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唐代，经济高涨，文化艺术发展，陶瓷生产也处于繁荣阶段，以州命名的瓷窑开始涌现。当时，烧制青瓷、白瓷在隋代的基础上更加成熟，斑驳灿烂的三彩陶器与雕塑的制造水平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此外，供应人们日常需要的各种釉下彩绘瓷、黑瓷、黄瓷，花瓷等，品种繁多，制作精巧，大大地丰富了唐代的陶瓷领域。
  以往对唐代瓷器生产的评语有“南青北白”之说，南方以产青瓷为主，北方则主要生产白瓷。建国以来，在江南地区发现的唐代瓷窑遗址，绝大多数是青瓷窑，如浙江余姚、上虞、东阳、临海、金华、温州，丽水，江苏宜兴，江西临川、丰城，湖南长沙、湘阴，福建将乐，广东三水、高明、新会、潮州，四川成都、邛崃、新津等窑，分布于七省二十个县市。仅湖南长沙窑兼烧少量白釉绿彩品种，而白的色调与北方产品截然不同，呈灰白色。白瓷窑在长江以南至今尚未发现。北方唐代白瓷窑已发现十多处，河北有临城、曲阳，河南有巩县、鹤壁、密县、登封、荥阳，山西有平定、浑源、交城，陕西有铜川，安徽有萧县，分布于五省十二县市，青瓷仅在陕西铜川窑有少量发现。从上述情况看，“南青北白”之说基本上符合唐代陶瓷生产发展的历史特点。
  邢窑是唐代白瓷著名产地，据《唐书》记载，邢窑白瓷与越州青瓷都作为地方名产向宫廷进贡，河南巩县白瓷于唐开元时期也列为贡品。这三个瓷窑的贡瓷残片在陕西西安唐大明宫遗址里都出土过，证实《唐书》记载可信。越窑窑址于20世纪30年代早已发现，50年代以后对越窑进行过多次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有助于对越窑的专题研究。巩县窑窑址发现后，也提供了它的烧瓷历史、产品品种以及贡瓷等方面的情况。邢窑遗址经文物考古部门近30年的探寻，1980年终于在河北临城发现了祁村遗址，初步揭示了邢窑白瓷生产的真相，开始解开了邢窑之谜。由于窑址地面变化较大，瓷片遗物经过人为破坏，地面遗物较少，典型的邢窑白瓷更少，这对于全面系统地了解邢窑白瓷生产的全貌来说，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笔者曾三次走访邢窑故址，将看到与想到的一些问题撰写成文，以窑址出土的邢窑瓷片为依据，结合各地出土的唐代白瓷及有关邢窑文献记载，对邢窑作一次综合性的探讨。希望对于了解邢窑的过去、恢复邢窑生产、使一代名窑重放异彩，能够起到一些微薄的作用。
  一、邢窑白瓷研究回顾
  对邢窑白瓷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此以前没有见到专门谈论邢窑白瓷的文章。瑞典的古斯塔夫·林伯格（GustafLindberg）发表了两篇谈邢窑的文章，一篇发表在《东方美术》季刊1950年春季号，一篇发表在195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年报，前一篇是探讨邢窑白瓷问题的一次尝试，后一篇则是作者把自己和CarlKempe收藏的唐代白瓷经过一番观察了解之后，做了一些描述和归纳。故宫博物院陈万里于195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邢越二窑及定窑》的文章，刊于同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九期。三篇文章的共同点是，谈邢窑白瓷都以唐代文献为依据。林伯格认为，邢窑白瓷是雪白的，敲打时能发出音乐的韵调，既然当时无论贫富都使用这类瓷器，那么唐代生产这类白瓷的瓷窑一定很多；为了达到器表色白如雪，在胎上涂一层化妆土，用以增加白度。陈万里的文章提出，临城磁窑沟窑神庙虽有明代碑记，但未提及当地于唐代已烧造瓷器，地面的瓷器也不是唐代的，至于邢窑究竟在何处，还有待以后发现。
  建国后，文物考古事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陶瓷领域也开展了古瓷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从而改变了单纯凭借文献进行考古的做法。文物考古工作者以窑址和墓葬出土的大量第一性资料为依据，结合文献进行综合的科学研究。邢窑遗址调查也列入了议事日程。
