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调研报告 农民流动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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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内丘县志》 图书
唯一号: 030720020220003186
颗粒名称: 附:调研报告 农民流动与城市化
分类号: F323.6
页数: 8
页码: 379-386
摘要: 本文记述了内丘县调研报告农民流动与城市化概况。
关键词: 内丘县 农民流动 城市化

内容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流动概况
  农民流动是以商品交换为主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必然结果。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为界限,可划分成两个时期。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流动(1949年-197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百业待兴,农民多耕田务农,恢复生产,极少流动。
  20世纪50年代初期,农村开始农业合作化,走集体化道路。农民流动受到限制,多在本地参加劳动生产。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影响,农民流动“死滞”,全部劳动力流动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1959-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县域内曾有青壮年到东北地区开荒务工,后多数返回,少数则成为产业工人。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前期,“文化大革命”使农民流动停止。此间,曾派2500民工赴邯郸地区开挖东风渠,派8000民工参加“根治海河”工程,派15000民工修沙河县朱庄水库,这些农民流动都是兴建水利工程是政府组织流动的。
  总体来看,从1949年到1979年,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加之各种运动频繁,农民流动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
  (二)改革开放后的农民流动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全面启动,允许商品经营,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不仅出现了农产品的剩余,而且农村富余劳动力也因此产生,并开始缓慢地、带有试探性质地向周边地区流动。县域东部农村一些头脑灵活、有手艺、懂经营的人开始在各地开小饭店、修鞋、制造木器、打制白铁等。总体来看,此期间农民流动规模小、数量少,为农民流动起步阶段。
  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此期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拉开帷幕,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改革开放步伐提速。这为农民流动提供了历史机遇。许多农民离开祖祖辈辈的土地,到远处去“淘金”,从事服装店、理发店等传统行业,跑运输、承包公路建设等新兴行业,农民涉足的行业日益广泛。但是,由于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此期农民流动呈现出无序、盲目、有畏难情绪的特点。此期间为过渡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0年此期间农民流动全面展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体制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制度和土地承包30年不变等重大政策出台,使农民流动热情空前提高。同时,无工不商、无商不富的观念深入人心,各种民营企业涌现,这为农民以独立的生产要素参与流动提供了条件。至此,农民流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下列特点:①流动数量多。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5000人增至3万人,增加了5倍。②地域广。从黑龙江的煤矿到海南的沙滩浴场,从西藏的牧场地到浦东的摊点,以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内丘县农民身影。③从业面宽。从第一产业的农田承包、荒山承包、沙滩承包、牧场承包,到第二产业水泥制造、矿山开采和第三产业美容美发、餐饮住宿、打字复印、装璜装修、批发零售等应有尽有。此外,本期还出现农民工流动到外地投资办工厂,国外劳务输出等现象。
  二、当今农民流动的基本特点
  (一)农民流向
  农民流向具有反映市场需求的特点,一般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由劳动力丰富地区流向劳动力匮乏地区,由微利行业流向高利行业,这些规律受到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时代特征。
