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河区图书馆

拔掉柳庄子据点
  冀东早在1935年就成立了以殷汝耕为首的伪自治政府，挂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后又挂青天白日旗，但在上方多了一个三角形的黄布条，上写“反共救国”，冀东完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宁河县是冀东22县之一，是大汉奸齐燮元家乡。宁河县在齐燮元“关照”下，要办成“良民县”，成立保甲，包括13岁的男孩都要办“良民证”。
  1938年，日本人在蓟运河西靠近芦台，强占大片良田，由高丽人种水稻，供给华北日军。当地人称这块地为高丽圈，解放后为芦台农场。1942年，敌人对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强迫人民在宁河县东部边界，挖了一条护境河，即护宁河之境，把宁河县与丰润、玉田等县隔开，老百姓称为新河。
  1943年，敌人在新河西岸柳庄子设立据点。由一个中队伪军，保护着3个日本技术人员，在蓟运河至新河之间测量土地。八路军得到这个消息，分析敌人可能要在这一地区再搞一个高丽圈。于是决定打掉这股敌人，破坏日本人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12月，我们1个连乘敌人炮楼尚未建成之机，长途奔袭了柳庄子据点。
  冀东平原冬天很冷。我们在农民刨了高粱槎子的冻土地中行军，碰碰磕磕，稍不小心就摔倒。一旦找到路，我们就开始小跑。在凛冽的寒风中，或走或跑，大约3个小时后，到了新河东的王赞铺附近。队伍按照命令停下来。我们整理行装，扎紧绑腿、鞋带，摆开战斗队形，向西岸柳庄子扑去。新河结着厚厚的冰。枪响了，我从堤岸跃到冰上时滑倒了。正面机关枪压住了敌人火力。我所在二排从右翼插向村中，冲向敌人的临时炮楼。我们冲进一个宅院，进了正房。不知是谁用手电一照，只见炕上乱七八糟的被子，人跑了，墙上挂着枪，我蹿上炕抓了一支枪，是汉阳造马枪。我们追逐逃跑的伪军，到前院又冲到街上，高喊：“交枪不杀”。左翼攻击的分队也冲到了街上。
  这时月亮探出了头。几十个伪军都举着双手，他们中有3个穿便衣的，我走上去一看，其中一个戴着日本军帽，帽檐下压着一副眼镜，两道发蓝的光射向我。我举起了枪托，吓唬他。突然一个同志喊了一声：“小鬼！”大概是制止我打他吧。我说了一声才学的日本话：“交枪不杀！”其实我是想说“优待俘虏！”可猛一下子忘了怎么说。
  一个班押着俘虏走了。部队集合后，连长说：“小鬼！领着唱个歌。”我们高唱：“冀热边哪，多英豪，打的打呀，破的破，打的打呀，破的破，把鬼子毙死在王八窝！”当歌唱完的时候，我也几乎站不住了。连长急忙问：“你负伤啦？”我说：“过河时，在冰上把脚崴了”。连长说：“你怎么不说，快，找担架。”
  这一仗，我们俘敌近40人，缴获机关枪1挺，步、马枪30余支。伪军号称1个中队，实际就那么几十个人。这一仗，我们打掉了日本人在宁河县强占农民土地，以战养战的计划，也打碎了宁河县“良民区”的招牌。我们冀东子弟兵，在敌人的“良民区”，克敌制胜，来去自如，打出了威风。
  60年后，我回到柳庄子，见到已70多岁的何松江老人。他说：“打仗那年，我17岁。伪军住在财主王成直家，用土坯在大门口和房上垒了炮台。一队伪军三四十人，保护日本人搞测量。听说，八路有个伤员，是从房上摔下来，伤了腿，在一个柴火棚子找出来的。八路临走，还唱歌，挺齐整。第二天芦台敌人来了，抓人审问。大家一致说，我们只听见枪响，都趴在炕根下，怕枪子儿打着，谁也没敢开大门。不知道有多少八路，也没见他们往哪里走了。”
  我说：“从柴火棚子找出来的，是伪军中队长。”在拉家常时，何老说：“早在那时我不但知道你的名，还知道你是哪个庄的，你从哪儿当八路的。”
  全国解放后，报纸上曾登过《汪精卫病逝的内幕》。文章说：“1943年8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100万担，壮丁20万名，以支持日本在东南亚作战。当年11月底的一天，侵华日军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催粮、催壮丁。汪精卫心中烦恼，心中慌乱一脚登空，从楼梯上滚下来……。”此事或可说明，我八路军当时判断“日伪军在柳庄子设据点，勘测土地，是想搞农场，再搞一个高丽圈种稻子”的消息，是准确的，出兵打掉这个据点，是对敌人后方供应的一个有力打击。
  困难中见真情
  柳庄子战斗结束后，我被留在一个小村庄的农户家养伤。我左脚腕肿的很粗，只能靠一根粗木棍艰难移动，小便时可以凑合，大便就困难了。一条腿蹲不下，只好找一捆高粱秸秆或是一捆玉米秆坐上去。起来时更难，一不小心还把裤子弄脏。我只好少吃饭、不喝水。反正不干活，不跑路，饿着点没关系。房东大娘看我少吃、不喝，说我有胃病。我说，没事。
  后来村干部请来一个中医先生，说是接骨的。先生看了伤、轻轻的摸了摸，说是没有骨折，只是小骨劈裂，筋扭伤了，还需要按摩。他一下手，我疼得受不了。医生让村干部找来艾叶，泡了温盐水洗过，又找来几块卖豆腐记账的小竹牌子，用布把脚腕包扎好、固定住。嘱咐少用力，过几天再来看。先生说这伤不会残废。听后，我的心豁亮多了。
  大约第四天，来了一位女干部，是区妇救会的，名叫宇光。她看了看我的脚，露在外面的脚趾都冻得发紫了。马上找村里的大嫂们为我做了一只又肥又大的棉袜子，套在脚上，暖和多了，也不怕碰着了。她还给房东做工作，感谢他们。她走后两天，又来了，带来一个年轻农家雇工，让他协助我跑敌情。就是说，敌人来了，他搀着我或是背上我走。这个青年比我大五岁，叫庆头，没有大名。他待我比对亲弟弟还好。他说有个弟弟也当八路。他除照看我外，常为房东扫院子、挑水、干零碎活。
  庆头来后，为我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就是解大便蹲不下的难事。庆头借来一个腌菜的小缸，放在后院枣树旁。树上栓条绳子，让我大便起坐时拉住绳子。此时方便多了，我的情绪也好了许多，天天教庆头识字，唱歌，用枪。但更多是觉得离开部队，真的没了家，胡思乱想。有一天突然想到上学时，老师讲过热胀冷缩，于是我把枪管捅到窗户纸外，冻一冻，看看枪的口径是否会缩小。我的汉阳造马枪太老了，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我试了几次，都不见有变化。庆头说，你试那么一小会儿，哪能行，冻一夜差不多。我说，不行，有人发现把枪夺走怎么办？庆头说，我到外面看着去。我说，不行，天太冷。其实，一般的冷暖温度根本不会影响枪的口径伸缩。
