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图书馆

1、邢台大开元寺
  建寺立塔，开窟造像，由建筑而绘画，而雕塑，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佛教艺术。特有的政治地理环境和人文要素，曾使邢襄大地佛寺林立，并留下许多令人叹为观止，弥足珍贵的佛教艺术精品。
  邢台大开元寺位于邢台市桥东区光明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同名寺院一样，虽然得名于唐玄宗在幵元二十六（738年）六月初一曰诏令天下各州并改大云寺名为开元寺的一道谕旨，却并非始建于开元年间。邢台开元寺被名为大云寺，始于武则天以《大云经》为口实，声称自已是弥勒佛转世，诏改大唐国号为大周的天授元年（690年）十二月十九日。当时，她敕令天下各州改一大寺名曰大云寺，奉《大云经》，以示自已君临天下之意。再前，这被女皇改名为大云寺的邢台大寺是何名称，无可确考。但有迹象透露，该寺在被改名为大云寺之前，很有可能就是仁寿二年（602年）时，隋文帝特命俗籍贝州清河县、时任大论众主的长安通法寺住持释宝袭专程护送佛祖真身舍利举行奉安法会，起建舍利宝塔的邢州泛爱寺。因为元太宗三年（1231年）春，广恩法师主持重建邢台开元寺圆照塔时，曾于塔基地宫“得能仁（观音）舍利三颗，光大殊常”。能仁，即释迦牟尼。泛爱寺是邢州城内唯一有史可查奉有佛祖舍利之寺，而开元寺又是邢台城内唯一数易寺名，且有佛祖舍利出现之寺，这绝非偶然的巧合而应有其前后因果在。若此，今邢台幵元寺至少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邢台大开元寺之名较其他地方的开元寺名多一“大”字，则始于蒙元海迷失皇后执政二年（1250年）。这也是全国仅有的一例。
  当然，邢台大开元寺的创建之年亦非仁寿二年，而应更为久远，起码可以追溯到禅宗二祖慧可（487—593年）生活的北朝时期，因为直到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陈振撰写《敕勒开元寺圆照塔记》时,登上塔顶而望，尚有梵刹崛起于前者，为二祖传钵之地；有茂林秀发于后者，为赵州摄衣之地。据《宝林传》等文献记载，东魏天平初年（534年）慧可曾北就新邺，盛开秘苑，偿债成安，逆流漳水，化导群品三十四载，最终圆寂于磁州淺阳元符寺。他在邢州弘法，应即在此期间。邢州天元寺既有其传钵之地，当然也可称为禅宗的祖庭。所谓赵州，特指生活于唐代中后期的临济宗师从请（778—898年）。从请一生行脚天下,终落赵州，其在邢州开元寺弘法授衣虽于文献无征，却有青史可考，使得曰后广恩在该寺续传临济宗“庆洪通大觉”等四十字法脉得以言之凿凿而非空穴来风。
  如若正本清源，中国佛教禅宗虽然远尊曾在嵩山面壁九年的菩提达摩为始祖，但下传二祖慧可、三祖僧粲、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其实仍是禅学而未形成禅宗。中国禅宗形成的标志，乃是六祖慧能在其《坛经》中的自立宗旨。这也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但慧能之被尊为中国禅宗六祖，当初并非一帆风顺。这是因为，五祖弘忍大开东山法门，虽因慧能作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偈，而把达摩所遗衣钵暗传给了慧能，慧能为避其上座弟子神秀加害，夜携衣钵潜隐于广东从化山林之中。所以，当弘忍圆寂后，继续公开弘传东山法门，并取得“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乃是神秀。神龙二年（706）神秀圆寂后，张说奉敕撰写《大通禅师碑铭》，为中国禅宗开列传法谱系时，首次明确神秀为六祖。此后这一谱系又在李邕所撰《嵩岳寺碑》、《大照禅师碑》和严挺之所撰《大证禅师碑》中得到确认。时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慧能的弟子神会才在滑台大云寺设无遮大会，开始颠覆神秀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六祖地位。神会对神秀一系的这次攻击虽然单刀直入，却因当时神秀的弟子普寂健在且为朝野所宗，并无立竿见影之效。直到天宝四年，（745年），神会被兵部侍郎宋鼎请入洛阳，再作《南宗定是非论》和《显宗论》，才使慧能的“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为使慧能的六祖地位广为人知并得到确认，天宝十一年（752年）二月神会还在曾为二祖慧可传衣之地的邢州开元寺树起了由宋鼎撰文、史维则书丹的《能大师碑》。时过境迁，邢州开元寺的这通《能大师碑》虽经《集古录》《金石录》《宝刻类编》等众多典籍著录，今已不存。
  邢台大开元寺至今尚存的唐代遗珍，为全国罕见的十六面尊胜陀罗尼经宝幢。该幢通高一丈八尺，幢身一丈有余。幢身上部有束带束腰，仰承莲瓣一匝，莲上每面各凿尖首小龛，龛内精雕坐佛一躯。龛顶覆以顶檐与宝盖结合而成的八角幢顶，幢顶檐前端各蹲一生动活泼的小小圆雕伏兽。兽口各衔璎络垂幔相互绎结连环而成十六垂，使得十六面幢身与八角形檐盖相互结构，相互映衬，十分和谐。宝盖下浮雕的缠枝花卉和飞天雄狮飘逸自如形神毕肖，颇具大唐盛世之风。但因此幢树立曰久，文字漫漶剥蚀，对其始立之年众说纷纭。明嘉靖时，出任顺德府通判的归有光认为，《尊胜陀罗尼经》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年）始自葱岭东来，故此幢始立之年“计必此经入中国未久”，因此误断为开元年间（713—740年）所立。光绪《邢台县志》则据《金石分域编》所记，当年该幢正面尚存“大佛顶尊胜陀”六字残额，下存“节度副使李逢书”及“戌二月戊辰朔十曰丁丑”建残款，考证说”唐方镇年表载，至德元载始置泽潞沁节度。宝应元年邢州始隶泽潞节度。此有节度副使李泰（逢）题名，当在宝应间邢州隶泽潞节度以后。但并未确指其始立于宝庆元年（762年）后的哪一年。今查唐纪年，宝应元年后的大历五年（770年）岁在庚戌，建中三年（782年）岁在壬戌。则这通唐幢始立之年最迟不会晚于建中三年。
  邢台大开元寺现存的后梁尊胜陀罗尼宝幢呈八角体，原为四层，通高八米，始立于后梁乾化年间（911-914年）。幢座为偏平正方形，座上平置八角形须弥座，座下盘各面线雕吉祥花卉，束腰线雕壶门，束腰之上为仰莲。自上而下，第一层幢身南面雕有“大佛顶随求尊胜陀罗尼之幢”题额，额下及其余各面精镌陀罗尼经文。文字多已剥蚀漫漶不可辨读，但最后一行尚有“大梁乾化”四字依稀可辨。经幢主体上覆宝盖，角饰饕餮环绶，周系璎珞八垂，璎珞之上浮雕文殊、普贤、立佛共八尊。盖底浮雕云气盘龙，构图雄壮，刀法开张，十分壮观。宝盖之下安放的第二层幢身下雕莲座，各立面所雕造像分上下两层，但与常见的开龛纳佛法不同,都是高浮出八角柱外的,题材有结跏倚坐佛，侍坐佛、右舒自在观音、柳枝露瓶观音等，顶光均作莲瓣形。二层上又覆—宝盖,盖周所围璎珞组织略同一层，但璎珞之上浮雕为人首鸟身的伽陵频伽和仰首徐步的鸽形吉祥鸟。三层莲座上的幢身正面开一长形尖首龛，龛内浮雕坐佛一尊，其余七面浮雕或合掌，或执带的各式菩萨之像。为避坐佛低于菩萨而有损尊严,浮雕设计者特把佛座升高而颇具匠心。本层上覆方形石盖镂刻有十分繁缛复杂的卷云纹,上半为半透雕，下半为高浮雕，使人仰视之际愈觉玲珑剔透，美不胜收。四层幢身八面分雕四金刚，四力士或托塔，或持剑，或秉伞,或握貂,无不显得威猛精进,正气凛然。幢之绝顶檐盖已残，但可见面向八方曾各圆雕一蹲兽守护。惜此幢经“文革”毁损，现只残存两层,残咼不及原咼二分之二。另据光绪《邢台县志》所录幢身残跋可知,该幢特为纪念天竺高僧空本在邢州开元寺译经而立。为了表彰空本译经之功。后梁朝廷不但敕封其“特进试鸿胪卿,开府仪同三司萧国公”之荣衔，且给其食邑三千户之俸。空本圆寂后,后梁朝廷又赠其司空之衔,谥其“大辨”之号，尊宠之高鲜有其比。
  邢台大幵元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佛教建筑，当属圆照塔。圆照塔又名大圣塔，普门塔。该塔原为供养泗州大圣即西域高僧僧伽而建。僧伽自唐高宗时来到中国，先后在西凉、江淮一带弘法，龙朔元年（661年）创建泗州临淮（今江苏盱盼）普照王寺。景龙四年（710年）在长安荐福寺圆寂后，被唐中宗特赐丝绢三百匹，漆裹其肉身后送回泗州普照王寺，起塔供养，并名其塔为“泗州大圣塔”。自那时起，僧伽便被朝野普遍认为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世音化身，有关他显灵的传说也越来越多。时至显德四年（957年），据说后周世宗柴荣在亲征南唐攻取泗州时，得僧伽庇佑不战而胜，因此诏令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像，榜曰大圣僧伽和尚。”僧伽或曰观世音信仰开始流布全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颇为崇信僧伽的宋太宗又派遣特使，重建了被战火焚毁的泗州普照王寺大圣塔，并命“务从高敞，加其累层”。次年他又派特使“别送舍利、宝货”，安奉于该塔地宫，从而再次把全国的僧伽信仰推向极至。邢台开元寺大圣塔的兴建，就源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据镌立于大观四年（1110年）的邢台开元寺《敕赐开元寺圆照塔记》碑记载，，宋仁宗宝元二年（239年），邢州开元寺僧师安发愿，幵始在寺中创建大圣塔，至嘉祐七年（1062年）寺僧用实主持崇饰后方告竣工，前后历经二十四年，其工程之大，设计之精，由此可以想见。大观三年（1109年），主塔僧云祥在完成该塔重修工程后，前往开封请求宋徽宗为该塔敕额，宋徽宗因此改该塔之名为“圆照塔”，并命名振朝野的大才子晁咏之和陈振撰写了《敕赐开元寺圆照塔记》的纪念碑文，陈振当时所见的圆照塔为“宝构七层，逾三百尺”，即塔身分为七层，通高超过了100米。塔中佛龛内供养有圆雕的僧伽趺座具足色身之像。
  另据由刘仲甲撰文，张天和书丹的《大金邢州开元寺重修圆照塔记》
  碑，大定五年（1165年）时，开元寺僧还曾在金王朝和广大施主的支持下，对圆照塔进行过—次精心大修。金崇庆二年（1213年）,成吉思汗分兵三路,大举攻占中原时，其皇子术赤等率右路军循太行而南，直取邢3名、磁等州，雄伟壮观的邢州开元寺圆照塔在巍然屹立了一百五十年之后，被焚毁于这次战火之中。
  据王恽所撰《顺德府大开元寺重建普门塔碑铭》，元太宗三年（1231年）春，广恩法师开始主持重建圆照塔，并在塔基地宫“得能仁（观音）舍利三颗，光大殊常”。时至元太宗十二年（1240年）秋，历经整整十年的工期后，重建的圆照塔终于叠构重檐，轮奂离立；文阶层所，势乾坤轴；藻拱璇题，晕飞尘外；绀瓦鳞差，金轮眩彩，作为上下十三层、通高四十八丈的法界之宝宫，河朔之杰观，呈现在世人面前。乃马真皇后执政元年（1249年），邢州开元寺被敕额“大开元寺”，这重建的圆照塔亦奉敕改名为“普门之塔”。令人扼腕痛惜地是，约在至正十五年（1355年）后，顺德路总管刘绍祖因开元寺有恶僧多为不义，盛怒之下不但把这些恶僧尽行杀戮，还一把火烧掉了极壮丽极高广，可容千余僧同时静修的普门塔。清康熙时，李京作《古刹春游》诗序说，普门塔被刘绍祖“火焚其顶，又剷其腹，存其足，尚八九丈。明初，因其基，覆以琉璃瓦，如玉瓣莲，名五华殿”。时至今曰，这在明、清时尚高八九丈的五华殿亦已不存。
  邢台大开元寺中的另一中国名塔，即广恩塔。据刘百熙撰《大开元寺万安恩公塔记》，广恩塔又称“恩公大士之塔”，建成于海迷失皇后执政二年（1250年）。该塔为平面八角形，七层密檐式，通高约22米。塔基上为须弥座，座腰束有八角立间柱和雕饰壶门。间柱上承普柏枋与斗拱勾栏所组平座。平座每面有间拱一朵，以垂拱计共四铺作，并于华拱头出斗口跳。转角铺作与外间同，但在正侧两面各出钭拱二跳。平座上有五重大小不等的莲瓣叠成莲座，承托塔身。首层塔身的八角柱别出心裁，都被精心设计为具有须弥座、塔身、五层密檐和刹柱的小塔，很像大塔的简化。这八小塔与一大塔连为一体而成中国一绝，俗称九塔冲天。为适应这塔式幢柱的变化，塔门上额均作有浮雕云头垂帐。塔的四正面所辟假券门下饰云头裙板，上作锦纹版棂。南门上镶有云纹围饰的方形砖额，阳刻“恩公大士之塔“六字。此上塔身逐层收减，铺作均为普柏枋置一斗三升。塔的刹柱很高，由刹座、受花、复钵、相轮、仰月、宝珠构成，约为全塔四分之一。但很可惜，这座挺拔灵秀，别具一格的元代僧塔在巍然屹立723年之后，被炸毁于1966年文革浩劫，今仅存几张旧影和其碑记供人评说了。
  邢台大开元寺至今尚存的金代遗物，则是铸成于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的巨大铁钟。该钟高3，2米，下沿圆周7，2米，直径2，35米，钮高05米，壁厚约半尺，总重三万余斤。钟顶的双龙嬉戏钮精犷雄健，钟壁铸有“皇帝万岁，重臣千秋”铭及“金大定甲辰岁”纪年款，其自上而下由凸状线条分割出的纵横格内，上铸中国传统天文学说的黄道十二宫图，下铸道家学说的阴阳八卦符，从而使其成为儒、释、道三教合—思想的结合体。此外，钟壁上还铸阳文数百，铭记着大钟的监造人、资助人及铸钟工匠的姓氏、官职、僧职、籍贯等资料。该钟铸成至今历经近千年风雨而不锈不蚀，钟壁文字图案清晰如初，足见当时邢州冶炼技术与铸造工艺之精湛绝伦。钟壁的黄道十二宫分别以曰、月、人、兽、牛、鱼等形象表现诸星座，造型优美，匠心独具，则为今人研究中西科技文化交流史与辽金文化的继承渊源，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有元一代，邢台大开元寺作为蒙元王朝的御用大寺，香火鼎盛，大规模的法事活动不断。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次资戒大法会，第一次由广恩主持，举行于乃马真皇后执政二年（1243年）。当时，各地应受具戒之僧踊跃赴会者将近万人，陪广恩登坛说法，并为这些青年僧人授戒的则有来自济南大庆寺，景州普照寺等著名寺院的高僧十二名。第二次由时任宣政院江南释教总统的活佛杨琏真加主持，由太子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为大护法主，举行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灭亡，元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当时天下僧众云集，仅与会僧徒接受具足戒者就达十万人之多，因而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空前绝后之举。这也可以看作是忽必烈借大开元寺之盛，在其实现对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后，希望以佛教信仰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一次成功展示。
