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时代，手工业生产已空前发展，北方邢州烧造的白瓷和南方越州烧造的青瓷，可以相互媲美，同时著称于世，这些都是有文献记载的。但是，由于邢窑遗址尚未发现，无法获得可靠的实物标本，所以，邢州白瓷的胎质、釉色、造型、烧法等工艺技术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至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本文根据邢台市郊区唐墓中出土的白瓷器物，就关于唐代邢窑白瓷的鉴定问题、原料与窑址问题、生产技术与工艺特点问题，试做一般性探讨。
  一、关于唐代邢窑白瓷的鉴定问题
  建国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建设工程施工，和有计划的对各地古代瓷窑遗址进行发掘调查，已获得了大量的瓷器实物，这对于系统的研究我国瓷器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就瓷史研究的成果而论是巨大的。但是，对于唐代邢窑白瓷的研究，却一直没有明显的突破，实际上仍是一个空白点。尽管瓷史研究者在论著中，只要讲到唐代瓷器也都提到邢瓷，但都是引些文献记载，一略而过，不仅空洞无物，且有许多揣测之说。比如，一般瓷史研究者，对我国各地唐墓中出土的白瓷，只要它具有“胎质坚致、釉色白净”（编者：可能还有对造型和纹样的考据）的特点，便以为它和文献记载相符，而将它定为“邢瓷”［1］。其实，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来鉴定邢瓷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唐代生产白瓷的地方，并非邢州一处，就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的，诸如广东的广州；四川的大邑；河北的曲阳；河南的汤阴、巩县、辉县、密县、郏县、登封；陕西的铜川；安徽的萧县；江西的景德镇等地，在唐时都是生产白瓷的。既然如此，那怎么能说全国各地唐墓中出土的白瓷都是邢瓷呢？因此，笔者对于将广州地区唐墓中出土的白瓷定为“邢瓷”，并由此得出“邢州白瓷唐时已经远销珠江流域”的结论［2］，存有质疑，原因是这些白瓷出现在广州，它究竟是“邢州白瓷”？还是“广州白瓷”？应当认真分析研究，不应轻下结论。至于在国外古遗址中出土的白瓷，比如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中出土的白瓷等［3］，是不是全是邢瓷？我认为不应只信外国学者的考古报告，而应经我们自己对实物进行鉴定研究之后再下结论。这里，我并不是说唐代邢窑烧造的白瓷不会遍及全国，也不是说邢窑白瓷没有出销国外的可能，而只是说，类似这样的结论，只是一种揣测之说，是没有经过认真的鉴定的。
  另外，在过去一个很长时间内，瓷史研究者，往往将曲阳窑早期烧造的白瓷误认为邢瓷，虽然已有人经过研究肯定了曲阳白瓷属于定瓷，但此类误认影响至今并未完全消除［4］，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弄清定瓷、邢瓷各自的工艺特点，而被两者共同具有的时代风格所迷误。
  由此看来，在瓷史研究工作中，不论是将我国各地唐墓中出土的白瓷、或者将国外相当于我国唐代遗址中出土的白瓷泛定为“邢瓷”、或者将唐代晚期曲阳窑烧造的白瓷误定为“邢瓷”，都是不够慎重的，因为这样，除使鉴定研究邢瓷的工作陷入混乱，从而使之真假难分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好处。所以，我认为对于唐代邢瓷的鉴定，应取慎重态度，这就是，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要“重调查研究”，要抱“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注意“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不能想当然。