  建国初期，故宫博物院首先派人调查了河北省重点古窑址。继调查河北临城磁窑沟后，又调查了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唐代已在这里烧白瓷。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河南又发现巩县等窑在唐代都烧过白瓷。新资料的发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由此得知唐代烧白瓷并非邢窑一处。有了这批新资料后，从故宫院藏唐代白瓷中分出了巩县与曲阳两窑产品，经过对比，摸清了两窑白瓷特点，逐渐缩小了唐代白瓷藏品未知数的比例；也初步划分出胎釉洁白如雪，不施加化妆土的是邢窑白瓷。祁村窑址发现后，进一步证明这类不施加化妆土的确属邢窑白瓷。
  近两年来，临城县第二轻工业局着力于古窑遗址的普查。1980年8月，临城县二轻局林玉山、陈二印会同河北师范大学杨文山同志先后发现窑址七处，于岗头遗址第一次发现了唐代白瓷窑址，从而为继续寻找典型邢窑白瓷遗址树立了信心。同年10月，临城县二轻局的同志在祁村找到了生产典型邢窑白瓷的遗址，终于揭开了邢窑之谜，邢窑生产大白于天下的日子为期不远了。笔者当然为此十分高兴，因而一再走访邢窑故址。
  二、邢窑烧瓷概况
  一般人因受陆羽《茶经》所描述的影响，对邢窑瓷器的概念是“其白如雪”。而就岗头、祁村，双井三处邢窑遗址出土瓷片看，陆羽描写的仅仅是邢窑瓷器中的主要部分，并不代表邢窑产品的全貌。三处遗址的瓷片，釉色有白、黑和褐黄三种，白瓷又有粗细之分，数量以粗者为多，细者只占少数。
  细白瓷仅在祁村发现，有碗、托子、皮囊壶、注子和罐。碗有多种形式，最多的为浅形敞口碗，碗身呈45°角斜出，口缘外部凸起一周，底坦平，底中心凹入，施釉，形如玉璧。玉璧底碗均为一件匣钵装一件碗。此外，有敛口碗，分深浅两种，圈足较玉璧形底为窄，也有平底者，有碗口八出者，口缘为八瓣形，里外为凸起凹入四直线，圈足呈四瓣海棠形。托子为盘形，托口微高出盘面，矮圈足。皮囊壶出土一件，上部扁形，中间有提梁，流口残失，壶下部饱满，平底，左右两侧有线纹凸起，形如皮囊壶缝合痕，壶前后两面有划花三角形纹饰，残高约16厘米。注子出土一件，喇叭形口，球形腹，平底，一面有短流，一面有曲柄，高15.5厘米。罐出土一件，圆唇口，颈极短，丰肩，肩以下残缺。上述细瓷胎釉均极洁白，说“其白如雪”，是并不过分的。
  粗白瓷亦以各式碗为多，此外有注子、枕等器。粗碗均敷化妆土，大碗多为平底，小碗多为玉璧形底，外部施釉不到底，用叠烧法，碗与碗之间垫以三角形支具，碗心多残留有支具烧痕，大碗底多有白色三角形支具痕，支具以外为火红色。枕片出土两件，均为小长方形，一件饰以双行篦点纹，一件饰以褐色斑点。注子器身稍高而瘦，平底。
  黑釉有平底浅腹碗、唇口小罐及花口钵、双系罐等器，胎体及釉均较厚。
  褐黄釉敞口大碗，出土数量不多，釉厚处呈黑色。
  值得注意的是祁村烧瓷。这里既烧典型邢窑白瓷，又烧粗瓷。细白瓷属高档品，专供皇戚贵族与上层人士使用，这从出土邢窑白瓷情况可以证实；粗瓷是供城市工商业者与市民使用，这种瓷器经济实用。
  邢窑瓷器是以色白见长的，历来不见邢窑瓷器有任何附加装饰。祁村遗址发现后，看到邢窑白瓷生产有模印、划花和点彩等多种装饰技法，从而使人们对邢窑白瓷有更多的了解。
  三、国内外出土的邢窑白瓷
  作为一代著名的瓷窑，其产品流通范围一般说来都比较广泛，邢窑也不例外。建国以来，唐墓及遗址出土邢窑白瓷的有广东、福建、河北和陕西四个省。1953年广州姚潭墓（姚潭葬于唐大中十二年）出土了两件邢窑碗，一件为敞口玉璧底，一件为敛口圈足。通过这两件碗可以了解9世纪中叶邢窑白瓷的烧制水平。1954年北京举办《五省出土文物展览》时曾将其展出过。河北省邢台地区唐墓出土邢窑碗十几件。出土邢窑瓷较多的是陕西地区，20世纪50年代出土文物中有刻“翰林”二字的白瓷罐，字铭均刻于罐底，笔者见过三件。刻有“翰林”二字的白瓷罐似为翰林院定烧器。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有刻一“盈”字的，字铭刻于玉璧形底心之内，底心施釉，与祁村遗址出土的同形碗特征完全相同。此外，河北、河南、陕西等省唐墓出土的小雕塑，有胖娃、羊、狗、狮等形象，雕工精巧，胎白，釉微呈水绿色，眼及突出部位点以褐彩。这类小雕塑数量很多，祁村遗址虽尚未发现，但有较大可能是祁村产品。因祁村遗址出土有骑马人小形雕塑二件，证明祁村烧过小件雕塑，并有于枕上点褐彩斑点的，证明祁村也有点彩装饰。因此，邢窑烧点彩小雕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有待于今后证实。