  我们就这样，一起生活了一二十天。1944年春节到了，庆头回家去了。
  多少年来，我常常哼着一首歌：八路军哪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生产战斗在一起，受苦受难在一起，咱们是血肉相连，永远不分离。
  袭击敌伪水上稽查所
  1944年春节过后，我的伤已经大好，慢慢走路，可以不拄木棍了。上级决定我留在丰玉宁联合县新建第六区任区儿童团长。云山同志对我说：你们当家的同意把你留在这里。他说当家的，我想可能是区队长。田心同志就是丰玉宁联合县书记兼区队长。他说，儿童团长属青抗联干部，组织各村儿童团，教他们唱歌，站岗放哨，送信带路，男女老少齐抗战嘛！我说，中，这我能干。又说，我的枪怎么办，要交回区队吗？是我自己缴获的！云山说，枪是打鬼子的，咱们也是打鬼子。
  没过几天，区里一位同志找我借枪，说要执行任务。我说，不行！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只是过年时村报国会武装班借枪，照顾我的雇工庆头参加站岗用了一回。那位同志说，我们去打一个稽查所，枪少，想借你的马枪用用，要不你也参加，怎么样？我说，那当然行。不过路太远了，或是跑、跳，怕腿伤出问题。他说，咱们坐车去，抄了就走。
  天擦黑时，我们四五个人上了一辆骡子拉的胶皮轮大车。我很高兴，又能参加战斗了，况且是到芦台附近，这是我参加八路前曾经到过的地方。
  车走的挺快，约两个小时后，我们越过一条土公路，到达目的地。夜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也很冷，像要降雪。这是一个孤立的院子，院墙很高，周围也看不到住户，几个人很快弄开大门，他们齐涌进去，留我门口站岗。我把子弹上膛，打开保险，摸着台阶坐下，细听什么动静也没有。我站起来摸摸大门，不是大户人家那种厚墩墩的木门，而是像我上学时倒流村学校的那种薄木洋门，有把手，一拧就开，有暗锁，里面有小铁棍插关，能较容易地破门而入。我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哭声、同志们的呵斥声。我想，大概是妓院，或是大烟馆吧！
  约半个小时，同志们从院里出来，匆忙上车。我摸了一下，这次车上有皮箱，柳条箱。不到天亮，我们回到原出发地。我到了住处，老想昨晚究竟抄的是个什么地方？下午，找我借枪的那个同志来看我，给我一个礼帽，一件灰色学生上衣，还有一条黑斜纹布马裤。他说，这是经领导批准给你的胜利品。你没有便衣，活动不方便。我一穿，很合适。他说，你穿上这衣服，像个学生、阔少，进县城，上唐山，下天津，伪军、小鬼子都得给你打敬礼。我说，穿上这玩意，不会走路啦！除此，他还给我一个手指般大小的圆牛角盒，里面是一个牛角手戳，一把小镊子，还有印泥和几个阿拉伯数字铅字，可以往手戳上镶嵌的。我很是喜欢。他说：昨晚抄的是水上稽查所。他们专收过往船只税，看到船上好东西，就当走私品没收，归己所有。昨晚上只有一个老稽查员兼书记和他老婆。我们翻腾、呵斥他们，是想找枪，结果没有找到。我听后解了疑。过了月余听到传说，老百姓认为八路军打得好。又听说，敌人在被打后，增加了武装。这时我弄明白了，我们打的那个稽查所在阎庄闸口，距芦台仅5华里，凡蓟运河从南到北的来往船只，经过这里，都要受它的勒索。
  这次打稽查所，因得了一个小图章，竟使我改了名字。我请褚庄子小学校长复初同志进城时给刻个手章。复初同志也是脱产干部，因有任务常进城。十数天后，他刻回手章，把“鲁之”改为“鲁智”。他说，你那个“之”没什么含意，而“智”代表聪明，智慧。再者说，前些时有一期救国报上，登过鲁之缴枪的事。你想想，敌人很注意搜集咱们报纸，万一他们看到那张报纸，刻字铺都有他们眼线，和你名字对上，特务们找茬子。你说是不是？我急问，登缴枪的事，是哪次战斗？他说记不清了，同时轻藐地看了我一眼。我心想，你别看不起人，我还就是缴了枪，别管报上登的是不是我，反正枪在我手里。登报是表扬，我又不是争光荣，没有一个连打仗，凭我怎么能缴到一支马枪？！功劳不是我的！
  袭击高丽圈
  1938年日本鬼子在蓟运河西岸，芦台以北，强占大片良田，迁来大批高丽人种水稻，供给华北日军。当地人称这块地方为高丽圈。那时不准中国人吃大米。日本鬼子如果知道，谁家吃了大米，便用刺刀捅你的肚子：“死啦！死啦的有！”老百姓恨鬼子，也恨高丽圈。
  1944年夏天，在六区区长带领下，我们还有区小队和爆破组乘两只木船，从河东岸刘庄子出发，直奔西岸高丽圈驶去，想去那里缴枪。我们没遇到任何抵抗。我在后面船上，最后一个登岸。我从水边登上二十几道台阶，见一个大门向南开，就靠右进入了院落。一个同志也没看到，我很纳闷：他们都到哪里去了？这时一个身穿破西服的高丽老头，正在搓稻草绳，用手指了指北房，又指西边，同时哇喇哇喇地嚷。我进入北房，见是一间办公室，墙上挂着的电话机和听筒被摔在地上。说明前面的同志来过了。
  我从办公室出来，向左下了几个台阶，进入东房。这是一个大通间，沿河边建的。房里有一排铁柜，上面装有表，有指针、刻度，但不是时钟。管它是干啥用的，反正是鬼子的，砸了它再说。我用枪托啪啪砸了几个。那老者像疯了似的对我喊叫。这时，忽然听到南面哒哒哒响起了机关枪声，又听一些人喊：“鬼子炮艇来啦。快撤！”
  我急忙从东房出来，忽见院子大门左扇门后，有一颗大号手榴弹，木把有一尺长，弹头比拳头还大。这玩意儿是鬼子守炮楼用的，从上往下扔不费劲。我拧开盖，拉了弦，把它投进了铁柜房间，并立刻跳出院门，冲下河岸。只听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从铁柜房的窗户冒出白烟，闪着火光、蓝光。
  我到了水边，只见我们的两只船已经划出去二三十米。我遂跳入水中，上了一只靠西岸北行的民船。这只船装满了烧柴用的秫秸秆。我坐在秫秸上，让老乡把船划向东岸。
  鬼子汽船从南面驶来，侧翼的机关枪疯狂射击渡向河东岸的两只船。船上多数人身着绿军装，目标大。我乘的船位于上游，除了水手，就我一人，先前没引起敌人注意，后来敌人子弹也射了过来。我对水手说：“老乡，快跳水！”说着我跳了下去。水很深，我泅了几米，脚才触到了泥底。我钻入芦苇塘，密集的芦苇，子弹穿不透。我蹚到水浅处，拧干了衣服，斜背着枪，判断方向后，向刘庄子摸去。