  我认为鉴定和研究邢瓷的办法，就目前来说有两个：一个是对唐代邢窑遗址积极地进行调查发掘，从邢窑遗址中取得可靠的实物标本；另一个办法是在目前尚未发现邢窑遗址的情况下，应将邢台地区唐墓中出土的白瓷器物，作为鉴定邢瓷比较可靠的实物根据，理由是邢台地区唐时系邢州属地，在邢州境内唐墓中出土的白瓷器物，虽然不像窑址中出土的器物标本那样可靠无疑，但起码要比其他地区唐墓中出土的实物可靠些，因为唐代邢台地区的人们使用的瓷器，会是比较多的取之本地，尤其是普通劳动人民，更不会舍近求远。所以，邢台地区唐墓中出土的白瓷器物，应作为当前鉴定和研究唐代邢窑白瓷的一种比较可靠的实物标本。
  从建国到现在，在邢台地区发现出土白瓷的唐墓是很多的。仅笔者本人亲自参加发现的出土白瓷的唐墓，在邢台市郊区就有三处十一座之多：1958年6月，笔者和邢台市一中师生参加修筑京广路复线劳动中，在邢台市西北郊区三义庙村西取土时，发现了古墓群，其中唐墓八座，出土白瓷碗八件，铜镜一面，“开元通宝”铜钱二十七枚；1960年4月，和邢台市一中师生参加烧砖劳动中，在邢台市西郊孔村村东取土时，又发现唐墓两座，出土白瓷碗两件，“开元通宝”铜钱四枚；1974年10月间，和邢台市五中师生参加战备施工中，在邢台市西南郊区后炉子村北掘土时，又发现唐墓一座，出土白瓷碗一件，“开元通宝”铜钱一枚。
  以上三处十一座唐墓，共出土白瓷碗十一件，铜镜一面，“开元通宝”铜钱三十二枚。在这些墓葬中，虽然没有出现墓志款文记载，无法断定绝对年代，但都有不同数量的“开元通宝”伴出，而且所有白瓷器形，又都具有唐代瓷器的时代风格，所以，这些白瓷是唐代的遗物，应是无疑的。
  在墓葬中，除一墓出土铜镜一面，白瓷碗一件和铜钱十六枚外，其他十墓都是只出土白瓷碗一件和一两枚铜钱，这就足以说明，这些墓葬死者皆属一般平民，而无富有者，因此使用外地瓷器殉葬的可能性就小了。
  依照李知宴同志的研究［5］，在邢台市郊区唐墓中出土的这些白瓷碗，很像是唐朝中期代宗大历年代以后的Ⅰ式碗，器物大小尽管略有差异，但在造型上均属一式，尤其是三义庙墓葬中出土的八件白瓷碗，和后炉子墓葬中出土的一件白瓷碗，不论在器物作风上，还是在规格大小上，似乎如出一范。以其中一件为例：器形浅展，口沿外侈，唇边圆滑，腹壁外撇而微曲，碗足平坦，圈足宽矮，足心微凹，全高4.1、口径14.4、足高0.4、足径7.3厘米。除足底一圈露胎外，器物内外和足心均通体施釉，器物造型规整，大方美观，胎质细腻而釉色洁白。
  二、关于唐代邢窑白瓷的原料与窑址问题
  一般说，古窑址，多设在制瓷原料的产地附近。因此，我认为，考察和研究邢瓷的原料产地，对于寻找邢窑遗址具有一定的意义，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制瓷原料和唐代邢瓷胎质的化学分析比较，去判断邢窑所在的方位；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可能在调查原料产地的过程中直接发现邢窑的遗址。
  制瓷的主要原料，是制作瓷胎的瓷土。
  据笔者所知，邢台地区的瓷土产地，主要是在沙河、邢台、内丘、临城四县西部的太行山区，其藏量之巨大，令人惊异，在山坡、谷壁的带有波纹的水成岩的岩层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矿床的分布。据地质学研究，太行山在“古生代”，原是一片浩瀚的大海，在距今大约二亿七千万年的“古生代二叠纪”时，方因造山运动而上升成山，构成太行山脉的主要岩石地质是水成岩［6］。