  “圆心式”流向,通过对内丘县丘陵、平原、山区三地三村100户农民抽样调查,发现一个“圆心式”流向现象。即:无论在平原、山区、丘陵,农民几乎全是向本地行政中心所在地流动,呈现出由四周向圆心流动特点。譬如:山区獐獏乡的后庄、后洞、草峪、中栗峪、上栗峪、西秋、岩南等村农民有50%流向本乡乡政府驻地——獐獏;丘陵区的马河、曹川、李交台、老树围等村有40%流向本乡乡政府驻地——小房岗;平原区的青山、粱原店、孟村等村有30%流向本镇镇政府所在地——大孟村镇。他们多从事饮食住宿、批发零售、木器制造等行业。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圆心式”流向排斥外地人的加入,他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各行其事,使外地人难以立足。譬如:大孟村镇新开发市场店铺50间,100%是本地人经营。獐獏临街的饭店、小吃90%是本地人经营。其他各地情况也大同小异。这说明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行政区划的分割及行业垄断等限制农民的纵向流动,产生了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消极后果。
  农民向县外流动的流向也呈现此类特点,以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2000年外出务工人员184名,其中邢台市域有92名,占50%。这92名农民在邢台市就业的40名,占43%;临城8名,占8%;隆尧6名,占6.1%;任县11名,占9.2%;其他零星分布在沙河、南宫等地。这说明,县外流动也是以邢台中心市区最多,呈现出“圆心式”流向的特点。
  亲缘式流向,这种流向较多地混入了亲戚关系、人缘关系等非经济因素。由于社会就业形式严峻,农民就业难,加之自身素质低下,缺少协作精神,害怕面对市场竞争,因此多求助亲戚找工作。以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1人到山西开加油站,因那里是其老家。1人到西藏某工厂工作,因为其叔是那里的某厅厅长。2人在隆尧开小吃,也是亲戚关系。
  其他村庄也存在类似情况。亲缘流向对于农民外流具有积极影响的一面。由于亲缘人占有一定市场或形成一定经验,故工作起来较得心应手。但其不利的一面是容易形成一定亲缘小圈子,妨碍正常的市场竞争。
  农民流向行业特点主要表现在由低利润行业向高利润行业流动。并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较少从事知识科技密集型行业。
  根据调查,1995年东青山村外出务工人员中,从事建筑业的50人,到2000年减少到28人。1995年从事煤矿采掘业的16人,到2000年增至60人。形成这种农民流向的原因是利益驱动。建筑业平均月工资五六百元,且受天气因素影响,收入很不稳定。而采矿业平均月工资在一千元左右,且可以足月上班,如能加班还能增加收入。
  根据调查,2000年,东青山村104个农民工中,近92%劳动力从事需求多的简单体力型行业,如采煤、建筑等。仅8%从事复杂的智力型行业,这也仅限于餐饮业中的厨师、面点师及机械行业中的焊工、钳工等类。
  (二)流动者文化素质的构成
  从学历文凭方面看,总体情况偏低。以2000年大孟村镇东青山村为例,受过小学教育占30%,受初中教育25%,高中10%,受职业技术中专教育的仅占5%。
  从受过技术技能培训方面看,受过专业技能培训5%,主要集中在电脑、焊工、修理、厨师等机构,接受过培训,绝大多数是一边学,一边干。
  文化素质和再流动关系,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民工有较多的选择机遇,他们有的二年换一个职业,或三年换一个地方。而文化素质较低农民工则受制于此。他们多“从一而终”,中途再找工作很难,再流动的可能性较小。
  (三)流动者性别、年龄特征
  流动者性别呈现出男多女少,女性逐渐增加的特征。
  此外,流动者的职业选择和性别亦有较大关系,如下表所示:
  文化素质和收入关系,文化素质和收入之间存在正比例关系,文化素质越高,收入越多。高中学历收入平均在800元以上,初中学历在600元以上,小学在400~500元之间。这种情况在行业内部较明显。如在本地饭店中,领班一般具有高中学历,月收入700元,普通服务员一般是初中学历,收入300~400元。有一些文化偏低的则只有去外面看车子,月收入200元左右。男性多从事第二产业中的重体力劳动,女性多从事第三产业中轻体力劳动。
  年龄特征中青年居多,占90%,其中未婚占80%,已婚占20%。
  (四)流动距离
  本地农民流动距离与流动人数呈现反比例关系,即以家乡为起点,距离越远流动人数越少。在接受调查的务工外出人员中,49%在邢台,21%在石家庄,10%在北京。
  三、农民流动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流动民工作为一个自发的社会群体,寻找在城市生存、劳作的机会和新的社会位置。他们从农业技能转向非农业技能,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在职业上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在社会阶层上从较低收入阶层流向较高收入阶层。这预示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乡土社会行为方式,转变为以“业缘”为主的现代社会行为方式。二是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农民开始向市民身份转变。但是,我国的流动民工短时期内还难以实现上述两个根本性变化,只能以农民身份在城市打工谋生。农民作为一个经济要素参与流入地的生产建设,受到肯定和欢迎,但在非经济领域的社会生活中却受到一定的排斥和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培养起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这个转变过程将是一个艰巨而缓慢的时期,其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也正在得到逐步解决。
  (一)寻找职业困难
  根据调查,农民在城市中的职业,一般多由同乡、同学、朋友介绍,通过招工合同录用,较少是自谋职业。譬如:内丘县山区侯家庄乡羊峪村一带农民到石家庄烙大饼的有近70人,多以亲朋好友介绍逐渐形成补充劳动力的固定渠道,邢台市的建筑小工,沙河的矿工等,多由一个村子的流动民工组成一个集团从事相对单一的职业。这对于农民流动有保障一面,但当这种工作一旦失去,则很难再谋职业,只有回乡等待。另外,农民文化水平低,技能不熟练等亦是择业难的重要原因。
