淮按其腰，他们将秦家年押至胡里村，召开大会，当即枪决。
和聚海在内丘公安局工作期间和同事一道，共锄奸100余人次。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地方抗日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后，任太行行署公安侦察员。1949年任邢台公安处侦察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时刻在伺机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和聚海又由邢台公安处和河北公安厅先后派往章村煤矿和峰峰矿区隐蔽下来，做秘密侦察工作，先后以下井当矿工和卖花生、开缝纫店做掩护，深入虎穴，秘密追踪侦察，到兰州终于将敌特一网打尽，破获了公安部一直在追捕的一个重大敌特团伙。使敌人妄想破坏的阴谋未能得逞。
1955年5月至1959年9月调回邢台公安处工作。1959年9月至1962年在内丘城关公社工作。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从事什么工作，从不居功自傲，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待人宽厚，心地善良。1962年因病退休，享受县级政治生活待遇。在家养病时，他依然乐善好施，经常周济有困难的乡亲邻里，有时乡亲为钱找上门来，他慷慨解囊，毫不犹豫，即使手头一时无钱，马上去信用社借支，也不让来的乡亲失望。他实事求是，原则性强。“文化大革命”中，不少“造反派”找他搞“外调”，要他在他们事先写好的材料上签字，在原则问题上，他不妥协、不让步，用坚决和明朗的态度回绝了很多不真实、不客观的所谓证明材料。保护了很多干部免遭迫害。但不幸于1984年因病去世，享年72岁，葬于故里。
邓不喜
（1924—1984）
内丘县邓村人，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拾柴，打短工，下地务农，卖过馍馍。读过两年小学，不善言辞。
在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运动中，任乡武委会委员，村治安员。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邓村最早的三位党员之一。在土改运动中，发动群众，团结干部，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他带领邓村民兵，赴太原、赞皇前线，抬担架、送公粮，积极领导和参加支前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挨家挨户串连动员，动员了48户，于1953年冬成立了邓村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任社长。1954年冬，经过充分发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了，在全村范围内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后来全县闻名的邓村建国社。合作社改为生产大队后，他一直担任邓村生产大队的大队长。
邓不喜不怕苦不怕累，沤心沥血，带领全村群众发展经济，壮大集体力量，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邓村先后购置各种车辆，农机具200多台（件），大小牲口180多头，建学校，建办公室，建仓库，建牲口棚等房屋200多间，努力改善村学校、大队办公条件，壮大集体经济，增加集体和群众收入。先后办起养鸡场，养猪场，开了花坊、油坊等副业摊点十几个。
为提高农业产量，他组织了农业技术专业队。玉米、花生、山药都曾在天津省会展览馆展出过，植棉组成绩尤其突出。他组织的乔小香为组长的植棉组，创下亩产皮棉50公斤的高产量（当时普通亩产只有15公斤）受到国务院奖励。
1958年12月邓不喜荣获全国农业劳模称号，出席了全国农业劳模大会，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大会还为其颁发了奖品、奖章、证书、书籍等。国务院颁发的奖状还有周恩来亲笔签名。同时邓村大队也荣获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光荣称号。
1963年邓不喜率领全村干部群众艰苦奋斗，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把损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1964年，为实现经济好转，邓不喜团结干部群众共同艰苦奋斗，仅用了七天时间就完成了村里的办电工作，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邓不喜同志遭受了不公平待遇，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还被撤了职，从此邓不喜同志离开了邓村领导班子，当上了饲养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邓不喜同志平了反，他又挑起了邓村支部书记的重担。
