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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道争得天下的刘秀
  寒瀛
  在中国历史上，东汉的光武帝刘秀，是在政治、军事诸方面运用“柔道”精神成功取得天下的开国皇帝。
  刘秀生于公元前6年十二月，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位，推行“新政”把国家推向了濒临毁灭的边缘，他的“新政”很不得人心，加上天灾人祸，各地的农民纷纷起义，尤其是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声势浩大，直接威慑王莽的政权。
  在各地起义反“新政”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刘秀借南阳一带谷物欠收，跟随兄长刘縯，举义旗，谋划起义，当时竟有七八千人积极响应。刘秀起义后，逐渐与当地的其他起义军汇合，一度并入绿林军。
  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为了号召天下，立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年号更始，绿林军的势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王莽纠集新朝主力约四十二万人，号称百万，派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率领，直扑绿林军。刘秀等人放弃阳关，率部退守昆阳。刘秀坚决反对逃跑，认为如果并力御敌，尚有保全的希望，如果分散突围，必被包围消灭。他亲自率领十三骑趁夜突出南门求救，他说服了定陵、郾城等地的起义军，亲率精兵数千人偷渡昆水，突袭敌人，敌人大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昆阳之战”。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也为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奠定了基础。昆阳一战，刘秀兄弟两人威名日盛，这就遭到另一派起义军将领的嫉妒，加上刘縯当初曾反对立刘玄为帝，正好借此进谗，说刘氏不除，终为后患。刘玄懦弱无能，并无主张，便听了人言，准备伺机而动。刘玄借犒劳大军之机，制造借口，刘秀的哥哥刘縯被杀。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分裂，
  刘秀当时正在父城，听到哥哥被杀，十分悲痛，大哭了一场，然后立即动身来到宛城，见了刘玄，并不多说话，只讲自己的过失。刘玄谈起昆阳之战的胜利，刘秀归功于诸将，一点也不自夸自傲。回到住处，逢人吊问，也绝口不提哥哥被杀的事。既不穿孝，还照常吃饭，与平时一样，毫无改变。刘玄见他这样，反觉得有些惭愧，从此更加信任刘秀，并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其实，刘秀因为兄长被杀而万分悲痛，此后数年想起此事还经常流泪叹息。但他知道当时尚无力与平林、新市两股起义军的力量抗衡，所以隐忍不发。刘秀的这次隐忍，既保全了自己，又在起义军中赢得了同情和信赖，为他日后自立创造了一定条件。等到起义军杀了王莽，迎接刘玄进入洛阳，刘玄的其他官属都戴着布做的帽子，形状滑稽，洛阳沿途的人见了，都暗暗发笑。唯有刘秀的僚属，都穿着汉朝装束，人们见了，都喜悦地说：“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于是，人心皆归刘秀。
  刘玄定都洛阳以后，欲派一位亲近而又有能力的大臣去安抚河北一带，刘秀看到这是一个发展个人力量的大好机会，便托人说服刘玄。刘玄同意了这个请求，刘秀就以更始政权大司马的身份前往河北，开始了扩张个人势力，建立东汉政权的活动。当时的河北有三股势力，最大的是王郎，其次是王莽的残余势力，再次是铜马、青犊等农民起义军。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地，必接见官吏，平反冤狱，废除王莽的苛政，恢复汉朝的制度，并释放囚犯，慰问饥民。所做之事，均顺应民心，因而官民喜悦。
  刘秀初到河北之时，兵少将寡，地方上各自为政，无人听他指挥，虽能“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为了收买军心，把未启封的书信当众烧毁，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是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是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徇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一直始终如一地自诫诫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东汉建立以后，刘秀仍然实行怀柔政策，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刘秀建立东汉后，以“中兴”汉室相标榜，恢复和发展了西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刘秀加强中央集权是西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继续和发展。