  邢台地区的瓷土是十分微细纯净的。唐代邢窑生产的白瓷，便是使用的这种优质的原料。但是，由于邢台地区瓷土产地分布较广，具体到使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瓷土？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化学分析来研究。现将有关科研单位对邢台地区南、中、北三个主要地方的瓷土和对唐代邢瓷胎质的化验报告［7］，加以综合比较，列表如下：表1邢台各地瓷土与唐代邢瓷胎质化学成分对照表从上表所列各地瓷土和唐代邢瓷胎质的化学成分比例可知，南部沙河县章村瓷土在Na2O上所占的比例很大，与邢瓷胎质成分距远：而中部邢台县东窑瓷土含Fe2O3的成分太高，色重，作为白瓷亦为邢瓷所不能取。但内丘县磁沟的瓷土，却与邢瓷胎质比较相近，因此，我认为唐代邢瓷生产，很可能就是使用的内丘县磁沟的原料。
  我们知道，瓷器胎质的化学成分，尽管经过焙烧或发生某些变异，但就其基本要素来说，烧前之胎坯与烧后之素胎不会出现过大的区别。因此，我认为我们通过对唐代邢瓷胎质和邢台各地瓷土的化学分析比较，来弄清唐代邢瓷使用的是何地的原料，从而判断唐代邢窑遗址之所在，应当说是一种有科学根据的做法。
  寻找唐代邢窑遗址，除上述途径之外，我认为，我们应当对邢台地区民间有关瓷窑的流传材料予以注意。在邢台地区民间流传中，古时的瓷窑地点是很多的，其中以沙河的赵窑、高窑（章村北），邢台的东窑、西窑和内丘的瓷沟，最为盛传。从实地考察中得知，上述五地均有瓷窑遗存，但哪一处是唐代邢窑的所在？目前尚无法断定，不过根据笔者1961年春和1974年夏两次调查访问之后所得的印象，邢窑的遗址，很可能就在内丘瓷沟村，其理由有四：
  第一，有可靠性的文献记载：我们知道，一种产品的取名，不一定是产品的实际产地。正如定瓷的实际产地不在定州治城而在定州辖属的曲阳一样，邢瓷的实际产地不一定在邢州治城，而可能在邢州辖属的内丘。《新唐书·地理志》中有：“邢州……土贡丝布、瓷器、刀、文石。”“县入：龙冈、沙河、南和、巨鹿、平乡、任、尧山、内丘。”［8］这是有关邢州瓷器和内丘隶属邢州的记载。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写道：“内丘白瓷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9］其所谓“内丘白瓷瓯。”实际就是指的“邢州白瓷瓯”，李肇在这里书“内丘”而不书“邢州”，当是对邢州白瓷实际产地的具体记载。这一记载对于考察邢窑的地址是十分重要，因此，应当引起瓷史研究者的注意。
  第二，有方便水运条件：瓷沟的全名叫磁窑沟，分东西两村，位于太行山东麓，地处丘陵与平原之交，古时西瓷窑村南之“百泉河”，和村北之“千泉河”，由西而东环村流过，至村东汇成宽约二十米、沟深约十多米之“大泉河”。据当地民间流传：大泉河水深流急，经年不断，下通船舶，可至商业集市北张镇。古时瓷沟的水运交通如此方便，正是瓷窑建造的适宜之地［10］。
  第三，有丰富的制瓷原料：西瓷窑村南约有高出该村二十米左右的一块丘陵地带，其南北宽约二里许，东西长约五里。藏有白色瓷土。现在如登上岗坡，从到处坑洼不平的地势中残存的瓷土矿床残迹观察，可知此处古时瓷土的藏量是相当丰富的，现在看来虽然近似采尽，但仍有人在古老坑角洼边中深挖寻找。此处瓷土既然藏量如此之多并已多为取用，这就使我们不能不考虑：这可能是由于唐代邢瓷在此建窑生产的结果。
  第四，有宋代的窑址和瓷片：西磁窑沟周围的窑址很多，但多属明清时代遗存。1974年夏笔者二次赴瓷沟访问时，在张阔老人和二队队长的引导下，在二队的打麦场西头找到一座宋窑，虽因扩建麦场将窑身切乱，无法看到窑体的全貌，但窑身的上端腹部和走烟洞口尚存，并在腹部下处采到了大小不同的白瓷小碗的残片，经过复原，这些白瓷小碗，和邢台地区各地宋墓出土的大量的白瓷小碗十分近似，同时在胎质上和釉色上又保留着唐代邢瓷的特点，这就使我们可以把它的生产历史上溯到唐代［11］。