邓不喜同志不计较过去的恩怨，全身心地投入到邓村的生产建设中去。兴修水利，平整土地，铺设防渗管道，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扩大铁编厂、农业试验场的规模，使邓村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效益飞快提高，三年迈了三大步。在《河北日报》1978年8月18日，1979年7月23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上下左右齐动手，四面八方来堵截》和《半年来的变化辩倒了歪歪理儿》等文章，当年夏粮总产超过100万公斤，给国家拿贡献超过50万公斤。邓村又被评为县、地、省先进单位。
1982年邓不喜同志积劳成疾。1984年10月因肺气肿发作，抢救无效，在邢台人民医院病逝，享年60岁，葬于故里。
杜墨堂
（1939—1985）
内丘县李田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立志像邢燕子回乡青年那样改变家乡的面貌。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李田村会计、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党支部副书记、党支部书记等职。
1976年春，杜墨堂到河南新乡探望一个亲戚时，从一位退休的商标厂师傅那里了解到做商标装潢很有前途。回村后即召集干部群众，商议决定建商标厂。资金匮缺，他求亲借友，发动群众集资。他三顾茅庐，从上海请来了师傅，他亲自侍候师傅衣食住行，为其当司务长。诚心所至，很快在全县办起一个最大的乡镇企业，使一个村办商标厂跻身省内先进行列，蜚声晋冀鲁豫四省，实现年利润22万元。企业摊点从无到有发展到16个，从业人数达180多人，全村经济总收入由1974年的13万元提高到1984年的105万元，人均收入由50元提高到500元，公共积累达30多万元。1981年村里建了一座大水塔，家家用上了自来水。1983年大队投资2万元，补助220户买了220台电视机，成为内丘县第一个电视村。到1984年，全村370户中有210户盖上了新房。
杜墨堂以帮助关心孤寡贫困户为已任。常常放下自己的事去帮助他人。他家有台拖拉机，不论是集体还是个人，谁说要用就派大儿子开着拖拉机，赔着柴油钱，不求任何报答，为乡亲们运粪、耕地。杜墨堂对人和善可亲，对已却要求严格，他身为村干部，从没滥用权力做过优亲厚友的事，更未沾过集体或他人一点便宜。他的外甥和儿子想进村里的商标厂工作，他以不够条件为由，拒之门外。他家翻新房屋，别人争相要帮工帮料，都被他婉言拒绝。干起工作来丢家舍命，一心扑在为集体谋富裕上。李田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富有的村庄，成为全县农村致富的典型，杜墨堂也成为农村干部学习的榜样。
1985年8月23日，在扩大村商标厂时，他心脏病数次发作，仍坚持在工地，最后昏倒在工地，抢救无效，以身殉职。年仅46岁。噩耗传出，全村干部群众无不痛惜。感念他多年率众致富，鞠躬尽瘁的高尚情操，乡亲们痛哭失声。杜墨堂逝世后，中共内丘县委、内丘县人民政府根据他生前表现，授予他“模范党支部书记”光荣称号，并为其撰文立碑，以激励后人。
张荣妮
（1924—1988）
又名张荣，女，内邱县黄岔村人。1942年参加抗日工作。任冀南二分区地下交通员。一夜能行百多里，当地人称“飞毛腿”。1943年春，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扫荡，使内丘原有地下交通站受到严重破坏。敌人为断绝冀南与太行抗日根据地组织的联系，顺平汉路挖了十几里长的深沟，只在河村留有东西通道。为了打通冀南与太行抗日的交通联系，又不引起敌人注意。二分区领导首先想到了原在一分区工作后打入敌人便衣队的郭永善。他是河村人。先让他回家“休养”，再找一个女交通员与其结成夫妻，当时二分区交通站只有张荣妮合适，领导找她一谈，她以革命利益为重，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没有仪式，没有嫁妆，背上20个烧饼走到郭家就算结了婚，建立了秘密地下交通站。从结婚到抗战胜利两年多的时间里，为党和八路军护送干部100多人，传递情报、信件、物资不计其数，从未发生过事故。人们称赞张荣妮为跑交通把终身大事都献给了抗日事业。抗战胜利后，她不争名不争利，没有向组织要报酬，默默无闻地过起了庄稼日子，直至去世，享年64岁，葬于河村。
彭惠民
（1917—1985）
河北省交河县西辛店乡彭家庄村人（原河北省阜城县蒋坊乡彭家庄），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寒，人口很多，父母发誓全家吃糠咽菜借贷也要供出一个识字的孩子。因此，他有幸上了两年的私学，后因家庭实在困难，辍学回家干活。但从来书不离手，勤奋好学。
他15岁外出给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每天清早，天不亮就要起床挑满三大缸水，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清理马厩，喂夜草。但是他充分利用地主家书多的条件，勤学苦学，经常看书到深夜。他常跟别人说，喂马看书两不误。