  进入明代后，邢台大开元寺开始由元代时的如日中天渐渐衰落。该寺今存的四座大殿虽经清代和民国时重修，仍基本保存了明代的建筑风格。由南而北，进山门迎面第一殿为天王殿，殿内正中供养弥勒佛，东、西两侧供养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四天王。民国时曾因四天王塑像倾圮，民间遂俗称此殿为“头殿”或弥勒佛殿。第二殿为三间悬山式毗卢佛殿，中奉毗卢舍那佛，该佛又称大曰如来或光明普照佛，是佛教密宗供养的最高本尊。第三殿为五间硬山式观音殿，系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重建，也是现存各殿中的精华所在。殿前底檐以四根高浮雕祥云滚龙石柱擎起，四柱共雕八尾游龙，象征天龙八部。其中，中间两门柱上各雕巨龙一尾而动态迥异，一为盘旋而上，一为蜿蜒而下。左右两侧柱各雕幼龙三尾，或直冲云天，或俯首探海，或上游而下绕，或伫首而摆尾，鬼斧神工非常生动。更为匠心独具者，是西侧柱上之龙自盘旋而上的龙躯探出一爪托云，有佛打坐云端，背光如日，正在飞龙双目所及之处；中上部尚有一凤飞舞，暗寓龙翔风翥之意。统观四柱石雕，构思巧妙，工艺精湛，堪称明代大型石雕中的代表之作。殿内正中供养持杨柳净瓶观音菩萨，两旁陪供文殊、普贤。据父老回忆，民国时三大士前靠东墙供养给孤独长者，靠西墙供养祗多太子，东北隅供养送子观音，西北隅供养万安祖师。南庑门楣之上与殿内还曾高悬“观音自在”、“佛光普照”二匾，金碧辉煌十分壮观。第四殿为七间柱顶式大雄宝殿，前悬“开元十方丛林”巨匾，内供精铜金装释迦牟尼佛与东方净琉璃世界药师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此外，据原立寺内的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重修开元寺殿阁碑》、清顺治十一年（1650年）《重修幵元寺记碑》，可知明清时观音殿前原有两偏殿，西为药王殿，东为关王殿；大雄宝殿前西有地藏殿和禅堂，东有弥勒殿和茶堂，殿后则有护国仁王佛阁（法堂）和万安恩公塔。
  2005年，中共邢台市委、市政府为了延续邢台市区传承有绪的历史文脉，开始规划建设大开元寺佛教文化游览区。2006年3月，大开元寺经正式审批成为宗教文化活动场所后，礼请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净慧老和尚主持，并以“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为宗旨，于当年农历十月十八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复建工程，现已在复建区建成大雄宝殿、观音殿、药师殿、弥陀殿，并将陆续兴建山门殿、钟鼓楼、客堂、斋堂、法堂（藏经楼）、禅堂（千僧阁）等。
  2、邢台塔林
  邢台大开元寺和天宁寺塔林俗称塔坟，均位于邢台市桥东区申家庄附近，统称“邢台塔林”。其中，大幵元寺塔林遗址今已辟为塔林公园，尚有元代残塔二十余座；天宁寺塔林经文革浩劫，已经荡然无存。据出版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名塔》一书记载，开元寺塔林“在河北省邢台市旧城西开元寺塔院内”。“塔院为唐、宋、金、元历代住持和尚的墓塔群，共达数十座。塔的种类有密檐式、经幢式及喇嘛式等，其中以密檐式塔数量最多。塔的平面有正方形、六角形、八角形多种，建塔材料为石、砖两种。这些墓塔的主要建筑特征，是墓座崇竣，造型高耸，系国内现存的大型塔林之一。”
  但据邢台父老口碑相传，这两处塔林最盛时共有大小不一的墓塔数百座，比河南嵩山少林寺塔林、山东灵岩寺塔林数量都多，堪称中国之最。土改时，开元寺塔林尚占地三十亩，周围有寺田一百六十亩，塔林尚存墓塔九十多座；天宁寺塔林尚占地十亩，周围有寺田三十亩，塔林尚存墓塔三十多座。其中约有砖塔五十多座，大型者较少，中型的约有二十多座，多建于唐宋时期，小型的约有三十多座，多建于明清时期，而石塔绝大部分建于元代。此外，还有一些树有碑碣的低矮砖墓，大多是清末和民国时寺僧的葬身之处。直到文革前，开元寺塔林仍有墓塔七十八座，天宁寺塔林尚有墓塔十座。这一大一小两处塔林南北相望。高低错落林林总总，其数量之多仍然超过北京规模最大的潭柘寺塔林。就当时邢台塔林的数量而言，它仅次于河南少林塔林和山东灵岩塔林，若就质量而言，则比少林和灵岩塔林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是处于平原开阔地带的唯一一处大型塔林。
  邢台大开元寺和天宁寺塔林作为中国佛教建筑艺术的宝库，或砖砌或石雕，或高或矮，一塔一样。大型砖塔多为八角七级，中型砖塔多为六角五级，小型砖塔多为四角五级或三级，皆为密檐实心。砖塔下部所砌青石塔基多为梯形束腰式须弥座，每面有三或四层精雕细镌的龙、象、鹿、羊或卷草、莲花、祥云、海水等各种吉祥纹饰，构图或繁或简，造型生动活泼，刀法洗练流畅。塔身密檐下多有砖雕斗拱，亦有砖砌迭涩出檐，逐渐内收者。塔刹或作葫芦形，或作宝瓶形。或作莲苞形，或作宝珠形，各层斗拱、檐角、勾栏均用特制的异形砖拼砌，榫卯相扣，严丝合缝，使得各塔虽然体态不一，造型有异，却均现结构规整，比例均衡，气势凝重，庄严清秀之貌。其中有一座八角七级密檐式大塔通高20米，磨砖对缝精砌而成后，又加灌了江米汁，不但十分壮观，而且坚固异常，虽经近千年风雨，直到267年仍巍然屹立，使得红卫兵经过四次爆破，才将其炸毁。
  塔林中的石塔亦分方形、六角、八角三种，自下而上多由塔基、仰莲等式塔座、塔身，腰檐、雕花石托、塔顶、塔刹等组成。塔顶为六或八角攒尖式与四角起脊式，也有的小石塔仅由塔身和檐顶组成。塔身正西多镌有塔主法讳、职务及立塔人名讳和年款，其余各面镌刻塔主生平事迹或佛经、佛像，佛经多为尊胜陀罗尼经。较大石塔的上层多镌有各种吉祥图案，构图细致明快，形象惟妙惟肖，1967年9月塔林被红卫兵炸毁后，砖石多被附近村民移作他用，石塔残件及碑碣亦散落附近各村的街头巷尾。墓塔的地宫亦多被挖掘，曾出土过很多石棺、塔式瓷罐、佛珠、玉饰、陶瓷清供和铜钱等文物，铜钱中既有唐开元通宝，亦有宋崇宁通宝。
  现被收集到塔林公园的石塔残件中镌有铭文的塔身约有二十座。其中，至元十六年（1279年）的"百泉璃禅师之塔"，即广恩嫡传弟子、大开元寺第五代住持百泉崇璃之塔。此外尚有至元十八年（1280年）"圆融通悟大师之塔"，至元二十二年（1284年）"顺德广平等路大开元一宗前僧录兼本寺官门执事之塔林塔"，至元二十五年（1287年）"通理大师都提点隐公之塔"。通理大师指广恩。通理大师都提点，即广恩开创的大开元宗都提点。此外还有大德年间的善化大师、次公藏主、弘济大师、普化大师、演空法公、安慧大师、瑄公庄主，昙公禅师、从公藏主、提点闻公及天宁寺玉山长老等高僧墓塔的塔身。其中"提点闻公和尚"塔体刻有楹联，上联为"九十二年尊者寿"，下联为"百千五味老人心"，因知这位大和尚寿高九十二岁。由今人组合成形的"通理大师都提点隐公之塔"高约四米，塔体五面铭文，塔体之上的三层镌有精美纹饰，底层和上层为佛像、祥云、兽首纹，中层为祥云盘龙纹，塔顶则为束腰莲球式，异常精美。其余则为雕有各种吉祥图案的塔座、塔帽等石塔残件。其中一节高约50公分的塔身六面各开一龛，龛中各供一尊高浮雕佛像，线条简洁，姿态各异，非常精美。
  另据塔林附近申家庄、南瓦窑、张家营、王家营、西郭庄等村父老描述,塔林中的风动塔能随风晃动，看似摇摇欲坠,实则
  安如磐石；响铃塔能随风鸣响，音若笙箫，如泣如诉，哀婉动听；钟鼓塔以手扣之怦然有声，时如洪钟，时如法鼓，铿锵浑厚；诵经塔贴耳细听，可闻颇类老僧日课时浅吟低唱，时断时续，细若游丝的诵经声。正是塔林中这些颇具传奇色彩的座座僧塔，与邢台城中天宁寺的虚照塔、开元寺中的广恩塔、净土寺中的万松舍利塔一起，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邢台佛塔建筑艺术，并引起了中国近现代最为著名的古建大师梁思成，刘敦桢的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今人有幸能够看到的这些中国名塔的珍贵旧影，大多都是这两位大师当年来邢考察时所拍。
  3、邢台县玉泉禅寺
  玉泉寺位于邢台县皇寺镇的凤山之巅，始建于唐，中兴于金，得名于山门之前的玉泉。玉泉夕照是著名的邢台八景之一。玉泉俗名“流不干”，是玉泉寺得天独厚蒙地恩养，自唐代至今历经沧桑，至今香火犹盛的主要原因。玉泉、金泉、银泉作为邢台这片山前台地最高阶上的自然泉群，曾与这片山前台地中阶的达活泉、白沙泉、紫金泉、野狐泉，以及位于这片山前台地下阶平原区的百泉、流珠泉、珍珠泉、韩家泉、瓦泉、狼泉、小龙泉、黑沙泉、明沙泉、沟头泉、永泽泉、黑龙潭、晋祠泉等两大自然泉群一起，共同组成邢台蔚为奇观的泉文化，令世人叫绝。但自20世纪70年代始，因多种原因导致的对地下水的过量开采，与自然生态的日趋恶化，这些喷银涌玉的自然良泉先后枯竭，只有玉泉还默然镶嵌在凤山之麓，向世人展示大地母亲“流不干”的胸怀，继续用琼浆般的泉乳养育生生不息的皇寺人，与玉泉寺中“普渡众生”的佛祖为伴,成为今古奇观。
  关于玉泉的过去，光绪三十一年《邢台县志》记载，当时的龙山（即棋盘山）西北、凤山之半有泉甘洁如玉、喷涌为池，“广可二亩，即玉泉。蒹葭杨柳掩映，为一方之胜”。玉泉池畔有一古碑面南而立，碑阳精镌“喷玉泉”，碑阴精镌“凤山”，五字硕大盈尺，笔势古峭，乃是明嘉靖时大名兵备道守备陈大宾之手笔。龙山碧云洞与玉泉南北相对，互为壮观，“嘉靖七子”之一张佳胤因而赋诗：“双目难遮天地界，飞泉不断古今流。”当时陈大宾还曾以其特有的管辖权，调集皇寺巡检司兵力采集石料，把玉泉疏凿砌筑成如满月一样的泉池。他还以石筑基，独具匠心地在泉池中央建起一座四角攒顶，碧瓦飞甍，斗拱出跳，楹柱围栏的水心凉亭，并以磴道和池岸相连，命其名曰“喷玉亭”。每当游客在亭中雅聚小憩，置身山光水色之中极目骋怀，便会浮想联翩，诗兴大发，即所谓“一时名流多有题咏”。
  时至万历年间（1573—1619年），邢台县知县朱诰又在玉泉池南修建起一座四柱三间的青石牌坊，坊柱雕龙镌凤，坊间宝相环绕，坊额则由朱诰操翰榜书“玉泉”两个行书大字，使坊，池、亭、桥与青山绿水构成十分独特而又完善的人文景观，与千年古刹玉泉寺一起掩映在蒹葭垂柳、翠柏山花之中，每当落日西斜，红霞万道之时，便会形成一幅流光溢彩，如梦似幻的天然图画，使人聆听着随风播出的佛号经韵，宛若置身于海市蜃楼之中，人们因美其景曰“玉泉夕照”。
  玉泉寺俗名皇寺，据寺内原遗古碑记载,始建于唐贞观初期（627—636年）。据父老口碑，督建者为尉迟敬德和柴绍。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曾率兵平定河北，在今邢台一带与窦建德及其余部刘黑闼起义军激战。当时，敬德是秦王帐下猛将，柴绍是唐高祖李渊之婿、李世民之姐夫。邢台西山的秦王岭，相传即李世民屯兵处。内丘县界内的娘娘岭，相传即平阳公主与柴绍夫妻屯兵处。有一次，李世民率部与刘黑闼义军在龙山与凤山之间交战被困，幸由平阳公主与柴绍引兵救援才化险为夷。李世民为宣扬君权神授，却把他的脱险归功于佛祖的保佑，命名自己所据之山为龙山、平阳公主所据之山为凤山，要敬德和柴绍在凤山监工督建了玉泉寺，以作纪念。有关乎此的古碑而今已荡然无存，但玉泉寺中的千年鸟柏、茶柏和唐柏，以及龙山石龛群中那些颇具宋金风貌的石佛造像，却足以证明玉泉寺始建于唐的传说绝非空穴来风。玉泉寺所以又名皇寺，也并非如清代民间镌立之碑所云，是因元顺帝曾于该寺歇马之故。元顺帝作为亡国之君，北逃塞外时绝不会北辕南辙，前来邢台自投虎口。
  据玉泉寺今存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重建玉泉禅寺碑》记载，玉
  泉寺被曹洞宗弟子奉为正宗禅林，始于金大定年间（1161—1189年）。当时有一位洪公老和尚号唯实者，目睹玉泉寺因宋金交兵，沦为瓦砾的破败景象后，决心广结善缘，再振山门。四方檀那闻风施舍，使洪公老和尚得以揭沙淘泉，开山拓基，构殿结墉，密建竹阁，敬济佛像，柏子作禅，广续法统，正式改玉泉寺为玉泉禅寺。洪公老和尚圆寂后，他的弟子们尊他为玉泉禅寺的开山祖师，并遵照他所开创的宗派之源：“智信定德宝，志善了道行，好净本明真，正法惟思敬”，在该寺传续曹洞宗一直到了明代。有学者据乾隆十五年《顺德府志》等志乘考证说，玉泉寺始建于金大定年间，其失误就源于该志作者对元至正十三年《重建玉泉禅寺碑》的误解。洪公老和尚作为曹洞宗的传人，只是由他重修的玉泉禅寺的开山祖师，而不是玉泉寺的创建者。
  据元至正《重建玉泉禅寺碑》碑阴所镌的《玉泉寺宗派之源》可知，洪公老和尚俗姓郝，俗籍内丘县学村。玉泉寺现存年代最早的金石资料,是金代的三通《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其中两通镌有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纪年款，一通镌有“邢台都功德主僧智洪”题名款，因知洪公老和尚法讳智洪，号唯识。另据现存邢台大开元寺的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所铸铁钟题名款中，智洪法讳凡两见，即出现于第一组题名中的“都管勾化主僧智洪”、第三组题名中的“真定府元氏县龙泉乡龙宫院都管勾化缘僧智洪”。经对该钟铭款与玉泉寺其他金石资料综合考证可知，该钟由当时代行邢台县县令之职的王璧、邢台县县尉〓鲁薄刺都与开元寺住持定喜、讲律僧祥戒及智云共同监铸，时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四月十四日，此其一；时任开元寺住持的定喜有弟子智福、智辨、智宝、智通，作为铸钟的都管勾化主智洪、都功德主智云及小师智性，虽未明确是定喜的弟子，却显然与智福等僧同辈，亦是在开元寺出家的僧人，此其二；智洪是一位广建功德的高僧，他重修玉泉禅寺并在该寺开宗立派的时间当在大定十六年（1176年）前后，在任开元寺铸钟都管勾化主时兼有"真定府元氏县龙泉乡龙宫院都管勾化缘僧"名头，而他完成玉泉禅寺的重建，使其香火田产率皆成就，"所愿既遂，遽示微恙，撒手人寰"，其弟子将其灵骨安葬于皇寺双泉河畔的时间，当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亦即邢台开元寺大铁钟铸成之后，此其三；时至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智洪在玉泉禅寺所传法脉已传至第十代"行"字辈行能等僧，而该寺住持已传至第十四代住持无本和尚，此其四。无本在至正碑上的题名为"玉泉禅寺住持传法嗣祖沙门无本口口"，因知无本乃其雅号而非法讳，其既自称"传法嗣祖"，自应是智洪所传偈谱"志"或"善"字行之僧。因与其在同碑题名中辈份最尊者为智洪座下第六代志赞、志意，其次为第七代"善"字行，有善玘等十二人。