  国外出土唐邢窑产品的有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日本和伊朗。早在1910年德国学者赫茨菲尔德（Herzfeld）和萨雷（Sarre）对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麻拉（Sa-marra）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文物中有我国唐宋陶瓷，其中唐代瓷器有三彩、绿釉、黄釉陶器和邢窑白瓷，萨马拉由此闻名于世。埃及开罗南部的福斯塔特（Fostat）遗址于1912年进行了首次发掘，福斯塔特为公元642年阿拉伯征服埃及后所建，法蒂玛王朝时为随第二次十字军东侵的基督教军所陷而成为废墟。遗址出土我国陶瓷片有一万余片，其中有邢窑白瓷碗。巴基斯坦的勃拉名纳巴特（Brohminabad），位于印度河上游，7至11世纪为商业中心，1020年毁于地震。早在19世纪在勃拉名纳巴特已发现我国的唐宋瓷器，20世纪20年代又有发现。出土的唐代瓷器有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唐代日中两国交往频繁，我国陶瓷对日本很有影响。日本本土及北九州古遗址中出土有唐代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青釉褐釉贴花、釉下彩绘及唐三彩陶器。本土出土的邢州白瓷有精粗两种，精者胎釉洁白如雪，如京都市西寺遗址出土的玉璧底碗，底心凹入有釉，是典型的邢窑产品；粗者胎施化妆土，底心凹入不施釉，奈良市药师寺西僧房遗址出土的邢瓷属粗瓷。伊朗席拉夫（Siraf）遗址为古代波斯湾繁荣的港口之一。1965年以来，英国伊朗考古研究所对席拉夫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大量的我国瓷片，其中属于唐代的有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还有完整的邢窑四瓣花口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四、邢窑与邻近地区瓷窑的相互关系
  唐代北方瓷器生产既以白瓷为主，邢窑又是北方著名瓷窑之一，所产白瓷对邻近地区必然有较大影响。目前已经判明情况的有河北曲阳窑，曲阳地距临城较近，是宋代著名白瓷“定窑”的所在地。经过多次调查与小规模试掘，曲阳窑出土白瓷有唐代碗片，证明唐代已在这里烧制白瓷，敞式唇口、玉璧底碗，造型与临城邢窑基本相同，器胎均敷化妆土，接近邢窑粗器作法，但修坯比较规整，玉璧底的底心都不施釉。从烧瓷时间说，8世纪中期邢窑制瓷技艺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受到人们喜爱。邢窑遗址出土各式平底碗较多，这种碗是早期的一种形式，它流行的具体时间约在8世纪初或者更早一些；曲阳窑遗址也有平底碗出土，多为浅形厚胎，碗里外均施化妆土，碗里施白釉，外施褐黄釉，胎含杂质较多而呈灰色。对比两窑情况得出的概念是：邢窑白瓷不仅质量比曲阳好，而且烧白瓷时间比曲阳窑早，当邢窑匠师已熟练地掌握成型技术和烧制各种造型时，曲阳窑尚处于烧里白外黄粗碗的阶段。9世纪以后，曲阳窑生产有所发展，白瓷质量有了明显提高，白瓷造型逐渐增多，制作技巧有很大提高，产量也随之增长。10世纪以后，邢窑逐渐衰微，曲阳窑渐次取而代之，以致官府派官收瓷器税，可见产量已达到相当的数字。受邢窑影响的还有山西平定窑。平定、临城与曲阳相距很近，河北、山西两省虽有太行山相隔，但有阳关大道可以入晋，邢窑制瓷技巧得以畅通无阻地传入山西，对平定窑有所影响。关于平定窑，明清两代文献均有记载，但窑址迟至近几年才被发现。平定窑创烧于唐代，瓷土原料较纯，胎釉虽不及临城祁村洁白，但较其他地区唐代白瓷质量略胜一筹；所烧器皿以碗为大宗，有玉璧底碗，外口凸出小唇，底心无釉，底修坯规矩，与邢窑比较接近。
  邢窑烧瓷曾停顿一个时期，烧瓷地点历代也有变迁。目前临城已发现七处窑址，除岗头、祁村、双井三处唐代遗址外，其余南程村、泜北、解村、澄底等均属金元时期遗址，宋代遗址尚未发现。