1940年初，经原启蒙教师王老师（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原任河北阜城县县长）介绍参加了抗日工作，在阜城县四区王厂村以当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白天从事教学工作，晚上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为了逃避敌人的检查装扮成庄稼人，深入农村，宣传群众开展斗争，为老乡浇园拧辘辘，手上的茧磨得很厚，逃过了敌人一次次的搜捕和封锁线的检查。一次敌人怀疑他是地下党，把他抓了起来，严刑拷打，他拒不承认，经地下党组织营救和老乡村民努力联名做保，加上敌人也苦于拿不到证据，才被放了回来。在华北“五一”大扫荡期间，他积极开展反扫荡斗争，日夜奔波带领群众坚壁清野，有时一整天才能啃上个凉窝窝头。他历任阜城县二区、四区助理员，秘书、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20世纪50年代初，相继任阜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副县长，柏乡县委副书记、内丘县委副书记兼拖拉机站站长、内丘县常委、副县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后任内丘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朱庄水库后勤副主任、内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党号召干部家属下乡落户，为了带动全县这项工作，他第一个报名全家落户到农村，一呆就是20多年。20世纪70年代内丘县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当时群众思想顾虑很多，抵触情绪大，工作很难开展。他第一个报名，也是第一个让自己的女儿、儿媳做了结扎手术。1963年太行山发大水，他分包马河等水库防洪工作，家中的房子因连降暴雨坍塌，他却没有回家看一眼，周围好心人冒雨帮他家搬到安全的地方。他日夜泡在水中带领干部群众抗洪护坝，七天七夜没合眼，双腿红肿溃烂，有的地方露出了骨头，最后被抬回了家。
他工作务实，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了解掌握第一手情况。内丘县300多个村，村村都到过。下乡他都是骑自行车，不管严冬酷暑，从不坐车，大部分时间直接深入到田间地头，向农民群众了解对党的政策的理解和看法，有什么要求和实际困难。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助人为乐。多次帮换面和买化肥的农民推排子车，当群众得知他就是县长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为此《河北日报》、《邢台报》记者多次报道过他的有关先进事迹。他第一次定级时就是行政15级，以后在多少年的调级中，每次他都主动让给别的同志调，直到最后全国普调，才算长了一级工资，也是最后的一次升级。
他一生粗茶淡饭，从不挑拣，穿的是平常老百姓的衣服，几乎没有一件没有补丁的衬衣衬裤。一次在石家庄省委召开的大会会堂门口，因他穿着太朴素而被门岗挡驾，掏出证件后才被放行，被传为笑话。他一辈子骑了一辆旧自行车，戴了一块手表。理发不到理发店，找个人推推了事，每年大年三十晚上召开全家忆苦思甜会，教育子女不忘旧社会的苦日子，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继承勤俭持家的家风，常讲俭以养德的道理。要求堂堂正正做人，兢兢业业为人民干事，在他的影响下家中养了几只鸡下的蛋都舍不得吃，孩子放学后就去捡废铁烂玻璃，当地群众为此编了个顺口溜：奶奶卖鸡旦，孙女捡乏碳，闺女拾麦子，县长不用管。
他清正廉洁，不贪钱权。办公用的稿纸信封他一张也不让孩子用，报纸一张也不让往家拿。他常教育家属孩子，公家一分钱的光也不能沾。每年下乡时间很多，不论是到乡还是到村入户，吃过后当场算账付钱。1960年困难时期，城东的一位村干部用排子车送来了萝卜条、山药干等农产品，那时真是救命的东西。他让原封不动地拉了回去，这位干部眼里含着泪边走边说：你这官当的也太清了。1983年12月年满66周岁的彭惠民经组织批准离休，享受副地级待遇。离休后，他坚持到农田干活不图清闲，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
1985年10月13日凌晨，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68岁。死后葬于故里。
常继忠
（1901—1986）
内丘县九宅会村人。1937年10月的一天常继忠在村边放牛，遇见冀西民训处的李介民。李动员他参加抗日，他说：“我不识字，光会放牛，怕是干不了”。李介民说：“送送信，跑跑腿总行吧？”从此，常继忠边干活边做抗日工作。李介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接受了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建立自卫队的任务，在李介民的指导下，很快发展了本村刘宗林、刘宗录、刘宗秀、常德心、刘灵栓、刘宗保等加入共产党，成立了山区第一个支部——九宅会村支部，常继忠任支部书记。1938年4月一区工委（白鹿角）成立，常继忠担任区委书记。8月任中共临内县委内丘分委委员。1941年，到内丘东部西阳村开辟敌后抗日工作。