  清《禅门日诵》之《五家钟板》列玉泉寺开山智洪为曹洞宗第十六世，并据万松行秀在邢台净土寺演派偈谱中有"行从福智立"，妄断智洪为"万松下第四世"，十分荒谬。因为万松生于大定六年（1166年），智洪重修玉泉禅寺最晚应在大定十六年（1176年），那时刚刚十岁的万松还未出家；智洪参与铸造开元寺大铁钟时，刚届十八岁的万松只有三年僧龄，所以智洪绝不会是万松座下第四世！
  在玉泉禅寺现存的众多古碑中，有一通始立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玉泉寺临济宗派碑记》却使人疑窦丛生。该记由当时钦命的禅宗祖庭大少林寺宗主、嫡传曹洞宗住持、第二十六世嗣祖沙门无言正道撰写，该记说，当时的玉泉寺住持本分鉴于智洪演派法谱“迩者已尽”，遣僧本访前去少林谒见正道，请求他为玉泉寺续派法谱。正道遂继智洪所派，又为玉泉寺增续了“敬谨戒作师，因缘固殊胜，勤求祖知识，续尽传心印”的二十字谱，并要求玉泉寺僧众“勿谓止于缉派，阳遵而阴背之”。自斯时起，玉泉寺僧众由曹洞而转嗣临济，依照正道所派的这二十字法谱，一直把禅宗的祖灯传续到了民国年间。今人所以会疑窦丛生，甚至误认为智洪所传亦是临济宗，皆因正道作为钦命的禅宗祖庭大少林寺宗主，虽然名义上是嫡传曹洞宗住持，却因青年时曾师从于临济禅师而在少林南院暗临济宗，并借机把这暗传之举扩大到了玉泉寺。若据该寺所存咸丰九年（1859年）《鉴戒碑记》，时过二百五十年之后，玉泉寺僧众已遵正道所续法谱，传承了十代有余，由“胜”字行的胜作、胜得担任住持了。若自智洪开山算起，近七百年间灯灯相续，共计传承了三十代有余。
  但据咸丰九年（1859年）玉泉寺住持胜作、胜得所立《鉴戒碑记》,他们的前辈住持殊致、殊数等僧“不遵佛法，不守清净，淫污佛地，秽渎空门”，曾因吃、喝、嫖、赌、抽而将香火地尽行典当给他人’致使“寺内空乏，礼佛无次，禅林坍塌，院亭倾圮“。后来虽由殊敦多方募化劝捐，将寺产赎回，玉泉寺却已很难恢复鼎盛之象。将近百年后亦即邢台解放时，玉泉寺香火清冷，山门寂寞，只有求仲，求实（正道所传法谱的第十二代）两位当家和尚和数名常住在维系三宝，续佛慧命了。再后，这数名僧人或参军，或还俗，各奔前程，玉泉寺这座千年古刹亦被转为他用，惟余“流水万家，天地有情泉一眼浮云千载，江山无恙柏三株”，仍向世人昭示它们的不变情怀。
  2002年。邢台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宗教政策，经与河北省民宗厅及省佛教协会协商一致，共同决定将玉泉寺开放为佛教活动场所并交柏林禅寺僧团管理。当年十二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兼河北省佛教协会主席、原柏林寺住持净慧大师亲临玉泉寺,广结善缘，开始了对玉泉寺进行大规模的修葺和重建。经过净慧大师与四众弟子的不懈努力，现在的邢台玉泉寺已经焕然一新。山门前的玉泉池砌整如新，并用汉白玉护栏围护，使游览者在日趋严重的水危机中颇觉别开生面，心旷神怡。走进山门，新建天王殿内的大型汉白玉石雕座屏南向为全堂佛祖图，北向为二十四诸天图，二十四诸天下为汉白玉圆雕护法韦陀造像,殿内左右分列四天王浮雕造像。天王殿北为修葺一新的观音殿（原华严殿俗称大佛殿），殿内供养的观音造像高2.5米，由一整段3吨重的红木（黄花梨）雕塑而成，工艺十分精湛。观音殿北的大雄宝殿装修一新后改名三宝殿,殿内供养的金装佛祖坐像悲天悯人，令人肃然起敬。三宝殿前新建的客堂和斋堂分列东西，循规入矩，颇为静雅。新扩建的西跨院内则新建了净慧大师弘法的五叶堂、禅堂、寮房等近百间，鳞比栉次却又错落有致。寺院内新栽植的幼松稚柏、银杏翠竹郁郁葱葱，使得三株千年古柏在一片勃勃生机中愈显饱经沧桑之伟岸和天然生命之坚韧。寺内众多古碑也一改“残碑历历卧堂前“之旧貌，大多安然地矗立于玻璃罩内，得到了精心保护。可以说，千百年来曾经使无数人留恋忘返的玉泉夕照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在僧俗两界的共同努力下，现已全面恢复甚至更臻完美，并使越来越多的人领略到了净慧大师所吟的生活之禅古殿依然对远山，青龙白虎护禅关。
  —池甘露流不竭，化作春风育世间。
  4、南宫普彤寺
  自从佛教东传中国，到佛图澄在襄国掀起以建寺立塔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佛教大发展后，中国的寺塔建筑便林林总总，越来越多并遍布各
  地。但若问哪座寺是中国第一寺、哪座塔是中国第一塔？很多人可能会习惯性的回答，是洛阳白马寺和白马寺齐云塔。其实这种回答并不正确，因为真正称得起中国佛教第一寺和第一塔者，是南宫市的普彤寺和普彤塔，据考证，它们分别比洛阳白马寺和白马寺齐云塔的创建早一年和两年。
  普彤寺位于南宫市北旧城村，普彤塔是该寺的标志性建筑，现为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普彤塔，明嘉靖版《南宫县志》记载：“普彤塔，在废县。汉明帝永平十年建，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清康熙版《南宫县志》对此有所补充，即明确了普彤塔“基周三十二武，高十仞。府志一作彤塔书院。”民国版《南宫县志》又有补充，即明确了“《一统志》作普同寺。《正定府志》作彤塔书院”。由此可知，历代《南宫县志》均明确记载普彤寺、塔创建于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而非传闻。明版县志所记“废县”和清版、民国版所记“旧城”，均指成化十四年（1478
  年）以前的南宫县城，该城因被洪水浸淹而废弃，其遗址现有南、北旧城二村，而普彤塔就坐落于北旧城村东北，距今南宫市中心约1，5公里。
  1966年邢台大地震时，从普彤塔上震落观音铜造像三尊；1990年对
  普彤塔四层以上进行落架重修时，又在塔内龛中发现各种铜造像三十九尊。其中，有铭文者十四尊，有确切纪年者六尊,—尊观音坐像的
  背铭为：“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摩腾建，竺法兰。大耳三藏太和四年正月初五日,海公和尚重修。至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重修，募缘人贾世杰、孙世英、马仓、乡老赵伦、程齐、程雷、僧人圆齐八众人等修塔一，其许造同（铜）佛四尊；信善人胡瓒同室王氏，刘氏、王氏；耶耶胡英、娘娘邓氏，父胡朝、母张氏；耶耶苏奉、娘娘傅氏、父苏月、母胡氏；善人苏伟同室马氏、薄氏。佛一尊：兄苏廷高、弟苏廷用，苏四。佛一尊：傅选、傅镇、傅迁。佛一尊：关宦。佛一尊：张质、王福友、长女千香、次女千白。修塔道人青江、青海。同（铜）匠崔通。”
  这尊观音背铭的最有价值之处，可以和各版《南宫县志》的有关记载形成互证。即南宫普彤寺、塔由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创建于东汉永平十年（67年），竣工于永平十五年（72年）正月十五日，共用了五年时间。此其一。它可以和《南宫县乡土志》的“耆旧录”，“古迹篇”等所载唐贞观四年（630年）修塔断碑、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修塔碑等有关资料形成互证，即曹魏太和四年（230年）正月初五日，由海和尚主持的普彤塔第一次重修工程竣工。这次重修主要是以大铁锔子连合了上层裂檐。海和尚于曹魏景初三年（239年）圆寂于普彤寺。唐贞观四年（630年）,大耳禅师主持了普彤塔的第二次重修工程。对此，嘉靖《南宫县志》记载：“大耳禅师不知何许人也。唐贞元年间居普彤寺。建浮屠，高十余丈。不烦其募，而砖石俱有。才数日而功千就。每一入定，闭目饮气，月余不出。然人或见其在塔顶危坐云。忽自言曰：吾将税驾于苍岩山谷矣。瞑目而化。人有自西来者,睹禅师在苍岩山壁间，手持柳枝，诵（经）不辍。父老言，高僧寡嗜欲，忘喜怒。《楞伽经》：其人入定数月不出，瞑目饮息若枯木然。后不知所终，众以为羽化。化不化吾何敢拟，要知此人亦学佛而有得者哉。"文中的"贞元"，或可正各版《南宫县志》记载的"贞观四年"之误，此其一；"浮屠"即指普彤塔，"建浮屠"当为"重建浮屠"。此其二。至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十五日完工的这次普彤塔重修，则由僧人青江、青海主持，由贾世杰等人筹资；胡瓒等人在塔内供养的铜佛造像四十四尊，则由本邑铜匠崔通铸造。此其三。铭中的"耶耶"，即爷爷，祖父；"娘娘"，即奶奶、祖母，是明代南宫县的方言。这次重修工程较大.因使塔貌呈现出显著的明代风采。仰莲攒首式塔刹、塔檐角铃、第七层正面镶嵌的小玉碑、盲窗内安置的石莲盘及塔内供养铜佛的佛龛，均为这次重修时新增。
  此外，据曾立于普彤寺内的宋大观元年（1107年）修塔碑，可知该
  年正月还曾由铁指禅师主持过普彤塔的第三次重修工程。嘉靖十五年的这次大修，应为第四次。普彤寺、塔的第五次重修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次年所立重修碑记至今尚存。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南宫县县长黄容惠在主持对普彤塔进行的第六次重修时，还重修了弥勒殿。
  关于大耳三藏法师，宋道彦《景德传灯录忠国师章》说，他是西域高僧，唐代宗时抵达长安。唐代宗风闻他已“得心慧眼”后，敕命他与中国高僧忠国师当面验证。于是，他与忠国师便有了如下一段禅话：三藏方见师，便礼拜，而立于右边。师问：“汝得他心通耶？”对曰：“不敢。”师曰：“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竟渡？”师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狲？”师第三问语仍同前，三藏良久而罔知去处。师叱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三藏无以对。若如前述嘉靖版《南宫县志》所记，大耳三藏重修普彤塔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年）,而唐代宗在位时为广德元年至大历十四年（763—779年）。据 此，或许他是在唐代宗时到达长安，唐德宗时到达南宫的。而各版《南宫县志》所记贞观四年修塔断碑及大耳禅师修塔事，应为贞元四年（788年）之误。
  综述之，普彤塔作为中国佛教第一塔,自创建至今历经八次重修,弥足珍贵。该塔现位于普彤寺西院，八角九级，通高33米，基座直径5米。塔身逐级内收，每级出檐，檐下翘置斗拱。由下而上，一层和二层东西面设有盲窗，一至四层南北两面设有佛龛，五层以上均四面设佛龛。塔的须弥座正面有一门洞直通塔心处，为一砖井。井的东、西，北三面井台原置石质坐佛各一，今佚。其他各层佛龛供养的铜佛如前所述，已经发现并妥为保护者共计四十二尊。直插云端的仰莲攒首葫芦形铁质塔刹由四节组成。每层塔角设有角梁，上悬角铃，随风自语，十分悦耳。
  此外，近年来还在普彤塔侧的群英湖湖底出土了北齐时期的汉白玉佛教造像残件近百件，其中许多佛像基座上还镌有供养者姓名和年款,数量众多，年代久远，堪称中国佛教考古的重大发现，亦可弥补地方志乘记载之不足，佐证南宫普彤塔、寺建设年代之久远，声名之显赫。
  南宫普彤寺的恢复重建则始于1992年，由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弘川法师主持。弘川法师于1984年8月冲破种种阻挠，毅然从台湾经香港回归祖国大陆，曾被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誉为“中国第一爱国僧人”。1992年，南宫市人民政府和河北省民宗厅正式批准开放普彤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后，弘川法师受河北省佛协指派，携弟子三人前来南宫，开始恢复重建普彤寺。1996年9月，在历经三年的紧张施工后，隆重举行了普彤寺落成暨佛像开光大典。佛界高僧、各界人士及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数万人参加了这一盛典。2007年11月，河北省佛协在南宫隆重举行“纪念中印文化使者摄摩腾、竺法兰驻锡南宫暨中国第一佛塔寺一南宫普彤塔与普彤寺肇建1940年纪念研讨会”。中国民宗局副局长齐晓飞、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副会长净慧法师等有关领导和高僧大德亲临南宫随喜研讨。一诚法师亲题“法喜充满”致贺，中国佛协副秘书长遽俊忠宣读了中国佛协对此次活动的贺词。
  如今，普彤寺这座具有近两千年历史的古刹寺院整洁，管理有序。南宫市委、市政府为了进一步打造华夏“释源”、中国佛教“祖庭”的文化品牌，发展佛教文化旅游产业，已经研究出台《关于普彤寺恢复建设的实施意见》，决定把群英湖、森林公园的开发建设纳入千亩普彤寺的远景规划之内，按照塔在寺中，寺在园中，园在水中，水在林中的框架逐步落实，从而使其最终成为邢台市佛教文化旅游线路中的一大亮点。
  5、临城普利寺
  普利寺坐落于临城县城关东北部，该寺遗址现存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万历四年（1576年）两通重修碑，碑文记载：“邑之城外东关有寺，名曰普利，宋道君曾历此，盖古刹也。”但并未明确普利寺的始建年代。宋道君，即宋徽宗。他擅长书画，多才多艺但治国无方，最终导致“靖康之耻”,葬送了北宋王朝。关于宋徽宗临幸普利寺，明、清诸版《临城县志》的记载是：“宋徽宗下晋阳，过此驻跸，命宰相蔡京书‘爽亭’二字于碣上。“宋徽宗在位时间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至宣和七年（1125年）。经查《宋史•徽宗纪》，却并无他巡幸晋阳之记录，但可确知他自称“教主道君皇帝”事系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蔡京（1047-1126年）既是中国历史中著名的奸相，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标新立异的大书法家。他于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及第后进入仕途，几经宦海沉浮后，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拜相，到崇宁五年（1106年）被罢；大观元年（1107年）正月，蔡京第二次拜相，至大观元年（1109年）被罢；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拜相，并获封鲁国公之爵，至宣和六年（1120年）被罢;宣和元年（1124年）十二月，蔡京第四次拜相，至次年致仕。若此，则蔡京以宰相身份扈从宋徽宗巡幸晋阳，中途驻跸临城普利寺，奉命题写“爽亭”二字的时间，很可能在其第三次拜相的政和二年到宣和二年的八年间。但不得确考。爽亭的具体位置，在普利寺北之普利塔东侧的亭台之上。