  面对战乱之后千疮百孔的国家，刘秀仍是以柔道的方式采取了以下措施恢复国家的建设：
  一、加强中央集权
  （1）退功臣，进文吏。刘秀给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以尊崇的地位，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选用熟悉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的文人为官吏。
  （2）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削弱司徒、司空、太尉三公的权力，加强尚书台的权力。
  （3）加强监察制度。恢复和加强御史台、司隶校尉、州刺史三套监察机构。
  （4）集军权于中央。削弱地方军权，加强中央的军权。中央的军队有四支，在首都有两支，就是南军和北军；在地方上有两支，即黎阳营和雍营。
  二、偃武修文，励精图治
  刘秀统一天下后，其国家人口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二十，为了使饱经战乱的中原之地尽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他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使得自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也解决了战乱之后大量土地荒芜而人口又不足的问题。同时，刘秀还大量裁撤官吏，合并郡县，这样极大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到刘秀统治的末期，国家人口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阮籍与酒
  罗晓婷
  醉酒以自保
  酒是中华民族传统饮品，相传黄帝时就有了酒。大禹时，仪狄造出了更甘甜浓烈的“旨酒”，自此以后饮酒便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魏晋社会多故，乱世之中涌现了大批风流文士。士人们不但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文，而且留下了有关酒的大量奇闻逸事。晋时王恭曾说：“名士不需奇才，但使得常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士。”（《世说新语·任诞》）酒与文人成为魏晋的一个显要特征。阮籍作为魏晋名士之一，以饮酒著于世，所以鲁迅先生将他归于“竹林七贤”的饮酒派。《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载曰：“谯郡嵇康，文词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国刘伶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七人之中尤以阮籍、刘伶为代表。阮籍名声与豪饮的结合，正是魏晋时代名士特征的典型表现。但与此同时阮籍与酒的结合又有其独特所在，其中之一便是醉酒自保。魏晋政治变故频繁，士人常常处于生存危机中，于是借酒装疯以躲避政治灾难成为士人饮酒的主要原因，阮籍饮酒也正是基于此。
  之所以饮酒能够起到佯狂避世的作用，这与酒的自然属性以及人们的传统心态有关。在酒精刺激下，人的大脑会处于异常兴奋状态。伴随大脑神经的麻痹，人的行为也逐渐丧失控制。这种由酒所引发的暂时性行为失调虽然表现出与常规行为的不一致，但能得到人们的宽容谅解。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将酒后失常归入了“疯”，中国古人将疯称为“狂易”。对于狂易，人们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一是精神失常的病态，《白虎通·考黜》里有“狂易病”的说法。二是由于外因造成的暂时性失控状态，如过多饮酒造成的酒疯。无论哪一种，其表现都十分相似，是一种非理性状态。当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便利用饮酒后的行为失常和他人易于宽容的效益，将想要表达的东西充分表达出来。这时人们在常规下的矜持、胆怯、深思熟虑等理性行为也由于酒精的作用而弃之脑后。古人将这种故意造成的精神失常病态称为佯狂。当然，其存在的前提是不能超越当时社会的包容度。
  酒的自然作用能使人达到狂易，同时饮酒所引发的狂又是非常自然而不做作的，能为人们接受，这就为阮籍酒后的越轨行为被社会所容忍提供了依据。
  阮籍不仅善于饮酒，而且也善于利用饮酒而狂的特殊效应消极地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阮籍大醉六十日以拒司马氏的求婚。“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晋书·阮籍传》）司马昭想把阮籍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司马炎，想借婚姻笼络阮籍，与士人搞政治联盟，借以装点司马王朝的门面，这把阮籍推到了一个两难境地，若拒绝就有杀头的危险甚至是灭族之灾，若答应的话就与司马氏同流合污了，而与司马氏为伍是阮籍所不齿的。怎么办？就在阮籍束手无策时他突然想起了酒，只有酒可以让他侥幸逃过劫难。于是整整两个月，阮籍天天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司马昭心知肚明却又不好发作，毕竟阮籍是喝醉了，而醉人的行为是可以被原谅的，喝醉的人无法答应司马氏的求婚，于是只能“不得言而止”，婚事告吹。这是阮籍醉酒自保的一个典型事例。醉酒了六十天，无论真醉还是假醉都难为了阮籍，喝酒在此时不是享受，只是阮籍拒绝的一个工具，阮籍实现了不愿与司马氏为伍的意愿，也保全了身家性命。