西阳村靠近官庄车站，站内驻有日本兵一个小队，设有伪警务段、警察所、伪自卫团、日本特务机关（新民会）、警备小队等。继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秘密抗日活动，发展敌占区党组织，除奸灭霸，在车站贴传单，护送抗日志士路过敌占区，为根据地送油墨、纸张、铅字、印刷机及军需物资。1943年10月，继忠任中共内丘县委敌工部部长。1947年1月任中共内丘县委书记。后调到河南省鹤壁市任市总工会主席，后在河南离休。1986年去世，享年85岁。
王贵申
（1931—1987）
内丘县胡里村人。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曾参加平津、淮海、上党、陇海、渡江等战役，被授予“一级杀敌英雄”称号。1949年，从陆军转为空军，历任学员，飞行大队长、团长、师长、军参谋长等职，曾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曾率部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圆满完成任务，受到上级通报表彰。1985年离休，1987年4月19日因心肌梗塞在唐山市病逝，享年56岁。
安生长
（1912—1989）
乳名安福长，内丘县庄和村人。汉族，贫农出身，幼年只在小西村舅父家读过一个月书，10岁便给地主放羊。民国27年（1938)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中共白鹿角区区分委委员、中共白鹿角、侯家庄区区委书记、中共内丘县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内丘县委书记、邢台地委委员、邢台地区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邯郸行政专署山区建设委员会主任、邯郸专署畜牧部长、邢台地区山区建设委员会主任等职。曾先后两次在内丘任县委书记。1963年邢台遭水灾，他在内丘任抗洪抢险总指挥。处处关心群众疾苦，救灾中他提出的“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主张，同党中央的抗灾方针非常吻合，体现了其较高的领导艺术。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曾任垮台后，内丘县委顾问小组组长，为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拨乱反正，做了大量的工作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少“左倾”错误。一生廉洁勤政、作风干练果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业绩。因病退休，按照党的干部政策改为离休，享受地市级政治生活待遇。1989年4月5日，病故于内丘县城。享年77岁，葬于故里。
张玉林
（1914—1989）
出生于内丘县黄岔村一贫苦农家，1966年定居内丘北街村。从小以拾柴、打短工艰辛度日。
1938年2月，经中共内丘县委分委书记刘振邦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刘振邦问他：“革命是会有牺牲的，你怕不怕死？”他坚定的回答：“我已是党的人了，上刀山下火海俺都不怕！”从此，他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在抗日斗争岁月里，他的家成了养护伤员和地下党联络的地方。其弟是地下交通员；母亲在家照料伤员；妹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进深山攀悬崖为伤员采药。
1941年，张玉林任内丘县五区区委书记。敌人先后抓了他三次未抓到。一次他刚刚接到去山西执行任务的通知，敌人却把他弟弟抓住扣在城里南关庙里。扬言说张玉林不前来自首，就杀掉他弟弟张玉文。张玉林得知后对战友们说：“我不能为自己小家庭而误了革命的大事。”就义无反顾地到山西执行任务去了。
1945年，张玉林任内丘县公安局长。9月间，解放内丘城战斗打响后，他带领公安局人员配合八路军从西南城墙攻入内丘城。县城解放后，他带领公安人员对敌、伪、特及土匪、恶霸进行肃清和镇压，为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2月至1951年8月任中共内丘县委组织部长。
1951年9月至1953年4月，张玉林任内丘县政府县长，其间在中央政法干校学习过。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任峰峰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邯郸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邯郸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等职务。
张玉林身居要职，公务繁忙，还处处关心群众之痛痒。他身边一个打字员小陈，家庭负担重，生活很困难。他就把上级给自己增加的一份工资主动拨在小陈的名下。1966年3月邢台大地震，这时，张玉林已身患疾病。他不忘灾区群众。把自己仅有的一件皮大衣和一个月的全部工资捐给了隆尧重灾区。
1966年5月，张玉林因病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回到内丘，在北街村定居。离休后享受正地级待遇。