  一进刘庄子，就碰见了刘保长，被我高声叫住。他转过身来，说：“你怎么还没走啊？区长他们早走啦，敌人可能来搜查，你快走吧！”我把枪一举说：“怕啥！鬼子来了，有这个！”但转念一想，让我走也是好意呀！于是，我放缓口气说：“我钻了几里路的苇塘，累得走不动啦，你给动员一辆大车吧。”保长说：“刚套走了几辆，村里没车了。”我说：“那就找个地方先歇会儿吧。”我不客气地进了他家院子。
  迎面见一女人，估计是保长老婆，我向她要了一小块干净布，坐在院中开始擦枪。心想：真有情况，我的四发子弹，起码撂倒他三俩的。又想：敌人炮艇钻不了苇塘，如果从芦台走土路，十几里路，两旁青纱帐，他不一定敢走！想罢！我连头也没抬说：“保长，能不能给我借一身裤褂换一下，穿这湿衣裳皱皱巴巴的，不好走路。天也晌午了，派顿饭吃。”保长说：“借衣裳可以，派饭来不及。”说着他转身出大门。他老婆没好气的扔给我两件衣服，我到屋里换上，还合适。我拿着湿衣服说：“大嫂，给找个盆。我投投衣裳，凉干了我就走。”
  保长回来了，手里拎着个小纸包，对我说：“这是几块绿豆糕，先垫补一下，大车也套好了。”他这么一说，我倒是不好意思了。
  我上了大车，把投过水的衣服凉在车框上，把绿豆糕塞给赶车大哥。他是地主家长工，摇摇头说：“你吃吧！”又说：“小同志，你今天可把姓刘的给制住了。全庄人不管哪面的（指抗日还是亲日）都不敢惹他。”我问：“今天套了几辆大车送前面同志？”他说：“连这个共两辆。”我想：保长这小子又糊弄我。我说：“我一个人坐大车不合适，你送我到公路边上就回去吧。”他说：“没事，我赶这趟车就是歇着。”
  这天晚间我和同志们汇合了，睡了一夜，我的双眼红肿，眼痛头也痛。中医说是爆发火眼。可能是钻苇塘被苇叶刮擦的。
  区委书记鲁夫来看我，让我说说打高丽圈的过程。我把上述情况又说了一遍。书记说：“这次行动有错误，拿了高丽人十几箱衣物。高丽人也是受鬼子欺压、奴役的呀！还有，这高丽圈在武（清）宝（坻）宁（河）地区，不和那里的同志联系，不该越区行动。你炸了扬水站变电间，可算这次行动的成绩。”我说：“小日本吃中国粮食，吃饱了又来杀中国人，太便宜了狗日的。”
  为了这次行动，听说开了一天区委扩大会议。违反纪律的同志受到了批评，做了检讨。他们发的洋财全部交了公。
  58年后，我重回小刘庄，和老人们谈起打高丽圈的事。刘福华老人说：那个保长叫刘福中，解放后挨了斗争，如今早已过世。他老婆得了精神病。他哥哥在日本时是汉沽宪兵队翻译。他两头都吃得开。
  战友中得快乐
  1944年时，六区区小队有十几个人，不到十支枪，而且很老旧，老套筒，小金勾，捷克七九算好枪。但这个队伍很整齐，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绿色军装、皮带、胶鞋。夜间出发也要列队整装齐步。老百姓隔门缝，或趴墙头看见，都说这是八路军的大部队。队长化名“有为”，头上有疮疤，背后有人叫他秃子。还有一个爆破组长，化名“洪武”，红脸庞，为人诙谐。他管他的地雷叫地炮。我在部队当宣传员时，演过一个快板剧《馋老婆告状》，据说是洪武编的。但是他不承认。
  抗日时，我们枪支很少，我有一支汉阳造马枪，常被他们约着去打伏击。有一次我们在敌人据点附近土公路两旁设伏，目的是打伪军缴枪。那时日本鬼子不准老百姓在道路两旁一里路内种高粱，怕八路军利用青纱帐掩护打他们。我们趴在一片豆子地里，天没亮进入了选好的位置。
  太阳升起时，传来情报说，这拨敌人不光是伪军，还有一小队鬼子。有为听后转身就跑，似乎忘记还有一小队人。洪武立即起身大骂：李秃子我……还没骂出来，有为又突然趴下了，高声喊：都不许动，不就是一条命吗？！同时他把压倒的豆棵扶起。洪武愣了一下，哈哈大笑，高喊：大家都准备好，把眼睛睁大点，看老子的“地炮”显显身手。鬼子也是肉长的。他的话诙谐有力，振奋斗志。
  大家静悄悄地在豆子地里趴着。七月的天气，太阳升高了，豆子地里闷热，人们浑身是汗。过了大半天，也没见敌人来。于是我们只好撤走。洪武说，“地炮”的坑别填，让鬼子看看八爷在这儿欢迎他。路上大家都各有想法。回到出发地，洪武开了口，哎……同志们，听我给大家说段快板：“有为、有为真有为，豆子地里显神威，今天战斗没打响，杀敌再等下一回，呱唧呱，呱唧呱（学打竹板的声音）。”这段快板，像是在返回路上就琢磨出来的，大家听后挺舒坦，平复了对有为的看法，也鼓舞了斗志。用今天的话说，是及时的政治思想工作。
  洪武还经常唱一段：“哎，哎，八路军（指便衣武工队）三大宝，钢笔、手枪、小皮袄，我洪武也有三大宝，地雷、炸弹、大臭脚。”说着就捏着两只臭袜子去追别的同志。
  打高丽圈，他也参加了。回来后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上午大家在院里洗衣服。我正闹眼病。洪武说：这病好治，用汤（稀）鸡屎，抹在眼皮上，很快就会好。说着，他嘻嘻笑着满院找鸡屎，我赶紧往老乡屋里躲。大家哈哈大笑说，小鲁别跑，看看“医生”的药灵不灵。
  这天他还编了一套长快板，在院子里敲着盆沿，打着点：
  哎，哎，区小队大郭华（郭华区长身高体壮），
  一心要把高丽圈打。
  三八大杆（盖）没缴到，
  弄了两箱臭鞋袜，呱唧呱，呱唧呱。
  哎，哎，小鲁小鲁不简单
  甩了一颗手榴弹，
  炸坏鬼子上水站，呱唧呱，呱唧呱。
  哎，哎，叫声同志你别烦，我的快板还没完
  鬼子开来两炮艇，打漏我们小木船
  区小队真勇敢，扑通扑通水里钻
  哎，哎，拥着区长上了岸。
  哈哈哈哈，大家听后笑得前仰后合。此事过后不久。一位区领导，批评洪武的快板是丑化八路军自己，批评小鲁缺乏群众观点，一个人要坐大车。洪武看我年龄小，安慰我。他说：你都成了落汤鸡，鞋袜都湿透了，怎么走路啊？要是伤员，还要坐四人大轿（指担架）呢！
  对于批评，我们都不大在意，批评也是爱护嘛！
  减租减息
  打高丽圈之后，我因眼病休养了七八天，病愈后按照区委书记指示，我只能和区团体（工、农、妇、青）一块行动，于是我被分配与云山等同志一起搞减租减息。
  第一个村子是东魏甸。它距敌人据点不足二十华里，西北、西南、东南都有敌人驻扎。但是，这时正是青纱帐盖地，鬼子、伪军不轻易出来。
  我的任务是组织村中儿童团，给他们讲形势：第二战场开辟啦，小鬼子快完蛋啦。还教唱从根据地传来的歌曲。有儿童团团歌：春天里春风吹，儿童团们开大会；夏天里麦子黄，保卫麦熟兵马壮；秋天里忙打粮，粮食充足打东洋；冬天里，河水冻，去上冬学好儿童。配合减租减息教唱：张老三心盘算，盘算着要把租子二五减，减租子为那般？为的是穷人吃饱饭，吃饱饭为那般？为的是抗战不困难……。