  普利塔现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塔基为一高2米、南北长28米、东西宽23米的大型石砌方台。塔身呈正方形，九级八檐，通高33米，塔体乃至飞檐斗拱和塔壁佛教造像均以青砖雕砌而成，塔顶有仰莲钻首铁质塔刹。该塔座北朝南，塔的底层砖墙四壁雕塑小型佛像和金刚像共1010尊，内壁四周砖雕佛像40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故得俗称千佛塔、万佛塔。塔的底层南面有石拱门可以入内，内有井，或即地宫。明、清诸版《临城县志》记载：“有志云异僧持佛骨佛牙舍利葬于内。”因又有人称此塔为舍利塔。该塔自下而上，逐层内收，每层四角原来各悬玲珑铁铎一挂，晚风徐来，叮当作响，形成临城八景之一“普利晚钟”而被人津津乐道。
  据普利寺遗址今存的两通明碑可知，普利塔“宋皇祐三年建，明嘉靖二十四年、万历四年重修”。皇祐三年为公元1051年，距今已有960年的历史。另据相关资料记载，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该塔曾经大规模修葺。民国年间亦曾有过数次重修。但因近千年的风剥雨蚀，电击雷轰，加之1966年3月的七级大地震，致使塔顶塌裂，塔身亦向东北倾斜73厘米。地震发生的当年九月，该塔又经“文革”大破“四旧”之劫，精美异常的佛像悉遭砸毁，残缺不整。1998年和2005年，临城县、河北省和国家主管部门先后拨付专款，分三次对该塔进行了加固维修，使其挺拔壮
  丽、雄浑舒展，极富装饰之美的独特风貌得以历久弥新。
  6、内丘且停寺
  内丘且停寺又名梵云寺，位于内丘县城西北的寺沟村南。据《顺德府志》记载，且停寺始建年代不详，元朝至大年间（1308—1310年）重建。此后又于明宣德、万历，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光绪年间历经多次重修。百姓口碑相传，说且停寺因春秋时虢国太子前去鹊山拜师，途中曾于此处小憩而得名；明宣德年间重修时，朱元璋的军师、诚意伯刘基之子刘琦曾奉宣德皇帝御旨监工，并留下“万岁牌”一面。梵云寺则由元武宗敕额命名。
  且停寺座落于群山环抱之中，北有且停山，隔一条清澈如镜的山溪，与南边的群峰遥遥相望。自南而北，全盛时由南老母庙（即观音殿）、慈云桥，山门、东、西僧寮、戏楼、穿心殿、钟楼、登云桥、大雄宝殿，龙王庙、石佛殿等主要建筑组成。其中，处于中轴线上的依次是南老母庙、慈云桥、山门、穿心殿、登云桥、大雄宝殿、石佛殿。现在的且停寺遗址慈云桥尚在，山门处只遗两尊石狮，穿心殿惟遗耀人眼目的四根石柱,中间两根浮雕滚龙，大有欲冲青天之势。大雄宝殿和石佛殿今均不存，但原供养于石佛殿中的三尊金光佛石像栩栩如生，至今仍在。此外，该遗址尚存元碑一通、明碑三通、清碑五通，以其不容置疑的凿凿青史与穿心殿那伟岸冲天的石柱、慈云桥栏板上的画面以及随处可见的残砖败瓦—起，默默地向今人证实着这里曾有的佛国香火和经呗钟鸣，虽然无声而胜有声，以至于使很多游客颇为沧桑地赞叹该遗址是藏在深山中的邢台“圆明园遗址”。
  元《敕赐梵云寺记》碑俗称圣旨碑，系因“大元口鼠儿年卯月十三日”即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四月十三日圣旨而立。该圣旨为颇具蒙古族语言特色的白话文，全文不长，现录于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军官每根底、军人每根底、城子里达鲁花赤官人每根底、往来行的官人每根底，宣谕圣旨成吉思皇帝、月阔女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公差发，休着告天祈福者公道有来，如今呵依着在前圣旨躯例里，拣甚公差发，休着告天祈福者公道。顺德路內丘县西山有的梵云寺、洗肠院、洪水院等寺里住持的讲主里吉祥、玘吉祥、潭吉祥三个根前众和尚根底，执把的圣旨与了也。这的每寺里，下院房舍里他每的，使臣休安下者，铺马□应休拿要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二属寺院家的田产、人口、头匹、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休甚公他每的，不拣是谁，休夺要者，休倚气力者。这和尚每有圣旨公道，无躯例勾当休做者。做呵他们不怕那么。（圣旨御宝）
  □大元□鼠儿年卯月十三日大都有时分写来。
  碑文开始的“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是元代所颁白话圣旨的通用格式，类似于明清圣旨起首的“奉天承运”。因为当时的蒙古族皇帝崇拜长生天，自诩有长生天的福荫护助。据全文分析，可知这道圣旨是刚即位不久的元仁宗为重申祖宗成法，特颁给梵云寺的僧人，让军官们、军人们、包括各级达鲁花赤在内的所有地方官员以及路过的各级朝廷命官们共同遵守的。文中的“每”即“们”。“根底”即“根前达鲁花赤为蒙古语，是元代路、府、州、县的最高长官，意为镇压者、制裁者，均由蒙古族人或色目人出任。
  元仁宗重申的祖宗成法，包括元太祖铁木真（即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即月阔女汗）、元世祖忽必烈（即薛禅汗）、元成宗铁木耳（即完者笃汗）、元武宗海山（即曲律汗）的同类圣旨。文中的“也里可温先生”，意即“有福缘的人”，特指基督教传教士。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又称“十字教”。据此可知，当时基督教是与佛教享有同等特权的。“不拣甚公差发”，即不管出于什么官方原因。“差发”，即“差拨”。“公道”即法律。“如今呵依着在前圣旨驱例里”，即现在要遵照此前先帝们所颁圣旨里的有关条文。
  通过这道圣旨还可以知道，当时的梵云寺作为主寺，还拥有洗肠院、洪水院两座下寺，而这三座寺院的住持分别是讲经主里吉祥，玘吉祥和潭吉祥。文中的“吉祥”，是元朝特赐给曾受藏传密宗高僧即帝师之戒的汉族僧人的恩荣之号。元仁宗在这道圣旨里重申的，是自元太祖起，直至元仁宗时以一贯之给予梵云寺僧人们的特权，即一，过往的朝廷使臣不得以任何借口在该寺及其下寺房舍中住宿；二，各级官府不得以任何借口向该寺僧人派粮派款索要财物即“铺马口应”；三，不得向该寺僧人征收商税地税；四，任何人都不得侵占该寺田产人口、头匹园林等动产和不动产。
  据该碑东侧所镌文字可知，元王朝敕赐给梵云寺的寺产四至边界为东至大道东黑石垴，南至苏家洞、高家洞沟中心，西至西晃垴西分水岭，北至大车道。
  林、树木尽属该寺所有。该碑西侧所镌则为梵云寺的二十字传法宗谱:“福惠圆成广，本明义德弘，见文达理智，了道悟心宗”，由是可知该寺在元代的开山之僧应为邢台净土寺万松行秀的再传弟子，与中兴禅宗祖庭少林寺的雪庭福裕同为行秀座下“福”字辈弟子。
  梵云寺遗址尚存的第一通明碑是万历八年（1580年）分别由曾任南京吏部尚书的王本固撰文、曾任兵部左侍郎的赵孔昭篆额、曾任陕西按察司副使的王彦民书丹的《且停山新建慈云桥记》碑。该碑称梵云寺“传谓梵王太子修行暂住于斯，后因建寺,山与寺由此而名”。梵王，即释迦牟尼。太子，则指释迦的世俗身份。但这仅是有关梵云寺的传说之一，并无实据可考。该碑文还说，且停山下“有泉曰马跑、曰圣水，并合流绕僧居而东入于溪。寺之西有庵曰仙人庵,下有泉，亦澄碧可玩“。今马跑、圣水二泉尚有甘液涌出，而仙人庵已无迹可寻。至今尚存的慈云桥则为当时住在虎头山麓的乡绅牛朝臣创建。桥以汉白玉石砌成，桥栏护板上雕刻有苏武牧羊，杨业碰碑，王祥卧冰等表现传统忠孝节义故事的精美画面。
  梵云寺遗址尚存的第二通明碑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分别由时任内丘县儒学教谕的陆万里撰文，时任内丘县儒学训导的王世杰篆额,从虞城县知县任上退休的内丘人齐原性书丹的《重修且停山梵云寺记》碑。该碑文称“且停云者，虢太子采药停骖处”。这是有关该寺得名的又一传说，亦无实据可考。该碑文还说,梵云寺创建于大宋，明弘治三年（1490年）秋至正德七年（1512年）夏，寺僧曾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该寺穿心殿遗址今存的四根擎天石柱，即是这次重建时之物。万历二十二年的这次重修，则由当时的住持庆灯主持。
  梵云寺遗址尚存的第三通明碑，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分别由曾任陕西、宁夏巡抚的朱正色撰文、曾任河南提刑按察司佥事的赵炳篆额、内丘县秀才张泰书丹的《重修梵云寺记》碑。据碑文后的题名可知，这次重修是在时任内丘县知县王一泉等官员的支持下，由管库善人李邦镇等居士共同集资，由寺僧幸清主持完成的。
  梵云寺遗址今存的五通清碑，分别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且停山梵云寺重修前殿记》碑，乾隆十年（1745年）的《且停山梵云寺重修碑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重修且停山登云桥碑记》，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重修且停山梵云寺前大殿碑记》和光绪九年（1883年）的《重修且停寺庙碑记》。
  但最能证明梵云寺创建之古的，则是至今仍令内丘人念念不忘的，据说能使“四人打牌八人看，卖麻糖的绕边转，西枝上敲锣，东枝上听不见”的千年白果树。白果树又名银杏树、公孙树，曾被郭沫若誉为“中国的国树”，“东方的圣者”、“中国人文有生命的纪念塔我国特有的活化石”。梵云寺的这棵千年古树植根于登云桥北，树干八人合搂，树冠—亩有余。树干上的空洞就像座敦实的小木屋。其中虽容不下四人打牌八人看，却确实容得下四人打牌。这空空的主干支撑着四根分干，就像擎天柱一般被数不清的枝叶簇拥着，郁郁苍苍。1977年5月的一个晚上，在漆黑的阴云中突然爆出一声惊雷，随即便有一道电火击伤了白果树的东南枝，被撕下长长一块树皮的伤口处煞白煞白，就像人的骨头。几天后，这受了伤的枝干又被一场突起的大风斩断落地，丈量后居然长达30米，直径五尺，截断后装了整整三汽车。1982年春，内丘县政府为了保护这棵千年奇树，特拨专款在树的西北建起了一座避雷塔。但出人意料,当年门月末的一天深夜中，竟有一精神病患者夜游树下，把柴草塞进树洞点起了大火。当四起的浓烟和冲天的火光召来灭火的人们时，已经十分凶猛的火势竟使二百多人和两辆消防车的力量显得无济于事。大火中，就像五年前被狂风斩断的东南枝一样粗大的东北枝被烧断了。人们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才将余火彻底扑灭。令人喜出望外地是这棵历经雷击、风劈、火焚，四枝失去两枝的千年奇树无比坚韧的生命力。因为在次年春天，它虽然仍带着劫火的累累伤疤，西部仅存的两大分枝上竟又孳生岀了密密麻麻的枝条，很快就又变得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但令人遗憾、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当这千年奇树以空空的树干支撑着它那犹如半壁江山的西向两枝进入1997年后，却在又一个风雨交加的黑夜里轰然倒地，结束了它历经沧桑的生命历程。据说，后来又在这千年奇树的立根之处孳生出了许多小白果树。但人们若要目睹这里的千年白果树究竟能生长成什么样子，只有等再一个千年之后方能实现。到那时，人们看到的梵云寺遗址或许不再是今人眼中的藏在深山中的“邢台的圆明园遗址”，只能吟诵着“树木参天境自幽，梵王古殿正初秋。鸟鸣警起三更月，坐听泉声不断流”的诗句，发思古之悠情了。
  7、沙河漆泉寺
  山削芙蓉碧霭攒，空王台阁隐千盘。
  香炉缥缈诸天迥，石壁阴森五月寒。
  花雨纷随清磬落，松风暗度午钟残。
  秦碑汉碣荒烟里，遍剔苍苔立马看。
  这是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出任沙河县知县的史与禄《游漆泉寺》组诗中的一首。漆泉寺遗址位于沙河市西约40公里渡口乡寺庄村北，广阳山西麓。嘉靖版《顺德府志》记载，漆泉寺"在县西，唐贞元年建"。贞元是唐德宗时年号，共用了二十年（785—804年），自其下限起算，至今已逾1200年。康熙《沙河县志》则记载：“漆泉寺，唐贞观年建。”贞观是唐太宗年号，共用了二十三年（627—649年），自其下限起算，至今已经1360年。若果如史与禄诗中描述，该寺曾有“秦碑汉碣”遗存，则该寺创建之年更早。但诗人诗兴大发时往往言过其实，不足为信。可作参考的是，该寺遗址今存的一通明万历二年（1574年）重修碑记说：“漆泉寺古刹也，创建不知何年。考旧记记重修于大唐间，尉迟敬德监工为之，去年盖千八岁。”自万历二年上溯到贞观元年（627年），其间仅有948年，若上溯1008年，则为北齐天统三年（567年）。由此可知，漆泉寺的创建应在北朝时期,唐贞观年间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重建工程。嘉靖《顺德府志》所记该寺“唐贞元年建”，应为“唐贞观年重建”之误。
  漆泉寺因“寺左有井，味甘，其色黑如漆”而得名。曾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出任沙河县知县的方豪因而作诗：“奇泉如漆黑，古寺若云垂。踏雪登危塔，燃薪打冻碑。僧忙翻爱客，山好欲谋基。石几炉熏烬，闻箫恨月迟”。由此可知，当时的漆泉寺不仅建有鳞比如云的山门、佛殿、法堂、僧寮等等众多佛教建筑，在“石磴棱层古木荫”中形成了幽静别致的“丹崖翠壁小禅林”，而且还有高耸的危塔供人登高望远，抒发逸兴。冻碑上的书法艺术既能吸引方豪这样的内行迫不及待的燃薪捶拓，必然会像他竭力搜寻保护的颜真卿所书《宋璟碑》一样异乎寻常的珍贵。
  据漆泉寺遗址今存的万历二年重修碑可知，在万历二年之前的隆庆
  五年（1571年），该寺还曾在寺僧净渊主持下，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重建工程，建成大雄宝殿五间，天王殿三间。但当漆泉寺的香火延续到民国末年时，寺院渐趋荒败，寺僧也仅有德明、德行和行吉等师徒两代四五个人了。现在的漆泉寺遗址除漆泉依旧汩汩喷涌外，已是一片废墟。但在其第一级台地上，尚存有三间天王殿的残壁断垣，其两侧的禅房、僧寮已被改建成了农家院落。在其第二级台地上仅存五间大雄宝殿的基址，殿西的禅房、经堂依稀可辨。整个遗址区到处可见散落的柱础、碑首、残幢、最质、石碾、舂臼以及砖瓦、青石等建筑材料。据寺庄的老年人说，漆泉寺的镇寺之宝紫金钵、绿玉佛和金罗汉还深藏在这片遗址之中，而那通最为高大的“香灵碑“，或许