  总之，内丘县磁窑沟，是唐代邢窑所在的一个重要线索，其具体地点，当在西磁窑沟村南的“南土龙”。据当地群众说：南土龙原高出地面三米左右，由西而东横贯于南沟阳坡，土龙的土质系带有粗砂的红土，当地人们将它称作“立土”，据说这种立土具有不怕火烧不怕水冲的性能，所以古时窑址多就坡挖成，此坡目前因历代取土，断断续续，已不成系，但坡基尚存，如果我们在此处进行认真地勘察，那么发现唐代窑址是有可能的。
  三、唐代邢窑白瓷的生产技术与工艺特点问题
  我想根据邢台唐墓出土的白瓷器物试作如下分析：
  （一）瓷泥洗练和胎质问题
  从邢台唐墓出土的白瓷碗的露胎表面上观察，可以看到它的组织是十分细腻的。如果敲断器物的腹壁从剖面上来观察它的内部，也可以看到它的组织是十分严密的，无论敲断多少碎片，都没有发现其内部组织因有粗粒或杂质而造成的砂眼、松散和缝裂现象。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唐代邢瓷对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即将瓷土洗练成瓷泥这道工序，是十分重视的。洗练瓷泥采用什么方法，虽无文献记载，但它应与世后的一般洗练方法类同，那就是“取瓷土等物之粉末，捣泥水中，取其未沉之细粉，澄之而后用”。因为除了用这种“捣泥”洗练方法，要想取得不带任何粗粒的而又极为细净的瓷泥，是绝对办不到的。
  从前表所列邢台各地瓷土和唐代邢瓷胎质的化学成分可知，邢瓷胎质在SiO2上比内丘瓷沟的瓷土为高，这是由于邢瓷在捣泥过程中为了提高胎质的硬度和白度在瓷土中增添了长石的缘故。根据已知数据推算，当时在瓷土中由于增添了长石，使瓷泥SiO2含量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用维氏硬度计在邢瓷露胎部位上测其硬度，其最大值仅为536或537，这就说明唐代邢瓷胎质的硬度比同时代的一般瓷器胎质硬度还是较低的，实际上是烧结程度低的关系。但是在色泽上，其纯净洁白的程度，却为同时代的一般瓷器胎色所无法相比的。
  （二）胎坯造型问题
  唐代邢瓷的器物，目前只发现一种碗器。从碗器的造型上观察，它是用一种转速很快的轮旋制的，并采用了碗范模具。
  从唐代遗留下来的许多金属器物的工艺水平上鉴定，证实当时我国的劳动人民在生产工具上已经创造了一种“手摇足踏”的机械。这种机械，由于动力借助手摇脚踏，便加强了旋转的速度，因此这就使产品的规范质量大大提高。这里，我们从邢台唐墓中出土的白瓷碗器的整个器形的规范水平上考察，可以完全肯定唐代邢瓷的胎坯就是用这种手摇脚踏的轮机制成的。
  唐代邢瓷碗器的内腹壁，异常平正光滑，有十分明显的模压效果；而其外腹壁，尤其是碗口和碗足部分，却有丝缕隐约可见的微细的旋迹。这就十分清楚地告知我们，唐代邢瓷碗器的胎坯造型，在轮制过程中其内腹是采用一种类似模具的碗范压成的；而其外腹连同足底和足心，则是用辊、板、铲、刀等造型工具旋制的。
  总之，唐代邢瓷在胎坯造型技术水平上已达到了相当高度，其规范质量亦已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程度，碗器的整个体态是严整的，碗口十分圆滑，腹壁十分平净，而其足底之光平、足缘之规则和足心之周正，真可说是如同环璧，无怪乎民俗把它称之为“玉璧底”。唐代诗人皮日休在《茶瓯诗》中写道：“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12］。皮日休生活在晚唐，无疑亲眼见过或亲手用过邢州的瓷碗，他用“月魂”的规圆来赞美邢瓷碗器胎坯造型的周正，应是诗人对实物的写真，不应看作是夸张之词。
  （三）施釉、釉质和釉色问题
  从邢台唐墓中出土的碗器的胎质和釉面之间的结构关系上观察，唐代邢瓷的碗器胎坯是蘸釉。器物系通体施釉，仅有足底一周露胎，这当是在蘸釉后又将足底的釉层在一种粗质的麻布上擦去的。邢瓷的釉面薄而均匀，敲开器物从断面上测釉皮的厚度，一般部位均在0.2毫米左右，就是在碗器内腹底部积釉最厚的部位，釉面的厚度也超不过0.3毫米。