  我从部队到第六区，这是第一次干儿童团工作。花了好几天工夫，才组织了13个人，其中11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大多十一二岁，没有超过15岁的。我组织这13个人站队、走步，站岗放哨，盘查进村的人，按云山的话说，别让坏人破坏减租减息，别让坏人刺探情况。我那年14岁，个头挺高，头戴军帽，足穿黄胶鞋，打着绿绑腿，肩背马枪，斜挎两颗手榴弹，挺神气。十几个团员整天围着我转，到吃饭的时候抢着拉我到他们家吃饭。
  减租减息，首先是发动群众，让人民知道什么是减租减息、为什么这样做、怎么个减法等等。发动群众的标志是游行。首次游行是雇工，我带领着儿童团员走在队伍前面，喊口号，后面有十数名雇工跟着，每人手持一面红绿三角旗。上写口号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齐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走狗汉奸！实行减租减息！坚决抗战到底！……东魏甸是个中等村子，百十来户。我们走在街上许多人站在家门口观看。几名团员挤在我的周围，另外有些半大孩子跃跃欲试，想参加我们游行队伍。
  第二天，区女儿童团长宏光来了。云山对我说：小鲁，你到西魏甸去吧，那儿离据点近些，还是男同志去好。我说，是。
  宏光比我大两岁，她来了，有利于发动青年妇女。
  我到西魏甸一看，那里只有一位同志，正在摸情况，哪家是地主，哪家是贫农、佃户……。总之，工作刚刚开展。很快我们又接到回东魏甸的通知，说要集中力量搞完一个村子，再铺开。这时县委书记实践同志在区委书记鲁夫陪同下来到了东魏甸。实践穿一身银灰色裤褂，胖呼呼的。我躲得远远的，没说话。
  东魏甸有几家地主富农，部分中农，大部分是佃农（或称贫农）。佃农就是种地主土地，秋后按四、六或三、七分粮。比如每亩地产粮10斗，地主得4斗或3斗外加柴粮，柴粮即高粱秆地主不要，但要折为少许粮给他。减租的标准是：四六分粮的减为三七；三七分粮的减为二五七五，即10斗粮地主得2,5升，佃农得7斗5升。一律取消柴粮。
  凡借贷收息的，不管是借粮、借钱均按二五减息。对收高利贷，或驴打滚利的债主，进行说理批斗。但地主、债主是在别的村，路远，靠敌人近，就减不成了。对雇工实行了增资增酬，即：雇工每年得三石粮的再增五斗；每年春节期间，雇主、雇工当面商定缩短休息，正月早上工。
  东魏甸减租减息胜利结束，最后民选村长。宏光我俩教儿童团唱《选举歌》：杨树叶儿青，柳树叶儿长，今天要选举一个好村长。能吃苦，能耐劳，又积极又坚强，办事公平十六两。不选你滑头鬼，不选你白眼黑心狼。绿油油的庄稼，漫山遍野青纱帐儿起，狗头的爹，孩子的妈，张家长工，李家的雇工，都来哟，来选举。要选打鬼子实心眼的，不选你滑头坏蛋皮，嘿！嘎咕的坏家伙，俺就不选你！
  中秋节小韩庄突围
  秋天来了，青纱帐倒了，日本鬼子和伪军汉奸们又疯狂起来。
  区委书记鲁夫对我说：今晚有个行动，你不参加了，你去小韩庄号房子，等候我们。我想：小韩庄离敌人据点丰台镇太近，怎么住那儿去？又转念一想：既然领导定了，必有原因。
  太阳将落下地平线时，我越过小新河，直向西偏北方向走去。这条新河是大汉奸齐燮元强迫人民，沿宁河县东边境挖的。河西是所谓的良民区，河东是“匪”区。可我们八路军却称河东为巩固区。我走了十一二华里，天擦黑时，到了小韩庄。这村子很小，30几户人家，一条街，东西走向，街南北各有一排泥坯房。我找到保长，说明来意，在街的路北靠东头号下房子。
  小韩庄与丰台镇相距5华里。丰台镇坐落在丰（润）、玉（田）、宁（河）三县交界，驻有伪治安军一个团，还有日本顾问、特务和警察。我们住在小韩庄，确实有点冒险。
  我睡到半夜被人叫醒，原来鲁夫等3同志到了。我一看有金某，心中有些不快。金某是派报员，负责收发八路军印的小报和宣传品。他镶着几颗金牙，走路迈八字步，摇头晃尾。我们打绑腿，上下一般粗。他打绑腿下细上粗，还学伪军样子，捋几个鱼尾花。不是我一个人和他吵过。
  第二天是中秋节，也叫八月节，当地老乡买不起月饼，用面粉做蒸饼，上面用木模印个花，有枣树的人家打下枣子，给左邻右舍送一点。有的买一二斤沙果。我们也和乡亲们共享节日快乐，上级发给每人5角钱的过节费。
  这天早饭后，鲁夫给一个同志写信。那时我们用自制信封，牛皮纸的，扑克牌大小，信皮写各村化名，沿村转送。鲁夫这次写信，用唐山皮影调边写边唱：……发动（动员）撸子与二把（都是手枪名），没有拿出来白喜欢……。我听后，忙拉青华同志到外间屋，问是怎么回事。青华是鲁夫的通信员，小个子，长圆脸，大眼睛，有点烂眼边。他告诉我，昨夜在陆庄子村动员财主家把枪拿出来抗日，白吵吵了半夜，人家说没有枪。我们临走时还告诉人家，明天要到小韩庄来交差。我吃惊的问，怎么把住在哪儿也暴露了？青华说，人家说这叫真真假假，偷狼卖道。我问：“是金某说的吧。”
  保长来了。他说，今个是八月节，同志们想吃什么？鲁夫说，我们自己拿钱，你找人去镇上买肉，包饺子。中午饺子煮熟了，在里屋炕上摆了炕桌，还摆了四碟凉菜、一壶热酒。我端上一碗饺子到外间屋吃。青华同志给我夹了几块猪肝放在碗里。一会儿，鲁夫到外屋问我：“是不是没让你参加昨晚行动不高兴？”我说：“不是。号房子也是任务嘛。我是看不惯大金牙（金某的外号）滋儿咂喝酒的样子。”鲁夫说：“小鬼，别这样，都是革命同志嘛。”
  午饭后，我到对门找青少年开会，教唱歌。一共教了两首歌：“嘿啦啦啦，嘿啦啦啦，第二战场开辟（当时是指美、德开仗）啦”。还有“东洋兵太混帐，奸淫掳掠又杀人，还又把金钱抢，嘿！他妄想把咱们中国灭亡。嘿！叫声好老乡……。”我们正高兴，房东大娘慌慌张张进来说，街上来了扛大枪的。我扒大门缝一看，是戴大盖帽的治安军，他们从东向西走过去。
  我几步蹿回住处，插上大门。鲁夫正提着手枪，来回踱步。我说敌人已进了街，快往后门走。我急忙背好手榴弹袋，扎紧皮带，拿起枪，推开后门。房东的后院，靠西边有一间磨棚，金某正撅着屁股，往磨盘底下塞他的两个大挎包（都是报纸、传单）和手榴弹袋。我照他屁股踢了一脚，他乘势蹿起，跑向玉米地。我背起金某扔下的手榴弹袋，跟着鲁夫钻进玉米地。敌人的枪弹射向房东的后门，又射进玉米地。