  就是方豪当年“燃薪打冻碑“的那通冻碑，很可能还保存在附近渐凹村的一户农民家里。
  此外，雍正《畿辅通志》记载：“漆泉寺在沙河县广阳山土。”此记虽不准确，却无大误。因为广阳山作为老子隐居修行，著述《道德经》的洞天福地，虽然最早与道教结缘，却又在漆泉寺创建之后与佛教结缘，从而成为佛、道二教文化相互融合，浑为一体的天下名山。广阳山上今存的一通嘉靖元年（1522年）碑上就明确记载说，广
  阳山“崆笼奇秀，景色异常，前有渡水，后有温泉，左有罗汉洞，右有漆泉寺，云封洞口，雾锁玄门，草木先春，樵歌牧舞，使游之者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诚一方之胜地也”。广阳山上共有五大奇洞，其中的罗汉洞和千佛洞各深数十米，洞壁的十八罗汉和佛祖、菩萨摩崖造像造型各异，比例匀称,神态自然,精雕细刻，栩栩如生，便都是漆泉、温阳二寺僧人和佛教信徒们发愿敬造，虔心供养的。明人萧泮游览广阳山奇景，看重的可能是老君洞（即圣人室）、草帽龛、老君台、老君楼、老君磨乃至真人尹喜栖隐的尹喜寨等道教遗迹，因而会吟出“万仞当空壁立秋，水声山色自悠悠。何如谢却人间事，赤脚骑牛洞中游”的诗句；方豪游览广阳山奇景，欣赏的可能是罗汉洞、千佛洞造像的绝尘和漆泉、温阳二寺僧人的禅悦,因而会吟出“广阳山势碧峙峋，下有温泉万古新。应谢巨灵供爨火，也容俗吏涤风尘”的诗句。谈空说玄，各有所得，也正是千百年来广阳山、漆泉寺使人流连忘返的魅力所在。
  8、平乡兴固寺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出现过三个高潮，一是东晋南北朝时期，二是隋唐时期，三是元代。而元代佛教的发展所以能形成高潮，一是由于忽必烈在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宋、金等政权长期对峙的局面后，使中国成了世界上版图最大，国力最强、民族最多、文化最为繁荣和幵放的国家；二是由于自成吉思汗起，蒙元帝国的历代统治者无不崇信佛教，并在忽必烈制定帝师制度后，使佛教成了元王朝名副其实的国教；三是在以行秀为首的邢州僧侣集团和以八思巴为首的藏区政教集团全力推动下，汉传和藏传佛教相互依托、相互交融，不但扩大了佛教的传播地域，而且把佛教信仰扩大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平乡县的兴固寺，就是在这一前提下重建复兴的。兴固寺位于平乡县窦冯马村南，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占地面积约108亩，鼎盛时另有寺田300亩。据《平乡县志》和寺中碑碣记载，元至元元年（1264年）,有僧幻儒游方至此，多方募
  化，建成此寺，遂为十方往来之所。民间另有两种传说，一说该寺创建于东汉永平明帝求法之后；一说该寺为佛图澄在后赵都城襄国弘法时创建，并说北宋时该寺曾为汴京（今开封）安国寺之上寺，地位非常显赫，直到宋、金交兵时才毁于战火。幻儒只不过是重建了该寺。
  据考证，兴固寺的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建有九龙壁、山门、弥勒殿（俗称三殿）、三世佛殿（俗称二殿）、大雄宝殿（俗称大殿、一殿）,轴线两侧建有钟鼓楼、大悲殿、方丈、僧寮、戒堂、斋堂及客房等，寺院西侧的塔林则是寺僧的归寂之处。
  今存寺内的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兴固寺重修碑记说，经这次重修后，该寺建筑“金碧辉煌，见者改观。宫殿巍峨，眺远望也；佛像森列，动人钦也”。寺内的一通清代重修碑记说：“兴固寺乃畿南一大丛林”；另—通清代重修碑记不但肯定“兴固寺乃畿南一大丛林“，而且说其足与“天竺白马”、“石雍慈恩”等寺比美。当地百姓中甚至流传“先有兴固寺，后有北京城”之说，认为明清帝王所居的北京紫禁城亦不过如此。
  兴固寺弥勒殿又称天王殿，面阔三间11米，硬山顶，进深8米，通高10米，原为绿色琉璃瓦覆顶，历尽沧桑后已经改换为青灰色布瓦。殿内木架结构所有材质据说全为稀有之鸟柏，鸟柏刮刨翻新后鸟形如燕似鹊，栩栩如生，引人生百鸟朝凤，满殿飞鸣之感。该殿原供泥塑弥勒佛像一尊，背向为泥塑护法韦陀站像，东西两壁则有彩绘四天王像。
  兴固寺三世佛殿已圮，规模及具体样式不详,原供养清静法身佛、圆满报身佛、亿万化身佛各一尊。大雄宝殿面阔五间20米，木架结构歇山顶，进深、通高均为12米。该殿高踞于月台之上，以琉璃瓦覆顶，正脊左右雄踞着高大的吻兽，殿前檐下装有20扇饰有吉祥图案的木门和花窗,整齐划一十分壮观。檐下正中高悬“大雄宝殿”巨匾，左右分悬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制两广盐官潘凤林书“皆大欢喜”、道光十年（1830年）平乡县知县席元榜书“徧覆大千”两大匾额，从而使整座大殿显得异常雄伟庄严。殿内原供养木雕中空金装释迦牟尼坐像一尊。相传中空的佛身内原有纯金佛心（俗称金元宝）一颗，后不知下落。抗曰战争时，八路军还曾在佛身中藏匿过伤员和枪支弹药。由此，亦可想见这尊佛像之大及其包融之广。释迦牟尼佛的四周有泥塑十八罗汉像。佛前安放十三层宝塔形百佛铜灯一座，每层有灯数盏，每盏灯后均铸佛像—尊，供桌上则有大型广锡卍形香炉一、蜡扦二、茶瓶二。
  兴固寺现存的佛教建筑艺术精华为金刚舍利殿。该殿位于大雄宝殿东侧一小院内，长、宽、高均为10米，面阔三间，木架结构，硬山瓦顶，琉璃镶边，菱形添心，镶边的纹饰则为髙浮雕琉璃彩游龙戏珠，二龙探首摆尾，生动而又传神。前檐东西两侧的砖雕饰头上不仅有高浮雕的吉祥图案，而且分雕有"峻"、”极"和"胜藏""宝殿"等字，赞美该殿的伟岸不群。大殿门檐上雕有"金刚舍利"四字，前冼下有龙头斗拱，椽悬铜铃，随风叮铛自语，令人在喃声梵乐中顿入空灵之境。殿内的木架结构遍饰彩绘，纹样丰富规整，尤其众多的描金龙象，虽经日月侵蚀而在斑驳陆离、金光闪烁之中愈显活灵活现，精美异常。统观整座大殿，不但建筑工艺十分考究，而且装饰彩绘金碧辉煌，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据《平乡县志》记载，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时，兴固寺僧祥光自山西奉圣寺迎请舍利数颗，藏于寺内。金刚舍利殿就因此而创建。所
  谓山西奉圣寺，更确切地说即今山西省太原市晋祠之南的十方奉圣禅寺。该寺舍利塔与邢州泛爱寺、清河宝融寺（即隆兴寺）的舍利塔一样，均为奉隋文帝分州安养佛祖舍利而建，时在仁寿年间（601—604年）。金贞祐年间（1213—1216年），奉圣寺毁于战火，只有舍利塔幸存。元皇庆二年（1313年），邢州高僧洪智游学山西时，才结四方缘，发大愿力，重建奉圣寺。这也是至今可考的该寺首次与邢台结缘。时至清初，饱历世间沧桑的奉圣寺舍利塔已经破败不堪，摇摇欲坠。时任奉圣寺住持的善修为彰其尊，遂在募集到充足的善资后，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重建该塔，并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竣工。当时兴固寺僧祥光前往奉圣寺结无量胜缘，把原在该塔地宫中的部分佛祖舍利迎请到了兴固寺中。对此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兴固寺新建舍利塔记》说：“太老和尚于乾隆十四年闻晋祠舍利而出,与魏等不远徙程，勤因拜祷，求请舍利来也”。太老和尚，即指祥光。该碑记还说，当时奉圣寺的住持僧“乃鉴其诚，遣寺僧普应恭奉舍利十粒，口金瓶中”，“塔以藏之，释佛骨也”。这里的“其”指祥光。“寺僧普应”应为奉圣寺僧，而派遣普应来兴固寺安奉舍利的，则是奉圣寺住持善修。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兴固寺新建舍利塔记》还说，乾隆三十年岁在乙酉（1705年）,时任兴固寺住持的慧彻决心仿照晋祠奉圣寺砖筑舍利塔之样式，为兴固寺金刚舍利殿精心设计雕造一座金装仿真木塔，奉养佛祖舍利。该木塔八角九层，每层每面都雕有佛龛佛像，四角则雕护法金刚，镏金彩绘，十分精湛。木塔高耸，直达殿顶，塔座之下则为精心砌筑的舍利地宫。出人意料地是，当木塔造就，慧彻率领寺僧自地宫中请出舍利宝函，虔诚礼拜瞻仰时，却发现"瓶底仅存七粒"而不足祥光迎请的十粒之数。正当众僧满腹疑云，不明所以，慧彻欲去他处增请补足兴固寺供养舍利的十全圆满之数时，却有一僧夜间在舍利殿内诵经，"忽见舍利三粒放光"。这三粒舍利就此失而复得，寺内外四众弟子因而感叹："慧师与舍利之缘，岂偶然哉！"
  此外，兴固寺原来还藏有明版大藏经之半十二柜4870卷，供寺僧研习奉诵。但这些珍贵的经书和寺中供养的佛祖舍利在民国年间历经浩劫，散失殆尽。据窦冯马村中父老回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时，十粒舍利中的一颗被方丈老圣盗卖给了五台山僧人，另有六颗被小和尚大昌随身带走，其余三颗在土改时散失。大昌为威县人，离寺后曾在平乡、巨鹿、广宗、威县一带行医，名气很大。大昌曾言："老闺女终要回娘家"。意即机缘和合时，他仍要把所携舍利送回兴固寺供养。但因种种原因，大昌之愿终生未酬，其所携舍利亦不知下落。
  兴固寺大雄宝殿西侧的大悲菩萨殿已圮，规模与建筑工艺不详。该寺塔林亦旧貌不存，只有石质塔身、塔座七零八落地散存其址。据窦冯马村父老回忆，兴固寺内原来古碑林立，但至今可见者，较完整者一为嘉靖十五年（1536年）时住持祖豪、祖允树立的《平乡县兴固寺重修记》碑，一为民国六年（1917年）时住持真法与副司常谋、荣勤、常清树立的《重修兴固寺三殿大悲殿碑文》碑。此外，尚有新出土的两通残碑，其中之一即树立于乾隆四十九年的《直隶顺德府平乡县兴固寺新建舍利塔记》碑。
  1992年，平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宗教政策，正式批准兴固寺为佛教活动场所。1996年，曾经师从北京灵广寺海圆法师的印宏游方来邢，接受邢台市佛协委派出任兴固寺住持，使该寺逐渐得到恢复重建。在此期间，自土改时就秘藏民间的三颗佛祖舍利和二十余卷明版大藏经重新面世，可谓盛世福缘。重新面世的三颗佛祖舍利现安放于净瓶之中，一颗为黑色的发舍利，一颗为白色的骨舍利，颗为闪有灵光的绿舍利，实为佛教奇珍。
  9、南和白雀庵
  白雀庵位于南和县东北十余公里处的白佛村东北，据庵内古碑考证始建于北周时期。北周政权是鲜卑人宇文氏在西魏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时当北齐天保十年（559年）。但直到北周建德六年（577年）正月，北周军进逼邺城，北齐皇室弃城逃亡后，襄国—带（即今邢台市辖区）才进入北周统治之下。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隋文帝杨坚以禅让形式取北周静帝而代之，建立了隋王朝。所以，北周统治襄国一带只有短短的四年。白雀庵如果创建于北周,其时限当然亦在此四年之内。另据乾隆《顺德府志》，白佛村原名白佛店，因寺得名。白佛寺位于白雀庵西南不远处。白雀庵原是白佛寺为方便女僧修行而建的下院。所以至今白佛村民仍称白佛寺为“大寺”。白雀庵若创建于北周，白佛寺的创建则应早于该庵，而不会如乾隆《顺德府志》所记是“元至正年建”。
  白雀庵作为佛教在中国世俗化的典型，有关其创建发展还有内容相当丰富的民间版本，若据父老口碑相传，北朝时的白佛村一带还是一片森林，林中河渠如织，水明草秀，白雀成群。当镇江金山寺的德真法师参学至此后，感叹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于是她发愿在此创建庵院，普渡众生。庵院建成后，当地一位笃信佛教的饱学之士因感念德真尼师三年苦心创业，志若白玉之坚，目睹庵中白雀成群，与四方善男信女的欢喜雀跃交相成景，因而秉笔濡墨，为庵院题名曰“白雀庵”。此后观世音菩萨化身为妙庄王之女妙善公主，为父舍目疗疾，慈心至极，并于白雀庵出家修行，道业成就，重化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护持众生，遂使白雀庵千余年间香客如云、参众如流，成为名闻遐迩的观音菩萨女众道场。白雀庵香火最鼎盛时，所聚女僧多达五百余人。
  妙善公主和妙庄王的故事原出于《搜神记》。《搜神记》原为东晋时干宝所著，但今传本已非原书，而是后人由《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而成。妙善公主和妙庄王的故事就辑录自唐僧道世所撰的《法苑珠林》。该书略记曰：妙庄王有三女，长妙音，次妙缘，三妙善。妙善即观音大士。王令赘婿不从，逐之御花园，居之白雀寺，苦以搬运，极所不堪，旁役鬼力代之。王怒，命焚白雀寺。寺僧俱毁于焰，大士无恙如初。命斩之，刀三折；命缢以白练，忽黑风遮天，一白虎背之去。至尸多林，青衣童侍立，遂历地府，过奈何桥，救诸苦难。还魂再至尸多林，遇一耆硕，指香山修行。后庄王病急，剜目断臂救之，迩时道成，空中现千手眼，故曰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
  由此可知，妙善和白雀庵的故事早在隋唐时期即已脍炙人口。但这一故事在南和人的口中演绎流传至今，却更为具体和生动。南和人说，妙善公主又称三皇姑，是南北朝时兴林国君妙庄王的三女儿。妙庄王是南和县瓦固村人，其妻㕁宝英小名武燕，是南和县㕁庄人。他们育有三女妙音、妙缘，妙善。当年宝英梦花怀孕，于农历二月十九曰生下第三个女儿，因取妙相善行之意，为其取名妙善。妙善自幼聪明伶俐，渐至豆蔻年华后却不学描龙绣凤，惟好在深宫秘修佛事。当她十六岁时，妙庄王欲将她许配给宰相之子李炳为妻。她执意不从，并乘夜逃离皇宫，避难于南和南杨庄。南杨庄村民所以会把四月初二立为醮会，传续至今，即为纪念三皇姑在该村逃婚避难之日。三皇
  姑在南杨庄打扮为村姑摸样后,继续辗转前行，并于九月十九日在白佛村白雀庵落发为尼，皈依佛门。妙庄王得报后十分恼怒，因给白雀庵老尼降下一道秘旨，要其事事磨难三皇姑，迫使她回心转意。三皇姑虽遵老尼之命天天挑水、推磨、捣米、做饭、打柴、撞钟、受尽磨难却矢志不渝。当皇后宝英得知三女妙善已经皈依佛门，事事遭受磨难之后，寝食难安并经常密临白雀庵探望爱女。三皇姑有时也会因思母心切秘密回宫。时间长了，母女二人竟在皇宫经南和郭平、南韩村东至白雀庵之间踏出了一条蜿蜒小道，俗称“白佛小路”。当时白雀庵上院白佛寺有一黄龙和尚，竟乘三皇姑外出打柴时出言相戏，虽遭三皇姑正颜怒斥却导致谣言四起。风闻谣言的妙庄王不辨真伪，盛怒之下遂命人将白雀庵付之一炬。大火熊熊之中，五百尼僧命归黄泉，只有守身如玉的三皇姑感动上天，被玉皇大帝派太白金星用通天避火绳救离火海。获救后的三皇姑决心栖影深山，继续参佛。当她行至邢台县界内双楼村南歇脚时，因倒鞋内泥土而使平地隆起了三座山，老百姓因称这三座土山为“三台山”，并于每年农历九月十八、十九两日打醮集会，以作纪念。