离休后他不是呆在家里静心养病，而是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生产队生产情况。他发现北街村造成农业产量低的原因是土质差、缺肥少粪，就背起粪筐，天天拾粪。一年三百六十天，日积月累，拾的粪象座小山。他把拾到的粪全部交给生产队。生产队要给他记工分。他说：“国家给发着工资，要啥工分！”
他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队长安排他干点轻活儿，他偏要和年轻人干一样的重活儿。春季，他挑头组织了一个浇地突击队，自己当队长，有时干个通宵。最忙时他能几天不回家。有一次半夜停电，他让别人回家，他在地里等电。家里人等得久了就到地里找。这时，他正靠在机井旁一棵树下，浑身打着颤。医生一量体温，烧39度多。可是，张玉林打针吃药休息了半夜，第二天一早又扛着铁锨到地里去了。
麦收季节，张玉林挥镰割麦打头阵，休息时还为社员磨镰刀；回家路上，他把散落在道边的麦穗一个个捡起来送到场里。一回到家，他浑身象散了架，老伴儿给捶背掐腿，家里人都心疼地掉眼泪。生产队干部们过意不去，瞒着他给他家里送来100公斤小麦。他知道后，硬是叫老伴退了回去。参加劳动十几年，他没要集体一分钱、一斤粮。张玉林看到一块废场闲置着，就带领大家平整出一块20亩大的地块，自己拿出200块钱购来稻种，求师访友学种稻谷。秧苗出来了，他一有空就到田里锄草、施肥、治虫，在他辛勤劳作下，稻谷丰收了。北街人吃着香喷喷的大米饭，打心眼里感激老张啊！
1971年他提出要为生产队办一个养猪场。他为了给生产队节约开支，就带领社员从砖厂拾回一车车砖头，建起了20间猪舍。由于生产队资金紧张，他从自己腰包里拿出500元钱买粉碎机、铡草机和猪仔，还组织一个十余人的养猪小组。从此，生产队的农作物秸秆都经猪场“加工”成肥料运回农田，每年向国家交售200多头生猪，给生产队带来可观的收入。他还经常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一个小队长觉得当干部吃亏想辞职，张玉林把他叫到家里，和他谈心一直谈到深夜，终于做通小队长的思想工作，还拿出50元钱帮他解决生活困难。村里大事小事没有他不管的。谁家闹矛盾，他去化解；邻居有纠纷，他去“熄火”。
1989年7月12日，张玉林在家病逝，享年75岁。北街村委会为了表示对张玉林的怀念和崇敬之情，于1990年10月1日在他的安葬地（李阳河南岸）立了一块碑石，赞誉他“坚定信念，忠贞不渝；一生为公，无私奉献”。
李书魁
（1919—1990）
邢台县卫鲁村人，又名秋魁。1946年参加工作，1956年在内丘县联社医药经理部任职同时行医，同年4月至1957年8月任内丘县城关医药经理部经理兼医生。1957年9月至1958年6月任内丘县药材公司经理兼中医师。1959年2月至1990年先后在内丘县人民医院、内丘县中医院工作，曾任内丘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副院长、内丘县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被评为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从医40多年，善长中医内科，对治疗高血压病及脑动脉硬化偏瘫等病有专长，曾在医学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篇。曾执教亲传中医学徒27名，经主管部门考试全部合格，被分配在各医疗单位，有的成了中医战线上的骨干。1990年病逝于内丘，享年71岁。
张文
（1909—1991年）
内丘县新城村人，因枪法好，喜打猎，特别是打兔子一打就中，绰号“兔子文”。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冀西游击队三支队，常担任侦察工作，因杀敌有功，被誉为“太行军区一级杀敌英雄”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二级杀敌英雄”。
张文性格刚烈，剽悍勇敢，胆大机智。一次，日本人进家捉鸡，张母不让，被日军踹倒在地。张文上前夺了鸡，顺手仍到了房上，日本兵端枪就刺，他闪身躲过攀梯上了房，日本兵扔下枪就上房，刚爬到半路，张文掀翻梯子将日本兵摔个半死。1940年的一天他奉命进城摧粮，在西门外碰见一个骑马的日本军官，张文闪身墙后，等敌人走近，一枪将敌人打下马来，夺枪上马飞奔而去。张文夺枪的事，被一汉奸告密，日军派部抓住了在家隐蔽、暗中搞侦察工作的张文，将其打成重伤。后被党组织营救，在根据地养伤。伤还未好就请战下山要除掉告他的汉奸刘某。那天张文掖着短枪混进城，正好遇上刘某，挤到前边紧攥住了刘的手，把刘某吓得六神无主，张文低声说：”是朋友送我出城。”用枪推着刘某直奔西河。黑夜中将刘某押到山里，审讯后处决。
一天张文化装进城侦察，被抓进宪兵队，押进杨庄据点，敌人想杀张示众。日军将他一顿毒打，脱光衣服，五花大绑扔进木笼，并派专哨看守。后来，敌人外出执行命令，据点空虚，张文在另一被抓战士的帮助下逃出虎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图名不争利，不给国家找麻烦，张文在新城过着庄稼人的日子。
1991年10月，在家乡病逝，终年82岁，葬于故里。
常致意
（1900—1991）