  (二)信息闭塞,农民流动渠道狭窄
  大多数农民找工作的信息来源比较狭窄,还不能适应社会化市场化谋求工作的新形势,还是传统的亲帮亲,朋友拉一把,没有走出靠亲戚朋友介绍的圈子。
  有18%农民靠招工形式。一般是外地企业来本地发布招工启事,如河南某铁路职业学校招收代培工人,北京天津等地招收保安人员等。这种广告主要由县劳动部门负责,在县广播电视台公布。由于这种招工形式由县政府职能部门负责,在正规媒体上刊播,对农民来说较稳妥可靠。农民很希望政府多以此形式促使农民外出就业。
  媒体广告信息来源。一部分待业青年农民较留意当地市县电视台和报刊的招聘启事,藉此得到工作机会。但大多数农民对此不信任。特别是有些歌舞厅、旅馆、饭店的广告,他们专招18—20岁未婚女青年,还要求相貌较好,体态匀称。这让农民(上年纪父母)很不愿意让孩子去,他们怕这些“藏污纳垢”的脏地方伤害自己孩子。由此,产生了对这些广告的抵制心理。另外,他们对广告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工作条件差或待遇低没有人干才发广告哄人去。
  自谋职业。有39%的农民靠这种形式找工作。有些独立性强、不怕吃苦的年青人独自下海闯荡世界,偶尔也能找到工作。
  (三)离乡不离土
  离乡不离土既是一种工作摸式,也是一种从业观念。表现为工作一般在自己家乡周围,农闲务工,农忙务农,农活打工两不误。这是一种农民自然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思想观念,是农民安土难迁的习性反映。
  (四)不适应新的职业
  在流动过程中,农民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职业,往往显的很被动。譬如近年兴起的家政服务业,雇主请保姆不仅仅是看孩子、洗衣服、做饭等一般性劳动,而更注重怎样更好地让孩子成长,怎样有条有理地安排家务。这个职业比较适合广大女青年。但是,有时候孩子请教一个简单的科学自然常识就难住了她们,一些育儿常识有时也不知道。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职业培训。必须加大培训力度,尤其是要对从事社会上需求大并且是新行业的人员进行培训。
  (五)缺少组织性
  内丘县农民流动缺少组织性,多以个体方式分散流动,这些人技术水平低,就业面窄,信息来源不畅,没有充分就业保证,这与市场竞争很不适应。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外出民间组织、政府组织,可以把各种散落的信息、资源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提高农民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就业率,加快农民向外流动速度。有些地方建立了一些较有潜力的农民就业组织,如“老乡会”、“同学会”等,这些组织在相互沟通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可推进就业,为农民工的流动铺路搭桥。近年来,县内虽有农民外出中介组织,但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组织规模小,组织能力弱,运行机制也不完善,与劳动力市场联系不紧密,在开拓就业市场,降低就业风险,维护农民利益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四、农民流动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农民流动促进了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发展也促进了农民的流动,两者形成了互为促动的关系。
  (一)农民流动提高了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是工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服务社会化的具体体现。农民流动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有力地提高了城市化水平。以内丘县城为例,1949年,城区面积仅2.25平方公里,房屋破旧,街道狭窄,商业萧条,市场死滞。经过50多年发展,2000年,县城面积已达8平方公里。在内丘县城发展扩张过程中,农民流动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个体商业、饮食、服务业商户达1915户,就业人员达4109人,几乎90%是农民工开办。大孟村镇依托东庞煤矿驻地优势和众多小煤矿,引导农民流动发展小城镇,已发展成产值超亿元大镇。
  (二)农民流动促进了二、三产业发展
  近年来,第二、三产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迅猛增加。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业、贸易业、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教育产业、文艺产业、广播电视业等第三产业和食品工业、冶金工业、建筑业、采矿业等第二产业。这些行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属流动民工,他们工作经验丰富,能够较好胜任本职工作,工作效率较高,客观上促进了二、三产业发展。
  (三)城市化促进了农民流动
  城市化的发展,使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大为增强,为农民进城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富裕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了农民流动。
  五、城市化目标对农民流动提出的新要求
  (一)要求加快流动速度