  农历九月十八日也是三皇姑跨虎归山的纪念日。正是在这天，当她在苍岩山脚下眼望着崇山峻岭，百感交集放声恸哭时，太白金星特派一只斑斓猛虎将她驮上了苍岩山巅。从那时起，她开始在苍岩日日净手焚香礼佛，虔心悟道。九年后的农历六月十九日，她终于修成正果，得以日赴千坛，眼观万里。
  再说妙庄王火焚白雀庵后,不但气病了皇后宝英，他自己也因神志恍惚，恶梦频繁，患上了怪病人面疮，求遍了天下名医仍未治愈。不念旧恶的三皇姑出于至孝至慈之心，毅然剜目断臂以疗父疾。妙庄王痊愈后，为酬三皇姑的至孝亲情，欲封其为“全手全眼观音菩萨”，但因过于激动却说成了“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他的话音刚落，长出千手千眼的三皇姑即脚踏莲花一样的祥云，出现在天空。妙庄王大喜并诏全国能工巧匠，重建白雀庵，增建了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殿，为三皇姑塑像供养。天下寺院亦纷纷仿效。从此后，这位“千眼遍观世间不平事，千手遍护苦难众百姓”的观音菩萨就成了神通广大，有求必应的人间保护神。人们只要虔诚拜求，就能逢凶化吉，诸事吉祥。再后来，饱受战乱之苦的妙庄王亦看破红尘，与皇后宝英、大女儿妙音、二女儿妙缘一起遁入空门。人们还说，妙音即文殊菩萨化身，妙缘即普贤菩萨化身。
  还有人说，三皇姑即隋炀帝之女南阳公主。南阳公主下嫁宇文化及之弟宇文士及。隋大业十四年（618年）闰二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发动兵变，弑杀隋炀帝后，挟宫人珍宝且战且走，进入河北，并在魏县称帝。但当他入据齐州聊城（今山东聊城）不久，即被河北起义军领袖窦建德率部生擒，“悉虏其众”，当然也包括南阳公主和宇文士及夫妇。关于宇文化及父子的结局，《隋书》、《旧唐书》说他们被窦建德押至河间县斩首，《新唐书》说他们被窦建德押至邢州大陆县（今邢台市隆尧县境）斩首。至于南阳公主等人的结局，史无明载。所以，民间流传南阳公主先在南和白雀庵落发为尼,修成正果后跨虎归山,栖隐苍岩的故事,也就并非空穴来风了。
  不容置疑的史实是，自从北周创建白雀庵至今，历经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和民国，该庵时有兴衰而佛脉一直绵延不绝。白雀庵最盛时应为元代，占地多达一百余亩。民国六年（1917
  年）白雀庵毁于战乱后，仅存殿堂两间、尼僧觉林一人，惨淡经营，维系三宝，续佛慧命。
  1988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及河北省佛教协会根据国家宗教政策，正式批准建设白雀庵为“河北省南和县白雀庵女众道场”后，住持能文法师陆续收徒百余名，应缘募化，开始了白雀庵的恢复重建，大悲殿、地藏殿、大雄宝殿等先后在其旧址重新崛起，从而形成河北省最大的尼僧道场并被誉为“华北第—庵”。2002年能文法师圆寂，由其弟子释悟贵继任白雀庵住持后，又先后重建了天王殿、般若殿、藏经殿、禅堂、斋堂及东西僧寮等，使白雀庵的建筑规模扩大了一倍还多，庵中常住尼僧四十余名，每年农历四月初四、六月十三、九月二十五、腊月初七的四法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目前，白雀庵的影响不仅遍及河北，而且已经扩大到了河南、山东等数省之地。
  白雀庵内所存历代文物很多，西院遗有大型龟趺碑座三个,古碑近十通。其中，可辨者有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所立《直隶顺德府南和县白佛村大悲菩萨殿记碑》、康熙五十年（1711年）所立《创建茶棚碑记》、乾隆四年（1739年）所立《重修白雀庵前殿碑记》、嘉庆三年（1798年）所立《重修白雀庵前殿碑记》、同治十三年（1874年）所立《重修玉皇阁等庙碑记》。最为重要的是新建大雄宝殿等建筑时所用的大型青石线雕柱础,以及散存于大雄宝殿西侧的二十个大型青石素面柱础，均为元、明时期遗物，造型规整，线条明快，非常精美。
  此外，位于白雀庵西南不远处的白佛寺遗址尚存八柱五间硬山顶水路大殿，殿内支撑栋梁等木架结构的八根方形石柱中，有七根镌有“直隶顺德府大明正德十五年（152O年）四月十七建，献柱人武公、射氏、武天……”等纪年、纪事、题名文字，唯西南角一柱为组合式，其下部约三分之二的形状与其他七柱同，最上部为圆柱形，中间的一小截似为一节近似圆形的八角造像幢，八分后东、西、南，北四面高浮雕四菩萨像，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角高浮雕四金刚像，均呈典型的唐代造像风格，十分精湛。据建在该寺遗址的白佛村小学校长说，此前该寺遗址还遗有汉白玉佛像两尊、汉白玉柱础两个和寺产碑一通，现均不知去向。但由此却可以与白雀庵的现存文物形成互证，证实白佛寺、白雀庵的相互依存关系和悠久历史。
  10、隆尧尧山与大唐帝陵光业寺
  尧山位于隆尧县城西北7.5公里处，又称宣务山，作为太行山延入冀南平原的余脉，原有数峰。尧山虽然不高，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它集儒、释，道三教精华于一体，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仅就佛教而言，北朝时期尧山即已建寺。北齐时，一代译经大师彦悰曾在宣务山寺诵习《法华经》，开讲《无量寿经》。隋大业六年（610年）,彦悰圆寂后，既是其弟子也是其侄子的释行矩就遵其遗嘱，护送其遗体回归家乡，并在宣务山东南麓开凿棺穴，予以安葬。其墓口东侧镌有“隋国翻经师彦悰遗身”，西侧镌有“大业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无常”。
  隋灭唐兴，祖籍柏人（今隆尧县之一部）的大唐开国皇帝李渊随即升置柏人县为东龙州，予以特别关照，尧山的佛教文化亦随之得到光大。武德六年（623年）四月初八日，赵郡象城（即后之隆平县，亦今隆尧县一尧山石窟旧影部分）人李惠宽乃于尧山报国，起建贤劫千佛塔，该塔又称准提塔，解放前尚存，今已复建。约于此同时，邢州青山县（隋唐时析龙冈即邢台、内丘二县各一部而立）人杨山宝在尧山无量殿石室内壁刊刻石经一部，俗称无影碑，后有题名曰：“经主邢州青山县骑都尉、给事郎、前赵州司户参军杨山宝为父母（造）法经一部。”此外,尧山石窟造像艺术非
  常丰富也非常精湛，相对于洛阳龙门、大同云冈等地的大型石窟造像群,曾与邯郸响堂山、安阳小南海等石窟造像群并称为中原四小石窟群而闻名遐迩。尧山石窟造像群的主体为千佛殿、同声谷石窟、卧佛殿等。其中，千佛殿旁石室内外石壁上共有造像739龛，大多供养一佛二菩萨，最大龛高0.8米,宽0.97米，除镌有大量供养人题名和年款外，还镌有石经三部。千佛殿主体实为一较为规整的南向石窟,高3.14米，东西长6.7米，南北宽3.03米,南壁凿有一门二窗。殿内共有造像940龛,大部分为0.13米高的小型龛。龛顶多刻有各种吉祥图案，并有大唐贞观、贞元和宋政和等年号的铭文题字。千佛殿西有一大型摩崖弥陀造像，俗称睡佛,头南脚北,
  长达4.95米。殿东的多心经石室高1.97米，东西长1.86米,南北宽
  1.49米，石室北壁正中雕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系"唐开元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柏乡县比丘妙竟敬造"。
  尧山同声谷石室又名罗汉堂，在千佛殿石窟群东南，南向开凿，高1.95米，宽2.52米,长3.53米。北壁正面精雕一佛，佛之周围雕有十六罗汉像，所镌造像年款为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三月十一日。这些石窟和摩崖造像形态各异，有袒胸露背者，有闭目养神者，有诵经说法者，有涅槃长寂者，无不传神达意，栩栩如生。此外，尧山摩崖还有历代文人墨客所留众多的题咏之作，并有被称为"无影碑"的隋碑一通、唐碑三通，宋、元、明、清碑刻更多。其中的一通宋碑上则镌有"大宋邢州尧山县隆胜寺”云云。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如此精美和丰富的尧山佛教文化遗存，却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因遭“文革”浩劫而荡然无存。
  大唐帝陵位于隆尧县城正南的王尹村北，为唐高祖李渊的四世祖宣皇帝李熙与其妻宣庄皇后张氏、三世祖光皇帝李天赐与其妻光懿皇后贾氏的墓地。大唐帝陵光业寺遗址则位于陵园之东，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今存开元十二年（724年）所立《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记载，光业寺作为唐玄宗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的陵园福田，创建于唐高宗总章之年（668—670年）。但据《唐会要》，李渊在创建大唐王朝之初，即武德元年（618年）六月二十二日昭告太庙时，仅追尊李熙为宣简公、李天赐为懿王。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特派骁卫府长史长孙无忌会同邢州刺史李宽、赵州刺史杜敖等人，扩大唐祖陵的建设规模。长孙无忌等遂在“检谒陵域”，精心规划设计后，“画图进上”，得到唐太宗批准后予以实施。这是唐王朝对隆尧唐陵的第一次大规模修整扩建。但这时的隆尧唐陵尚称宣简公陵和懿王陵，而无帝陵之号。麟德元年（664年），唐高宗诏令为宣简公陵和懿王陵各配卫户三十人，“仍令所管县令专知检校，刺史岁别一巡”。《唐会要》说，咸亨五年（674年）八月十五日，追尊李熙为宣皇帝，庙号献祖；追尊李天赐为光皇帝，庙号懿祖。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初一日，追封李熙陵为建昌陵、李天赐陵为延光陵，隆尧唐陵始有大唐帝陵之号。但《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却将此统记在了“仪凤之年”，是由中书令李敬玄、宣中书侍郎门下三品薛元超、奉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上柱国郭正一、行侍中太子宾客假通仪大夫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上骑都尉李恒代表唐高宗，由“所司备礼，昭告宗庙”的。仪凤二年五月，又由李敬玄、薛元超、刘祎之等重臣为特使，前来隆尧唐陵“礼备昭告”。但唐高宗深感到“奉行明命之重，载崇察道之尊，斯著钦若勤修之果，实光帝业者欤”！同时他认为“借如影散真岩，仍留宝塔；函分舍利，尚积珠台。况乎剑履前湖，不无仙馆；桑梓旧国，须筑法宫”，敕命创建大唐帝陵光业寺作为陵园福田，却是在总章之年(668—669年)。
  关于大唐帝陵光业寺创建之迅速、规模之宏大、工艺之精湛，《大唐
  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有如下记载：“于是乎百堵齐举，千栌竟设，工倍思巧，不日而成。崇其地也，则若丹陵旧墟，白水前址，祗树给园之胜践，初地本际之神乡。尧台翊其前修，禹堤还其远业。瞻言渤澥，森此岸之旃檀；眷波清凉，尽他方之菩萨。金绳界邢、任之国，宝刹舞燕赵之衢，杂树扶疏，共摇禅影；群峰逦迤，竟袭香烟。国土清净于远郊，更得医无闾镇；恒卫既从而接输，即是尼连禅河。钭界城池，参差舍卫，高悬毕昴，依稀佛星宫宇。于是虚亭楼观，此焉飞峙，自然檀山不远；行谒父王，兜率何遥？坐看天寺，不生妖禾怪草;无问小根大茎，从来雨露所搏。是曰珊瑚之树,廊庑修注，自致幽深；庭除砥平，无有高下。银函藏经，竺兰之所来；传玉露仙盘，长老叹其稀有。大士持论，则咼举胜幡；南云雨香，则回拥华盖，岂只六年道树，乃肆经行；但于一处花林，皆堪悟法。寺有阿育素王塑像一铺、景皇帝玉石真容一铺，铭勒如在。故总章敕云：为像、为陵、置寺焉。“所谓景皇帝玉石真容，即李渊的祖父李虎的玉雕仿真肖像。据此可知，大唐帝陵光业寺创建时，是动用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的。其建材之精、工艺之妙，可谓无与伦比。
  但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却是由该寺首任住持道霞续建，上座僧玄测最早立碑纪念的。此后，该寺又依次由玄静、性相、圆明出任住持，“传经不疲于骨笔，救俗靡惮于残躯”，才使该寺“自双林变彩，万相潜辉。爪发掩于珠函，天衣藏于银叠。虽则风雨如晦，或现神光；岩岫窈冥，乍留真影。而鹫山空寂，终悲说法之堂；雪岭深岑，永痛安居之寺。于是乎像教住法，塔庙瞻仰。神鬼八万，争圆满月之容；巧工卅，共画开莲之像。罗汉取雄黄之树，即日成龛；沙门奉交露之珠，尔时营塔。
  是以育王申愿，果见分躯；景帝归依，湛然常乐。丛台玄服之女，咸希娑碣龙宫；平原珠履之宾，并愿跃摩开士。誓宏深海，愿启仁祠；志景高山，祈安妙相。”据此可知，当时的光业寺内不但有珠函供养的佛祖爪发舍利、唐王朝恩赐的银叠天衣等佛教奇珍，还有用雄黄木精雕的罗汉造像，并曾为此创建佛祖舍利宝塔和阿育王祠。
  开元十二年（724年）,经前上座僧惠超提议，时任光业寺住持会山，上座僧守义、都维那僧知一以及弁藏、智藏、敬秀、志成等合寺僧徒一致发愿重修光业寺后,得到象城、柏仁、任县三县士绅百姓的大力赞助，纷纷“植杖耦耕之税，喜入檀财；辞金劝学之资，欢闻施舍”。于是惠超、会山等僧“爰用麟州文杏，杂以徂睐之松，逮乎象林香桂，糅之新甫之柏。匠者乃自水作臬，从星直绳，行动而风生，札飞而江满。瑌〓彩致栭玟鳞，彬将画壁而龙来。始飞檐而凤跂，上三休而超色。欲左域右，平临四注而绝风烟，旋题刻桷，绿犀青壬巢莫非琉璃。绣才而云楣，多连玛瑙。千叶生于倒井，百福现于豪光，真疑弥勒下生，好似莲花后会。天龙八部，即仰螺宫；童子三乘，且欢沙塔。动滴沥而响，何啻鲁灵；光若摛霞而耀天，空传魏景福。宝盖并诸天东下，梵响与众簌俱吟。栋宇而来，斯亦大壮矣。”这就是说，大唐帝陵光业寺经此次重修扩建，其规模、工艺，影响均较此前更胜一筹。《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就是在这次重修扩建工程告竣后，由时任赵州刺史的田再思、象城县令宗文素在次年谒陵致祭后，请前行象城县尉杨晋撰文树立的，时在幵元十三年（725年）六月初二日。开元二十八年（740年）七月十八曰，唐玄宗诏改建昌陵名为建初陵、延光陵名为启运陵。从而使隆尧大唐帝陵最后定制。