又名常之仪、常子敬，隆尧县重贤村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县、尧山、隆平、内丘一带做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并任中共尧山县委第一任书记。在内丘建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金店村党支部，发展第一个党员赵振武，为内丘建立中共组织作出重要贡献。1934年被捕入狱，1937年获释后与党失去联系。后参加了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教导团。次年参加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会议，编入陈再道的东进纵队，受政委宋任穷指派，先后在尧山战委会、县战委会任部长。1939年调尧山抗日政府任文教科科长兼秘书，1941年以尧山参议员身份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大会，会后留下做政府法规编整工作。1942年二次被捕获释后，考入北平中国佛教学院，回乡后由刘子厚等人介绍先后任任县邮政局副局长、隆尧县尧城镇完小校长、隆尧县文化馆馆长、邢台专署监察处秘书、内丘中学副校长、内丘县人大常委、隆尧县政协委员、河北省佛教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在内丘中学工作期间，他管理图书，根据教学需要，为购上好书，再苦再累也乐意去。他视书如命，有了空闲就修补旧书破书，又粘又补无不尽心修整，百般呵护。对借书者百借不厌，百问不烦。他是位图书收藏家，有藏书数万册，其中有不少善本孤本。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中学的教师有了疑难总去问他，每问必有收获，使青年教师都受益匪浅。当时二十四史原版本极缺，他通过学生刘子厚（时任河北省省长）的关系，为内中图书馆购进一套二十四史。到了晚年他在邢台地区党史部门当顾问，为提供党史资料，整天风尘仆仆奔跑在内丘邢台之间。他一生还酷爱书法，造诣很深，几十年如一日，练笔不辍。1982年从内丘中学离休，1985年享受正县级待遇，1989年开始享受地专级待遇，1991年1月1日在隆尧县城病逝。享年91岁。葬于故里隆尧县重贤村。
杨文志
（1942—1992）
内丘县史村屯村人，上中学时就爱上了文学创作。“文化大革命”前在地区报纸就发了不少通讯、散文和小说。他和其他文学作者成立了内丘县第一个文学创作组，团结一帮文学爱好者，互相激励，竞相创作，对内丘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大革命”前在《邢台日报》、《河北日报》发过不少散文小说，其《风格水》、《传枪》均获好评。曾在村里当过小学代课老师，后被聘到工商局从事公文写作工作，兼往报纸上写通讯报道，后又转到冯村公社办公室从事公文写作工作，还在宣传部，党史办，文化馆帮助工作。在文化馆工作期间，他办文艺刊物，培养文学作者。忙忙碌碌十几年没有正式工作是临时工，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杨文志在县三套集成办公室和其他同志编撰了内丘三套集成的故事卷、歌谣卷。后调到地区三套集成办公室帮助工作，1988年，因三套集成获奖，靠自学成材，才转成了国家干部。1989年5月调到地方志办公室任副主任，1990年任政协副主席。他是省作家协会会员、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省散文家协会会员、省地方志协会会员。1992病逝，享年51岁，葬于故里。
董继增
（1951—1993)
1951年出生于内丘县城关镇。1968年参军，1971年复员后在本县参加邮电工作，历任机务员，技术负责人，邮电局副局长。1988年4月调沙河市邮电局任局长。
当时沙河只有400多门手摇电话，他通过贷款、集资和多接多个工程队大会战等方式，高速度建起了沙河市邮电通讯大楼，安装千门程控电话。他再接再厉，于1991年9月2日开通了六七个支局的程控电话。他还快速发展了第一批太行山区农村电话村，实现了市农直拨，使长话、市话、农话合为一网。在改变邮电条件的同时，还积极打破常规转换经营机制，实行包效益、包质量、包管理的三包办法，实行弹性工资制，实行专业分营，横向协作，纵向自决等体制，还引入风险抵押等办法，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刺激发展电话市场，扩大储蓄业务，成立农民集邮协会等系列改革措施，使沙河市邮电业务量，持续高速增长。上任5年，固定资产增长近7倍，企业效益翻两番还多，成为全地区收入大户，连年被评为地、市先进单位。
董继增工作拼命干，还很关心群众，千方百计集资为职工盖住房，努力安排职工子女就业，不安排自己儿子，职工住新房自己不住，把自己的奖金捐为职工自学奖励基金。
他干工作不要命，冒雨抢修电线一干十二个小时，翻几十里大山接着还干。1990年后患了高血压，头晕、面神经中风麻痹、口眼歪斜等病，拒绝住院。口吐鲜血，休克过去仍不住院，终于在工地上突发脑溢血昏倒，经抢救无效于1993年5月4日去世。年仅42岁，葬于故里。
沙河市委、市政府追认其为优秀共产党员、振兴沙河特等功臣。邢台邮电局追认他为“优秀干部”“发展邮电事业功臣”等。河北省发出通知，号召全省邮电部门开展向董继增学习的活动。
赵继普
（1919—1993）
号蓬山峰，内丘县磨窝村人，高小毕业。1945年在南岭抗日小学代课，10月回本村任教，1951年调内丘县文化馆工作，曾任副馆长。
