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侯树彤（1872年—1938年） 笔名伧北、秧子等。倒流窝村人。经济学博士，燕京大学教授，银行货币学家。 侯树彤少年时入村塾读书，聪颖好学。“五四”运动期间，侯树彤在天津直隶一中求学时，与同乡革命志士于方舟等义气相投，结成异姓兄弟。投身学生运动，时常以“秧子”为笔名，在《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时弊，抒发爱国情怀。于方舟同志蒙难后，许多遗稿仍被侯树彤珍藏于自家阁楼上。并嘱家人好生保管，万勿丢失。 1928年在燕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以论文《清末宪政运动纲要》通过答辩，获学士学位。毕业后，旋留校任助教，并致力于金融货币学研究，有数种中、英文专著出版。 1931年，接受太平洋关系研究所中国委员会邀请，赴东北三省对日本银行系统对华侵略活动中的作用进行考察，于当年写成《JAPANESE BANK-NOTES IN MANCHURIA》（《满洲的日钞》）一文，以自己在学术上的独到见解，结合当时日本政府对华侵略态势，对日本在满洲开办的三家大银行的性质、服务于军事侵略的经济垄断、经济渗透活动、伪币的媒介作用以及对中国金融业构成的严重威胁进行综合分析。指出“日本在满洲的银行的终极目的是将满洲开拓为殖民地。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后，首先通过银行货币播下了财政权力的最早种籽。其通过投机谋取的暴利数额是任何在华列强所无法比拟的”。“只有经过货币改革，在满洲形成统一的货币，他们的金融投机才能从中国领土上铲除掉”。“我们必须指出：发行货币是国家的主权，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容忍在自己国土上有外国货币发行。” 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经与英国兰烟囱轮船公司反复周旋，为本校争取到一笔奖学金。经他举荐，侯树彤抵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此间，因所学多有独到见解，受到李自罗斯等经济学家关注。3年后，以论文《The currencg and Banking Proble mof Chian》（《中国货币金融问题》）通过答辩，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归国抵燕京大学任教。 在任教期间，除授课和开展学术研究外，兼任《大公报·星期论文》主笔。1937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经济急剧衰落，混乱的银行货币制度导致中国经济迅速崩溃。侯树彤再也不愿关起门来作学问。于当年秋季向学校提出辞职，不久经上海抵达武汉。 侯树彤在学术上多有建树，是当时国内为数较少的权威学者之一，所以很受张公权、孔祥熙等国民党财政首脑重视。离开燕京大学后，他担任了铁道部研究秘书职务。不久，又被王雪艇先生聘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专员，主持了西南五省经济调查。在此期间，政府邀请英国经济学家李自罗斯爵士来华，帮助整顿币制，侯树彤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他提出关于完善法币制度，黄金白银收归国有，由国家银行统一发行纸币的许多建议被采纳，并付诸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侵吞。当年，他还写成了3万余言的《战时金融计划书》，对战时外汇管理及法币发行问题做了详尽阐述。在呈送蒋介石审核时，因资格限制，中途搁浅。为此事，他对好友王芸生（《大公报》总编辑）说：“我觉得我活着已无用，因为我所学的无人懂，也不会被人采纳。” 侯树彤勤于思考，性情倔强。一生著述甚丰。王芸生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写到：“伧北是个笨型人。但是他能用笨劲，死研究，所以学有根基，造诣精深。民国16年夏天，在一个会议席上，为观点的不同，我们两个红着脸吵起来。吵嘴之后，他几天关起房门不见我。我心里尚在暗笑他太孩子气，但他却举着一篇文章来见我，题目是《关于国民党的左右派问题》，是他几天闷在屋子里写成的一篇2万字的文章。我的见解虽然没被他折服，但对他那股子犟劲，不免令我大为惊叹。”《战时金融计划书》，他也是仅用一周时间完成的。 1938年6月，侯树彤携家眷赴重庆，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参政会。28日，《新华日报》登载题为《侯树彤先生的意见》的记者专访。在问及关于第三期抗战阶段金融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时，侯树彤说：“只要政府能切实注意统制外汇，防止伪钞流行，节约国民经济，则亡羊补牢，犹不为晚”。在参政会上，他就收回海外游资，利用官僚资产补充战费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博得进步人士热烈赞同，就连当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说侯树彤的发言“精思谠论，裨助良多”。9月20日下午5时许，3名持枪匪徒闯入戴家巷4号侯树彤寓所，以搜查毒品为名，逼迫侯夫人交出衣箱钥匙。这时侯树彤从外边归来，拦住匪徒辩理，匪徒随即开枪击中侯树彤胸部后逃走。侯树彤在送医院途中不幸逝世，时年3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