  阮籍醉酒以自保的另一个典型事例是他对钟会的历次探测都以醉酒相对，从而避免了招来杀身之祸。司马氏觉得自己的江山来得不是那么光明磊落。另外当时确有一些忠于曹魏的士人，司马昭对那些士人很不放心，经常派人试探他们的政治态度，《晋书·阮籍传》记载，“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钟会是司马昭的一只鹰犬，有几分才气，但被士人们看不起，他去访嵇康，嵇康打铁不停，看都不看他一眼，让他羞愤难忍，最后向司马氏进谗言而加害嵇康。钟会是小人，他经常帮司马氏去打探士人的动向，阮籍也不例外，阮籍不愿说假话，但又不敢说真话。于是只好抱着酒坛躺在地上，像是醉了又像是睡了。司马昭监视士人，主要是不让他们说出有害司马氏统治的话，嵇康就是因为真话说得太多，不愿因司马氏而折腰而惨遭杀害。阮籍醉酒的最大特点就是醉后不胡说，只是睡觉，这也许是醉酒的最高境界了，嵇康也言“阮籍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
  既然阮籍已经哑巴，这就够了，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扼杀和消灭一个酒葫芦，让他喝酒去，对司马氏的统治暂时无害，就让他多活一段时间吧。
  阮籍是醉酒高手，借着醉酒，阮籍游离于曹魏统治集团和司马统治集团之间，却未曾招来杀身之祸。阮籍处处刻意塑造自己酒鬼的角色。《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为了三百斛美酒而去做官，这在中国历史上估计也就阮籍一人了。表面做官为美酒，实则是为了塑造自己的酒鬼形象，也给了司马氏一个交代，阮籍毕竟做官了。《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记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这事同样塑造了阮籍酒徒的形象，但阮籍醉得很有分寸，只是“醉卧其侧”，连少妇的丈夫也原谅阮籍的这种醉后行为。借着世人对醉酒之人行为失常的原谅态度以及魏晋崇尚饮酒的风气，阮籍成功塑造了自己醉酒的佯狂之态，也借此保全了身家性命。
  醉酒以解忧
  阮籍喝酒除了醉酒以避祸自保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酒浇愁。曹操诗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魏晋那个沉重的时代给人们的不仅是生存的忧患，也是心灵的折磨。只有酒才能弥合他们的内心，消解他们的忧愁，让他们暂时不用面对残酷的现实。阮籍便是一个借酒浇愁的典型。“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心中垒块，故需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阮籍内心的郁闷与现实的残酷密切相关，“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以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阮籍涉世之初和许多士人一样，对社会生活充满信心，有着远大志向。“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阮籍传》）但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典午之变，司马氏对异己士人的无情杀戮给士人们以深刻的警醒——人事已非，如果不能慷慨而生，那就必须顺眼而存。嵇康的慷慨而生是以生命为代价的，阮籍没有嵇康的豪迈勇气，阮籍对生命是极度重视的，但他也不愿顺服于司马氏，内心的痛哭与矛盾使得阮籍只能逃避现实，逃避现实是士人保留生命与残存自我意识的唯一选择。但这种选择毕竟是不自觉的，是被迫的。因此阮籍的遗落世事不仅包含着他对王权的屈服，也包含着他对现实敢怒而不敢言的苦衷。其内心潜存的价值观念又常常使他敏感地觉察到现在与理想的种种矛盾。由此而加剧其心中的苦闷。“时将暮而无俦兮，虑凄怆而感心……步徒倚以遥思兮，喟叹息而微吟。”内心苦闷无人知晓，积聚心中令他身心俱悴。“夜中不能寐，起坐弹名琴。”“徘徊何所见，忧思独伤心。”“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内在矛盾使阮籍的生活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言行谨慎，连晋文王也不得不称赞：“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三国志·魏志·李通传》）另一方面他又会因才使气，违规越礼，为世人褒贬留下话柄。而弥合这一切的途径则只有饮酒了，以终日的迷醉来麻木自己对世事的敏感，又用它来回避外界的干扰，为自己的一时冲动找到可以谅解的理由。
  但阮籍毕竟热爱生命，生命存留的痛苦可以用酒精的麻醉作用来消磨。酒不仅可以令阮籍远离世事，而且还能让他领略美好意境。关于饮酒的感性体验，在阮籍文字里没有直接表述，阮籍文字里只有“对酒不能言”，终身依赖于酒，文中却无酒，这也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猜测。虽然阮籍没有表述喝酒的感受，但在庄子那里却早有说明：“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胸中。”（《庄子·达生》）在庄子看来，神全则形神相亲，超乎生死之外，而这一切皆可从酒中获得。