  金元时期遗址出土的瓷器，很大一部分具有曲阳宋定窑作风，尤以南程村遗址最明显。众所周知，宋代盛行覆烧方法，此法创始于河北曲阳定窑，聪颖的定窑制瓷匠师们为了提高瓷器产量，放弃了唐代以来使用的单件匣钵烧法，代之以覆烧支圈窑具，覆烧支圈的高度只占单件匣钵的五分之一，也就是说改用覆烧支圈后，在同样窑炉之内，使用同样燃料，烧同样的时间，而产量可以增加四至五倍。这是覆烧方法得以在定窑长期采用，并且为各地瓷窑所效仿的主要原因。南程村遗址遍地散布的都是覆烧支圈，可见当地受定窑影响。解村遗址还发现了印花白瓷，从其装饰特征可明显看出是取法于定窑。印花白瓷为解村出土，纹饰有洞石花卉、缠枝花卉、鸳鸯花卉、水波游鱼、竹枝鹭鸶、婴戏、鱼穿花等题材，纹饰布局具有定窑风格。解村出土的印花白瓷均为盘碗，纹饰均在器物里部。但有一点与定窑不同，即定窑印花白瓷均为覆烧，口部都无釉；解村既有覆烧，也有采用刮釉叠烧方法，碗心一圈无釉。定窑烧制素白釉无纹者用这种方法。至于解村印花白瓷的具体烧制时间在金代，这从刮釉叠烧以及印花的六格、八格布局方法可以确定。这两种方法为北方瓷窑所广泛采用，也包括定窑在内。
  祁村和南程村的遗物表明，唐代邢窑给曲阳窑以影响，五代以后曲阳窑逐渐取代邢窑，宋以后曲阳定窑又反过来给邢窑以影响。两个瓷窑之间存在着互为影响的关系。瓷窑之间的这种关系目前还发现不多，这是值得注意的。
  五、唐代文献对邢窑的评价
  邢窑白瓷见于唐代文献记载的有四处，按照成书先后次序排列是：陆羽《茶经》（公元761～762年）、元稹《长庆集》（公元821～824年）、李肇《国史补》（公元824年以后）和段安节《乐府杂录》（公元894年）。被后人经常引用或据以作为研究参考的是《茶经》和《国史补》二书。
  《茶经》在论及饮茶用碗时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磁类雪，则越磁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磁白而茶色丹，越磁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陆羽精于饮茶，他对唐代青瓷评价较多，并列举了当时六个青瓷名窑，把越窑评为第一位。对越窑评价高的不仅只陆羽一人，唐代文人与诗家对越窑碗也赞扬备至，至今遗留有不少诗句。唐代也有人认为邢窑白瓷碗比越窑青瓷碗好，而陆羽提出三条理由加以反驳，指出邢瓷不如越瓷。首先他用比喻法加以对比，即如果说邢瓷喻为与银相类，则越瓷与玉器相类。在唐代玉器远较银器贵重，陆羽从这个角度认为邢不如越；其次，陆羽认为如果说邢瓷像雪那样白，越瓷则像冰一样凝重剔透，从色与质两方而来看，邢不如越；最后陆羽以茶色作标准，认为邢瓷白而茶色红，越瓷青则茶色绿，邢瓷也不如越瓷。陆羽对饮茶精通三昧，有茶博士之称，他从适于饮茶的角度出发，认为青瓷比白瓷更为合适，因此褒越而贬邢。
  《国史补》一书记唐开元至长庆年间事物，以补正史之不足。书中记有：“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这段文字中所列举的是风行全国的时兴商品。李肇所说的“天下无贵贱通用之”一语比较笼统，就所列六种物品说，虽风行全国，但并非不分贵贱都能通用。帝王、皇戚和上层官僚，与没有社会地位的劳动阶层相比，两者地位悬殊，生活水平与物质享受有天地之别。丝布衣、邢窑碗和端溪紫石砚属高档商品，一般劳动人民是难以企求的，而麻布囊与革皮带又不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因此需要作具体分析。临城祁村邢窑遗址发现后，有助于理解李肇此语。祁村生产的胎釉洁白的细白瓷，是高档产品，据文献记载，这类瓷器多贡之于朝廷。其遗物发现于唐代宫殿遗址以及上层官僚墓穴中，足证邢窑白瓷是专为统治阶层烧制的。祁村、双井、岗头等窑生产的粗白瓷（与细白瓷相对而言），数量比细白瓷多，胎体不白，用白色化妆土弥补原料上的缺陷。粗白瓷的使用对象也不是劳动人民，而是供下层官吏、城市工商业者及平民所使用，在唐代白瓷中属于中档商品。“天下”二字，也可以作广义的解释，不仅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如伊拉克、埃及、巴基斯坦、日本和伊朗等国家都出土有邢窑白瓷，而伊拉克萨麻拉发现的邢窑白瓷，是在宫殿遗址内出土的，因之“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贵”，也包括外国的君主和贵族在内，这样理解才比较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