  劳动力流动速度是市场经济是否健全发达的重要标志。加快劳动力流动速度,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劳动生产要素利用率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制约流动速度加快主要是下列因素。
  信息传输渠道不畅。许多外地的招工信息被农民获悉后早已时过境迁。本地农民工获取信息多靠耳听口传,西部山区交通落后、电视、电信信号差,各报刊投递日期往往延误,各种传媒通联困难。2000年,邢台钢铁公司招工100人,山区某村在第三天报名时,被告知名额已满。
  组织化程度低。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生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中介机构。劳工组织,可为农民流动提供信息、排除纠纷。本县这类组织尚少,也不够规范,为此,政府需加大支持力度。
  流动盲目性。注重经济利益、眼前利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长远利益。一些发廊、美容院、歌舞厅专门从贫困地区招揽貌美少女从事不良职业。一些小炼铁、小化肥、小化工等“五小”工业,国家早已明令禁止,这些黑工厂从农村招工,工资低,没有劳保措施,但也有部分农民上当受骗。另外,对劳资纠纷的调查仲裁也应提上议事日程。许多打工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劳动超过时限,苛扣工资,虐待员工。柳林乡西杨寨村三女子在石家庄市某鞋厂打工,干半年没拿到一分钱,辞职回家时老板还强迫他们留下行李。这些问题,极大挫伤了农民流动的积极性,亟待政府职能部门加强管理。
  加快流动速度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协调,最紧迫的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及中介机构和政府支持机制。只有营造一个流畅、可靠、安全的农民流动环境,劳动力流动速度才可以加快。
  (二)要求农民具备更高的文化素质
  知识改变命运。在市场经济中,知识经济、新技术革命扑面而来,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充氧加电”,提高文化水平,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就业。但内丘在外务工人员素质较低,近半数属初中以下学历,只能应付简单工作,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分工日益细化很不适应。解决农民文化素质问题主要应做好下面几项工作:一是农民工自身要提高认识,树立“多个手艺多个饭门”意识和“终身学习”的观念,尽快适应现代行业、职业要求。东庞矿区刘立军在京广路洗煤厂当洗煤工,他勤于钻研,自己动手革新十几项生产工艺,创造了可观经济效益,被河北中达集团公司以每月5000元高薪聘任;刘振卫熟练掌握电气电路知识,参加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后到山西大型国营煤矿工作,后被评为技术副工程师。他们自觉学习、善于钻研的精神很值得提倡。二是建立健全各类培训机构,为农民工文化素质提高提供有效载体。就内丘县而言,培训机构大致有三类。一是国家正规办的职业中专,师资力量较雄厚,开设有农林果、电脑等课程;二是社会力量举办的各类学校,有龙腾计算机学校,粮贸大厦服装裁剪班等培训机构。这种办学模式灵活,值得推广。三是学徒式店铺,此类多见于摩托、汽车或其他修理行业,规模小,一个师傅带一、二个学徒。今后需要加大对培训机构的政策支持倾斜力度。
  (三)要求农民彻底离开土地
  土地曾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一样,作为一种要素参与发展,以期获得利益最大化。在目前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下,农民只有彻底离开土地,抛弃狭隘的土地观念,到更广阔市场中谋求发展,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较好出路。
  造成农民“离乡不离土”的原因主要是思想观念因素,这就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使农民摆脱这种落后观念的束缚。
  (四)要求城乡劳动力实现对流
  城乡劳动力对流是实行两地生产力协调发展、优化劳动力配置的重要措施。由于农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这就需要城市高科技人员参与农村经济发展,使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在这方面,内丘县在引进外地科技人才、项目、资金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中贡献率达到32%。其中主要由德.国EZE组织资助、中国人民大学设计的内丘县西部山区脱贫与发展研究项目,总投资4800万元。1998年创立农业高新技术园区,邀请河北农大教授指导,年创经济效益20000万元。当然,总体来看,城市向农村的人才流动还没有形成规模,还需要政府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城市高级人才向农村流动。河北省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内丘县志编辑部内丘县农经委撰文

知识出处

内丘县志

《内丘县志》

出版者:方志出版社

本志记述了内丘县自然地理、建置沿革、物产资源、经济状况、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发展变化。上限尽量溯至各项事物之发端,下限断至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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