  玉米地块很小，向东是一片开阔地。青华趴在一个土坎下，用他的七九步枪向敌人射击，掩护我们。我跑了几十米，卧倒在另一个土坎后面，高喊，青华，快撤，我掩护。青华刚起身迈步，弯腰拾取滑落在地的衣服时，敌人的两匹马、一只狼狗即刻向青华扑去。我开了一枪，那只狼狗蹿了一米多高，摔在地上。我又朝鬼子军官骑的大洋马开枪，可是枪没响，我急忙拉枪栓，怎么使劲也拉不开。无奈，我起身东跑，敌人枪弹在我前后左右噗噗地激起土泡。金某个头比我高，他的弹带子太长，手榴弹在我的胯下、前后敲打，使我跑不快。
  我真想把它丢掉，可手榴弹是武器，怎么能丢啊。我的眼前冒着一个又一个红圈，舌干口涩，好容易跑进了那片白高粱地。
  白高粱比红高粱熟得晚，人们又多用它的秆子盖房子，怕砍倒后受损坏，只把穗子掐走，剩下高粱秆。这片地对我们起了掩护作用。高粱叶子已大部分脱落，显得稀稀疏疏，敌人子弹不时地穿进来。汉奸们高喊，小八路，你跑不了啦，赶快缴枪投降吧。我骂他们狗汉奸，认贼作父。可我口干、胸紧，喊不出大声来。一急之下，嘴里发腥，一张嘴，吐了一口血。我无力地坐在土埂上，心想这回真要完？又一想，不行，王二小（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中小英雄）把敌人领进了埋伏圈，敌人被消灭了。我还没干啥事，不能完。我强打精神撅了一棵高粱秆嚼了起来，口中清爽了许多。我把金某手榴弹袋的带子结短，用皮带紧勒在腰间，背好马枪，打开手榴弹盖，挽上弦，想和敌人拼死到底。这时想起了一句歌词：“战斗员哪，刺刀安（上刺刀）。手榴弹也挽上弦，……”于是更有了精神。
  我一步一步地向东，向小新河走去。只见左边李茂庄的房子上有了敌人，河堤上也有人，但只有一个人，向我这边瞭望。走近些，才看清是李茂庄保长。他50多点年纪，两撇胡子，赤着上身。那时的保长，有些是给鬼子死心塌地地干事，有些是真心给八路军办事的。李茂庄这位保长就是一个有勇气、真抗日的老大爷。当他看清是我，便急忙上前，把我拉上河堤，扶上笸箩，涉水把我向东岸推去。我捧起河水咕冬、咕冬喝了两口，又往脸、头上撩了一把，觉得清爽多了。他把我送到岸，又要回去，我说，敌人可能进了你们村。他说，我去接青华，鲁夫说你们俩在后面。我摇了摇头，含着泪说，青华同志被俘了。
  我们渡河时，南面板桥敌人据点方向响起了密集枪声。这股敌人已接近我们渡河点，向东岸射击着。我和老保长伏在东河堤下，敌人干着急，打不着我们。河宽三四米，鬼子的哇哇叫声，伪军们的吵骂声，我们听得真真切切。我想，要是我的枪不坏，一出枪，准撂倒他一个。我把枪摘下来，仰面躺着，想把枪弄好，可是不行。但是我们又离不开这个河堤，因为当你走到堤岸遮不住你的位置，正是敌人的火力范围。从大车路上走是这样，从路两旁的高粱槎子地里走，更不行，因为地里泥泞走不快，中枪弹的可能性更大。
  一般说敌人是不敢过河东来，只有在冬天结冰时，敌人才有可能分几路来河东冒险。但是我们就这么等着天黑，那岂不急死人。幸好这股敌人没带六零炮、掷弹筒之类的武器，我们比较安全。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在家里玩打仗，用裤腰带甩土坷垃或瓦片，可以甩得很远。为啥不用这个办法甩手榴弹试试。我解下布裤腰带，用皮带把裤子勒紧，用布裤带兜住那枚开了盖的手榴弹，悠荡了两下，似乎还可以。我让老保长往北边挪动几米远，以防甩不出去时炸了他。我把手榴弹弦拉出，撕一条布紧紧拴在裤腰带上，于是抡起来，向西岸甩了过去，只听轰的一声，不知是炸在西岸边的水际，还是甩在了岸上，也不知道炸没炸着敌人。这一举动，引来了敌人一阵密集枪声和发闷的手榴弹炸声。大概敌人的手榴弹落在了河水里吧。我甩出了这个手榴弹后，内心感到很舒坦，好像把没打响那第二枪所憋的气，都放出来了，也好像是为青华同志报了一下仇。可是我甩的手榴弹引来的这一阵枪声，爆炸声，却耽误了来接我们的大车。赶车人听到西边开了火，不敢向河岸接近。敌人在河西岸，闹腾了一阵便撤走了。
  我和老保长坐上大车，这时我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们要过河？”他说：“我正在地里干活，听到西边枪声，觉得有情况，便警惕起来。我想是八路军被追。我便拉上笸箩到河边来了。”直到月亮快要升起来的时候，我们才到达东魏甸，和鲁夫等同志汇合了。我第一句话就说，青华同志被俘了。接着我把老保长介绍给大家。这时鲁夫说：“感谢你，老大爷，感谢乡亲们。”
  我把金某的3颗手榴弹交给了鲁夫，鲁夫顺手交给了治安助理志勇同志，又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被安排在一个老乡家休养。一天来了两个同志为我修枪。他们用探条捅了捅枪管，说子弹卡在枪膛里了。于是，用小木棒轻轻敲打枪栓，终于卸下枪栓，清理了枪膛，又顶上一颗子弹，先前的弹头被顶了出去。一位同志说，前发子弹药力不足，子弹头没打出去，火药的热气体憋住了弹壳和枪栓。现在好了，给你枪吧。我说，这枪我不要了，我只有一发子弹，要枪干什么。但是，我说了又有些舍不得。这支汉阳造马枪，我从伪军手中缴获后，背它快一年了，很有感情。直到1986年，我在一次梦中，还用它打日本鬼子。梦中还留心记它的号码。万一什么时候遇到这个“老战友”呢。
  58年后，也是中秋节，我到了小韩庄，几位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名叫任宗盛的老人说，当年我教唱歌时，他也在场。他还现场唱了几句当年我们唱过的歌。他们说，那年你们突围后，板桥的鬼子和伪军把保长高俊德抓走了，打了半死，全村花钱把他赎回后就死了。那年你们就住在他家。而今他的儿子也过世了。他孙子高景华也是30多岁了。我们在高景华家吃着我带去的月饼座谈，都颇有伤感。冀东人民为抗日，为八路军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中秋惨案
  小韩庄突围后，我们几个同志在河东休息，我请假一天回家看看。过小新河后，我路遇刘瘸庄老乡，听说了中秋捷道沽惨案，日军一个班，警备队40多人来到村，以开会为名把全村人集中到街中，进行威逼恐吓，抓走青壮年多人，带到村南事先挖好的大坑残害枪杀。
  街上烟囱炊烟袅袅，我悄悄从东头小庙插向家的后门。父亲一碗稀粥，半块高粱饼子，正在吃饭。不久，从东边传来闷声闷响的枪声。为躲避敌人，我报假名“李方白”躲过了便衣盘查，还过芦沟子藏到了地里。
  敌人走后，我回到家里，见敌人把屋子翻得乱七八糟，还把家里的锅砸了。我跟父亲说，敌人到咱家来乱翻，看来他们知道我当了八路，你老先躲躲。父亲说，打你走后快两年了，我没有在家里多呆。这几天为等你的消息。你今儿个来了，我放心啦。我啥都不怕，就是担心你。你当八路的事，特务们怕不是刚刚才知道。听到这里，我非常替父亲担心。