  竹林饮酒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刘伶也在其《酒德颂》中谈到醉酒可以．“无思无虑，其乐陶陶。……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晋书·刘伶传》）刘伶笔下的“唯酒是务”与阮籍理想中“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聚散不常其形”（《打人先生传》）何其相似！同为竹林挚友，二人以饮酒而著称，想必在对饮谈玄的同时，他们也同时感受到了酒所带给他们的形神相亲的美好幻觉。
  但真正就饮酒而言，阮籍却远不如刘伶那样彻底洒脱。刘伶不仅“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甚至可以抛弃生命的尊严去追求饮酒的刺激。“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晋书·刘伶传》）由此可见酒已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所以他常常大言不惭：“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阮籍则不然，无论他怎样纵酒狂放，却从来不曾豁达到放弃生命，而恰恰是以醉酒保命的。酒所带来的美好幻境是沟通精神与肉体的有效捷径，能够使生命在有限的时空里更为丰满，在严酷的现实环境下，达到理想超脱的精神自由之境是阮籍人生的夙愿。如果说饮酒避世是阮籍饮酒的一个被动原因，那么酒也能令他身心愉悦，找到心神领会的朋友，在纵酒狂欢中享受人生，这时酒便成了他把握瞬间与永恒的合成剂，饮酒也就成为他一种主动需要了。酒毕竟还能带给身心一定快感，酒在阮籍那里成了一种心理渴求。但是酒所产生的效用就像一柄双刃剑，在给予他解脱与愉悦的同时又将他的精力蚕食，从而加剧了生命衰竭。阮籍五十四岁而逝，恐怕与他长期纵饮不无关系。
  “阮籍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饮酒解忧在阮籍身上表现得极为明显，这里，饮酒成了阮籍逃避现实的一种自主选择，因为饮酒，阮籍在半醉半醒之间演绎着他士人的一生，既没有被司马氏除之而后快，也没有与司马氏为伍，更为阮籍保留了竹林里的饮酒朋友。
  做官为美酒——阮籍与司马氏的妥协
  阮籍一生都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状态、半醉半醒的模糊状态，生在一个高压而动荡的时代，游离于曹魏集团和司马集团的权力之间，阮籍想保持自己的名节不与他所不齿的人为伍是很艰难的，尽管阮籍想出了醉酒避世的招数，但司马集团不是傻子，他们也看得出阮籍的醉酒只是一个幌子，阮籍一生并没有完全保全自己的名节，并没有像嵇康那样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彻底表明了自己不入官场的决心，但嵇康付出的是生命代价，二人选择不同，结局也不同。阮籍还是入仕了，这在阮籍的人生来说是个败笔，但阮籍是无奈的，在那样一种环境下，阮籍名声在外，若坚持不入仕，司马氏是不会放过他的，况且司马氏还想借阮籍的名声给自己装点门面，也给士人们一个榜样。无奈之下阮籍只能做官，但阮籍的做官却带有几分戏谑成分，既然不得已必须做官，阮籍也在做官时消极地表达自己的不满与不合作，其中阮籍做官为美酒便是一个例证。《晋书·阮籍传》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阮籍去做官，只是因为三百斛的美酒，到任之后也只是游玩饮酒，丝毫没有去做官的样子，阮籍去做官只是给司马氏一个交待，他还是不忘塑造自己酒徒的形象，喝完了三百斛酒，阮籍又飘然而去了，司马氏也算得到了面子，也就不与阮籍为难了，阮籍入仕成了他自己抹不去的污点，于是阮籍喝酒求醉，对酒当哭。
  阮籍与司马氏妥协还有一个事例，就是那份令阮籍痛苦不堪也令士人扼腕叹息的劝进书。公元263年，也就是阮籍生命中最后一年。司马昭封晋公、加九锡，又假惺惺地谦让。阮籍被定撰写《劝进书》，它要诏告天下，司马昭深得人心，连阮籍现在都很拥戴他，这次阮籍又想醉酒躲过，于是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桌上睡着了，但这次就没有阮籍拒司马氏求婚那次幸运了，司马氏不想放过阮籍了，司马昭派来的人不断催逼，阮籍无奈，乘醉挥毫，《晋书》说这篇文章“辞甚清壮，为时所重”，司马昭的目的达到了，连阮籍都为他写了《劝进笺》，士人们该对司马氏的统治拥戴了。可阮籍又愧又悔，虽然在《劝进笺》中阮籍依然用惯有的方式对司马氏戏谑讽刺，但整体却是为司马氏歌功颂德的。阮籍无法原谅自己，数月后在自责和忧郁中死去。为阮籍写评述的韩传达认为阮籍的死“跟老友嵇康之被害只有一年，离司马昭晋爵受封只在近顷，他的死实际上是受刺激和迫害的结果，是忧患而死，而《劝进笺》之作当是阮籍绝笔”。
  阮籍一生都在自由和束缚之间徘徊挣扎，阮籍向往人格自由独立，期望可以入仕报国，但在魏晋那样一个朝代更换频繁的年代，阮籍的理想抱负都无法实现，于是阮籍只能沉醉在酒的世界里，一方面逃避现实，不让自己太难过，另一方面也曲折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与不合作。阮籍一生是矛盾痛苦的一生，他没有嵇康的慷慨淋漓，他只能曲折表达自己的意愿，以便在乱世求得生存。但阮籍最终仍没逃过命运的安排，一份《劝进笺》是阮籍人生的污点，也让阮籍因此忧郁而终。醉酒也没能保住阮籍的生命和人格。
  栏目编辑：方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