  光业寺作为大唐王朝的祖陵福田，在当时确曾金碧辉煌，一派皇家气概。但世事沧桑中，该寺屡经兴废。据当地父老回忆，仅从明、清两代碑刻看，对该寺的重建即达七八次之多。1941年时，该寺佛殿中的五百等身罗汉虽有残损，但大部尚存o1942年，该寺佛殿中仅存的一尊古铜佛被日本侵略者掳去。当时该寺轮廓尚存，正南的山门前有白塔一座。寺内中轴线上的前殿、中殿已圮，仅余残垣；尚存的后殿中壁画精美，佛像众多。1946年土改时，后殿虽遭拆毁，残垣仍在，直到1958年始被彻底荡平。文革浩劫，该寺遗址仅存的二十余通古碑和众多造像均被砸毁或挪做他用。
  现在可供世人观瞻并遐想隆尧唐陵和光业寺之大唐盛世时的皇家气概者，只有饱经劫难而残缺不全的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一通。唐陵园门石狮一对、墓道石柱（华表）一对、翼马一对、仗马两对（均有控马）、翁仲（石人）两对。其中，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为青石质，自龟趺座起，通高5，5米，首身连体，四角抹棱后而呈平面八角状，形制极为罕见。该碑首由四龙盘绕而呈半圆形，碑文洋洋三千言，以行草书就，龙头下垂两侧，但龙头形态各不相同，其中一龙双角长目，一龙独角圆目。龙目睛瞳分明，口中獠牙翘出。通体鳞片均呈半圆形，层层叠压，排列整齐有序；脊部鳞片呈花瓣状叠压，并有左右对称的卷叶纹饰。四肢饰火焰纹，每足三爪。双龙后爪共戏火焰宝珠于碑额上部正中央。宝珠下凿圭形佛龛内雕一佛二菩萨。龛右阴刻“皇帝供养”，龛左已残，或有“皇后供养”字。该碑文革中曾被砸为十二块，1980年几经周折才找到十一块，后经精心拼对，修复移入隆尧县碑廊。
  11、清河隆兴寺
  隆兴寺遗址位于清河县故城西关南部，老城墙里，占地约十几亩。抗战前，该寺尚残存垣墙和前后两座大殿。正殿内供一约3米高的铜铸坐佛和两尊与坐佛等高的铜铸立佛。前殿内供养汉白玉大佛一尊和其他泥塑佛像。日寇入侵后，铜佛被劫，石佛被砸，两殿亦因年久失修而先后坍塌。现该寺遗址部分已改建小学和民房，其未占部分瓦砾犹存。
  隆兴寺约创建于北朝时，据道宣所著《续高僧传》，入隋后该寺尚名宝融寺。仁寿二年（602年），俗籍清河的高僧释辨义奉隋文帝之命，恭奉佛祖舍利前来宝融寺建筑宝塔供养。时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将入道场时竟成了十二分且大放光明，其光“随人缘念，色相不同，青红紫白，同时异见，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使得清河县“合境顶戴，欣其嘉瑞”。另据明清各版《清河县志》记载，该寺曾有白石佛一尊，高九尺,镂刻精工，背刻“唐大历十年造”。大历十年为公元775年。据此可知，由隋入唐，三百年间该寺佛光笼罩，香火相续，历久不衰。
  但自黄巢起义，五代交替,清河一带频遭兵火之灾，宝融寺亦毁于战火。所以北宋乾德五年（967年）时，吴浚才会在为重建该寺舍利宝塔撰写的碑记中说：“先是兵乱，阖闽失守。遗迹莫睹,
  灵应尤多”。所谓“灵应”，据清河县父老口碑相传，即宋太祖赵匡胤未称帝前，曾随后周世宗柴荣征讨契丹。有一次他行至宝融寺外的舍利塔下时，人困马乏，遂于塔下荫凉处午睡。太阳西转，塔亦随之倾斜而为赵匡胤遮荫。时有小和尚自寺中出，见塔倾钭而不由得连声惊呼：“塔要倒了！”赵匡胤被惊醒后，看着倾钭的塔身也惊呼了一声：“这塔真要倒了！”没想到他一言方毕，宝塔竟应声而倒。当他因口干舌燥而向小和尚讨水喝时，小和尚因塔倒而对他心生不满，就给他端来一碗泔水。他喝后口感甚咸，因说：“这地方没有甜水。”寺中老僧听小和尚讲明这些情况后，急命小和尚送好水去给赵匡胤解渴。当小和尚追上赵时，已到了西关之外的茶店村。赵问：“此地距城多远？”小和尚说：“三里。”赵长叹一声说：“岀城三里吃甜水。”自此，清河西关井水皆咸，而出城三里处的茶店一带井水皆甜。当然，这只是有关赵匡胤宣扬君权神授，自诩为真龙天子的一个传说。但赵匡胤在困顿之时曾得清河宝融寺僧人接济，并感恩图报，在建立大宋王朝不久即命吴浚等地方官员重建该寺舍利塔,敕改该寺之名为“隆兴寺”，却是史实。
  据吴浚所撰碑记称，隆兴寺的重建工程由高僧超一“洞发真诚，特兴至愿，坚心苦力，废寝忘餐，化导众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得以竣工。自北宋乾德五年（967年）上溯二十年，则为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时有故府主即曾任贝州刺史，官至侍中，爵至清河公，讳光翰者广敷善业，深植善根，俾遂良缘，共成胜事。乃于本寺内建造砖塔一所，出一十二级，计高一百三十尺。塔之内又造石棺一所，棺之，内又造金棺，银函,并制金镶瓶。然后在乾德五年四月初八佛诞之日，把上年（966年）于隋塔基址地宫之内所获舍利五十二粒，指骨一节安放于金镶瓶中，供养于新建砖塔地宫之内。
  由宋而金而元入明，累经兵燹的清河隆兴寺又圮，但“故址犹存”。时至宣德九年（1434年）,清河县士绅史荣等人请俗籍威县的僧人觉福来任该寺住持。觉福既住其境,睹其颓败,奋然修建,次第渐成。正统六年（1441年）,清河县县令张肃“因习礼于寺，目其修崇大异往日，诚足以为祝延圣寿之所”，遂奏请朝廷批准，在该寺设僧会司，命觉福出任僧会之职。觉福于是对该寺的发展益加精心，并将该寺占地面积向四周扩展了三十亩，先后“缭以墙垣花木，中建大雄殿，庄塑佛像；前建石佛殿，刊塑罗汉；立方丈于正殿之后，塑金刚于山门之中；僧房对峙于方丈东西，厨库翼列于两廊左右；地藏，伽蓝二堂相向，钟鼓一簇耸然山门之内”。并在清河城西南增置了寺田二顷。成化九年（1473年），觉福的弟子性连“嗟师四十年之勤苦，一旦辞世，恐无以垂于永久”，乃请赵善撰记镌碑，树立寺中。
  再后，隆兴寺舍利塔因年久渐毁。弘治三年（1490年）至十一年（1498年），福建莆田人林頊任清河县令时，“将墓（即地宫）中金银器并舍利指骨俱取去，归奉其家”，独遗石棺一所，犹存寺中。查康熙版《清河县志》，林瑱出任清河县令时，“勤学民隐，多兴革。民以贫弃耕，劝谕畜牛者为之代耕。奏蠲力役，以苏民困。除豁马政，以省民财。又课生徒，擒巨盗，断决冤狱，囹圄为空”，颇有善政，清河士绅曾为其立“去思碑”。惟其将隆兴寺舍利塔地宫中金银器并舍利指骨据归己有，使清河县“佛子有遗恨焉”！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春，清河县宋学颜，潘希载、张君立等居士因隆兴寺“上雨旁风，摧残剥蚀”，时废时修，几且荡然，而前代所遗“若石佛石柱，犹惊人云”，决心再次重修该寺。这次工程修旧拓新，“凡因之工三，拓之工七，建大雄、毗卢二殿，缮益营也，焕其檐阿，金其庄严，郁郁称巨观矣。稍前置夹殿二，一祖师，一伽蓝，壮丽配如来宫阙。又前，左悬钟右衡鼓，相望若井干；又稍前，镇以金刚一殿，森垣赫耸而树屏其南，以辟车骑。中贯一辇道，由应门直彻方堂。缭以重垣，垣皆朱垩；翼以丙舍，舍皆元圬。别为左右侧门，以通斋祓。庖湢前后，植槐椿数百株”，蔚然成青林。这次重修重建历时近三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夏竣工，并由贾待问撰写了重修碑记。
  与此同时，清河县令陈绪还捐出“数年所积余俸金”，在隆兴寺内增建了一座白衣大士阁，“又以羡钱置田百亩为香火资，择谨密僧人掌其事”。陈绪迁任顺天府别驾后，宋学颜不远千里前往燕京，请时任参政的清河同乡张我续撰写了“隆兴寺白衣阁记”，镌碑树立寺中。康熙十五年（1676年）时，清河县知县卢士杰还曾主持重修过隆兴寺，但详情失考。
  时至今日，清河隆兴寺只遗有一根隋代石柱，呈十六棱形，上细下粗，残高2.1米，上部有一高浮雕佛像，似乎仍在向人们默传千年隆兴寺的种种殊胜因缘。
  12、广宗青龙寺和钟楼寺
  青龙寺位于广宗县城南的北孝路村东，据传始建于后赵青龙元年（350年），为佛图澄襄国弘法之结果。雍正《畿辅通志》记载该寺为唐贞观二年（628年）建，但近期从该寺遗址出土的十几尊北朝时期佛教造像残件，显系北周武帝灭佛时所遗，因而可证贞观二年建应为贞观二年重建方确。现已恢复重建的青龙寺内，尚遗明碑两通，一为万历十年（1582年）《直隶顺德府广宗县孝路村青龙寺重修记》，一为不辨纪年的明《直隶顺德府广宗县重修青龙寺碑记〉。寺内新建古佛殿内供养在寺址出土的石雕坐佛一尊，具有典型的明代石质造像风格，或即明代这两次重修该寺时所造。父老口碑，则说青龙寺为东汉永平求法，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前往洛阳，途经广宗时所创建。寺中曾建有白马祠以为纪念，但未得确考。
  另据广宗父老口碑相传，宋太宗亲征辽国，以潘美、杨业为大将，曾与萧太后所率辽兵在广宗金沙滩发生血战。宋军大败，落荒而逃的五郎杨延环途遇—老僧。老僧指点杨五郎到青龙寺中躲避追兵之时，特赠其锦囊一个，嘱其万分危急之时，方可开视。刚刚躲进青龙寺的杨
  五郎喘息未定，紧追其后的辽兵已至寺外。杨五郎情急之下打开老僧所赠锦囊，却见囊中唯有一把锋利无比的削发之刀。杨五郎转念之间已经顿悟老僧之意，当即果断自行落发，以僧状瞒过了入寺搜查的辽兵。老僧回寺后，已经看破红尘的杨五郎请求正式为僧，皈依佛门。老僧却自谦无缘为五郎授戒，并介绍其前往五台山转拜高僧。杨五郎无奈，只好拜别老僧，投奔五台清凉圣地而去。青龙寺内原有落发台，就是为纪念杨五郎在寺中落发避难而建。
  据《宋史》之《杨业传〉、《潘美传》所记，宋太宗大举北征辽国的这次大战发生在雍熙三年（986年）的代州（今山西代县）陈家谷，该战因主帅潘美节制诸军不力，导致号称“无敌将军”的杨业长子杨延玉战死，杨业身受数十伤后被擒，绝食三日而死。但杨业的其他六子延朗（后改名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却安然无恙。至于宋、辽两军在广宗金沙滩血战，五郎杨延环在青龙寺避难落发，终至五台山为僧的传说，既与杨延昭长期出任河北沿边都巡检使，确曾在广宗一带抗击过辽兵有关，也与明人所撰的《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后演义成评书《金枪杨家将》）中，杨文广之子杨怀玉最终率杨家将同上太行山等故事有关。这些传说虽然于史无征，却因其在讴歌杨家将时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不但一直流传到了现在，而且被广宗人民以落发台为载体，永远留在了青龙寺中。
  钟楼寺位于广宗县牛家寨附近，乾隆《顺德府志》记载为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建。但据广宗父老口碑相传，该寺钟楼建于殷商之末。当时殷商暴君帝辛即纣王在广宗沙丘大建离宫别馆、酒池肉林，并在其中放养狗马奇物、野兽飞鸟供其行猎，搅得百姓昼夜不得安宁。后有神人铸造一钟，高悬钟楼之上。每当纣王放兽围猎，祸害百姓时，该神即鸣钟惊兽，以保民安。
  秦始皇东巡，因风闻此钟鸣响时能声闻五州四县两省头，遂在返回长安时兴致勃勃地驾幸广宗，欲听钟鸣。当他得知底细后大为扫兴,患病驾崩于沙丘离宫之内，应验了当时流传的“后世一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跃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丘亡”的童谣。原来所谓“五洲四县两省头”的“五洲”，只不过是指大三洲、郑三洲、高三洲、乔三洲、胡三洲五个村庄，“四县”指广宗、平乡、威县、临清四县，“两省头”指河北、山东两省，如此而已。时至东汉永平十年（67年）之后，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在南宫创建普彤寺，弘法冀南时，因钟楼而建佛殿，才使广宗钟楼寺应运而生。但这只是一种传说。
  据明、清时所修《广宗县志》及钟楼寺内原存古碑综合考证,该寺始建于后赵，为佛图澄襄国弘法时所建寺院之一。唐贞观十五年（641年）重修该寺，是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元至正年间重修该寺，是有明确记载的第二次；永乐七年（1409年）重修该寺，是有明确记载的第三次；嘉庆七、八年间（1802—1803年）重修该寺，是有明确记载的第四次。进入民国后，该寺再度呈现破败萧条之象，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时仅剩下了常住僧三人，勉强存续佛祖香火。时有俗籍丘县宋余瞳的麦宽法师因修头陀行而挂单钟楼寺，乃发愿为该寺重修佛殿，再塑金身。为此他自以铁链穿系锁骨，令人牵引四处募化，才将该寺修葺一新。寺内僧人因此推举他当了住持和尚。这是该寺言之凿凿的第五次重修。据说麦宽法师还曾练就一双神足，自广宗前往浙江普陀山往返只需七天时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日寇入侵广宗时，强行拆毁了钟楼寺，麦宽法师被迫家居，直到1959年安然圆寂。
  现在,钟楼寺已经再次修复。但这具有约两千年历史的平原古寺内，今人所能看到的历史文物，则只有一尊不知年代的小小的岩石造像底座，一盘雕琢相当精细的、供往昔僧人磨面果腹的古磨，一面曾由牛家寨人保护整修的、不明所以的万岁木牌,—通矮矮的、经风雨剥蚀已很难辨认的明碑，两口复制的、欲使今日钟楼寺名符其实的大铁钟。牛家寨人所说更古老、更珍贵的，是新近从钟楼寺遗址出土的很小的一块残碑。由于这块残碑面积太小，上面虽然有字数十，却很难句读。看石质和字体，或亦是明代遗物。牛家寨的村民说，钟楼寺原有古碑十几通，上个世纪70年代兴修水利时，都被运到常高村修水闸用，现在已经没了踪影。
  13、宁晋云台寺
  云台寺位于宁晋县柏房村（原名安上）南。据明，清以来各版《宁晋县志》记载，云台寺原名普照庵，始建于东汉末年，唐开元年间（713—741年）扩建后改名云台寺。“高祖五年，玄奘东游至此，从高僧道深研习《成实论》”。高祖五年即武德五年（622年）。另有抄本为“高宗五年”，即永徽五年（654年），实误。
  玄奘（602-664年）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缑氏镇）人。他生活于隋末唐初，曾经游历西域各国，留学印度，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是当时世界佛学第一人。他所创立的佛教唯识宗不但曾流布中国，而且流布日本、新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为玄奘新译佛经撰写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后，唐三藏便成了玄奘的代称。明吴承恩以玄奘为原型，创作出长篇神怪小说《西游记》后，唐僧、唐三藏作为面对千难万险，为理想而矢志不渝的典型，意志和毅力的象征，很快便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长期以来，人们只对玄奘的西游津津乐道，却很少有人关注他的东游。正因如此，他与宁晋云台寺亦即唐代廮陶普照庵的佛学因缘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据道宣《续高僧传》，隋大业五年（609年）,玄奘因失去了父母，而依先他出家为僧的哥哥长捷寄住洛阳净土寺，开始学习佛经。玄奘十三岁时，即蒙破格剃度做了小沙弥。李渊在长安初建大唐王朝时，洛阳尚被王世充所割据。由于面临唐王朝的统一战争，洛阳的形势日趋恶化。玄奘兄弟听说高僧道基正在四川弘法，遂前往成都投奔道基。武德五年（622年）,二十三岁的玄奘经道基等多位高僧教授，已经成为成都最优秀的佛教学者并接受比丘戒，开始登坛说法。但他与长捷迁居成都空慧寺后不久，即决定继续游学并乘舟东下，经三峡出川后，先后抵达荆、扬二州，又由扬州溯大运河北上，进入赵州境内。