  父亲接着说，从打那年特务棒打郑鸿汶，我就看出小塔慈庄有坏人，鬼头蛤蟆眼的。郑鸿汶是个雇工，跟八路没有关系，村里花点钱，就完事了。俺是抗属，没人敢保，村里也不会（不敢）拿钱打点。越花钱打点越没完。我身上榨不出油来，弄死我一个老头子，他们能得到啥？我说，话虽然这么说，该躲还是得躲躲。
  在抗战白热化的状态中，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八路军家属的危险、担忧与泼洒的鲜血，丝毫不亚于抗日前线的将士们。应该列入县志，树立纪念碑，让人民永远记住日本侵略军的笔笔血债。
  在敌人据点周围发动群众
  中秋节过后，几乎是全区同志，集中在新河东的一个大村庄。在这里，我得知了节前在捷道沽挖沟和陆庄搞枪的行动，是在这儿统一计划的。按我当时的一点经验，以及所受的教育，已经感到上述活动，以及选住小韩庄，甚至打高丽圈，都不是太正确的。它没有打击了敌人，相反使自己受到了损失，使群众受到了损失。大家在这里集中，不知是否做了总结。我不知道，也不便打听。
  云山找我谈话，让我和远明、森林去开辟西小区。所谓西小区包括：东起小新河，西到蓟运河约6-7公里；北起丰台，南至芦台约30公里。这片土地上有几十个村庄，人口近万。
  芦台是北平至奉天（今沈阳）铁路的一个中等车站，驻有大批鬼子、伪军、警察和特务，宁河伪县政府也在这里。北面的丰台，虽是一个镇，但它是丰润、玉田、宁河三县交界处，驻有伪治安军一个团，团长是大汉奸齐燮元的一个外甥。该团武器装备优于一般伪军。中秋我们在小韩庄被包围，就是这个伪团长带队。芦台和丰台之间有一条土公路，中间板桥设有据点，常驻日军一个小队30余人，伪军百余人，特务10余人。与板桥相对，蓟运河西有宁河县旧城，也驻有大批日伪军和特务、警察。这几处敌人，互相呼应，经常到各村讨伐，特务出没频繁。
  由于敌伪的严密控制，西小区群众对抗日比较缺乏认识。同时他们受敌人的压迫、奴役也更厉害。这个地区，在我们之前，早有八路军活动。我们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工（雇工）会、农会、妇救会、青抗联，当然主要的还是建党。不过，当时我不是党员，根本不知道。
  这时天气渐渐冷了，很快进入了冬天。我们都是夜里活动。傍晚从小新河岸出发，向西走，去哪个村庄由森林、远明选定。我通常先于他二人出发，去通知保长开会，选定地址。到会的，一二十、二三十人，在一个为地主到庄上收租粮的官房，点上一两盏油灯。一般是远明先讲，我后讲，森林不大讲话。有时是他们二人到会，打个照面就走了，找人个别谈话，就我一个人讲。
  我先讲形势：第二战场开辟啦，小日本的轴心国，德、意法西斯被同盟国打败了，小日本就要完蛋啦……。此外，我还讲捷道沽惨案。我讲，有人说小日本在捷道沽杀人，是因为八路军在公路上挖沟，这话不对。日本鬼子到中国来，又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八路挖沟？当然不是！日本人是来侵略我们中国嘛！抢我们的粮食、棉花、煤、铁……，抓劳工去到日本当奴隶。日本人他想当我们国家的主人。
  我认真给群众分析，大家都看到了，日伪军整天在公路跑，清乡、讨伐，抓人。有的人觉着，不关我的事，惹不起，忍着吧；可是也有人，心中有气憋不住，在公路上，挖几道沟，给狗日的们一点不方便，这是正当嘛！借口此事，日本鬼子就一道沟杀一个年轻人。日本人拿中国人不当人，杀个中国人在日本人眼里就等同宰个小鸡。反过来还让汉奸造谣，说八路军挖了沟，皇军才杀人。这是挑拨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破坏八路军的威信，破坏抗战！你们日本人说八路军挖沟，为啥不去找八路，你们杀那些没挖过沟的老百姓干什么？！
  我们每天夜间十一二点钟结束工作，然后再走十几里路，到河岸边找个村子住下。日本鬼子总是在拂晓包围村庄，所以我们要睡的时候，也是敌人行动的当儿。因而我们在进村前总是先视察一下，趴在地上听听动静。有时我们干脆住在野地里，事先挖好的坑，铺上干柴。但是几个小时后，虽然盖着早准备的被子，也冻得全身麻木，带的墨水瓶都冻裂。
  我们长期不能洗澡，不能换内衣，所以每个人都生虱子，许多人生疥。我的疥最厉害，已从干疥转为脓疱疮，没有医药，顶多用点热水擦一下。我忍着疼痛，尽量隐瞒，怕别人讨厌我，怕让我离队休养。
  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每个人情绪都很高，深信今天的痛苦才能换来明天的好日子。当夜里结束工作，行进在寒风冷月下，有时还哼个小曲。远明常扭动着身体唱：月儿弯弯影儿长，抗战的男儿想家乡。他两手拽着衣袖，来回扭动，其实是为自己后背搔痒。这时森林就挤兑他，老远想媳妇啦！远明笑着说，丈母娘还没给生哪！我接过远明的歌词唱：“问你家住在哪里？长城外，大道旁，门口对着松花江……”
  一天夜里，我们住在宁河县苗枣庄。我们每次号房子，都向保长说明，不住有钱人家，不要招待好吃食。这天夜里，我们很疲劳了，进屋就睡。当地老乡都是头朝炕外，我们是头朝窗户，院里动静容易听见，一起身就下炕，方便。有的同志甚至睡下不脱鞋袜。我不行，不管啥时候都要解开腰带，脱掉鞋袜。虽然打仗都是生死刹那间，可我说，该死活不了，该活死不了。
  这天起床后，我发现屋子里，四角空空，连个板凳都没有。我走到外屋，见大嫂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锅上冒热气，贴卷子、熬白菜。我到东屋，屋子里冷冷的炕上两个不过两岁的孩子，围着一个破棉被，眼巴巴的看着我。我转身说：大嫂，家里日子过的难吧？她落下眼泪。我又问，大哥呢？她答，到西头望着去了。就是瞭望敌人。
  我把大哥叫回来，这时森林、远明也起来了。我说了他家的情况：老人才去世，秋天打的粮食，除了交租、还债，没剩下多少，冬天很难得过去。白面和被子都是保长借来的。西屋热炕让给了我们，他们5口人一条破被，在没烧火的东屋挨冻。我说着落下泪，远明泪花花地，森林也难过，低着头不吭声。远明从锅里拿了两个卷子，给东屋两个孩子送去，大哥大嫂拦着。我们让大哥大嫂和两个孩子们一齐吃饭，他们说啥也不。森林、远明和我三人，每人只喝了一碗粥。远明把东屋两个孩子抱到西屋热炕上，大哥又把孩子抱回去。双方争执的结果，还是我们在西屋休息，大嫂从灶膛中掏出一堆火灰到东屋，借余热取暖。