  据有经验的釉工师傅观察：唐代邢瓷的釉药肯定是经过人工配制的，配制方法可能是用瓷土加上大约百分之三十左右的长石，经过粉碎之后研磨而成的。
  用维氏硬度计在釉面上凿测，其最大为546，与胎质的硬度相比，只高9度左右，这就说明邢瓷釉药的玻璃质不算精强，因此邢瓷碗器有一定程度的、微小的吸水量，而不是无吸水量。正因如此，邢瓷釉面的抗污能力较差，易于沾染，所以陆羽用饮茶的标准评比茶具时，说“邢不如越”是有根据的［13］。由于玻化低，唐代邢瓷的釉色虽然洁白，但光泽度并不很大，不论用正光或者反光观察，它给人的光感印象，是绵柔浑厚，而不是青翠透彻，所以陆羽用“类银”、“类雪”的白度形容邢瓷釉色，也是十分恰当的。
  （四）素烧和釉烧问题
  从邢台唐墓出土碗器足底露胎的胎面上观察，可以清楚地看到：足底胎面的施刀锋迹完好，虽然蘸釉后经过擦拭，但无胎泥釉药混拌的痕迹；而胎身和釉面之间的结构，虽然融合紧密，但其层次十分分明。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唐代邢瓷碗器是先经素烧然后施釉再经釉烧的。
  素烧所需要的温度，一般是1000℃左右。这是由胎质的化学成分的综合熔点决定的。具体到唐代邢瓷素烧需要多高的温度，尚没有测得数据。
  唐代邢瓷烧成，不论素烧和釉烧，在技术上都是成熟的，因此唐代邢瓷碗器的烧成火度是适宜的，它既没有因欠火而造成夹生现象，也没有因过火而造成的变形现象。器物扣之发音清脆。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记载：郭道源取邢碗“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经笔者依记验证，其说可信。
  综上所述，从邢台唐墓出土的白瓷器物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唐代邢窑白瓷的生产技术，不论从瓷泥洗练上、胎坯造型上、素烧釉烧和釉色布施上，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这种水平的形成，是经过唐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和反复的科学实验中取得的成果。

［1］ 李知宴：《唐代瓷器概况与唐瓷的分期》，《文物》1972年第4期。 ［2］ 傅振伦：《有关唐朝经济文化发展的文物参考资料》，《历史教学》1953年第4期。 ［3］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2页。 ［4] 1964年7月，笔者因公赴津，途经首都，在故宫东宫参看了陶瓷陈列，在唐代部分中，有三 件白瓷碗标有“邢州白瓷”字样。其实这三件白瓷碗，不是邢瓷，应是定瓷。据管理陈列的同志说，这是瓷史专家陈万里先生鉴定的。 ［5］ 见注［1］李文附表。 ［6］ 此说曾托刘德惠同志提请河北省煤田地质公司驻邢有关科技人员审示，回答是；“此说可信，有地质材料可证”。 ［7］ 唐代邢瓷胎质、东窑瓷土、瓷沟瓷土，系成都350信箱化验；章村瓷土，系邯郸陶瓷研究所化验。 ［8］ 中华书局本，卷三十九第1013页。 ［9］ 《津逮秘书》本，卷下，第18页。 ［10］ 今百泉河、千泉河故道上，尚存两座深基拱桥，并有重修碑记，从碑文中，可知瓷沟之水运情况。 ［11］ 笔者另有《宋代邢窑白瓷生产的发展及其终结》一文，试就邢台地区三十四座宋墓出土的大量的白瓷器物和瓷沟宋窑出土的白瓷残片，说明宋时邢窑白瓷生产的存在和发展；就邢台地区七座元墓出土的白里黑表的二十一件瓷碗，结合瓷沟这种碗器残片，表明了邢窑白瓷生产的终结。 ［12］ 《全唐诗》中华书局本，第二十二卷。 ［13］ 《百川学海》本，第四十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