他一生酷爱书法，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水为墨，房顶为纸，苦苦研练，几十年如一日，终于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书法被人称为“赵继普体”，自成一家，深受群众喜爱。他生活简朴，性情随和，有求必应。每逢春节，磨窝村家家门上贴的全是他写的对联，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县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匾、牌、对、碑比比皆是，无论官家、商家还是平民百姓，只要求字，均慷慨赠予。他亲手培养了一批书法爱好者，为内丘县的书法事业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他还酷爱太极拳，强健身体，锻炼性格，一说起太极功夫来津津乐道，滔滔不绝。另外，他对文物普查、民歌、村名歌收集整理都颇有建树。
他的书法作品多次参加省市书法展，并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收藏。他是内丘县最早的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1993年病逝。享年74岁，葬于故里。
姚二青
（1941—1993）
内丘县滩里村人。1965年在天津美术学院毕业。曾在河北省委组织部工作，后调到省电视台。1984年任河北广播电视厅党委委员，河北电视台专题部主任。1987年被评为副编审。美术作品曾在《民族画报》，《河北画报》、《河北日报》等发表。其中《十年成林》、《有志者》参加京津和全国版画展后又到日本展出。创作的作品主要有连环画《鲁迅》、《春之曲》、《抗美援朝组画》、《抗洪救灾组画》、《太行新貌组画》。1981到1984年担任电视剧《冰与火》、《巧姐摆宴》、《懿贵妃》制片主任。自编自拍的专题片《清东陵游记》，在中央台播出后，还翻译发行到东南亚各国演出。他编拍的《欢歌盛舞庆新春》获全国优秀节目二等奖，《绿色夏令营》获全国优秀专题片二等奖。其主要著作有《电视摄影构图》、《色彩在电视中的应用》、《西太后篡权记》摄影连环画上下册。姚二青特别关心家乡宣传事业，他与县内部门共同拍摄了反映富岗山庄党支部书记、西石河党支部书记及县水泥厂厂长等人的电视专题片，在省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对宣传县内重要典型作出了显著贡献。他是河北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版画研究会理事。1993年因突发心脏病猝死，年仅53岁。
石璞
（1925—1995）
内丘县北良村人。1937年考入中学，因“七七事变”失学。1939年至1941年在内丘城内私立西街学校学习。1944年在内丘县委敌工部工作，多次潜入敌占区侦查敌情，圆满完成工作任务。1945年9月参加解放内丘城的战斗。10月调内丘县委宣传部工作，并担任《太行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的通讯员。1946年调内丘县政府任教育科副科长，编办县府报纸《大众报》，对配合当时的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6月调到邢台地委宣传部工作。
1950年11月，调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1951年6月调河北省总工会，任秘书科副科长。在此期间，负责编辑半月刊《河北工运通讯》、《工运简报》。
1958年，调河北日报社工作，先后担任工业部主任，农村部主任，编委等职务。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写和撰写了一批重点典型报道和重要社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
1972年，调河北省教育局工作，先后任办公室副主任，《河北教育》总编辑，省教育局副局长。1983年省教育局改为教育厅后任副厅长、党组副书记，1986年省教育厅改为教委后任顾问。在此期间兼任《河北教育》总编辑、《初中生周报》总编辑。担任中国教育学会第二届理事、河北教育总会第二届会长、《晋察冀边区教育史》副主编、河北省地方教材审查委员会主任、农村小学复试教材编委会副主任。
在省教育局、教育厅、教委工作期间，按照省委关于办好农村中小学的意见，和党组成员一起，多次深入基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艰苦细致的工作，指导全省进行了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等方面进行一些开拓性工作，为河北省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石璞1989年离休后，于1991年担任省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他不顾年事已高，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动员、组织广大离退休老教师、老教授、老教育工作者，采用报告会、专题讲座等形式，为国家培养“四有”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1995年9月23日因病在石家庄逝世，享年70岁。
郝维春
（1913—1999）