  森林、远明和我都是穷人家出身，又有共同的怜悯之心，这使我们三人的感情紧密地拧结在了一起。
  一天森林对我说，小鲁，这一带你哪个村子最熟？我说，当然是我们村，干啥？他说，你给我找两个穷人家的青年。我思索了一下，前后街挨门数了数，然后说，一个叫刘廷和，人很厚道，另一个叫刘廷相，人有点笨，不大灵活。后来在解放后，知道他们都成了抗日时期的老党员。
  在日本鬼子占领地区，我们黑夜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组织群众，群众觉悟提高了，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当时就叫作开辟新区。这也为面临的抗日大反攻，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红旗在这里招展
  老庄子村位于小新河西岸，靠近河边，我们常驻在这里。一有情况，可以很快到巩固地区。这天晚饭后，我们没去西边村庄工作。远明去找人谈话，屋子里就我和森林。他对我说，小鲁，今天我跟你说一件重要的大事，你经区委批准了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年多来，你表现勇敢，战斗中缴枪，掩护同志破坏敌人变电所；工作中也很积极，不怕苦，能和老乡处好关系，老乡们有事愿意找你，同志们也喜欢你。缺点是一度不安心，想回部队。现在入了党，今后必须把服从党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怎么？说你这个缺点，你不同意？森林大概看出了我激动的情绪。我急忙说，我是高兴，让我入党，高兴的。我这一年多，并不是做事很好。骂金某，就不对。枪打坏了，剩一发子弹就不想要枪了，现在要有那支枪多好。
  森林盯着我说话。好像是想听我还要说什么。于是我接着说，森林同志，我原以为当了八路军，也就是共产党了。森林说，共产党是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政党，共产党有中央、有各级组织，共产党员是最勇敢、最革命的先进分子。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党员，就像你，我们经过这么长时间考察。你家庭出身好，抗日积极勇敢，现在才接受你为党员。我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要记住。现在我领你宣誓。
  誓言，我至今每个字都记得，它好像是岳母在岳飞背上刺的字。不过它比“尽忠报国”那几个字神圣得多，伟大得多。誓言如同插在我心上的一面红旗。我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了，在红旗指引下，打垮日本，干革命，这是多么伟大而光荣的事！森林又说，由于年龄的关系，你现在是候补党员，到了十八岁，表现好，才能转为正式党员。我乍听，愣了一下，心想：还是比别人差一截。但马上转念，谁让自己年龄小呢！能干革命，怎么都行。一切穷人都不吃糠菜，有粮食吃，冬天有热炕睡，人人平等，谁也不欺负谁，那该多好！我眼前是一片美景，过年似的美景！
  远明回来后，和我热烈握手。显然他知道我们的谈话。这让我特别兴奋。
  森林和我谈话入党这一天是1944年11月5日。这夜我向他二人提出一个建议。我说，打鬼子没有枪不行。在据点附近特务、伪军常有单个人下乡弄钱，到了正月也有。咱们3人对付他一两个，问题不大。我在家时，就遇到两次机会。一次是一个新民会的文特务来我们对门看他亲戚，带1只二把盒子。候了他半天没有找到机会。还有一次，在学校，两个特务打球，把手枪放在茶桌上，用礼帽扣上，我想抢了就跑。但往前蹭时被许老师发现，没得手。打篮球特务和许老师是相好。
  远明说，那时你会使枪？我说，当然会。我老姨嫁给我们村一个傻子，他家以前有钱，有大枪、手枪。大枪在1938年闹红军拿走了，是经我父亲的手拿走的。后来八路军说，他家有枪，要拿出来打日本。老姨的婆婆找到我父亲。我父亲说，把枪交八路打日本，是正理儿，放在家里是祸害。手枪在我家里放了几天，父亲出去找八路，留我在家看着枪。父亲教会了我怎么用，那是一支张嘴等。有30发子弹，都用蓝布包着。后来尚忠到我家把枪取走了。森林、远明听了挺兴奋。老远说，哎！小鲁还有这故事，你咋不早说。他家现在还有枪吗？我说，早过去的事了。现在他家没有枪了。要有，父亲早想法儿弄给咱们了。我现在这支钢笔，就是父亲从他家弄来的。
  我入党后，仍在西小区工作。我的劲头十足，好像腿上的疥也不疼了。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天天哼哼“棋盘坨山崖高，壮士的血花红。”心里想着，当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狼牙山壮士那样，死的壮烈，活是英雄！
  苗庄伏击战
  1944年的冬天，好像比现在的冬天冷得多，北风吹起来，脸上像挨刀子割，棉衣难以遮寒。
  一天晚饭后，鲁夫对我说，今天晚上有任务，你带路。让你带路为的是不惊动老百姓，以免走漏消息。这条路你熟悉。你先去睡吧，到时候叫你。我睡到半夜被叫醒，鲁夫的通讯员傻子（化名）对我说，同志们来了，快起来。一个不熟悉的声音对我说，听说你长疥能走得动吗？我哼了一声说，走也行，跑也行，你不一定是个儿。
  我同两个侦察员走在最前面，后边还有一个尖兵班。我才睡醒，走在寒夜里，冻得直打冷颤。天还没亮，我们到达苗庄村外，这是从芦台到丰台60里土公路上中间的一个大村子。村子南北走向，土公路从街中心通过。苗庄南距芦台，北到丰台都是30华里，北到板桥据点不到8华里。
  我对侦察员说，村子西头是蓟运河，村西北角有个乡公所，那里有电话，得把电话线掐断。部队陆续到达，把整个村子封锁。鲁夫和傻子也到了。我们3人号了房子进去。我问鲁夫，在这里打伏击？敌人从北面还是从南面来？鲁夫说，丰台的敌人从芦台运给养，咱们劫了就走。
  我身上的疥，这时长得厉害了，手指缝脚趾缝都是脓包，腿裆里也有。今天急行军几十里路，腿裆脓包磨破了，粘糊糊的。我从棉裤上掏了一块棉花垫在里面，上炕睡下。我毕竟年轻，也累了，一上炕就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大亮。我到外屋舀了一瓢凉水，漱了口，洗了脸。泼水时，见一小战士脚踩着板凳，扒着墙头向街上瞭望。