  玄奘在离开成都时，就曾对其兄说："我听说高僧道深精通《成实论》，正在赵州境内弘法。我这次游学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一定要去向他求教。"此即道宣《续高僧传》所记玄奘之言："学贵经远，义重疏通。
  钻仰一方，未得探质。有沙门道深，体悟《成实》，学称包富,控权敷化，振纲赵邦。愤发内心，将捐巴蜀。"
  《续高僧传》还说，玄奘自扬州"北达深所，委参勇铠，素袭嘉问，纵洽无遗，终始十月，资承略尽。时燕赵学侣相顾逢秋，后发前至，抑斯人也"。意思是说，玄奘参拜道深后，虚心求教，不耻下问，把自己学习《成实论》时所遇到的难点，疑点都向道深提了出来，并得到了道深的一一指教。所以仅仅过了十个月，玄奘就对道深研究《成实论》以来，所有的心得体会，独到见解都了然于心了。这也使得早在玄奘到来之前就向道深求教的燕赵学僧们感到惊奇，认为具有超人悟性的玄奘的确已是后来者居上了。
  但道宣仅说道深"振纲赵邦"，玄奘"北达深所"，并未明确道深时在赵州的哪个县的哪一所寺院。而前述《宁晋县志》的记载恰能补僧史之缺，使今人得知唐初的赵州廮陶县普照庵，亦即此后的宁晋县云台寺，就是玄奘向道深求学《成实论》之所。据《旧唐书地理志》，唐赵州治所在平棘（今赵县）,下辖平棘、宁晋、昭庆、柏乡、高邑、临城、赞皇、元氏九县，亦即道宣所说的“赵邦”。其中，宁晋即天宝元年之前的廮陶。玄奘辞别道深，离开廮陶普照庵后，还曾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向高僧慧休学习《杂阿毗昙心论》、《摄大乘论》等佛经八个月。此后又多方求学，直到贞观元年（627年）才重到长安。这时的玄奘虽获“释门千里驹”之誉，却因在遍参国内名师后，感到众说纷歧，难得定论，决心西游天竺，求取真经。贞观三年（629年），玄奘毅然由凉州西出玉门，历经种种艰难险阻到达天竺，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大师学习大乘有宗等佛学经典。后来他又游学天竺各地，并同一些著名的佛教学者展开辨论，从而名震五竺，并被天竺佛教界一致尊称为“解脱天“。
  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在经过长达十七年的天竺求学后，携带大量的梵文佛经返回长安。当年二月，经唐太宗批准后，玄奘在长安弘福寺开设译场，开始了他的译经事业。该道宣等九人为缀文大德、玄应为字学大德、玄谟为证梵大德。其中，道深即玄奘在廮陶普照庵研习《成实论》时，遵从的老师；道宣即《续高僧传》的作者、廮陶僧稠的三传弟子。
  据统计，玄奘先后在长安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组织译场，最多时译场的执事僧众曾达三千人,二十年间先后主持译出佛教经论七十五部1335卷，并据亲身经历撰写了《大唐西域记》。作为中国佛教唯识宗的开山，他主张“我”、“法”不过是“识”的变现，都非真实存在，所以只有破除“我执”,“法执”，才能达到成佛的境界。但纵观玄奘一生，他在廮陶普照庵求学虽不满一年，道深所授《成实论》却是他日后撰述《成唯识论》，创立唯识宗的思想基础。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取经归来，组织译场时，把对他影响颇大的道深自廮陶礼请到长安，出任他译经的证义大德。
  《宁晋县志》载有明代周铃所作《观殿壁吴道子画水》长歌一首，有人说即为唐代画圣吴道子留在云台寺亦即普照庵殿壁上的遗墨，但不得确考。
  14、巨鹿三明寺
  三明寺遗址在今巨鹿县第一中学东院高台处，南北长105米，东西宽80米，占地面积8400米。关于该寺的创建年代，有多种说法。雍正《畿辅通志》说：“三明寺，在柜鹿县治南，隋建，宋宣和二年重修。”嘉靖《顺德府志》说：“三明禅寺，在住巨鹿）县治南，唐天宝间建。”乾隆《顺德府志》说：“三明寺，在伟巨鹿）县治南，明初建，后邑人郭守礼等重建，有记。”光绪《巨鹿县志》说：“僧会司，在县治南三明寺，设官僧会一员，今废。”有人据此说，三明寺在光绪年间已废，是不确的。这里说的是僧会司已废，而非三明寺已废。
  综合以上诸记载可知,三明寺创建于隋，唐天宝年间（724—755年），宋宣和
  二年（1120年）、明初均曾重修。但据《巨鹿县志》的相关记载考证，宋大观二年（1108年）黄河决口，处于黄河末梢的巨鹿县阖境淹没，泥沙淤积厚达3—5米,唯有知县所立重建三明寺碑因所在地势较高，尚露地表。因此雍正《畿辅通志》所记“宋宣和二年重修”，似为“宋大观二年重修”之误。
  另据明万历丙辰科（1616年）进士、入清后曾任工部侍郎的巨鹿人
  张绍先所撰《重修大悲殿碑记》，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三明寺还曾有过一次局部重修，大悲殿的重修即“于万历四十年之十月举事告竣”。此外，张绍先还撰有《敕赐三明寺阅藏记》一文，勒碑立于寺中。该文说：“吾邑三明寺之有龙藏，实自神宗皇帝钦赐。”神宗皇帝即朱翊钧，在位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所谓“龙藏”，当系始刻于万历十七年（1590年）的弘版藏经。但该版藏经的刊印直到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才全部完成。因知向三明寺敕赐弘版龙藏是从明神宗开始，历经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直到清顺治皇帝末年才全部收齐的。所以张绍先又说："总裁诸藏经，以传第藏之，阅人久矣。而人则未能常阅藏也。有能阅者，则一番阐释，自有一番醒悟；一日提唱，即获一日了彻。""藏何可不常阅也？惟是篇帙繁重，检阅日久绵力，每废于半途。"由明入清，一座僧寺得到两个朝代皇帝钦赐龙藏，仅此一端，亦可想见三明寺当年规模之宏大，声名之显赫，影响之深远。
  乾隆《顺德府志》录有顺治甲午（1654年）科钜鹿县举人杨思睿《三明寺避暑》诗曰：
  避暑寻幽寺，萧然世外情。疏松沉塔影，凉月伴钟声。
  魔气逢僧化，尘心对佛清。慈航如可度，不敢恋浮名。
  据此可知，清代三明寺内尚有佛塔高耸。另据巨鹿父老回忆，日寇入侵巨鹿后，曾把三明寺佛殿精美的建筑构件拆下，在北京午门展览后盗运到了日本。三明寺的僧人为保生命安全，躲避日寇的烧杀抢掠，亦先后离寺。新中国建立后，已经空寂无人的三明寺被学校占用，殿堂渐被拆除。现在只留下一帧该寺妙岩殿的老照片，使人在欣赏之余，引发沧桑之叹了。
  15、任县天台寺
  天台寺位于任县双蓬头村村东。据嘉靖《顺德府志》记载：“双蓬头，任县东三十五里，元时有二蓬头童来此建庵，一名寒山，一名拾得。未几飞升去，今遗址尚存。”乾隆《顺德府志》记载：“寒山、拾得，即文殊、普贤菩萨，出世宪宗时，在天台国清寺，又于任县之东乡修炼，因名其村曰双蓬头。有诗集行世。”民国《任县志》则抄录明、清旧志记载说：“双蓬头，相传寒山、拾得修炼于此，俗称和合二仙。”“仙里桥，城东南四十里，双蓬头村东。和合桥，城东南四十里，留垒村西。”"双蓬桥，城东南四十里，双蓬头村西。"综上所述，双蓬头村东天台寺原为一庵；双蓬头作为寒山、拾得的故里或曰最初修炼成仙之地而得名；仙里桥、和合桥、双蓬桥之名亦因此而得。这些至今仍存的历史遗迹最迟在元代已有。但若要理清其来龙去脉，必须对和合二仙作为世俗神的缘起，以及有关寒山、拾得二诗僧的文献记载作一简述。
  和合神缘起于唐，对其奉祀则盛行于宋。但最初的和合神并非寒山、拾得。据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宋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著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今其祀绝矣。"民间传说这位万回生逢唐末，因兄远赴战场，父母挂念而哭泣，遂往战场寻兄。万里之遥，朝发夕回，民间因尊其为"万回哥哥"，并奉祀其为象征家人和合团圆之神。但这种以"万回哥哥"为和合神的民间信仰发展到元代渐被以寒山、拾得为和合神的民间信仰所取代，到明代已不再流传，即田汝成所说"今其祀绝矣"。
  关于万回哥哥作为和合神为什么会被寒山、拾得取代，清翟颖《通俗编》这样记载："今和合以二神并祀，而万回仅一人，不可以当之。国朝雍正"一年封天台寒山大士为和圣、拾得大士为合圣。"据此可知，明、清时民间所供和合神已是一分为二的寒山、拾得，但雍正皇帝敕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实在雍正十年（1732年）选编《御选语录•正集》时。在该书中，雍正敕封寒山为"妙觉善度和圣寒山大士"，敕封拾得为“圆觉慈度合圣拾得大士”，分别位列他最为推宠的十三位大禅师的第三、第四名。民间则传说，寒山和拾得同居北方一乡村，自幼亲如兄弟。年龄渐长后，两人心中共爱一女。但直到拾得与该女临婚之日，寒山方知拾得所爱亦自己所爱。为此寒山断然出家为僧，离开了故乡。拾得因与寒山有亲如手足之情，毅然舍弃该女前去寻找寒山。当他与寒山在浙江天台山相会时，手中仍持有为新婚而备的、象征夫妻百年好合的翠荷并蒂莲。正在进斋的寒山则因拾得不远千里前来相寻，情急之下竟捧着盒钵出面迎接。从此他们开始在天台山共修头陀行，并以其通俗易懂却深含哲理的白话诗劝戒世人以善为本，和谐相处。所以，当民间把他们奉为和合二仙且为其塑像时，并非僧状而作蓬头笑面之童子形。他们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则寓意和（荷）谐合（盒）好。青年男女婚庆之日，必悬其画像于花烛洞房之中，祈求百年合好；亦有人将其画像悬于厅堂之中，祈求家庭和睦；更有信仰佛教者把其视为文殊、普贤二菩萨化身，常年供养。
  这一传说中的“北方一乡村”,其实就是任县双蓬头。而双蓬头村东的天台寺，则是双蓬头的乡亲们为纪念寒山、拾得和谐乡里，与人为善的高风亮节而建。对此，今存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所立《直隶顺德府任县双蓬头重修天台寺碑记》这样说：“任邑东二仙里旧有天台寺—所。夫天台者，山名也。口口临深壑，度石桥，人迹罕到，诚释家修炼之所也。但历年久远，势渐倾圮。檀越孟洮，赵登岑、孟国光等目击心伤，醵金而重修之，各输私囊，共赞盛事。”这说明，雍正皇帝敕封寒山、拾得为和合二圣后，双蓬头村还曾被改名为“二仙里”。但双蓬头村东天台寺的创建以及双蓬头、仙里桥、和合桥，双蓬桥的得名远在雍正十一年之前。
  该碑文还说，重修后的双蓬头天台寺“伽蓝之殿更新，地藏之宫不废，韦陀、和合各有所凭，十八罗汉于兹永托”。碑文的作者、时任翰林学士的麒沐薰还说：“可异者，伽蓝诸佛，他寺所同，而和合二仙，此地所独可瞻仰者。”“余尝考其事，见其皎皎之节勒诸贞珉，呵呵之声著于诗章，其高风信不易攀，独异其跣足蓬头，相视而笑，忽而见真于斯，忽而洗形于斯，口口其傲岸自异，不欲与众僧为伍耶？仰金仙之化身，忽隐忽现，如俗所谓，普度世人耶？果尔，则和合一殿，诚堪与诸殿并峙。”贞珉，即古碑之代名词。诗章，则指汇集寒山、拾得诗的《寒山子集》。由此可知，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重修双蓬头天台寺时，寺中还有记载寒山、拾得事迹的古碑在。
  通读《寒山子集》并结合《祖堂集》、宋修《高僧传》、《古尊宿语录》等文献的有关记载，可知寒山是一位因家贫而不愿人知其姓名籍贯的“风狂之士”，拾得是一个幼失双亲，无依无靠的孤儿。他们因战乱颠沛流离，先后在天台山国清寺遁入空门。寒山约生活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至会昌六年（846年）间（或开元二十四年至会昌元年，即736-841年间）。拾得当与寒山同时。由于他们的长寿，才使当时人就认为他们已修炼成仙。如《太平广记》转录晚唐人杜光庭所作《仙传拾遗》说，寒山于“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十余年忽不复见”。成书于保大十年（952年）的《祖堂集》说，高僧灵祐二十三岁时（唐宪宗贞元九年，即793年），曾经逸士寒山点化曰：“余生有缘，老而益光。逢潭则止，遇沩则住。”此外，被称为赵州和尚的从䄒和曾重修桐柏宫的著名道士徐灵府也都见过寒山。徐灵府还是《寒山子集》最初文本的编录者。
  由是可知，迫使寒山、拾得背乡离井的直接原因，是发生于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用寒山自作之诗说，正是这场战乱才使“偃息深林下，从生是农夫”，“少小带经锄，本将兄共居。缘遭他辈责，剩被自妻疏”的寒山离开任县双蓬头，走上流亡之路，经历“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验飞凫集，须征白兔游。灵爪梦里受，神桔座中收。乡国何迢递，同鱼寄水流”之生活，最终和那些因中原多故，不得不以三湖五海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的贤士大夫们（见穆员《工部尚书鲍防传》）一起流落浙江，并在天台山寒岩“抛却红尘境”，过上了“常游好阅书”的苦行僧生活。
  寒山的行藏搞清了，拾得的行藏就无须多费笔墨。因为拾得自作诗说的非常明白：“从来是拾得，不是偶然称。别无亲眷属，寒山是我兄。两人心相似，谁能殉俗情！若问年多少？黄河几度清°”
  寒山和拾得的这些白活诗通俗易懂，却又哲理深蕴，禅机无限，作的真是太好了。正因为此，这些诗在当时就被称为“寒山体”，成为绽放在那个诗的时代里的一朵奇葩，并引起了白居易等著名大诗人的起而仿效。寒山诗流传到近代，曾被新文学运动的旗手胡适推崇为白话诗的典范；流传到日本，则被推崇为俳句短歌的鼻祖；流传到美国后，竟又成了嬉皮士们的宗师。但直到今天，寒山和拾得仍被中国人作为象征喜庆、和谐、吉祥的和合神敬奉着。这或许就是他们走出任县的双蓬头后，在佛教领域独树一帜引发的信仰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