内丘县羊峪村人。1945年，定居在县城北街村，1938年入党，1945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1938年5月至1943年2月，先后任内丘县农民救国会主席、内丘县工人救国会主席、内丘县抗日县政府第四区区长、内丘县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等职。积极动员农民参加抗日，发展抗日武装力量。1942年，在侯家庄一次集会上，站到戏台上，揭露日军暴行，号召青年参军，动员群众捐粮物支持抗日，一个月内就有100多人参军，捐粮物十几大车。
1943年2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多次被评为练武标兵、劳动模范，曾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1945年毕业后，被任命为太行一分区人民武装委员会政工部部长。1948年，任赞皇县抗日县政府县长。半年后，到华北党校学习，3个月后到北平丰台区南待命。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先后任十五区区长、丰台区区长。发动群众，搞好土地改革，清除国民党残存势力，收缴武器，保护军用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农业部物资局局长。因工作突出，多次受到表彰，两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1957年1月，调农垦部，先后任主任、局长、人事司长等职，多次受到奖赏。1959年10月作为农垦战线上的特邀代表在天安门城楼和中央领导人一起观看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
1964年响应号召，报名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江国营农场工作，任党委书记兼场长。带领广大干部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农场工作8年，扩展耕地5.5万亩，使西江农场成为全国颇有名气的大型综合性农场。
1972年5月，离职休养，被安置在桂林老干部休养所。因思念故土，1972年底回到内丘，担任离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1976年，内丘县委聘请其为顾问，为县委出谋划策，发挥余热。他还拿出积蓄在北街租房，置办桌凳玩具，创办一座幼儿园，能容纳百多名儿童，解决了部分干部职工的难题，受到广泛好评。1999年4月病逝，享年86岁，葬于故里羊峪村。
王白石
（1910-2000）
内丘县清修村人，1910年11月出生。1932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任太行一分区政治部总务科长，敌工站站长，邢台市政府市政科科长，邢台县公安局局长，河北省公安厅人事处科长，唐山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河北省监察厅处长，中共内丘县委副书记，邯郸市农机局局长，邢台地区工业局局长，中共邢台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人民检察院邢台分院检察长，1985年10月离休，享受省级干部待遇。
他在河北第四师范上学时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先进分子。放假期间，利用内丘城大庙会的机会散发革命传单登台发表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反帝反封。他在内丘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他建立的清修党支部是内丘县最早的党支部之一，他在宁献庭创办的“内丘县私立明德初级职业学校”任教期间，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
在内丘工作期间，他主管工业，通过学习了解，深深了解到发展工业对一个县的经济增长将起到巨大的作用。于是他积极奔走，千方百计通过关系从外贸部购来一套机械设备，创办了内丘县东关机械厂和面粉厂、建材厂，当时他购到的机械设备是国家级的先进设备。为内丘县的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迫害，但他敢于碰硬，敢于承担责任，他爱憎分明敢说敢干，不屈服不怕斗，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立场。批斗他的人把他的头摁下去，他顽强地挺起来，那颗始终高仰的头颅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
2000年2月1日病逝，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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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丘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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