  房东叫我们吃粥，那位小同志头也没回地说，等打完了这一仗再喝。我说，等打完这一仗，该吃大米饭炖肉啦。我的一碗粥没喝完，西北面响起枪声，我问，街上有敌人吗？他说，没有。我把他拉下板凳又说，你想摔死！我边说边开大门。我们俩踊出去，只见街两旁都是战士向北跑。那个小同志像小孩子过年穿了新鞋一样，一蹦一跳地往前跑。我真羡慕他那么灵活，行动自如。跑到村北头，见东西向有一条上水渠，我过了桥跳进另一条水沟。
  这时无论是大河、渠沟都早已结冰。我尽量找向西、向北方向的沟，向枪响的小朱庄方向走。走了一段，我趴在渠坎上，向枪响处观察。见正北方有几个伪军背朝着我这边，不知鼓捣什么。我从另一条沟接近他们，同时准备好手榴弹。这是我唯一的武器了。上次突围甩了一个，炸了，谁知道这次响不响？我背的手榴弹是我们八路军土造的，叫黑四秒，就是黑色炸药，拉弦后大约四秒钟爆炸。
  我把手榴弹弦挽在手指上，爬上堤埂，一看那几个家伙离我只有20米左右，低声骂道：八爷今天抄你们的后路。我猛地摔出手榴弹，几乎是用全身力气高喊：缴枪不杀！手榴弹炸了几瓣，吓得敌人像兔子一样向北逃窜。我走到他们的位置一看，是一门比六〇炮大得多的家伙，我没有看见过迫击炮。还有个像铁锅盖的东西。
  我背上皮盒子，扛起炮管就往东走。我走了不远，碰见两个老乡抬伤员下来。那个担架就是一扇门板，两头套上绳子，用扁担中间一穿，前后各一人。我问，同志，你哪儿挂花啦。他指了指大腿。我说，这炮管放在担架上，你负责交公，我还得回去拿别的零件。伤员说，你把我的枪拿上，看碰到敌人。我摆了摆手。当我走到原来的地方一看，那个铁锅盖和几个扁木箱都不见了。我反身往东走。为
  年摄于苗庄乡办公楼前。了避风，我跳到水渠里的冰上走。这时听到有人喊，我们得的都是新家伙，还有一门迫击炮，我很高兴，心想，这炮是我缴的。
  我们往东走了几十里路，住到褚庄子。一进老乡家，我就撑不住了，拿了一条毛巾，塞在裤裆里，垫在疥疮上，上炕睡觉。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傻子说，锅里给你留着饭。我揭开锅盖一看，大米豆干饭，白菜炖肉。我美美地吃了一顿。我边吃饭，傻子问我，你跑到哪里去了？我说，想捡点洋落，碰运气弄支手枪什么的，结果啥也没落上。
  到吃晚饭的时候，我肚子里还是饱饱的。饭后鲁夫写了一个便信去找部队要一支枪。自从青华被俘，傻子调来，就空着手，没有枪。我问傻子，今天是哪个部队打的。他说，咱们的老部队。我说，我也去看看。我俩走在路上，他告诉我说，今天本来是劫敌人从南边来的给养车，结果丰台的治安军，来了一个加强连，是迎接、保护给养的。这个连先钻进我们北面设置的卡子，两面便干起来了。我们没得到给养，却得到百十支新马四环。我说，几个月前就是这拨伪军包围我们的，这回给青华报了仇，我也解了恨。可惜我的手榴弹没有炸倒他们。
  我们到了队部，区队长李兴同志看了鲁夫同志写的信，答应给1支新马四环枪，20发子弹。傻子嫌子弹少，我也说你们真抠。这时，一个同志大声嚷嚷着进到屋里。这人个子不小，挎着手枪，很神气。他用眼睛盯着我，上下打量，突然说，你是不是捡了一个皮盒子？我说，怎么啦。他说，大家反映一个小鬼打着绿绑腿，背着个皮盒子。我说，你看，我没打绑腿。他哈哈笑着说，你骗谁？看这刚刚解下绑腿的褶印子！他用手指着我的两腿。
  这时李兴说，这次战斗咱们得了一门迫击炮，可是没有瞄准器，你要是捡到，就交出来吧！我说，捡？那是我缴获的。李兴说，好，你拿来吧。我说，不行，要拿1支三号驳壳枪换，还得给40发子弹。那位后进来的高个子说，你先把盒子拿来，看看是什么玩意儿，要是炮镜，咱们再商量。我说，没错儿。话说到这里，我真想说，是我用手榴弹炸跑敌人得的炮。要是敌人开了炮，还不知道我们要死伤多少人呢！可我又一想：炮管是我给了伤员让他交公，炮座和炮弹也是别人搬走的，我争这功干什么！于是我啥也没说。一直到今天，我回忆往事，才第一次写出这件事。
  我把皮盒子拿来，那位大个子是杨正春副队长，看后连说太好了！手枪没有，给你一支步枪吧。我说：我背不动步枪，就要手枪，少给几发子弹也行。李兴同志说，你这个小同志嘴还真厉害，这样吧，我这支枪给你背，你人也留在这干吧。我说，我本来就是这儿的嘛，留下来是正理儿，可是我现在的疥疮很厉害，走路困难，等好了，一定来。听了李队长的话，我要手枪的劲儿，一下子煞了气。我想，这一仗顶多得一两支手枪。我们部队中的排长，有的都没有手枪。于是我们的“谈判”达成了协议：再给傻子20发子弹，给我两颗新缴获的手榴弹，TNT黄色炸药威力大，盖是螺丝口的，不像我们的黑四秒，像啤酒瓶子一样，是压上去的马口铁盖。此外，还给了我一个皮盒子，是从敌人的皮马鞍上割下来的，有皮背带，挎在肩上好像是什么新式手枪。我还提出要点儿药棉花，卫生员给我拿来一小捆，这是我最需要的，再不为疥疮流浓血发愁了。
  傻子和我在返回的路上说笑着，唱起了歌：“你要我唱个歌，我唱个民族英雄王和，王和是个好小伙，他干着侦察员的工作……”傻子曾是部队的侦察员，喜欢这支歌。而今我们无论是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还是在部队，都想这首歌中另一句歌词：“经常地出没在敌占区，好像黑夜里一朵火”。这火光照亮了群众的心，也在燃烧着大地。
  在我回忆往事时，为了更准确地弄清当时情况，58年后，大约在2001年，我到苗庄子找老人们座谈。小朱庄85岁老人朱国安说，八路人少，被伪军包围在一个院子里，村外有一座烧砖的窑，窑上架着机关枪，伪军官指挥着打。后来八路从苗庄子压过来，把伪军包围。伪军官被他自己的勤务兵打死了。100多人，都让八路消灭了。
  郑有堂老人说，八路常到我们庄来。他指着在座的朱德民说，他当年就跟八路军干部尚忠，动员我们准备绳子、扁担，说挑胜利品。还有个小鲁之，也是本地人，打仗那天，他住在我家隔壁。枪响后，他也冲到小朱庄……。我说，你现在见到鲁之，还认识他吗？老人摇摇头。我说，我就是当年的鲁之。几位老人听后，都和我再次热烈握手。
  注：鲁智，宁河县塔慈村人，生于1930年8月，本名李凤墀，1943年5月参加八路军，1944年11月加入共产党。抗战时期在丰玉宁联合县，后期在华北抗日联合大学学习。1988年8月任军事科学院院务部部长（正军职），授少将军衔。1992年11月离休。此文系鲁智《还没有消逝的记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见“宁河人域外抗战”《在冀中根据地的日子里》。